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平法院是英格兰的一所法院,负责发展和实施衡平法,即一套补充普通法的法律原则与救济手段。它源于中世纪君主和大法官处理救济请愿的权力,旨在解决普通司法程序无法充分应对的问题。在涉及信托、财产、欺诈和合同义务的争议中,衡平法院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1875年,其管辖权移交新设的高等法院,衡平法院不再作为独立法院存在。它所确立的法理至今仍是英格兰法律以及许多受其影响的法律体系的核心内容。
起源与发展
衡平法院起源于王室的一个行政机构,该机构负责制作并认证加盖国玺的文书。其负责人大法官是王室高级官员。由于该机构签发用于在普通法法院启动诉讼的令状,因此与司法工作有着密切联系。
中世纪的普通法诉讼高度依赖既定的诉讼形式和规定程序。如果原告的情况不符合任何现有的诉讼形式,或者对方能够利用程序障碍,原告就可能难以获得有效救济。因此,请愿者以国王负有主持正义的责任为由,请求国王干预。其中一些请愿被转交大法官处理。
在14至15世纪,大法官处理这些请愿的职能逐渐发展为一种日益独立的司法管辖权。早期大法官往往由教士担任,良知观念在其裁判理由中占有重要地位。不过,衡平法院是在王室政府内部发展起来的,而不是教会法院的分支。
衡平法院并非依据某一部创设法令成立。它的机构地位与程序是逐步形成的。到近代早期,它已作为独立法院运作,拥有自己的官员、诉辩文书、案卷和独具特色的救济手段。
与普通法的关系
衡平法院的核心职能不是取代普通法,而是对其加以补充。普通法判决可能正确认定了某一方的法律权利,但在某些情况下,不加限制地强制实现这些权利仍会有失公平。
例如,持有财产法律所有权的人可能已经承诺为他人管理该财产。普通法虽然承认其所有权,却未必提供了充分的手段来强制其履行承诺。衡平法院可以直接对所有权人本人作出命令,要求其采取符合该项义务的行为。
这体现了衡平法“对人发生作用”(in personam)的原则:传统上,其命令针对的是具体的人,而不只是确定可以对抗任何人的财产权利。违反命令者可能因藐视法庭而受到处罚。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衡平法上的权利也逐渐对第三人产生重大效力,同时受到保护某些买受人的规则的限制。
衡平法院与普通法法院之间有时会发生冲突。衡平法院有时会颁发禁令,禁止胜诉当事人执行普通法判决。1615年牛津伯爵案所引发的争议,成为这种冲突的突出体现。1616年,詹姆斯一世支持衡平法院在适当案件中进行干预的权力。这一事件后来被视为“普通法与衡平法发生冲突时,衡平法优先”原则的体现。
这一原则并不意味着衡平法拥有不受限制、可以无视法律的权力。衡平法管辖逐渐形成了自身的规则、限制和法律先例。到18至19世纪,裁判越来越依赖既有法理,而不是某位大法官个人对公平的理解。
主要管辖领域
用益安排与信托
衡平法院最持久的贡献是发展了信托法。中世纪一种称为“用益安排”(uses)的制度,将形式上的土地持有人与预定享有土地收益的人区分开来。衡平法院强制履行此类安排所产生的义务,推动确立了法律所有权与受益所有权之间的区别。
1536年的《用益法》改变了许多此类安排,但并未消除法律权益与受益权益的分离。后来形成的信托法理,为受托人的义务、受益人的权利、财产管理以及滥用信托资产时的救济确立了规则。
财产、抵押与遗产
衡平法院确立了有关抵押担保权益的重要原则,其中包括抵押人的衡平法赎回权:即使合同约定的还款日期已经届满,抵押人仍有权依照适用规则,通过清偿所担保的债务赎回抵押财产。
该法院还处理遗产管理、账目核算、财产分割,以及需要对财产进行监督或管理的争议。其中一些职能与其他法院重叠,但衡平法院提供的程序适合处理涉及众多利害关系人的复杂关系。
欺诈、信任与信义义务
衡平法院针对各种形式的欺诈、滥用信任及显失良心的交易提供救济。其管辖实践推动了信义义务的形成:受托承担特定责任的人,必须避免未经授权的利益冲突和不当获利。
