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开示是指诉讼当事人向彼此或第三方获取信息、文件、证言及其他证据的程序。它尤其常见于普通法法系的民事诉讼,但刑事诉讼、国际诉讼以及其他法律传统中,也存在各自形式的信息披露和证据提供程序。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文件证据开示如今主要称为“披露”(disclosure)。这些程序的名称、范围和实施时间因司法管辖区而有很大差异。
证据开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证明或反驳某项诉讼主张所需的信息,往往掌握在需要这些信息的当事人以外的人手中。买方可能需要制造商的测试记录;雇员可能需要雇主的工资数据;被告可能需要控方持有的证据。强制交换信息可以减少诉讼中的突袭,明确真正的争议焦点,促进和解,并使法院能够依据更全面的事实材料作出裁判。同时,这一程序也会带来成本,以及涉及保密、个人信息、资源不对等和策略性滥用等方面的风险。
证据开示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受限制地查探他人的事务。其界限由程序规则、相关性、比例原则、证据特权以及司法监督共同划定。获取材料与将其作为证据采纳之间的区别至关重要:某项信息即使不能在庭审中作为证据提出,也仍可能属于应予开示的范围。
历史发展与程序基础
现代证据开示制度的形成,部分源于英国普通法法院与衡平法法院的分立。传统普通法程序中,当事人在审判前强制要求对方披露信息的机会十分有限。诉讼当事人有时可以通过提起证据开示之诉,寻求衡平法上的协助,要求对方在宣誓后回答问题,或披露其他诉讼程序所需的文件。这些救济措施受到重要限制,包括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以及不得强制披露受特权保护的通信内容。
19世纪的程序改革弱化了普通法与衡平法在制度上的分立,并将证据开示纳入一般民事诉讼程序。在英国,1873年和1875年的《司法组织法》重组了法院,使普通法救济与衡平法救济得以在统一体制下实施。文件查阅和书面质询由此成为确立的程序机制。不过,英国的证据开示并未发展出后来成为美国诉讼特色的、范围广泛的审前口头询问制度。
在美国,各州先行开展了程序改革试验,随后迎来一项重大的全国性改革:1938年生效的《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这套规则在联邦民事案件的统一框架内整合了各种证据开示机制,允许当事人在审判前通过庭外证言录取、书面质询、文件提供请求、检查以及事实承认请求等方式调查争议。查尔斯·E.克拉克是这套规则制定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他主张通过程序改革降低诉辩文书技术性要求的重要性,更加注重根据案件实体问题解决争议。
美国最高法院在1947年的“希克曼诉泰勒案”中支持对这一新制度作宽泛理解,同时也承认为保护律师办案准备材料而设定的限制。这一判决体现了一种反复出现的张力:诉讼既要求当事人能够切实获取事实,也需要为法律分析和案件准备保留受保护的空间。在1958年的“美国诉宝洁公司案”中,最高法院指出,现代程序规则旨在使审判成为公平的较量,而非相互隐瞒的游戏。
此后的改革日益强调司法管控和成本控制。美国1993年的联邦规则修正案引入了一套系统化的强制披露制度,并于2000年作了进一步修订。2006年的修正案明确处理了电子存储信息问题,2015年的修正案则将比例原则直接纳入界定证据开示范围的一般规定。在英格兰和威尔士,1999年根据伍尔夫勋爵的民事司法改革推行的《民事诉讼规则》,将积极的案件管理和比例原则确立为核心程序原则。这些发展表明,证据开示并非仅仅是一组调查权限,而是当事人、律师与法院之间更广泛的责任分配机制的一部分。
范围、关联性与比例原则
证据开示的范围决定了可以调查哪些事项,以及当事人为提供信息必须做到何种程度。在美国联邦民事诉讼中,《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6条(b)(1)款允许就与一方当事人的请求或抗辩相关、不受特权保护且符合案件需要的比例要求的事项进行证据开示。判断是否符合比例要求时,考量因素包括争议问题的重要性、争议金额、双方获取相关信息的相对便利程度、双方拥有的资源、证据开示对解决争议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开示带来的负担或费用是否超过其可能产生的益处。
