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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法律 / legal-capacity

法律能力

法律能力是法律承认的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以及通过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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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能力是法律承认的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以及实施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的能力,例如订立合同、管理财产或授权他人代为行事。其含义因法律体系和具体语境而异。广义上,法律能力既包括成为权利主体的资格,也包括行使这些权利的能力。狭义上,尤其是在比较私法中,它指通过自己的行为设立、变更或终止法律关系的能力。有关法律能力的规则涉及儿童、需要决策支持的成年人以及法律实体,同时也决定特定交易是否有效。

术语与基本区分

有必要区分以下几个相关概念。

法律人格是指被承认为法律主体。具有法律人格的人原则上可以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人类个体属于自然人;公司及某些其他组织则可以被承认为法人。

权利能力涉及一个人能够享有哪些法律权利、承担哪些法律义务。例如,儿童可以拥有财产,即使其无法独立进行与该财产有关的所有交易。

行为能力涉及一个人自己的决定或行为能否产生法律上的有效后果。订立具有约束力的合同的能力就是一个例子。

决策能力或心智能力涉及一个人作出某项特定决定的能力。根据适用法律,这可能包括理解相关信息、认识其意义、运用或权衡这些信息,以及表达选择的能力。它不等同于法律能力:对决策能力的事实评估,与对一个人享有哪些权利或权限的法律认定,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

这些区分在许多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中尤为明确。例如,德国法将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能力,即 Rechtsfähigkeit,与实施法律行为的能力,即 Geschäftsfähigkeit,加以区分。英语中的用法则不那么统一:“legal capacity”既可能指广义概念,也可能指某种特定能力,例如缔约能力或立遗嘱能力。

能力还必须与权限相区分。成年人可能具有完全的缔约能力,却无权使公司受其所订合同的约束。反过来,经授权的代表可以代无法独立完成相关交易的人行事。

主要适用领域

合同与财产

在合同法中,缔约能力决定一个人能否订立可依法强制执行的协议。相关规则可能因当事人的年龄、交易性质、决策能力,以及另一方是否知悉有关能力限制而有所不同。

欠缺能力在各地并不产生相同的后果。视法律体系和交易而定,协议可能属于以下情形:

  • 无效: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
  • 可撤销:在受保护人或其他有权主体撤销之前,仍然有效。
  • 效力取决于批准:只有获得授权或事后追认,才完全发生效力。
  • 依例外规则可予强制执行:例如适用有关生活必需品或必要服务的规则。

财产法同样区分财产所有权与处分、管理财产的能力。儿童可以继承资产,但资产的管理可能由代表人负责。

遗嘱、婚姻与个人决定

立遗嘱能力通常适用独立的法律判断标准,而非直接适用普通合同的规则。其要求涉及是否理解立遗嘱的性质,以及所处分的财产等事项。

缔结婚姻的能力也受专门规则约束,包括适用的年龄要求和同意要求。这些要求不一定与缔约能力相同。

在医疗卫生法中,能力与知情同意及拒绝治疗有关。如果按照适用的法律标准,一个人无法作出相关决定,则由另外的规则确定其他人或机构能否以及如何代为决定。这类规则在不同法域之间差异很大。

法律程序与刑法

诉讼行为能力涉及亲自进行诉讼活动的能力,包括委托并向律师作出指示,或就诉讼作出决定。一个人可以成为案件当事人,但仍可能需要由代表人代为进行诉讼。程序规则旨在同时保障当事人的参与和程序的公正。

私法上的能力不同于刑事责任能力和受审能力。刑法以不同的规则分别处理行为人对犯罪承担责任的问题,以及其参与刑事审判的能力问题。在某一领域作出的认定,并不会自动决定其他领域的问题。

年龄与儿童的能力

多数法律体系根据年龄规则,确定一个人何时取得进行一般民事交易的完全能力。相关年龄界限通常称为成年年龄,但特定活动可能另有年龄要求。

儿童的能力未必是非有即无的。法律体系可能承认以下情形:

  • 儿童可以独立进行的交易。
  • 需要父母或监护人同意的交易。
  • 针对劳动收入、赠与或日常购买行为的特别规则。
  • 针对生活必需品的例外规定。
  • 依据成熟程度而非仅凭年龄来判断的特定个人决定。

《儿童权利公约》承认儿童不断发展的能力,以及就影响自身的事项表达意见的权利,并要求根据儿童的年龄和成熟程度,对这些意见给予适当重视。这些原则并未确立全球统一的缔约能力年龄标准。

基于年龄的保护规则,其法律后果也有所不同。一些法律体系允许受保护人撤销某些交易,另一些则规定特定交易未经批准不发生效力。这些规则通常以保护为目的,但其具体内容也会影响交易的确定性,以及儿童参与日常生活的机会。

成年人的决策能力

有关成年人能力的规则,通常区分一个人的一般法律地位与其在特定时间作出特定决定的能力。

以身份为基础的方法,依据某人所属的类别或其正式法律身份施加限制。以功能为基础的方法,考察作出某项具体决定所需的能力。以结果为基础的方法,则将对某项选择的质量或后果的评价视为欠缺能力的证据。这些分类有助于分析,但实际法律可能综合采用不同要素。

