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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法律 / equity-law

衡平法

衡平法是由衡平法院发展而成的一套原则、权利与救济制度,用以补充和修正普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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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平法是在英格兰通过大法官及衡平法院的司法管辖权发展起来的一套法律体系,与一般法院适用的普通法并行。衡平法的兴起,部分是为了回应这些法院在诉讼程序上的限制以及救济手段的不足,但后来逐渐发展为一套独立的原则体系,规范财产、义务和司法救济。其代表性制度包括信托、受信义务、禁令和强制履行。在这一法律专业意义上,衡平法并不只是指公平、平等,也不意味着法官可以不受限制地行使权力,以实现其认为理想的结果。

衡平法对整个普通法世界产生了持久影响。尽管如今大多数司法管辖区已由同一法院体系兼行普通法与衡平法,两者的区别仍然影响着财产的归属、受托处理他人事务者的义务、针对不法行为可获得的救济,以及第三人的权利。衡平法的发展体现了法律制度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在不牺牲可预见性和同等对待的前提下,纠正一般规则的僵化,或防止有人利用这些规则投机取巧。

性质及其与普通法的关系

“衡平”一词既有广义的哲学含义,也有较狭义的制度含义。从广义上说,衡平是指针对一般规则在制定时未能充分涵盖的具体情形,对规则的适用作出调整。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五卷中讨论了衡平,认为当规则的一般性导致不适当的结果时,衡平就是对法律正义的矫正。英国衡平法也关注这一问题,但它并非仅仅是这一哲学理念的应用。它是一套在历史上有明确脉络的法律学说,由特定法院发展形成,并通过法律先例传承。

“普通法”这一表述本身也有歧义。它既可以指源自英国、包括衡平法在内的整个法律传统,也可以指历史上由普通法法院适用、与衡平法院所适用的规则相区别的规则。因此,普通法系的法律制度通常同时包含普通法规则与衡平法规则。衡平法也不同于大陆法系的法律传统,不过,大陆法系也有处理类似问题的法律学说,包括权利滥用、诚实信用和不当得利。

衡平管辖权传统上分为专属管辖权、并行管辖权和辅助管辖权。专属管辖权涉及历史上依赖衡平法而存在的权利,尤其是信托受益人的权利。并行管辖权涉及衡平法与普通法处理同一基础争议、但提供不同救济的情形:例如,一项合同义务既可能成为请求损害赔偿的依据,也可能成为请求法院命令实际履行的依据。辅助管辖权在历史上为普通法诉讼提供协助,尤其体现在文件披露和证据保全方面。这些分类在理解历史时仍有用处,但现代程序规则已降低了其实际重要性。

衡平法通常是对普通法上的权利加以补充,而不是将其废除。一份合同在普通法上可能有效,但针对其强制执行,仍可能存在衡平法上的抗辩。一人可能持有财产的法定所有权,同时又负有衡平法上的义务,须为他人管理该财产。反过来,衡平法通常并不授权法院仅因适用某项明确的成文法似乎过于严苛,就不予适用。立法规则可以修改或取代衡平法上的学说,而衡平法上的权力也必须在相关法院的管辖权范围内行使。

因此,衡平法裁判并非个人善意的施展。法院须考虑既有的法律类别、相关学说的目的、当事人的行为,以及对第三人的影响。有些衡平法救济涉及裁量,但这种裁量属于司法裁量:法院必须说明理由,须重视类似案件,错误也可以通过上诉得到纠正。有原则的裁量与不受约束的公平判断之间的区别,是衡平法在法治中确立其地位的根本所在。

中世纪起源与衡平法院的兴起

诺曼征服之后,英国王室司法通过令状制度逐步发展起来,每种令状授权采用特定的诉讼形式。到十三世纪,能否在王室法院获得救济,往往取决于诉求能否纳入某种既定的程序形式。普通法法院发展出了精密的法理,但其程序仍可能使请求救济者无法获得有效救济。问题包括某些令状适用范围有限、取证困难,以及金钱赔偿不足以弥补某些损害等。

