在许多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合同法要求一项承诺通常只有在获得某种给付或承诺作为交换时,才能作为非要式合同获得强制执行;这种交换条件称为对价。交换的内容可以是金钱、货物、服务、另一项承诺,也可以是不行使某项法律权利的决定。核心问题不在于交易在经济上是否公平,而在于法律是否认可存在支持该承诺的交换。承诺赠送朋友一笔钱,通常缺乏对价;承诺支付同样金额以换取特定工作,通常则具有对价。
对价原则形成于英格兰法,至今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美国以及许多受英国法律制度影响的其他司法管辖区仍占有重要地位。不过,这一原则在各地的具体适用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在合同变更和对承诺的信赖方面。对价并非合同义务成立的普遍要求:大多数大陆法系法律制度并不要求对价;即便在普通法系中,也存在受到认可的要式文书、成文法规则以及基于信赖的法律原则,使某些承诺即使不涉及通常意义上的交易交换,也能获得强制执行。
因此,对价必须与合意、订立合同的意图、法律行为能力及合法性相区分。具有对价的协议仍可能因其他原因而无法获得强制执行;反过来,缺乏对价也不一定意味着承诺所产生的一切法律救济均不复存在。
历史发展与交易理论的兴起
对价原则源于中世纪英国法律的诉讼程序体系,而非某一项立法规定。不同的诉讼形式保护不同类型的义务。契据之诉通常以盖印文书为依据,而债务之诉则可用于强制履行某些涉及确定金额或可明确识别的交易的义务。不属于这些类别的非要式承诺,在法律救济上面临困难。承诺之诉针对作出承诺后履行不当或不履行的情形,其适用范围逐步扩大,为违反承诺的行为提供了更广泛的救济途径。
16世纪,法院日益将对价视为通过承诺之诉强制履行承诺的理由。历史资料并未呈现出一种单一且始终不变的观念:利益、不利益、信赖和交换都推动了这一原则的发展。1602年判决的斯莱德案尤为重要,它确立了对于同样可以提起债务之诉的交易,也可提起承诺之诉。该案并未创立对价原则,但有助于巩固非要式合同现代法律制度赖以发展的程序框架。
19世纪,柯里诉米萨案(1875年)提出了一种影响深远的表述。判决将有价值的对价描述为一方获得的权利、权益、利润或利益,或者另一方所作的不作为、所承受的不利益或损失,或所承担的责任。此处的“不利益”是一个法律概念:它可以指承担义务或放弃某种自由,即使该交易同时也使承担义务者受益。因此,这一表述并不要求证明某人的整体财产状况有所恶化。
在美国,交换观或交易观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法学研究中尤为突出。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强调了承诺与对价之间的相互关系。美国法学会于1981年出版的《合同法重述(第二版)》在第71条中表达了这一思路:如果允诺人为换取其承诺而寻求某项履行或返还承诺,而受诺人又为换取该承诺而提供该项履行或返还承诺,那么该项履行或返还承诺就是经磋商交换而来的。《重述》具有重要影响力,但其本身并非成文法;其权威取决于法院的采纳和运用。
这些发展是法理学中有关合同义务基础之争论的核心。对价被理解为作出郑重承诺的证据、区分赠与与交易的界限,以及识别适宜由法律强制执行的交易的工具。这些解释彼此有所重叠,但没有一种能够充分解释所有规则,尤其是有关合同变更、债务以及在已经获得利益后才作出的承诺的处理规则。
磋商交换与对价的形式
