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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法律 / trust-law

信托法

信托法规范受托人为受益人或法律认可的目的持有和管理财产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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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法是法律的一个分支,规范由一人为受益人或法律制度认可的目的持有和管理财产的安排。其核心制度是信托,将财产的控制权与从中受益的权利相分离。受托人持有财产时,须承担可依法强制执行的义务,而不能像完全所有权人那样享有不受此类约束的自由。信托法主要在普通法传统中发展起来,但如今,信托及类似安排已在许多法律制度中运作。

信托用于安排家族财富、慈善捐赠基金、养老金资产、投资基金及商业交易。信托也可依法产生:即使没有明示设立的安排,法院仍可确认有关财产上的权利。信托之所以重要,部分在于它既能灵活管理财产,又能保护信托资产免受受托人个人债权人的追索。受益人权利的具体性质、受托人承担的义务,以及债权人在何种情况下仍可追索信托资产,各法域的规定不尽相同。

世界上并不存在一部统一的信托法典。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美国、苏格兰、离岸金融中心,以及通过立法引入信托的法域,司法判例、成文法、信托文件与专门监管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各有不同。因此,适用于传统英国信托的论述,未必适用于所有被称为信托的制度。

历史发展与法律基础

英国信托源于中世纪称为“用益”(uses)的安排。土地所有人将土地转让给另一人,由后者为他人的利益持有。这类安排有多种用途,包括在土地所有人外出期间管理土地、供养家庭成员,以及规避封建土地保有制度下的某些附随义务。普通法法院通常承认形式上享有土地权利的人,而受益人则越来越多地通过向王室和大法官请愿,寻求强制履行这些安排。

大法官法院逐步确立了一套规则,要求财产持有人履行与其取得或控制财产有关的义务。这些规则成为衡平法的一部分;衡平法是一套在历史上独立于普通法适用的法律原则。1536年《用益法》试图将法律上的所有权转移给享有受益权益的人,从而消除许多用益安排。然而,该法的实施仍为某些安排留下了空间,包括要求持有人积极履行管理义务的安排,现代信托便由此发展而来。因此,信托是在财产转让实务与司法执行方式的演变中形成的,而非由某一部创设性法律确立。

19世纪的《司法组织法》系列法案重组了英国法院,使同一法院能够同时适用普通法与衡平法。这些法案并未消除普通法权利与衡平法权利之间的区别。这一区别对于理解信托财产、各权利主张人之间的优先顺位以及救济方式,仍然至关重要。此后的立法,包括1925年《受托人法》、1996年《土地信托与受托人任命法》和2000年《受托人法》,对英格兰和威尔士信托管理的重要方面作了调整,但并未以一部综合性法典取代整个信托法体系。

信托法随着英国法律影响力的扩展而传播,但在不同法域各自发展。在美国,大多数私人信托由州法规范,同时受联邦税法及专门监管规则约束。2000年首次获批的《统一信托法典》为各州立法提供了范本,而非自动适用的联邦法律。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及其他普通法法域,也同样将承袭而来的衡平法原则与本地制定法及法律先例相结合。

进行历史比较时须保持审慎。罗马法中的遗产信托(fideicommissa)和伊斯兰法中的瓦克夫,具有某些类似于信托的功能,尤其体现在继承与慈善供给方面。但功能相似,并不意味着法律结构相同,也不能证明存在直接的传承关系。尤其是,一些制度可以保护专门拨定的财产,而不采用英国法中普通法所有权与衡平法所有权的划分。因此,信托法的历史既是一项特定衡平法制度的发展史,也是更广泛的依法组织财产管理的历史的一部分。

财产、当事人与资产分离

明示信托通常涉及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以及可识别的财产。委托人设立信托,通常采取的方式是将资产转移给受托人,或者声明其已经拥有的资产此后将作为信托财产持有。受托人依据信托条款和适用法律管理这些资产。受益人享有该信托安排赋予的权利。同一个人可以兼具多种身份,但如果同一权益的普通法所有权与受益所有权均由一人单独享有,通常就不再具备信托所必需的权利分离。