认为常规司法未能为自己伸张正义的人,会向国王及御前会议呈递请愿书。请愿理由可能包括贫困、受到有权势的对手恐吓、遭遇欺诈,或现有诉讼途径无法妥善处理的其他情形。这些请愿书越来越多地被转交给大法官处理。大法官主管王室文书机构,并承担与国玺有关的行政职责。到十四世纪后期及十五世纪,大法官的司法工作已相当稳固,形成了一种明确可辨的司法管辖权。

早期的大法官往往是教士。他们对良心的重视,体现了中世纪更广泛的法律与宗教文化,其中也包括教会法的某些因素,但不能因此将衡平法等同于教会教义。衡平法的程序与救济方式,同样源于王室行政和诉讼中的实际问题。被告可以通过传唤令被传至庭,并被要求对指控作出答辩;在历史上,这种答辩须经宣誓。对于难以通过普通法的诉答与举证形式查明的事项,衡平法院能够展开调查。

其中一个尤为重要的领域涉及中世纪的“用益安排”(use)。土地可以转让给一人,由其为另一人的利益而持有。然而,持有法律上所有权的人随后可能拒绝履行这一安排。普通法规则通常将所有权持有人视为土地所有人,而衡平法院则可以强制其履行所承担的义务。这类安排用途多样,包括家族财产安排,以及土地所有人不在期间的土地管理。它们成为后来信托法的重要基础,尽管中世纪的用益安排与现代信托并非完全相同的制度。

衡平法院独特的运作方式,是直接对人发出命令。当执行普通法判决会涉及欺诈,或存在其他公认的衡平法介入事由时,衡平法院并不正式宣告该判决无效,而是可以命令诉讼当事人不得执行该判决。违令者可能因藐视法庭而受到强制性制裁。这种“对人”(in personam)的方式,使衡平法院得以与普通法院并行运作,但也引发了司法机构之间的权限冲突。随着衡平法介入范围的扩大,人们开始质疑:大法官究竟是在纠正法律权利的滥用,还是在不当地阻碍法律的实施。

司法机构整合与司法制度改革

衡平法院与普通法法院之间的冲突,在十七世纪初尤为突出。1615年围绕“牛津伯爵案”发生的争议,涉及通过衡平法禁令,禁止当事人援引依普通法取得的判决。这场更广泛的机构之争发生在大法官埃尔斯米尔勋爵与首席大法官爱德华·科克爵士之间。1616年,詹姆斯一世支持衡平法院在适当案件中介入的权力。由此确立的原则是:当普通法规则与衡平法规则确实发生冲突时,衡平法优先。

这种优先地位并不意味着,大法官可以凭借自己的正义观取代任何普通法规则。在十七和十八世纪,衡平法日益以汇编公布的判例和既定的案件类型为基础,形成系统。1675年至1682年担任大法官的诺丁汉勋爵推动了衡平法学说的体系化;此后的法官,包括哈德威克勋爵和埃尔登勋爵,也为这些学说的巩固作出了贡献。约翰·塞尔登曾将衡平法比作长短因人而异的大法官之足,这一著名比喻道出了个人自由裁量的危险;稳定判例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对这种担忧的回应。

然而,普通法与衡平法分别施行,仍然造成了实际困难。当事人可能需要在不止一个法院提起诉讼,才能获得完整的救济。衡平法问题可能阻碍普通法诉讼的进行,而衡平法院又可能要求先由其他法院解决普通法问题。衡平法院本身也逐渐成为诉讼费用高昂、程序旷日持久的代名词。查尔斯·狄更斯于1852至1853年连载的小说《荒凉山庄》,借虚构的“贾恩迪斯诉贾恩迪斯案”描绘了此类诉讼的破坏性后果,不过,文学描写不应被视为对法院实际运作的全面记述。

改革通过多项措施逐步推进。《1854年普通法诉讼程序法》扩大了普通法法院承认衡平法抗辩并给予某些救济的权限。《1858年衡平法院修正法》,通常称为《凯恩斯勋爵法》,授权衡平法院在颁发禁令或判令实际履行之外,另行判给损害赔偿,或以损害赔偿取代这些救济。随后,1873年和1875年的《最高司法法院法》重组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高级法院,并规定由同一法院兼行普通法与衡平法。