对价既可以是承诺,也可以是履行行为。在双务合同中,双方的承诺通常互为对价:卖方承诺交付设备,买方承诺支付约定价款。合同的成立不以任何一方完成履行为前提。在单务合同中,按要求实施的行为构成承诺的对价,例如,要约人承诺向归还遗失物品的人支付报酬。开始实施而尚未完成所要求的行为会产生何种法律后果,取决于适用于该要约的规则。
所要求的履行行为不一定涉及财产转移,也不一定带来经济利益。在 Hamer v Sidway(1891年)一案中,纽约州上诉法院认定,一名青年应其叔父的要求不从事某些特定活动,足以构成叔父所作承诺的对价。关键在于他放弃了法律上的自由,而不在于能否证明叔父获得了经济利益。同样,同意对信息保密、在合法限制范围内不从事竞争,或推迟提出权利主张,都可以构成对价。
赠与所附的条件不一定构成对价。一个人表示愿意将外套赠给前来领取的人,可能只是在说明如何领取赠品,而不是以外套换取对方跑这一趟。相反,如果到场或出行本身就是作出承诺时所要求的交换条件,则可能构成对价。法院会考察所作承诺与所要求行为之间的客观关系。如果家庭安排或慈善捐赠承诺既包含慷慨赠与的意图,又包含对某种行动的期待,两者就可能难以区分。
英国法传统上认为,对价必须由受诺人提供,但不必由允诺人接受。因此,受诺人可以应允诺人的要求,向第三人付款或为第三人提供服务,以此提供对价。谁提供对价,与合同相对性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后者关注的是谁有权请求强制实现合同权利。《1999年合同(第三人权利)法》允许英格兰和威尔士符合条件的第三人在自身未提供对价的情况下,请求强制执行某些合同条款。
美国的磋商交换理论对交换的方向采取了更灵活的态度。《合同法重述(第二版)》第71条允许由受诺人以外的人作出履行行为或回报性承诺,也允许向允诺人以外的人作出这些行为或承诺。这并不意味着,与承诺有关的任何利益都足以构成对价。所要求的交换仍须存在。独立于承诺而自愿实施的行为,通常不会仅因允诺人对此表示欢迎或从中受益,就成为对价。
对价的充分性、相当性与司法估值的界限
传统规则要求对价在法律上充分,但不要求其在价值上相当,区分了法律上的认可与经济上的等值。充分性关注某项给付是否构成对价,相当性则关注其价值是否与作为交换的允诺相称。法院通常不会仅因一方做了一笔不划算的交易就拒绝强制执行合同。只要支付款项确实是真实交易的一部分,一笔数额不大的付款也可以构成某项允诺的对价,即便该允诺涉及的财产市价远高于付款金额。
在 Thomas v Thomas 案(1842年)中,一名寡妇承诺每年支付1英镑并负责房屋维修,这构成了她取得该房屋居住权的对价。亡夫希望她获得该房屋的遗愿说明了这一安排的缘由,但本身并不构成对价。在 Chappell & Co Ltd v Nestlé Co Ltd 案(1960年)中,巧克力包装纸构成了促销活动中所提供唱片的部分对价,尽管包装纸在收到后就被丢弃。重要的是包装纸在所要求的交换中发挥的作用,而非其转售价值。
这一原则并不意味着,只要在文书中载明对价,就能形成可强制执行的交易。美国法通常区分真正经磋商交换的小额付款与仅用于掩饰赠与的名义对价。《合同法第二次重述》第79条规定,在对价存在的情况下,不再另行要求价值相等,但其评注明确区分了真实交易与虚假交易。某些特定的要式交易和选择权合同可能适用特殊规则,因此,评估名义对价时,必须考虑所作承诺的类型及适用法域。
一项表面上具有相互性的允诺,如果让所谓的允诺人完全可以自由选择履行或不履行,也可能不构成有效对价。这种“虚幻允诺”不产生具有约束力的承诺。例如,买方承诺按自己届时想要的数量购买,包括完全不买,如果没有其他条件限制其自由裁量,就可能出现这一问题。相比之下,需求量合同和产量合同可以通过诚实信用、排他性约定以及具有商业实质意义的标准,设定真正的义务。《统一商法典》第2-306条明确规范了货物买卖中的此类安排。