这些法理后来不仅在信托管理中,而且在专业服务关系和公司治理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合同与衡平法救济
在涉及合同法的争议中,普通法上的损害赔偿可以弥补损失,却未必能充分保护原告的利益。当金钱赔偿不足以提供救济,且符合其他条件时,衡平法院可以命令实际履行,强制当事人履行义务。
衡平法院还发展或实施了其他形式的法律救济,包括:
- 禁令:禁止某种行为或要求采取特定行动。
- 合同撤销:基于法律认可的理由撤销交易。
- 文书更正:更正未能准确记载当事人协议内容的书面文书。
- 账目核算及相关金钱救济:要求被告说明金钱或财产的往来情况,并交付依法应付的款项。
这些救济并非只要原告有此偏好就能获得。衡平法救济受到各种条件和抗辩事由的限制,包括拖延、默许,以及原告自身与争议有关的行为。
程序与组织
衡平法院的诉讼传统上以提交诉状(bill)开始,诉状载明原告的案情并请求救济。被告可能被要求宣誓答辩。这种程序使当事人能够获取通过较早的普通法程序往往难以取得的信息,并推动了证据开示制度的发展。
法院的大量工作依赖书面诉辩文书、宣誓答辩和以书面形式记录的证言。与一般普通法审判不同,衡平法院的诉讼通常不以陪审团裁决告终,不过,有争议的事实问题可以移送其他法院审理。
大法官是该法院的首席司法官员。卷宗主事官也承担重要的审判职能,而衡平法院的主事官则负责调查、账目核算和其他细致工作。增设司法职位,包括19世纪增设副大法官,扩大了法院的办案能力。
调查账目和监督复杂交易的能力很有价值,但反复进行的程序环节,以及将事项交由法院官员审查的做法,也可能使诉讼旷日持久、费用高昂。
拖延、批评与改革
到18至19世纪,衡平法院因诉讼费用高、耗时长而广受批评。复杂的遗产和信托诉讼可能需要长期调查,涉及当事人众多、权利归属不明或账目复杂的案件尤其如此。程序上的繁文缛节、人员配置和收费制度也加剧了人们的不满。
查尔斯·狄更斯在1852至1853年出版的《荒凉山庄》中,将衡平法院的这种名声作为核心主题。小说中虚构的“贾迪斯诉贾迪斯案”描绘了一笔遗产如何被诉讼耗尽。这部小说反映了衡平法院在社会文化中的形象,而不是对每一宗衡平法院诉讼的如实描述。
19世纪的改革简化了程序,调整了法院各部门的组织方式,并增强了审判力量。1858年《衡平法院修正法》通常称为《凯恩斯勋爵法》,授权法院在该法适用的案件中,在颁发禁令或命令实际履行之外另行判给损害赔偿,或以损害赔偿取代上述救济。这类措施减少了普通法管辖与衡平法管辖相分离所造成的部分实际弊端。
1875年的重组
1873年和1875年的《司法组织法》重组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高级法院。新制度于1875年生效后,衡平法院的管辖权移交高等法院,主要由其衡平法庭行使。
这些改革使普通法与衡平法能够在统一的法院体系内实施。当事人不再仅仅因为诉求需要不同类型的救济,就必须分别诉诸不同的法院体系。相关立法还确立:衡平法规则与普通法规则发生冲突时,应以衡平法规则为准。
这主要是司法管理上的合并,而不是彻底消除法理上的差异。普通法与衡平法上的权利、救济和抗辩仍各有特点。二者的基础法理应在多大程度上进一步融合,至今仍是法理学研究的课题。
因此,现代衡平法庭是原衡平法院的继承机构,而非昔日独立法院原封不动的延续。
对英格兰以外地区的影响
英格兰衡平法院影响了各个受英格兰法律塑造的司法管辖区的法律体系。有些地区设立了独立的衡平法院,另一些地区则将衡平法权力赋予同时行使普通法管辖权的法院。
在美国,两类管辖权在机构上分离的程度因司法管辖区而异。特拉华州保留了一所颇具影响力的衡平法院,其工作包括处理公司纠纷、信托事务,以及属于其衡平法管辖权和法定管辖权范围内的其他事项。其他一些州也保留了名称中带有“衡平”字样的法院,或对衡平法案件实行独特的制度安排。
继续使用这一名称,并不意味着所有这类法院都拥有相同的权力或程序。其权限取决于各自适用的宪法、成文法和司法判决。它们在历史上的共同纽带,是强制履行衡平法义务,并提供普通金钱赔偿以外救济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