这些改革自1875年起实施,主要实现了司法运作的统一。请求人不再需要为了获得普通法救济和衡平法救济,而在两个完全独立的法院体系之间作出选择。相关立法保留了发生冲突时衡平法规则优先的原则,如今这一原则载于《1981年高级法院法》第49条。程序上的统一是否也足以支持实体法学说的进一步融合,至今仍有争议。现代法院能够同时适用这两个法律体系,但普通法与衡平法在权利、救济和抗辩方面的差异,并未就此消失。

信托、衡平法所有权与财产权利的优先顺位

信托是衡平法中影响最深远的制度。在通常的信托安排中,受托人持有财产的普通法所有权,并须为受益人的利益或为法律认可的目的管理该财产。受益人就信托财产及受托人的履职享有衡平法上的权利。这种分离使财产得以由一人管理,而其利益归另一人享有,从而支持了从家族财产安排到养老基金、投资架构及慈善基金会等多种安排。

明示私人信托通常要求设立信托的意图、信托标的及受益人具有足够的确定性。信托的设立还须符合有关形式要件以及所有权转移或宣告的适用规则。衡平法通常不会仅因赠与人有慷慨赠与的意图,就将尚未完成的赠与转化为已有效设立的信托。归复信托与推定信托则依据不同的原则产生。未能处分全部受益权益时,可能产生归复信托;推定信托则在法律规定的情形下产生,但其类别及理论依据因法域而异。

受益所有权的财产权属性具有重要后果。如果受托人陷入无力偿债的境地,确实以信托方式持有的资产通常不得作为受托人自有财产分配给无担保债权人。受益人也可能向某些接收财产的第三人主张权利。这些后果说明,宣告信托成立并不只是给予赔偿的一种方式:在资产不足以满足全部请求时,它可能决定谁享有优先权。

不过,衡平法也保护某些财产取得人。依照传统的“不知情善意有偿购买人”原则,以对价取得普通法权益、出于善意且不知悉在先衡平法权益的人,可以取得不受该在先权益约束的权益。在历史上,知悉既包括实际知情,也包括在适当情形下,因代理人的知情或因本应作出的查询而被归责于本人的知情。现代土地登记立法大幅改变了这些规则的运作方式,因此不能仅凭传统原则确定优先顺位。

追踪使请求人能够在财产被擅自转移或交换后,识别该财产或其替代物。如果受托人使用信托资金购买另一项资产,受益人可能有权就该替代资产主张权利。追踪是一种识别过程,本身并非救济,也不能据此认定每一名接收财产的人都须承担个人责任。资金混同、财产耗散、相互竞争的所有权主张以及受法律保护的购买人,都会使分析更加复杂。

衡平法上的财产权利也存在于一般明示信托之外。衡平法留置权可以使特定财产成为金钱请求权的担保,而代位权则可能使请求人就既有担保或权利取代他人的地位。能否适用这些制度,取决于是否具备特定的法理依据。由于物权性救济会影响可能完全未参与最初不法行为的债权人和购买人,法院会审慎区分个人承担的付款义务与可针对特定资产行使的权利。

信义义务与受托权力的约束

信义义务是一种忠实义务,产生于某人承诺在特定领域为他人行事,或被法律认定负有此种责任的情形。受托人是最典型的例子,但涉及公司董事、代理人、合伙人和专业顾问的关系也可能产生信义义务。该义务的内容和范围取决于双方的关系以及所承担的职能。并非所有涉及信赖、地位不平等或一方处于弱势的关系都属于信义关系。

信义义务的两项典型规则禁止未经授权的利益冲突和获利。禁止利益冲突规则要求信义义务人不得使个人利益或对他人承担的义务,与其对受益人或本人承担的义务相冲突。禁止获利规则则不允许信义义务人在未经适当授权的情况下,保留利用信义地位取得的利益。这些义务尤其着眼于利益诱惑和忠诚分裂的风险,而不只是某项交易是否造成了可量化的经济损失。