不要求对价价值相当的规则,并不妨碍法院依据其他法理进行审查。即使存在对价,欺诈、胁迫、不当影响、违法性及显失公平仍可能损害协议的效力。价值悬殊可能成为适用这些法理的相关证据,但其本身并不能证明对价不存在。同样,消费者保护立法可以限制格式合同中的不公平条款。这些规制所针对的是缔约过程中的瑕疵、不被法律允许的条款或权力滥用,而非普遍要求合同交换具有相等的货币价值。
过去的行为、应请求提供的服务与道德义务
“过去的对价”这一惯用术语,是指在据称以该行为为对价的承诺作出之前,就已独立完成的行为。通常,这种行为根本不构成对价,因为它并非为换取后来的承诺而实施。例如,某人自愿修好了邻居的围栏,邻居随后承诺付款,先前的修缮工作本身并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交换约定。感激之情可以解释为何作出承诺,却不能提供合同上的对价。
Re McArdle(1951年)一案说明了这一规则。在该案中,房屋改善工程早已完工,之后才有人作出分担工程费用的书面承诺。该承诺没有对价支持。行为与承诺的先后顺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些工程并不是作为换取后来承诺的约定代价而实施的。这一规则也将合同请求与不当得利请求区分开来:后者有时会因一方获得利益而使其承担责任,而不以强制履行交换约定为基础。获得利益并不当然产生上述任何一种责任。
一项公认的例外情形是:服务最初系应承诺人的请求而提供,且当时的情形表明双方预期会支付报酬。在 Lampleigh v Brathwait(1615年)一案中,一方应请求办事,另一方随后承诺付款,这一判例为该例外奠定了历史基础。在 Pao On v Lau Yiu Long(1980年)一案中,枢密院列明了先前行为可以支持后来承诺的条件:该行为系应承诺人的请求而实施;双方理解该行为将获得金钱或其他利益作为报酬;而且,若事先承诺支付该报酬,该承诺本应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
与其将这一例外理解为认定一切过去给予的利益均足以构成对价,不如将其理解为承认先前已有的有偿安排。后来的承诺可以明确或确认,对此前已按商业方式请求完成的工作应支付何种报酬。但它通常不能把未经请求的慷慨之举转化为合同上的交换。对报酬的预期、最初的请求,以及拟议付款是否具有强制执行力,仍然是重要因素。
各法域对道德义务的处理并不相同。英国法通常不认为单纯的道德义务足以构成对价。美国法同样不接受“感激之情即可使承诺具有合同效力”这一普遍规则,但承认某些特定例外。《合同法重述(第二次)》第86条规定,对于因确认先前所获利益而作出的某些承诺,可以在防止不公所必需的范围内予以强制执行,但须受到有关赠与、承诺与所获利益不成比例等限制。各地对该条规则的接受程度不一。有关债务确认或破产免责后作出承诺的成文法及特别规则,涉及不同的问题,不能一概归结为普遍适用的道德义务例外。
既有义务与合同变更
承诺履行自己依法已经负有的义务,是对价理论面临的一项核心难题。依照传统的既有义务规则,一方如果只是重申现有的合同义务,就没有为额外报酬提供任何新的交换内容。该规则能够保护已经依赖对方履约、却遭到加价要求的一方。但在情况发生变化、修改约定对双方都有利时,它也可能阻碍正当的重新协商。
斯蒂尔克诉迈里克案(1809年)成为英国法中说明这一规则的代表性判例。部分船员擅自离船后,其余船员获得了加付工资的承诺,但法院认定这一额外承诺不可强制执行,因为留下的船员本就有义务应对航程中的通常紧急情况。相比之下,在哈特利诉庞森比案(1857年)中,擅自离船的船员人数过多,继续航行已超出其余船员原有义务的范围。因此,他们承担的额外义务可以构成加付报酬承诺的对价。两者的界限取决于既有义务的范围,而不只是履约是否变得更加困难。