按照传统的英国法解释,受托人享有普通法上的所有权,受益人则享有衡平法上的权益。这并不意味着两个人拥有完全相同的所有权权利。受托人可以在其职权范围内转让、投资、出租或以其他方式管理资产,而受益人则可以要求受托人妥善管理财产,并可能享有能够对抗第三人的权利。这些权利的性质取决于具体信托。有权取得固定份额信托本金的受益人,与酌情权的潜在受益对象,所处的地位并不相同;在酌情权行使之前,后者无权要求获得某项特定分配。

信托财产构成独立于受托人个人资产的财产集合。如果受托人陷入破产,能够明确识别的信托资产一般不得用于清偿其普通个人债权人的债权。即使受托人死亡、辞任或被更换,该财产集合也可以继续存续。这些特征使信托有别于仅由个人承担的付款承诺。当资产需要持续管理数十年,或专业机构为众多互不相关的客户管理财产时,这些特征尤为重要。

在传统英国法下,信托通常不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受托人以受托人身份进行交易并享有权利,但成文法规则和合同条款可能调整其承担责任的范围。受托人因正当履职而支出费用或承担债务时,通常有权从信托财产中获得补偿。与受托人交易的债权人,在适当情况下也可以通过该补偿权获得清偿。因此,信托资产虽然与个人资产相分离,却并非不承担在正当管理过程中产生的债务。

信托与其他法律关系之间的界限十分重要。代理人通常代表本人行事;受托人则持有财产,并承担相应的信托义务。债务人通常负有偿还等额款项的义务,而债权人并不因此对某项单独划出的资产持续享有权利。公司独立于其股东拥有自身财产。合同法可以创设类似于某些信托义务的义务,但信托在财产权方面的法律效果可能及于原始当事人以外的人。一项安排是否真正构成信托,取决于其法律实质,而不只是其文件中使用的名称。

设立、确定性与效力

明示信托要求设立人具有足够明确的意图,使受托人承担信托义务。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必须使用特定的法律术语:只要言辞和行为所表达的不仅是道德上的请求或尚未完成的赠与计划,就可以据此确立信托。反过来,即使将某项安排称为信托,如果其条款仍允许所谓的受托人完全出于个人目的自由使用资产,也不一定能使该信托生效。法院会对有关交易作整体解释,考察的内容包括设立文书、在证据规则允许范围内的相关背景情况,以及实际授予的权力。

英国法理论通常以“三项确定性”来归纳这些要求,即意图确定性、标的确定性和受益对象确定性。这一表述源于1840年的 Knight v Knight 案。标的确定性既涉及纳入信托的资产,也涉及拟设立的受益权益。如果财产无法确定,要求将某笔不确定资金中未指明的部分作为信托财产持有的指示,就可能无法生效。对未分离资产的处理取决于具体情境:涉及同质、不可区分证券的请求,并不总是与涉及未特定化实物货品的请求受到相同对待。

受益对象确定性涉及受益人的识别。对于必须按指定份额分配财产的固定信托,通常必须能够确定所有有权受益的成员。对于全权信托,1971年的 McPhail v Doulton 案确立的判断标准是:能否就某个特定的人,判定其属于或不属于受益人范围。受益人范围在定义上的概念不确定性,不同于在实践中寻找其成员的困难。即使某一受益人范围在概念上清楚明确,如果涵盖过广,以致管理无法实际进行,也可能产生问题。

设立信托还要求有效完成使信托成立的必要行为。设立人若选择转移资产,通常必须完成法律要求的转移手续;未生效的赠与不会自动转化为信托声明。形式要求因财产类型和司法管辖区而异。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根据《1925年财产法》,涉及土地的信托声明通常须有经签署的书面证据,而对现有衡平法权益的处分则另有书面形式要求。遗嘱信托必须符合有关遗嘱的适用法律。

其他限制来自法律行为能力、违法性、公共政策以及对存续期限过长的限制。因欺诈、不当影响或欠缺行为能力而设立的信托,可能受到法律上的质疑。传统上禁止权益过迟归属的规则,对可能在过于遥远的将来才生效的权益加以限制,但许多司法管辖区已修改或废除这些规则。对于属于《2009年永久权与收益累积法》主要适用范围的文书,英格兰和威尔士将永久权期间规定为125年。慈善信托和某些法定安排则适用不同的存续期限规则。