在 Keech v Sandford(1726年)一案中,出租人拒绝为受益人续租后,受托人自行取得了续租租约,但法院不允许其为个人利益保留该租约。本案成为说明信义忠实义务之严格性的经典判例。在 Boardman v Phipps(1967年)一案中,当事人利用与信托有关的机会和信息获利,因此负有交代并返还利润的责任,尽管其行为也使信托受益。法院可以考虑就其付出的劳动和技能给予酬偿,但这并不消除其交代并返还利润的基本义务。

信义义务并不等同于注意义务。受托人或董事可能因疏忽而未能妥善完成某项任务,却未必违反忠实义务;反过来,一项有利可图的交易也可能因存在未披露的利益冲突而违反信义义务。现代公司立法可能将部分源自衡平法的义务成文化或加以修改。在英国,《2006年公司法》将董事的一般义务置于成文法基础之上,同时在解释这些义务时,仍与此前的普通法及衡平法原则保持联系。

因此,授权至关重要。一项原本会违反信义忠实义务的交易,如果获得适当个人或机构在充分知情基础上的同意,就可能被允许,但仍须遵守适用法律,并尊重他人的权利。同意是否有效,取决于信息披露、授权权限以及取得批准时的具体情形。仅仅大致知道信义义务人另有外部利益,并不一定意味着同意某项具体的利益冲突。

救济可以包括交代并返还利润、赔偿、撤销交易以及财产性救济。在 FHR European Ventures LLP v Cedar Capital Partners LLC(2014年)一案中,英国最高法院裁定,代理人收取的贿赂或秘密佣金,应以推定信托的形式为本人持有。将其认定为财产性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可以为财产追踪提供依据,并影响破产程序中的受偿顺位。第三方因不诚实协助或明知而收受所承担的责任,涉及另外的问题,并不因信义义务人自身违约而自动产生。

禁令、实际履行与金钱救济

衡平法与若干独特的法律救济形式密切相关。禁令命令某人不得实施某种行为,或必须采取特定行动。禁止性禁令可以制止滥用保密信息;强制性禁令则可以要求移除违法设置的障碍物。与通常判给的损害赔偿不同,禁令直接规制行为,违反禁令可能受到藐视法庭的处罚。

损害赔偿必须不足以提供充分救济这一传统要求,在许多情形下仍然十分重要,但其适用方式会因所主张的权利、禁令类型及司法管辖区而异。原告不能仅凭证明某项命令会带来便利,就确立获得该项救济的资格。法院会考虑义务是否明确、命令在实践中是否可执行、是否存在迟延、可能造成的苛重负担、对第三方的影响,以及相关的成文法框架。强制性救济以及需要长期、大量持续监督的命令,可能尤其难以实施。

临时禁令在争议得到最终裁决之前保护有关利益。在英格兰,美国氰胺公司诉伊西康有限公司案(1975年)确立了一套影响深远的审查方法:先考察是否存在有待审理的实质性争议,再考虑损害赔偿是否足够,以及双方的便利衡量。此类程序通常并不对案件实体问题作出终局认定。原告通常须作出损害赔偿交叉承诺;如果临时限制措施事后被证明缺乏正当依据,原告可能据此向被告作出赔偿。冻结令和搜查令是附有额外保障措施的专门措施;两者都不应被视为对所有权或责任的最终认定。

实际履行要求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而不是因违约支付赔偿。实际履行在土地买卖合同中历来十分重要,因为金钱替代物未必能够充分替代合同所承诺的财产。对于独一无二的货物,或其他损害赔偿不足以提供充分救济的情形,也可能适用实际履行。法院通常不愿强制执行人身服务义务,也不愿要求对商业活动进行无期限的监督。在合作保险协会有限公司诉阿盖尔商店(控股)有限公司案(1998年)中,英国上议院拒绝依据一项持续营业条款,强令一家超市继续营业。