在威廉斯诉罗菲兄弟及尼科尔斯(承包商)有限公司案(1991年)中,英国上诉法院认可:即使承包商本已负有完工义务,其履约带来的实际利益仍可构成额外付款承诺的对价。总承包商由此提高了工程按时完工的可能性,并避免了另找工人所带来的种种困难,因而获得了利益。该判决以不存在经济胁迫或欺诈为前提。它并未确立“任何对既有义务的重新确认均构成对价”的规则,也没有废除适用于债务部分清偿的独立规则。
对于合同之外的义务,需要另作分析。履行既有的公共义务,通常不能为额外承诺提供对价,除非履行者承担了超出该义务范围的事项。格拉斯布鲁克兄弟有限公司诉格拉摩根郡议会案(1925年)涉及的警察保护,超出了警方认为履行公共职责所必需的程度。不过,对第三人负有的合同义务,可以构成另一人所作承诺的对价。包括斯科特森诉佩格案(1861年)和包安案在内的英国判例认可:即使另一方已经有权要求履行,新承诺人仍可以该履行作为交换条件。
美国的规则在保留传统理论的同时,也设有重要例外。《合同法重述(第二次)》第89条认可,为应对未预料到的情况而作出的某些公平合理的合同变更可以获得强制执行,并规定了其他可予强制执行的依据。对于属于《统一商法典》第2编适用范围的合同,第2-209条规定,变更买卖合同的协议无须对价即可具有约束力。诚信要求、适用的书面形式要求,以及有关限制合同变更条款的规则,仍然适用。因此,取消对价要求,并不意味着每一次试图变更合同的行为都会生效。
债务和解、争议和解与权利行使的暂缓
英国法的传统规则是:对于无争议的到期债务,仅偿还部分款项,本身不足以构成债权人承诺免除剩余债务的对价。债务人所履行的,只是其既有义务的一部分。这一规则源于 Pinnel 案(1602年),后经上议院在 Foakes 诉 Beer 案(1884年)中重申。在后一个案件中,双方虽就判决确定的债务如何偿还达成协议,但由于债权人放弃利息的承诺缺乏对价,该协议并不妨碍其追索利息。
不同的履行方式可能改变这一判断。应债权人要求在到期日前付款、以交付货物代替支付金钱,或其他在法律上足以构成对价的变更,均可能支持债务的免除。此类传统区分从经济角度看可能显得拘泥形式:价值不高的替代物或许足以支持债务和解,而数额可观的现金部分清偿却未必可以。其法理解释在于,债权人获得了不同于原定履行内容的利益,而法院通常不衡量替代对价是否相当。
在英国法中,债务规则与实际利益原则之间的关系仍受到限制。在 Re Selectmove Ltd 案(1995年)中,上诉法院拒绝将 Williams 诉 Roffey 案的原则扩展适用于债务的部分清偿,因为这种适用会与 Foakes 诉 Beer 案相冲突。在 Rock Advertising Ltd 诉 MWB Business Exchange Centres Ltd 案(2018年)中,英国最高法院依据合同中关于变更须采用书面形式的要求解决了争议,并未裁定实际利益是否构成修改付款安排的对价。因此,该判决并未废除传统的债务规则。
就确实存在争议的请求权达成和解,与部分清偿已承认的债务有所不同。放弃或暂缓行使请求权,本身就可能构成对价,即使最终诉讼结果会表明该请求不能成立。否则,在基础争议得到裁决之前,和解的效力便始终无法确定。相关判断标准涉及真实信念、不确定性以及请求的诚信性等因素,具体标准因司法管辖区而异。《合同法第二次重述》第74条认可,在请求权是否有效确有疑问,或者放弃请求权的一方相信该请求权有合理可能被认定有效时,放弃该项无效请求权可以构成对价。