明示信托、归复信托、推定信托与慈善信托

明示信托是有意设立的安排。在这一类别中,固定信托明确规定各受益人的权益,而酌情信托则授权受托人决定由哪些符合条件的受益人获得利益,以及各自获得多少。对于裸信托,享有绝对权益的受益人通常有权要求将信托财产转移给自己,但须符合行为能力及适用法律的要求。信托也可以按时间划分财产利益的享有,例如由一人终身享有收益,再由另一人在其身故后取得本金。

归复信托产生于以下情形:法律将财产的实益所有权视为仍归提供财产的人享有,或回归该人。一种常见情形是,明示信托未能处分全部实益权益。另一种情形是,财产转让或支付购买价款的行为引发了一项可反驳的推定,即提供财产或资金的人并无直接赠与的意图。相关推定、例外以及家庭关系的影响因法域而异。不能仅因某项转让显得不公平,或其目的后来未能如愿,就一概认定产生了归复信托。

推定信托依法律的作用而产生,而非通过设立明示信托的通常方式产生。这一术语涵盖不同的法律规则,包括某些违反信义义务的情形,以及部分涉及住房实益所有权的争议。英格兰法通常认为,推定信托在具有法律意义的事件发生时即告产生,法院的作用在于宣告其法律后果。另一些法域则认可范围更广的救济模式,允许法院通过设定推定信托提供救济。这一区别十分重要,因为物权性救济可能改变破产程序中的受偿顺位,并影响直接争议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人。

慈善信托的区别性特征在于其具有法律认可的公益目的,而非赋予个人可依法主张的受益份额。在英格兰和威尔士,《2011年慈善法》列明了慈善目的的类别,包括促进教育、救济贫困、促进宗教以及其他符合法定要求的目的。有关目的还必须满足公共利益要求。慈善信托可以无限期存续,并受到公共监管,其中包括慈善委员会和总检察长履行的监管职责。

非慈善目的信托则面临另一项难题。传统英格兰法通常要求信托具有可确定且能够要求强制执行信托的受益人,仅承认有限的例外。例如,要求维护一座私人纪念碑的指示,与设立惠及公众的教育捐赠基金所涉及的问题并不相同。若干法域已经立法,允许设立范围更广的目的信托,通常要求指定一名执行人,负责监督受托人履行职责。这些法律以新的机制取代通常以受益人为基础的执行机制,而不是简单地忽略信托义务必须能够依法强制履行这一要求。

在实际争议中,这些类别可能相互交叠。明示信托可能因失效而产生归复信托;管理明示信托过程中的不当行为,也可能引发额外的物权性义务。因此,分类的意义在于确定权利与救济的法律基础,而不仅仅是为某种安排的用途提供一个方便的描述。

受托人的义务、权力与管理标准

受托人的义务源于信托文书、成文法及一般法律。按照信托的合法条款管理信托,是一项基本要求。投资、出售、借款、委任代理人或分配本金等权力,必须为获授权的目的而行使。管理权并不意味着可以改写受益权的内容。反之,只要受托人在获授的裁量权范围内行事,并遵守相关义务,受益人对结果不满本身并不足以证明受托人违反了义务。

信义义务中的忠实义务限制利益冲突和未经授权的获利。受托人通常不得使个人利益与其职责发生冲突,也不得利用其地位获取未披露的利益。涉及租约续期的 Keech v Sandford 案(1726年),成为体现这一严格立场的经典判例。Boardman v Phipps 案(1967年)同样表明,即使行为诚实且使信托受益,仍可能产生交出所得利润的责任。适当授权或在充分知情基础上作出的同意,可能改变法律判断,但仅凭交易公平,并不一定能使存在利益冲突的交易获得法律认可。