衡平法也提供金钱救济。交出利润着眼于通过不法行为取得的收益,而衡平法补偿通常针对违反衡平法义务所造成的损失。两者的计算标准不能互换。在AIB集团(英国)股份有限公司诉马克·雷德勒律师事务所案(2014年)中,英国最高法院强调了衡平法补偿、义务的目的与可归因于违反该义务的损失之间的关系。

一些法院还依法享有以损害赔偿代替禁令或实际履行的权力。在金钱救济与强制性救济之间作出选择,可能需要对如何在实际中实现公正作出艰难判断,但这并非简单比较哪一方更能承受相应结果。所保护权利的性质、立法政策、比例原则,以及强制履行或不予强制履行的后果,都会影响最终结果。

交易、信赖与对意思表示自由的保护

当法律权利的行使会利用意思表示的瑕疵、影响力的滥用或某些形式的信赖时,衡平法历来会予以干预。这些规则与合同法密切相关,但并不赋予法院修改不利交易的一般性权限。必须区分交易的效力、可执行性及其救济后果。有些衡平法规则使协议成为可撤销的协议;另一些则限制权利的主张,而不撤销协议本身。

不当影响规则针对的是因不当利用关系中产生的影响力而受到影响的交易。不当影响既可以根据具体情形直接证明,也可以采用一种举证路径,通过证明存在影响力关系,以及交易本身有待合理解释来认定。在 Royal Bank of Scotland plc v Etridge (No 2)(苏格兰皇家银行诉埃特里奇案〔第2号〕,2001年)中,英国上议院阐明了不当影响的适用原则,以及在一人的债务由另一人提供担保时,接受担保的贷款人的法律地位。该判决还讨论了贷款人在何种情形下负有进一步查证的义务,以及独立法律意见的作用。

合同撤销使可撤销的交易失去效力,并通过相关措施,使当事人实质上恢复到交易前的状态。撤销事由可以包括虚假陈述、不当影响以及其他受到法律认可的瑕疵。撤销不同于因违约而解除合同:后者通常免除未来的履行义务,但保留已经产生的请求权。追认、造成不利后果的迟延、第三人权利的介入,或恢复原状方面的困难,都可能阻却衡平法上的撤销,不过具体规则因法律体系而异。

显失公平交易规则在某些法域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例如,澳大利亚法认可,在一方利用另一方的特殊弱势,致使交易显失公平时,衡平法可以介入。Commercial Bank of Australia Ltd v Amadio(澳大利亚商业银行诉阿马迪奥案,1983年)是这方面的代表性判例。这一规则的适用范围比一般性审查条款是否苛刻更窄,而且必须与成文法对显失公平行为和不公平合同条款的禁止性规定相区分。

衡平法上的禁止反言限制当事人在他人已信赖某项保证或假定的情况下,作出某些背离该保证或假定的行为。英国的允诺禁止反言规则与 Central London Property Trust Ltd v High Trees House Ltd(伦敦中央地产信托公司诉高树大厦公司案,1947年)密切相关,该案涉及一项战时同意减收租金的安排。这一规则通常用作抗辩,一般不能取代创设新的合同诉因所需的对价。其他普通法法域,尤其是澳大利亚,已经发展出适用范围更广的规则。

财产权禁止反言涉及有关财产权利的保证、对保证的信赖以及由此遭受的不利,并结合背离保证是否有违良知来加以评判。家庭农场及非正式的遗产继承承诺引发了多起重要诉讼。在 Guest v Guest(格斯特诉格斯特案,2022年)中,英国最高法院审查了承诺给予的利益、所受不利,以及为纠正有违良知的情形所需救济之间的关系。这类案件表明,认定衡平法上的权益与确定适当的救济,是相互关联但彼此独立的两个阶段。

衡平法格言、抗辩与衡平救济的限制

衡平法格言将反复出现的理念凝练为易于记忆的命题,例如:“衡平法遵循法律”“寻求衡平救济者须行事公平”“诉诸衡平法者须双手清白”,以及“迟延使衡平权利失效”。这些格言并非一部法典,不能仅凭其中的措辞就独立解决争议。其含义取决于所适用的法理、所请求的救济以及判例的发展。脱离这些背景,不同格言可能指向不同的结论。