美国法通常通过和解与清偿制度来说明替代履行及其完成。和解是指同意接受不同的履行以了结债务的协议;清偿则是该协议的实际履行。有关争议债务、支付票据以及所谓“全额清偿”的规则并不统一。《统一商法典》第3-311条为某些作为请求权全额清偿而交付的票据规定了专门的制度框架。适用这些规则时,需要考察是否存在争议、是否出于善意、有关当事人是否知情以及是否存在法定例外,而不能简单地认为,接受较少的付款就一定会免除剩余债务。
正式文书、信赖与未经交换的承诺之执行
在英国法中,并非所有可强制执行的承诺都需要对价。有效的契据可以通过形式要求而非交换,使无偿承诺具有约束力。个人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签立契据时,须遵守《1989年财产法(杂项规定)法》:文书表面必须明确表明其拟作为契据,须经有效签立,并须作为契据交付。签立通常要求签署人在见证人面前签名,并由见证人见证。交付所关涉的是受约束的意图,而不一定是实际移交文书。
契据说明了为什么不能仅将对价等同于郑重其事或证据充分。一份非要式的书面承诺即使条款清楚、意思真诚,仍可能欠缺对价;而依法签立的契据即使不存在交换,也可能具有约束力。形式要求也会影响救济:能否获得实际履行,仍须遵循衡平法原则;具有约束力的无偿承诺,也不一定能获得交换交易中可用的所有救济。
以信赖为基础的法律原则提供了另一条路径。在英格兰,允诺禁反言原则通过1947年的“中央伦敦地产信托有限公司诉高树大厦有限公司案”获得了重要发展。该案涉及房东在战时条件下接受减收租金的承诺。当一项承诺已引发信赖,而承诺人此后坚持严格行使权利有违衡平时,这一原则可以限制其如此行事。传统上,该原则被视为“盾牌”而非“利剑”:1951年的“库姆诉库姆案”否定了在欠缺对价时,将其作为独立创设诉因的手段。
美国的允诺禁反言具有更广泛的作用,可以作为主动请求救济的依据。《合同法重述(第二次)》第90条所针对的承诺,须是承诺人应当合理预期会引发某种行为或不作为、事实上也确已引发该行为或不作为,且只有强制执行该承诺才能避免不公的承诺。救济范围可以根据公正的需要加以限制。1965年的“霍夫曼诉红猫头鹰商店公司案”说明,即使双方尚未订立预期中的最终合同,谈判过程中的信赖也可能具有重要意义。各州法律对其构成要件及救济规定不一,而且信赖并不自动使当事人有权获得合同预期的全部利益。
澳大利亚的衡平法禁反言同样超出了英国传统上仅将其视为狭义“盾牌”的范围。在1988年的“沃尔顿商店(州际)有限公司诉马赫案”中,当事人围绕一项预期的租赁交易产生了信赖,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因此给予救济。该案关注的是,背离由自身行为所诱发的假定是否有违良知,而不是确认一项已有对价支持、业已达成的交换协议。在这些不同路径中,衡平法和信赖原则与对价制度并存,而非简单宣告对价在任何情况下都无必要。
比较法与国际商事交易
对价是普通法合同理论的特有制度,并非私法的普遍特征。许多大陆法系通过合意、受法律约束的意图、法定形式、合法性以及特定交易的相关规则,区分可强制执行的协议与不具约束力的安排。只要满足相关要求,无偿承诺也可获得强制执行。因此,不要求对价,并不意味着一切慷慨表示都会产生法律约束力,也不意味着赠与承诺与商业交换适用相同的规则。
一些法域在历史上曾采用被译为“原因”的概念,但原因与对价并不等同。法国债法传统上在判断合同效力时采用“原因”(cause)概念。2016年的改革不再将原因明列为《民法典》中的一般要件,但保留了处理以往与原因相关问题的规则。相比之下,德国法通过形式要求及其他规定规制赠与承诺,而非采用一般性的对价制度;根据其成文法规则,履行赠与可以补正相关的形式瑕疵。