证据开示中的关联性并不等同于审判中的可采性。某份文件即使本身不能作为证据采纳,只要能据此找到潜在证人,也可能具有价值。同样,初步技术数据即使不作为庭审证物,也可能引出可采纳的专家证言。联邦规则过去曾允许开示“经合理判断可望促成发现可采证据”的信息,但这一表述有时被视为独立依据,用来支持范围过宽的证据开示,因此于2015年从第26条中删除。现行规则明确规定,属于允许开示范围的信息,无须具备可采性即可要求开示。
比例原则要求着眼于实际争议,而不是孤立地看待开示请求的规模。在重大的竞争法诉讼中,要求提供十年间的全国销售数据可能有充分理由,但在仅涉及一笔本地交易的争议中,这样的要求可能过度。反过来,金额较小的请求也可能涉及重要公共利益,或者双方获取证据的能力存在失衡。这些考量因素并不意味着可以确立一条简单规则,即涉案金额高就允许无限制地开示证据,而请求金额低就只应进行最低限度的调查。
占有、保管或控制是另一项重要界限。当事人可能不仅须提供其实际持有的文件,还须提供其在法律上有充分能力取得的文件。各法院对“控制”的界定有所不同,尤其是在涉及关联企业、外包服务提供商以及存放于境外的记录时。对于公司能否获取其子公司的档案,各司法辖区的处理方式并不一致。证据开示通常不要求当事人制作原本不存在的文件,但可以要求其对现有信息进行合理检索,并在适当情形下从数据库中提取数据。
证据开示通常在已经启动的诉讼程序及其确定的争议范围内进行。它并不是为了查明是否可能发生过某种尚未明确的不法行为而开展的无限制调查。不过,一些制度允许在诉讼开始前采取受到严格限制的程序。例如,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7条规定的是在特定情形下保全证言,而不是提供普遍调查潜在诉讼请求的机会。法院也可以安排分阶段开示证据,先审查管辖权或某项特定抗辩等先决问题,再由双方开展范围广泛得多的信息交换。
主要的证据开示手段
美国民事诉讼程序区分了多种证据开示手段,因为不同形式的信息需要采用不同的收集方法。根据《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6条,除适用豁免及其他限制条件的情形外,强制性初始披露通常须列明可能掌握可开示信息的人员、支持己方主张的文件类别或副本、所请求的损害赔偿的计算,以及相关保险协议。这些披露并不取代后续请求,而是建立初步的事实框架,使当事人无须就每一类基本信息分别提出请求。
书面询问要求当事人在宣誓后回答问题。通过书面询问,可以确定决策者的身份、了解合同谈判的经过,或说明某项诉讼请求的事实依据。根据《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33条,除非当事人协议或法院命令允许增加,书面询问通常以25项为限,其中包括各个独立的子问题。第34条规定的文件提供请求,可以要求提供文件、电子存储信息、有形物品,或允许进入不动产进行勘验。例如,建筑纠纷不仅可能需要往来函件和图纸,还可能需要对据称存在缺陷的建筑物进行勘验。
庭外证言录取是在庭审之外获取证言的程序,通常在宣誓后进行,并由法庭记录员、视听设备或两者共同记录。律师向证人提问,对方律师可以在适用程序规则允许的范围内提出异议。联邦规则通常将一次庭外证言录取限定为一天、七小时,并原则上将每一方录取庭外证言的次数限定为十次,但这些限制可以调整。庭外证言录取允许追问,可用于保全证言、检验证人的记忆、查明其他记录,并为质疑庭审中前后不一致的证言提供材料。第30条第(b)款第(6)项规定了一种向组织询问的机制:由该组织指定证人,代表组织就特定事项作证。
承认请求的作用有所不同。根据第36条,当事人可以要求对方就事实、法律对事实的适用,或文件的真实性作出承认。其主要目的是缩小争议范围,而非查明未知信息。除非获准撤回或修改,已经承认的事项通常在该诉讼中即被确定,不得再行争议。第35条规定的身体或精神检查对个人权益的干预更大:接受检查者的相关身体或精神状况必须属于争议事项;如果申请法院下令检查,还须证明存在正当理由。
非当事人也可能掌握关键证据。传票可以强制要求作证或提供记录,但其效力范围受到程序、地域以及保护性规定的限制。根据《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45条,法院必须保护非当事人,使其免于承担不当负担或费用;对于受特权保护的材料、商业保密信息以及某些专家信息,还适用特别保护规定。专家证据开示有其独立的制度安排:许多受聘出庭作证的专家必须提供详细报告,而其他作证专家则须按规定披露摘要信息。这些不同工具通常需要统筹运用,而不是被当作可以相互替代、用来索取同一信息的手段。