“衡平法遵循法律”体现了对既定法律权利和立法要求的尊重。衡平法的介入必须具有公认的依据,不能仅仅出于对某项规则所产生后果的不满。同样,“衡平法不帮助无偿受益人”这一格言表明,未付出对价者无法获得某些救济,也不能借助某些方式使交易在法律上完备。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依法有效设立的无偿信托下,受益人不享有可强制执行的权利。

清白之手原则所针对的,是与所请求的衡平救济具有充分关联的不当行为,而不是对请求人道德品格的一般审查。请求人与案件无关的过错,通常不足以成为拒绝救济的理由;相关关联必须依照适用法律予以确立。“行事公平”的要求可能意味着,请求撤销交易的人必须返还已取得的利益,或满足适当的条件。这些原则可以防止衡平救济沦为一种只谋取利益、却不承担相应义务的工具。

懈怠原则针对的是因迟延主张衡平法上的请求而使他人遭受不利的情形。仅有时间流逝并不总是足够:请求人的知情情况、采取行动的机会、被告处境的变化,以及给予救济在实际中可能造成的不公,都可能具有重要意义。懈怠原则不同于法定诉讼时效,后者通常设定由立法明确规定的起诉期限。二者如何相互作用,因司法管辖区和诉因而异。在美国,佩特雷拉诉米高梅公司案(2014年)判定,懈怠原则不能阻却在联邦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内提出的著作权损害赔偿请求,但同时承认,迟延可以作为衡量是否给予衡平救济的因素。

过度负担和履行不能也可能限制救济。即使请求人仍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如果强制履行会造成不成比例的过度负担,法院也可能拒绝作出强制履行令。禁令的范围也可以受到严格限定,以避免对第三人造成不必要的损害。这些限制未必否定基础实体权利,而可能只是决定该权利以何种方式得到实现。

衡平法也尊重裁判的终局性和制度界限。它不会当然地重启已经终结的诉讼、绕过法定程序,或排除对善意买受人的保护。法定豁免、破产规则、登记制度以及公法要求,都可能制约衡平法的介入。这些限制的持久意义在于:衡平法上的裁量权是在一个法律秩序之内行使的,而这一秩序所容纳的利益,并不限于当前请求人与被告双方的利益。

在各普通法法域的发展

随着殖民地法律体系接纳英国法,衡平法也随之传播,此后在不同的宪法、成文法和司法制度下各自发展。尽管历史渊源相同,现代英国的衡平法学说并不能直接代表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或美国的法律。有关救济、信义义务、推定信托和禁止反言的规则已出现显著分化。各地接纳英国法的时间及当地立法,也影响了哪些历史上的英国法规则在当地最初适用。

在美国,联邦法院最初分别行使普通法管辖权和衡平法管辖权。1938年生效的《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在联邦地区法院确立了统一的民事诉讼形式。程序上的合并并未消除所有实体法上的区别。《宪法第七修正案》保留了普通法诉讼中由陪审团审理民事案件的权利,而请求和救济在历史上属于普通法还是衡平法,在判断是否享有这一权利时仍然十分重要。一些州仍保留独立的衡平法院或衡平法审判庭;特拉华州衡平法院在公司及信义义务诉讼领域尤为突出。

美国联邦法院的衡平法权力也受到法定授权以及对可用救济的历史理解的限制。在 eBay公司诉MercExchange有限责任公司案(2006年)中,美国最高法院否定了在认定专利侵权后自动倾向于颁发永久禁令的规则,要求适用传统的四要素检验。在 Grupo Mexicano de Desarrollo股份公司诉Alliance Bond Fund公司案(1999年)中,最高法院针对一宗仅请求金钱赔偿的特定诉讼,限制了判决前资产冻结禁令的适用。这些判决说明,衡平法管辖权并不意味着法院拥有无限权力,可以保全任何日后可能用于履行判决的资产。