受托人还负有谨慎及运用技能的义务。在英格兰和威尔士,《2000年受托人法》规定的法定标准,会考虑受托人具备或声称具备的专门知识或经验;对于专业受托人,还会考虑对其专业角色所能合理期待的专业能力。投资决策通常需要关注投资的适当性、在适宜情况下分散投资,以及定期审查。现代投资法往往着眼于投资组合及决策过程,而不是仅凭某项资产的价格后来上涨或下跌来评判该项投资。

信托管理包括编制账目、保存记录、保管财产,以及向受益人提供适当信息。受托人必须将信托财产与自有财产区分开来,并保存足以说明收入、投资、费用和分配情况的记录。受益人获取信息的权利并非不受限制。在 Schmidt v Rosewood Trust Ltd 案(2003年)中,枢密院强调的是法院的监督管辖权,而非受益人基于财产权自动享有查阅每一份文件的权利。保密的商议内容、第三方利益以及受益人所处地位的性质,均可能影响信息披露。

当多名受益人的利益相互竞争时,受托人必须在法律所要求的意义上公正行事。这并不总是意味着平均分配:信托文书可以明确优待某一类受益人,也可以授权作出不均等的给付。但受托人必须适当顾及信托设立所要维护的利益。例如,投资决策对收益受益人的影响,可能不同于对享有本金权益的受益人的影响。

与传统规则相比,现代成文法允许受托人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委托他人履行职能,但这并不必然免除其责任。对投资管理人的遴选、指示、合同条款及监督仍然十分重要。信托文书可以限制某些责任,但免责条款所允许涵盖的范围因司法管辖区而异。英国法不允许通过条款免除受托人自身不诚实行为所产生的责任,其他一些司法管辖区则另有强制性限制。

受益人的权利与违反信托义务的救济

受益人通常可以请求法院强制受托人妥善管理信托。法院可作出的命令包括要求提交账目、强制履行义务、禁止未经授权的交易,以及罢免或更换受托人。禁令可以在损失发生前,防止可能出现的资产耗散。受托人确实面临疑义时,法院也可以给予指示,使信托管理在司法监督下继续进行,而不必让受托人自行揣测其义务。

违反信托义务并不一概产生同一种救济。受托人不当使用信托资产的,可能须将信托财产恢复原状,或支付衡平法上的赔偿。违约行为与损失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在 Target Holdings Ltd v Redferns(1995年)和 AIB Group (UK) plc v Mark Redler & Co Solicitors(2014年)两案中,英国上议院和英国最高法院分别审查了商业不动产转让交易中违反信托义务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失。这些判决否定了这样一种假设:只要存在任何形式上的违约,受托人就必然要对其后发生的一切经济损失负责。

受托人获取未经授权的利益时,交出所得利润的救济针对的是其获利,而不只是弥补受益人的损失。这也可能产生财产权上的后果。在 FHR European Ventures LLP v Cedar Capital Partners LLC(2014年)一案中,英国最高法院认定,代理人违反信义义务收受的贿赂或秘密佣金,应以推定信托的形式为委托人持有。信义原则的适用范围不限于受托人,但该判决对于不忠实的管理行为所产生的财产权后果尤具意义。

追踪是指在财产转化为替代财产或与其他资产混合的过程中,识别其价值的去向。它是用来确立请求权的过程,而非一种独立的救济。如果被挪用的信托资金被用于购买某项投资,受益人在适当情况下可以主张对该投资享有权利,而不必仅依赖针对受托人的对人请求权。Foskett v McKeown(2001年)一案涉及部分保费以挪用款项支付的人寿保险金,说明了财产权分析的重要性。能否追回财产,受到财产识别要求以及对某些第三方的保护规则的限制。

依照传统衡平法原则,支付对价、且不知存在衡平法权益而取得普通法上所有权的买受人,可以排除该衡平法权益。其他收受人可能因明知而收受财产承担个人责任,以不诚实方式协助违反信托义务的人也可能承担责任。这些规则各有不同的构成要件:收受财产、知情、参与及不诚实,不能简单地相互替代。

抗辩和程序上的限制同样重要。时效期间因请求权和所涉行为而异;受益人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作出的同意或责任免除,可能阻却救济;成文法有时也允许对诚实且合理行事的受托人免除责任。能否提出财产权请求,在破产时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普通金钱请求通常须与其他无担保债权人的请求共同受偿。