案件管理、异议与强制执行
证据开示通常始于规划,而不是立即强制提供材料。在美国联邦民事案件中,第26(f)条通常要求当事人就案情、和解可能性、信息披露、证据保全及拟议的证据开示计划进行磋商。第16条授权法官发布程序进度令并管理诉讼程序。据此制定的时间表可以规定文件提供、专家报告提交、庭外证言录取以及动议提出的期限。复杂诉讼可能需要分阶段提供材料、商定检索方法,或及早解决可能决定案件其余部分走向的问题。
回应方可以对不当请求提出异议,但不能仅以笼统的套话作为理由。对于依据《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34条提出的文件请求,异议必须具体说明,答复还必须注明是否因该异议而拒绝提供某些材料。当事人仅对请求的一部分提出异议时,通常仍须回应其余无异议的部分。这些要求使请求方和法院能够区分真正的法律分歧、检索不充分以及未说明理由的拒绝。
依据第26(c)条,在证明存在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保护令防止滋扰、使人难堪、压迫,或不当的负担或费用。保护令可以限制证据开示所涉及的事项、指定其他开示方式、分配费用,或限制接触敏感材料。商事诉讼中经常采用保密分级,其中某些类别仅允许指定的律师或专家查阅特别敏感的材料。这类安排能够保护诉讼中交换的信息,但并不当然构成对提交法院的文件予以封存的正当理由。公众查阅司法档案的权利还受其他法律标准约束。
协商无果时,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作出命令,强制对方履行信息披露或证据开示义务。《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37条通常要求申请方提交证明,确认其在寻求法院介入之前,已善意地进行或尝试进行磋商。对于无正当理由的证据开示行为,法院可以责令有关一方支付由此产生的合理费用,但该条规定的例外情形除外。当事人不遵守命令时,法院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将有关事实视为已获确认、排除证据、剔除诉辩文书、中止诉讼程序,或在严重情况下驳回诉讼或作出缺席判决。
执行措施须区分一般性错误与严重损害审判的行为。因可以纠正的误解而迟延答复,并不必然等同于故意毁灭证据或反复抗命。制裁取决于适用的规则、违规行为的严重程度、对他方造成的不利影响,以及其他必须认定的事项。此外,第37(c)(1)条可以限制使用未按规定披露的信息或证人,除非该披露缺失具有充分正当理由,或未造成不利影响。因此,有效监督不只是惩罚,还应使证据开示的范围和时间安排与实际需要裁判的争议事项相衔接。
特权、保密与诉讼准备材料保护
证据法上的特权使某些信息免于被强制披露,即使这些信息与案件高度相关。最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保密特权,通常保护律师与委托人为获取或提供法律意见而进行的保密沟通。但相关事实本身通常不会仅因曾向律师透露就受到保护。委托人即使已告知律师某次会议的时间,也未必能拒绝回答以适当方式提出的、询问该会议日期的问题。
对于组织而言,判断哪些沟通受到保护可能更为复杂。在1981年的“厄普约翰公司诉美国案”(Upjohn Co. v. United States)中,美国最高法院根据该案的具体情形,否定了以狭义的“控制群体”标准界定公司律师与委托人之间保密特权范围的做法。在法院所讨论的条件下,高级管理层以外的员工为获取法律意见而向公司律师作出的沟通,也可能受到保护。但这一判决并未使所有内部调查或业务沟通都成为享有特权的材料。沟通涉及的是法律意见还是日常商业活动,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诉讼工作成果保护原则保护当事人或其代表为预期诉讼或庭审而准备,或由他人为其准备的某些材料。依循“希克曼诉泰勒案”(Hickman v. Taylor)确立的原则,《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6(b)(3)条规定,申请方如能证明存在重大需要,且若不承受过度困难便无法通过其他途径取得实质上等同的材料,就可在一定条件下获取部分受保护的文件和有形物品。法院必须防止当事人代表的思维印象、结论、意见及法律理论被披露。诉讼工作成果保护与律师和委托人之间的保密特权在某些情形下有所重叠,但两者的目的、适用条件及权利放弃规则并不相同。