澳大利亚法院始终强调,即使普通法与衡平法已由法院统一适用,仍有必要区分法理上不同的责任依据。英国的 United Scientific Holdings有限公司诉伯恩利自治市议会案(1978年)被视为体现了普通法与衡平法相融合的观点;相比之下,澳大利亚的学术评论和司法判决则经常警告,应避免陷入“融合谬误”,即认为程序上的合并本身就足以授权创设新的实体权利。与此同时,澳大利亚的衡平法禁止反言和不合良知交易规则也形成了自身的特色。

加拿大法律在传统私人信托以外的诸多情境中,广泛运用了信义义务和推定信托。在 Soulos诉Korkontzilas案(1997年)等判决中,法院探讨了即使未能证明请求人遭受相应经济损失,是否仍可就违反衡平法义务的行为给予推定信托救济。加拿大的信义义务学说在涉及王室与原住民族的诉讼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这些关系还受到宪法、成文法和历史因素的影响。

在印度,重要的衡平法理念通过立法发挥作用,包括《1882年印度信托法》和《1963年特定救济法》。2018年对后者的修订改变了强制履行制度的框架,弱化了以往侧重由法院酌情拒绝此项救济的做法,但仍须遵守法定条件和例外。这种成文化表明,沿袭下来的衡平法规则可以得到保留,同时其运作方式也可能因立法政策而发生重大变化。

法理整合与当代问题

一个核心理论问题是:衡平法应当继续保持为一套独立的法律学说,还是应当更全面地融入私法的其他领域。反对严格区分的学者认为,对于历史上形成的不同救济,应当根据各自的目的进行比较,而不应以制度归属为由使其免于审视。主张保持学说独立性的学者则强调,衡平法义务往往以不同于一般合同义务和侵权法义务的方式,规制受托权力、可特定化的财产或利益冲突。

因此,关于“融合”的争论,远不只是选择分设法院还是统一法院。在多数相关法域,司法管理早已实现统一。更棘手的问题在于:针对普通法请求发展出来的抗辩,是否应当适用于衡平法请求;不同救济是否应当适用共同的因果关系规则;以及一个法律分支的学说能否正当地为另一个分支提供指引。在考察某项原则的理据后借鉴该原则,与认定十九世纪的改革已经消除了所有区别,是两回事。

衡平法与返还法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领域。返还可以用于消除不当得利,而即使请求人并未遭受与获利相对应的损失,交代利润的救济仍可针对不法行为适用。推定信托可能因违反信义忠实义务、涉及财产的协议或其他获承认的事由而产生;不能总是仅以被告获得了不当利益来解释其存在。区分针对不当得利的返还与针对不法行为、以获利为基础的救济,有助于避免将不同的法律问题混为一谈。

对于制度性推定信托与救济性推定信托,也存在意见分歧。制度性推定信托被理解为在法律规定的事件发生时即告产生,后来的判决只是确认其存在。救济性推定信托则是法院通过选择救济方式而设立的。英格兰法总体上倾向于制度性的理解,并不承认法院享有通过救济性推定信托重新分配财产的一般自由裁量权。其他法域则在不同程度上允许采取救济性进路。这一区别直接影响债权人,因为它关系到请求人在破产发生之前是否已经享有财产性权益。

数字资产为传统的衡平法问题提供了新的适用场景。法院不得不考虑:特定加密资产是否属于财产,如何通过一系列转移追踪涉嫌被侵占的资产,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可以针对中介机构作出临时命令或采取披露措施。在英格兰的 AA诉身份不明者案(2019年)等诉讼中,法院认可,就所请求的救济而言,比特币可以构成财产。然而,承认其财产地位,本身并不能解决实益所有权、信义责任或后续受领人权利等问题。

跨境商业活动又增添了进一步的复杂性。法院有权对某人作出命令,并不意味着该命令必然能够确定境外财产的权属,或在境外获得执行。信托的承认、资产所在地、破产清偿顺位以及外国判决的效力,均涉及国际私法。1985年海牙《关于信托的法律适用及其承认的公约》为缔约国提供了一个框架,但各国国内财产制度及债权人保护规则之间的差异,仍然影响着衡平法权利在实践中的效力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