变更、终止、存续期限与司法监督

信托条款并非总是一成不变地延续至约定的终止日期。委托人可以保留撤销或变更信托安排的权力。可撤销信托在美国的遗产规划中尤为重要,而许多传统家族财产信托安排则不可撤销,除非其设立文件另有规定。信托是否可撤销,还会影响税收、债权人能否追索信托财产,以及受益人在委托人生前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主张其权益。因此,仅凭“信托”这一名称,并不能认定委托人已永久放弃控制权。

根据源自 Saunders v Vautier 案(1841年)的规则,如果全体受益人均已成年、具有完全行为能力,且合在一起享有信托财产的全部绝对权益,他们通常可以要求终止信托,并将财产转移给他们。这可以优先于委托人推迟受益人享用财产的意愿。该规则并不允许部分受益人剥夺其他受益人的权利,包括尚未出生或尚未确定的受益人的权利。在美国,经同意终止信托则可能受到另一原则的限制:只要信托的某项实质性目的尚未实现,就不得终止;但适用的成文法可能对此作出调整。

对于无法通过全体一致且具有法律效力的同意加以变更的信托安排,司法及法定变更机制提供了解决途径。《1958年信托变更法》允许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法院在符合法定条件时,代表无法自行表示同意的特定人士批准有关安排,其中包括未成年人和尚未出生的受益人。这种批准权并非不受限制,法院不能仅因认为某个方案更为可取,就以该方案取代原有安排。受影响者的身份、其预期权益以及法律要求他们获得的利益,都是需要考量的因素。

管理事项的调整不同于受益权益的变更。在出现未曾预料的情况时,法院或成文法可以授权进行有效管理资产所需的交易、调整,或偏离原有条款的行为。美国部分司法管辖区还允许“信托转注”(decanting),即拥有充分分配权限的受托人,按照获准的条款将资产转入另一项信托。这些权力的范围、通知要求以及对受益人的保障差异很大,不能贸然根据其他司法管辖区所赋予的权力加以推断。

慈善信托有一种称为“近似原则”(cy-près)的专门机制。当慈善目的无法按最初设定的方式实现,或存在其他足以依据法定条件介入的情形时,可以将财产改用于与原目的具有适当关联的慈善目的。例如,可以在保留根本慈善目标的同时,以新的援助方式取代已经过时的方式。这不同于将资金分配给私人受益人,也不同于直接将其返还委托人。

法院也监督受托人的更替。死亡、丧失行为能力、辞任、利益冲突或严重的管理失灵,都可能使任命或罢免受托人成为必要。罢免受托人的主要着眼点是维护信托利益、确保信托得到妥善管理,而非惩罚。更换受托人通常不影响信托及其受益权益的存续;终止信托则意味着结束该安排,并须依法分配或转移剩余财产。

家族财富、商业、养老金与税收

私人家族信托将财产的管理时间与享益时间分开。遗嘱信托可以为尚在世的配偶提供收入,同时为子女保留本金;酌情信托则可以适应后代成员不断变化的境况。信托也可以为欠缺法律行为能力的受益人提供有序的财产管理。这些功能与继承法和家庭法有所交叉,但信托未必能够排除强制性继承权、夫妻财产规则,或法院就经济供养安排所享有的权力。

商业信托将同样的基本财产管理关系运用于涉及多个投资者或债权人的交易。单位信托将受益权益划分为若干单位;受托人也可以为成员不断变动的贷款人群体或债券持有人群体持有担保权益。这类安排使身份明确的任职主体能够管理资产或行使权利,而无须每位投资者分别采取行动。信托文书可以与合同紧密结合,但其物权地位与债权受偿顺位仍是不同的法律问题。

养老金信托体现了私法上的信托原则与细致监管之间的相互作用。受托人可以持有资产,为退休待遇提供资金,其职责受计划规则和养老金立法的共同约束。在美国,1974年《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为许多私人雇员福利计划确立了信义义务要求,但该法的适用范围及豁免情形,须与各州的一般信托法加以区分。在英国,职业养老金计划须遵守广泛的法定资金筹措、治理及监管要求。仅凭一般信托法理,并不足以说明其完整的法律框架。