一方以特权或诉讼工作成果保护为由,拒绝提供原本属于证据开示范围的信息时,通常必须对所扣留的材料作出充分说明,使他人能够在不知悉受保护实质内容的情况下评估该项主张。特权清单通常列明日期、参与者、文件类型及受保护的依据,但法院也可能准许按类别说明或采用其他方式。发生争议时,法官可能对有关材料进行不公开审查。无意中提供受保护材料还会引发其他问题;《联邦证据规则》第502条就特权放弃的部分问题作出规定,而依据第502(d)条作出的命令,可以防止在其他联邦或州诉讼程序中被认定已放弃特权。
仅有保密性质并不构成特权。医疗信息、人事档案和商业秘密在满足适用法律要求时,仍可能属于证据开示范围,但通常会受到保护性限制。宪法规定的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特权也可能在民事证据开示中被援引,不过其运作方式不同于一般的保密保护。这些保护的界限因法律体系而异:例如,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法律专业保密特权分为法律咨询特权和诉讼特权,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其适用条件与美国的相关规则相同。
电子证据开示与保全
电子证据开示通常简称为 e-discovery,涉及以电子方式存储的信息,例如电子邮件、办公文档、短信、数据库、云端记录、协作平台消息及视听文件。数字材料与纸质材料在几个重要方面有所不同:它可能存在多个副本,含有隐藏或嵌入的元数据,自动发生变化,并分散存储在由不同组织控制的系统中。因此,可见的文档可能只是相关证据的一部分;修订历史、时间戳、附件或数据库中的关联关系都可能影响其含义。
保全相关证据的义务可能在提起诉讼之前、已可合理预见诉讼之时产生。组织可以发出诉讼保全通知,要求相关人员暂停常规删除操作,并保全指定的信息。一套经得起法律审查的保全程序,需要考虑信息保管人、系统、保留设置、设备以及预期争议的范围。保全并不一定意味着必须无限期保留每一份备份或每一条记录。法律上的关键在于,是否已采取合理措施,保全在当时情形下应当保全的信息。
材料的提供格式往往会引发争议。以静态图像形式提供的电子表格可能丢失公式及其他功能,而原生格式文件则可能暴露元数据或嵌入信息。《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34条允许请求方指定提供格式,并规定了未指定格式时适用的默认要求。通常,信息必须按照日常业务中保存的方式提供,或者经过整理和标注,使其与各项请求相对应;电子信息的提供还必须符合该条规定的格式要求。第26(b)(2)(B)条则针对因负担过重或费用过高而被指明为无法合理获取的信息来源,作出了特别规定。
检索与审查可以采用关键词查询、去重、电子邮件会话归并,以及运用机器学习的技术辅助审查。2012年,在“达席尔瓦·摩尔诉阳狮集团案”(Da Silva Moore v. Publicis Groupe)中,一名联邦治安法官根据该案的具体情况,批准了一套预测编码方案。在论述司法机关逐渐接受技术辅助审查的过程中,这一裁判经常被引用,但它并未确立任何一种软件方法在所有情境下都必须采用或均属可靠。检索质量取决于所收集的材料、相关性标准、验证程序和人工监督,而非仅仅取决于软件所标榜的技术名称。
《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37(e)条专门处理电子证据丢失的问题。如果本应保全的信息因未采取合理保全措施而丢失,且无法恢复或替代,法院可以责令采取补救措施,但其程度不得超过消除由此造成的不利影响所必需的限度。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包括作出特定的不利推定指示、驳回诉讼或作出缺席判决,则须认定有关方有意剥夺另一方在诉讼中使用该信息的机会。真实性与证据保管链仍是需要另行判断的问题:通过证据开示成功取得某个文件,本身并不能证明其内容准确,也不能证明其具有可采性。
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披露