即使在不列颠群岛内部,情况也有所不同。苏格兰法不采用英格兰法的对价制度,并承认具有约束力的单方承诺,但某些情况下须满足书面形式要求。因此,将对价说成整个英国境内所有合同的必备要件并不准确。对于混合法系以及受多种法律传统影响的法域,同样需要分别考察,而不能仅凭其与英格兰法的历史联系加以归类。
国际商事法律文书往往不要求对价。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3.1.2条规定,合同仅凭当事人的合意即可订立、变更或终止,无须满足其他要求。《通则》并非自动具有约束力的国内立法;其作用取决于当事人是否将其纳入合同、适用的法律规则,或法院及仲裁庭是否援用。其立场体现了这样一种观点:商业协议无须另行接受议价交换要件的检验。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29条规定,合同仅凭当事人的合意即可变更或终止。该条还就要求以书面形式变更合同的条款,以及对当事人行为的信赖作出规定。第4条原则上将合同效力问题排除在《公约》的适用范围之外,因此,不应将《公约》的这一处理方式泛化为适用于一切效力问题的无条件结论。在跨境争议中,国际私法、《公约》是否适用以及所适用的国内法,共同决定以欠缺对价为由提出的异议是否与案件有关。因此,同样一项非正式的合同变更,可能因交易及其适用法律框架的不同,而面临不同的法律要求。
功能、批评与改革建议
从功能角度支持对价制度的主要理由在于,它界定了一类可识别的、具有强制执行力的交易:相互作出的允诺,而非所有承诺。交换可以表明当事人经过慎重考虑,将合同承诺与日常社交中的慷慨行为区分开来,并为法律介入提供便于实际运用的依据。对价要求还将强制履行所承诺的给付,与保护信赖或返还不当得利的救济区分开来。这些区分有助于构建法律体系,尽管其界限并不总是符合经济或道德上的直觉。
批评者认为,对价制度在发挥这些功能时并不一致。经真实磋商交换的象征性对价,可能足以支持一项价值极高的承诺;而一项郑重作出、使人产生重大期待的无偿承诺,却可能无法强制执行,除非另有法律原则适用。有关既存义务的规则,可能将最初的协议与对该协议作出的合理调整区别对待,尽管两者都有同样充分的合意证据。债务和解规则尤其受到批评,因为即使依照传统理论不存在新的对价,可靠地获得部分清偿在商业上的实际价值仍可能十分明显。
另一项争论涉及对价与胁迫之间的关系。既存义务规则能够阻止借机索取额外付款的行为,但其方式是间接审查是否提供了新的给付。经济胁迫规则则更直接地考察,表面上的协议是否由不正当压力促成。反过来,即使合同变更包含新的对价,也仍可能是在胁迫下作出的。因此,这两项原则处理的是不同问题,尽管在以不履行为威胁的案件中,两者的适用可能重叠。
1937年,英国法律修订委员会在《第六次临时报告》中建议大幅修改对价法,包括扩大对某些承诺的承认范围,以及改革有关既存义务的规则。这些建议并未通过立法成为全面取代对价原则的新制度。此后的变革主要通过个别司法判决和立法逐步实现。法律对实际利益、第三方权利和要式文书的处理,体现的是这种渐进、零散的发展,而非一次性摆脱对价要求的转变。
现代法律实务往往通过交易安排来适应对价原则:当事人设定真实的相互义务,在法律允许时使用契据,并对合同变更作出审慎、详尽的书面记录。然而,文书起草无法消除权限、订立合同的意图、法定形式或胁迫等独立问题。因此,涉及对价的诉讼往往取决于如何认定交易的性质——实际要求了什么、原先已存在哪些义务、是否以另一项给付替代原定给付,以及信赖是否构成独立的救济依据。司法上的法律先例和各司法管辖区的具体立法仍具有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在看似相似的商业安排因这些法律原则上的区分而得到相反处理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