信托资产并非当然能够免受一切权利主张的影响。意图妨碍债权人行使权利的财产转让、无力偿债时作出的财产处分,或不符合适用家庭法义务的安排,都可能依据相关立法受到质疑。某些法域允许设立挥霍限制条款,限制受益人自愿转让其权益以及债权人追索该权益,但具体的例外和限制各不相同。对受益人权益的保护,也不同于对为自身利益设立信托的委托人的保护。与有效的不可撤销财产处分相比,可撤销安排通常远不能同等程度地使信托财产免受委托人债权人的追索。

税收取决于法律规定的分类,而非对所有信托一概适用的税务处理方式。相关因素可能包括委托人保留的权力、受托人居所、受益人居所、资产所在地以及分配情况。美国联邦法区分委托人信托与其他信托:前者的收入在税务上归属于所有人,后者则适用单独的所得税规则。在英国,某些信托安排纳入遗产税的“相关财产”制度,可能在财产转入、定期计征及财产转出时征税。

因此,税收优惠取决于具体条件,并非信托固有的属性。信托可以便利合法的财产传承和管理,同时也可能带来额外的申报义务或税负。即使财产在形式上由受托人所有,税法仍可能将收入归属于委托人或受益人。信托在私法上是否有效,与其在税务上如何分类,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比较法、跨境承认与透明度

信托将管理权、受益权与独立财产相分离,这给以不同所有权概念为基础的法律体系带来了挑战。许多大陆法系法域在历史上并不存在与英国衡平法所有权直接对应的制度。不过,缺少这种区分并不妨碍立法承认为他人利益而管理的独立财产。进行比较时,应考察债权人权利、权利的强制实现以及控制权,而不应预设每个法域都必须照搬英国的术语体系。

苏格兰法是英国境内的一个重要例子。它承认信托,却不依赖英国法中普通法所有权与衡平法所有权的区分。在苏格兰法中,信托财产被理解为与受托人相关联的一项独立信托财产。魁北克同样通过专用于特定目的的独立财产来规范信托,这项财产与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的财产均相互独立。这些例子表明,信托的制度功能可以通过不同的财产理论来表达。

其他法域则通过立法引入了信托或相关制度。日本首部《信托法》制定于1922年,新的《信托法》于2006年颁布。中国于2001年颁布《信托法》。法国于2007年引入了 fiducie(信义财产转让制度);这一法定安排在允许的参与主体、目的和法律后果方面,均不同于一般的英国私人信托。不能仅仅因为这些制度都涉及依照义务为他人或特定目的管理资产,就将其视为可以相互替代的制度。

跨境争议属于国际私法的范畴。相关问题包括:信托的有效性及其管理适用何种法律,是否承认外国信托资产独立于受托人的财产,以及受益人的权利如何与当地财产规则相互协调。1985年7月1日《关于信托的法律适用及其承认的海牙公约》为参与法域提供了一个框架。该公约承认符合条件的信托,并通常尊重委托人对准据法的选择,但须受公约适用范围、强制性规则及公共政策保障条款的限制。公约并不要求每个缔约国都在国内引入信托制度。

承认信托并不能消除其与继承保护制度、婚姻财产权利、破产规则或特定资产转让要求之间的冲突。选择外国法作为准据法,也不一定能够排除财产所在地或当事人所在地的所有强制性规则。因此,跨境安排是否有效,取决于多个相互作用的法律领域。

透明度监管关注的是另一个问题:识别与信托有关的自然人。反洗钱制度通常要求提供有关委托人、受托人、保护人、受益人或受益人类别,以及行使最终控制权的人的信息。在这一语境中,“受益所有人”是一个监管术语,并不完全对应于信托法上的衡平法所有权。登记和披露要求与数据隐私及保密规则相互交织,而财产权归属、管理和可强制执行的义务等根本问题,仍由适用的信托法和财产法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