刑法领域的刑事诉讼中,证据开示所体现的制度关系与民事证据开示不同。控方行使公权力,且往往掌握被告人无法获取的侦查材料;被告人则享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并受无罪推定原则的保障。因此,刑事证据披露并不是将民事证据开示制度简单移用于刑事案件。其范围取决于宪法要求、立法、程序规则和司法裁判。
在美国,1963年的“布雷迪诉马里兰州案”(Brady v. Maryland)确立了以下原则:如果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对定罪或量刑具有实质重要性,控方隐匿该证据便违反正当程序,无论控方出于善意还是恶意。1972年的“吉利奥诉美国案”(Giglio v. United States)将这一披露原则适用于影响证人可信度的材料。因此,有利证据既包括支持无罪的证据,也包括可用于质疑证人可信度的材料,例如涉及控方证人的相关协议。根据1995年的“凯尔斯诉惠特利案”(Kyles v. Whitley),检察官有义务了解在该案中代表政府行事的其他人员(包括警察)所知悉的有利证据。
这些宪法要求与《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16条并行适用。该条规定了须披露的特定内容,包括被告人的某些陈述、记录、物品、检查与检验结果以及专家相关信息,也对被告人规定了特定的对等披露义务。但该条并未赋予被告人查阅控方全部侦查卷宗的一般性权利。1957年颁布的《詹克斯法》另行规定,在政府方证人完成主询问作证后,应当提供其某些陈述;地方惯例、制定法以及个案中的法院命令,则可能要求披露更多材料,或要求更早披露。
刑事诉讼中的庭外取证通常比民事诉讼受到严格得多的限制。根据《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15条,在存在特殊情况且符合司法公正利益时,可以准许庭外取证,其主要目的是保全证言。庭外取证并非在审判前询问每一位潜在控方证人的常规手段。为保障证人安全、保护涉密信息或其他法律认可的利益,可能有必要采取保护性限制,但此类限制必须以尊重被告人的程序性权利为前提。
英格兰和威尔士采用《1996年刑事诉讼与侦查法》规定的法定框架。控方披露证据的判断标准是:有关材料是否可被合理地认为有可能削弱控方的案情主张,或有助于被告方的案情主张。侦查人员和证据披露专员负有记录、保存、审查和披露相关材料的职责,其中也包括未被控方采用的材料。辩方陈述有助于明确争议事项,以及需要进一步披露材料的问题。在不同制度中,违反披露义务可能需要通过延期审理、补充提供材料、排除证据、上诉救济或其他措施予以补救;何种后果最为适当,取决于适用法律、诉讼所处阶段,以及违规行为对审判公正的影响。
各国诉讼程序制度的差异
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对比有助于理解证据开示,但并不能呈现全貌。美国联邦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将由当事人主导的文件提供、经宣誓的书面质询答复、口头证言录取,以及强制第三方提供证据结合起来,其范围之广较为罕见。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并不一定采用同样的安排。英格兰和威尔士传统上侧重文件披露和证人陈述,口头证言录取所起的作用则小得多。苏格兰有独特的程序和术语,而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证据开示实践则因省、州、法院及案件类型而异。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民事诉讼规则》第31部规定的标准披露,在其适用的情况下,包括一方当事人所依赖的文件,以及对其自身或另一方的案情不利、或支持另一方案情的文件,但须遵守该规则规定的限制条件。这体现了其与纯粹依请求提供文件的模式之间的一项重要区别:即使对方未逐一指明有关文件,当事人也可能有义务披露对自己不利的文件。不过,对于已披露的文件,当事人仍可基于有效理由,例如特免权,拒绝让对方查阅。
商事诉讼实践也发展出了更有针对性的做法。在2019年启动的披露试点之后,《第57AD号实务指引》对英格兰和威尔士商业与财产法院的文件披露作出规定,其适用须遵守指引所界定的范围和例外。该指引区分了初步披露与法院命令的扩展披露,并为后者规定了不同模式。这一框架强调确定需要披露的争点,并选择适当的检索和文件提供方式,而不是假定一种宽泛的模式就适用于所有商事争议。