在许多现代功能性判断框架下,能力取决于具体决定和具体时间。一个人可能能够进行日常购物,却无法理解复杂的金融交易;其能力也可能随时间波动。沟通困难不一定意味着无法作出决定,尤其是在能够以无障碍方式提供信息,或可以采用其他沟通方式的情况下。

残疾或医学诊断本身,并不能证明一个人在所有事项上都无法作出决定。同样,不寻常或不审慎的选择,也不一定是欠缺能力的证据。

例如,主要适用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2005年心智能力法》确立了能力推定,要求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帮助当事人作出决定,并规定不能仅因某人作出了不明智的决定,就认定其欠缺能力。该法的制度框架还将无法作出决定与心智或大脑功能的损伤或障碍相联系。这是特定法域的制度模式,而非普遍适用的定义。

代表、监护与支持

当一个人需要协助,或无法独立完成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时,各法律体系会采用多种机制加以应对。

代理与事先授权

授权委托书授权他人在特定范围内代表委托人行事。在委托人丧失相关决策能力后,该授权是否继续有效,取决于授权文书的类型和适用法律。

由他人代表不应被等同于欠缺能力。具有完全能力的成年人经常出于便利或借助专业知识的考虑,授权代理人办理交易。

监护与替代决策

监护及相关安排允许法院或其他有权机关指定某人,就特定事项协助当事人作出决定或代其作出决定。不同法域的术语、适用范围及法律后果存在显著差异。

有些安排仅涉及范围有限的财务事项;另一些则涵盖个人生活和财务生活的诸多重要领域。指定代表人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在法律上正式限制当事人自身的法律权限。适用的保障措施可包括通知、参与程序、独立代表、复审,以及对代表人权限的限制。

辅助决策

辅助决策是在提供协助的同时,仍将决定在法律上归属于当事人本人。支持可以包括提供便于理解的解释、沟通协助、帮助比较不同选项,或让当事人信赖的人参与。

辅助决策与替代决策的区别,在于二者对决策权归属的制度安排不同。不过,辅助安排同样需要防范胁迫、利益冲突和不当影响。仅仅将某项安排称为“支持”,并不能证明当事人掌握着决定权。

人权与国际标准

《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保障人人在法律前被承认为人的权利。残疾人权利议题使人们尤其关注这样一种区别:承认某人是权利主体,并不等于使其能够行使权利。

《残疾人权利公约》第十二条要求缔约国承认,残疾人在生活各方面享有与其他人平等的法律能力。该条还要求提供行使法律能力所需的支持,并对影响法律能力行使的措施设置保障。

第十二条规定的保障包括:尊重当事人的权利、意愿和选择;避免利益冲突和不当影响;符合比例原则;切合个人情况;以及由有权、独立且公正的机关或司法机构定期复审。

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在第1号一般性意见中,将第十二条解释为要求以辅助决策取代替代决策制度。委员会还反对以心智能力评估为依据,剥夺法律能力。这是委员会对条约的解释,并不意味着各国国内法已经统一实施了同一规则。

这些标准与现行监护立法或心智能力立法之间的关系,仍是人权法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各国国内制度在如何提供支持、安排代表、施加限制,以及如何处理难以确定当事人意愿和选择的情形等方面,采取了不同做法。

历史发展

罗马法区分法律地位与实施特定行为的能力,并为儿童及部分成年人设置了保护性安排。能力也受到身份差别的影响,而这些身份差别并不符合现代法律平等原则。

后来的法律体系曾基于性别、婚姻状况、奴隶身份及残疾等因素限制能力。在普通法传统的部分地区,已婚妇女身份制度大幅限制了已婚妇女独立行使法律权利的能力,不过该制度的具体运作随时间和地点而异。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改革取消了对已婚妇女拥有财产和订立合同的许多限制。

现代发展日益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根据个人情况设定限制、程序保护和当事人参与。残疾人权利改革还进一步质疑了一种假设,即保护当事人就必须将决策权转交他人。

法律实体与跨境问题

公司及其他法律实体通过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代理人行事。其法律能力可能受立法、组织章程文件及有关设立宗旨的规则约束。超出这些宗旨的行为究竟无效、可对该实体强制执行,还是主要属于内部责任问题,取决于具体法律体系。

跨境交易会引出国际私法问题。法院可能需要确定,应由哪一国的法律支配能力问题,以及是否承认外国的保护性裁定或代表人的权限。连结因素可能包括住所、国籍、惯常居所,或支配特定交易的法律。

因此,不能总是仅凭文件签署地的法律来确定一个人的能力。适用的法律冲突规则、针对特定交易的例外规定,以及承认程序,都可能影响结果。

保障措施与实践局限

能力规则处于个人自主、防止剥削和维护法律交易安全这几方面的交汇处。其效果不仅取决于正式的法律判断标准,也取决于能否获得司法救济、口译服务、无障碍信息、独立代表及法律援助。

真正的决策困难,与因程序缺乏无障碍性而造成的障碍,二者之间存在重要区别。一个人可能无法理解未经解释的文件,却能在获得清晰说明后作出决定。反过来,在形式上记录了同意,并不能证明该决定是在充分知情且不受胁迫的情况下作出的。

因此,程序保障与实体标准同样重要。根据适用法律,这些保障可以包括:限制能力必须有明确的证据依据;给予当事人对认定提出异议的机会;限定命令的范围和期限;进行独立审查;以及针对滥用代表权限的行为提供有效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