在欧洲大陆的许多制度中,法官在确定裁判所需证据方面发挥更直接的作用,而当事人仍须负责提出事实主张并为其诉讼主张提供支持。例如,德国民事诉讼程序并未赋予当事人一项美式的、普遍调查对方文件的权利。法院依法有权在特定条件下,命令提供指定文件及其他证据。法国的诉讼程序同样允许法院下令采取取证措施;《民事诉讼法典》第145条规定,如有正当理由需要保全或确立某些事实的证据,而争议的解决可能取决于这些事实,则可在诉前采取特定措施。
不应将这些差异简单归结为有些制度披露证据、有些制度不披露证据。差异涉及由谁发起证据提供、对证据的指明须精确到何种程度、需要何种司法授权,以及证据披露如何与诉辩主张和证明相互衔接。专门诉讼程序可能与一国的一般模式有显著差别。例如,欧洲联盟2014年的《损害赔偿指令》要求成员国制定规则,使竞争法损害赔偿诉讼中的相关证据能够在司法控制下予以披露,同时遵循比例原则,并保护机密信息及特定类别的竞争主管机关材料。
跨境证据开示与国际程序
跨境证据开示之所以引发冲突,是因为法院对诉讼当事人享有管辖权,并不意味着另一国有关证据、隐私、保密或正式司法行为的规则就自动得到解决。受美国法院文件提供令约束的公司,可能将符合该命令要求的记录存储在欧洲或亚洲,而相关员工及服务提供商则受当地法律管辖。由此产生的争议不仅涉及事实上的关联性,还涉及属地权限、主权、国际合作,以及法律义务相互冲突所带来的后果。
1970年《海牙取证公约》为在民事或商事案件中赴境外取证提供了机制,其中尤为重要的是通过指定机关转递的请求书。公约的运作取决于所涉国家、这些国家作出的声明与保留,以及所请求采用的程序。第23条允许缔约国声明,不执行以取得普通法国家所称的审前文件证据开示为目的而发出的请求书。各项声明的具体范围十分重要,不能将其一概理解为对所有形式的书面证据均予以禁止。
在1987年的“法国国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诉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案”(Société Nationale Industrielle Aérospatiale v.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中,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对于受联邦法院管辖的外国诉讼当事人,公约并未规定向其取证的唯一程序,也未要求必须首先采用公约程序。同时,最高法院强调,应结合个案具体审视国际层面的关切。因此,法院可以考虑所请求证据的重要性与具体程度、证据的来源地、其他取证途径,以及相互竞争的国家利益。外国的阻断法和保密规则可能具有重要意义,但并不当然决定受理法院的裁判结果。
数据隐私保护又增加了一层复杂性。《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规制个人数据的处理与跨境传输,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与诉讼有关的数据传输都自动合法,或一概被禁止。对于拟议的披露,可能需要分析其数据处理的合法依据、必要性、数据最小化、传输条件及保障措施。第48条针对第三国要求传输或披露数据的某些司法判决和行政决定作出规定,其他条款则规定了可用的传输机制与例外情形。遮盖敏感内容、有针对性地收集数据、限制访问及采取保护性安排,可以降低风险,但不能免除具备合法依据的要求。
国际仲裁通常采用范围较窄、由仲裁庭管理的文件提供程序,而非全面的美国式证据开示。2020年修订的《国际律师协会国际仲裁取证规则》在被采纳或用作指引时,提供了颇具影响力的框架;这些规则并不自动具有法律约束力。文件提供请求通常应指明具体文件或范围狭窄的文件类别,并说明其关联性以及对案件裁判的重要性。此外,《美国法典》第28编第1782条允许向外国或国际裁判机构提供某些司法协助。在2022年的“采埃孚美国汽车公司诉立讯有限公司案”(ZF Automotive US, Inc. v. Luxshare, Ltd.)中,最高法院将该条解释为适用于政府或政府间裁判机构,从而将该案所涉的特定私人商事仲裁庭及临时投资者与国家间仲裁庭排除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