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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法律 / advance-directive

预立医疗指示

预立医疗指示记录个人对未来医疗的意愿、指定医疗决策代理人,或兼具两者,以备本人无法作出相关决定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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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立医疗指示是一种声明或法律文书,个人可通过它记录对未来医疗处置的偏好、指定他人代为作出医疗决定,或同时作出这两项安排。此类指示通常用于本人无法作出相关决定的情形。预立医疗指示将知情同意与未来的照护联系起来:在无法取得当时的同意时,此前表达的选择可以为决策提供依据。其术语、形式要求及法律效力因司法管辖区而异。

目的与适用范围

预立医疗指示的形成,是为了在患者因疾病或受伤而无法直接参与治疗决策时,仍能保留其选择权。此类指示常与临终照护相关,但也可涵盖暂时丧失决策能力、严重疾病或其他可预见的情形。

指示可以涉及机械通气、心肺复苏、透析,或通过医疗手段提供营养和水分等治疗,也可以说明更广泛的优先事项,包括舒适、沟通、宗教仪式,或可接受的治疗负担。指示中的各项陈述未必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对某项治疗的具体拒绝,其效力可能不同于一般性的价值观表达。

预立医疗指示通常不能取代具备相应决策能力者当前作出的决定。同样,指示中提出的要求也不一定意味着临床医务人员有义务提供违法或临床上不适当的治疗。

主要形式

治疗指示与生前预嘱

治疗指示记录个人对未来治疗的选择。生前预嘱是一种常见形式,通常侧重于特定情形下的维持生命治疗。这两个术语有时可以互换使用,但生前预嘱的范围可能小于预立医疗指示这一更广泛的类别。

指示可以针对特定治疗,也可以附带条件。例如,拒绝某项治疗的指示可能仅在出现指定医学状况时才适用。一项指示是否具有约束力,可能取决于其有效性、适用性、具体措辞及适用的法律。

生前预嘱不同于遗产处分意义上的遗嘱:前者关乎人在世期间的医疗,而非死后的财产分配。

指定医疗代理人

另一种形式是指定一名代理人,在本人无法作出医疗决定时代为决策。根据司法管辖区的不同,这类代理人可能被称为医疗代理人、医疗受托人、授权代理人或替代决策者。

这种指定可以通过专门的医疗文件作出,也可以通过涵盖医疗决定的授权委托书作出。拥有财务事务的代理权限,并不自动意味着拥有医疗事务的代理权限。

代理人的裁量权取决于适用法律及文件内容。代理人可能必须遵循具有约束力的指示,依据本人已知的意愿与价值观作出判断,或在无法得知其偏好时,适用法律规定的最佳利益标准。

综合性文件

有些文件将治疗指示与指定代理人结合起来。这使个人既能作出具体选择,又能授权代理人处理文件未曾预见的情形。对于书面指示与代理人决定之间的冲突,各法律体系的处理规则不尽相同。

决策能力与法律上的运作

临床上的决策能力通常指一个人理解相关信息、认识其意义、权衡各项选择并表达决定的能力。具体的法律判断标准有所不同。决策能力可能需要针对某一具体决定来判断,也可能随时间发生变化。

决策能力与法律行为能力相关,但并不相同;后者是一个涉及个人享有和行使权利之能力的更广泛法律概念。仅凭某项诊断或存在残疾,不能认定一个人无法作出某项具体的医疗决定。

常见的法律问题包括:

  • **有效性:**指示是否出于自愿作出,作出者是否具备所需能力,以及是否符合规定的形式要求。
  • **适用性:**指示是否涵盖当前考虑的治疗及情形。
  • **启用条件:**使用该指示或行使代理权限的条件是否已经满足。
  • **撤销:**本人此后是否撤回或替换了该指示。

有些司法管辖区要求签名、见证人、使用规定表格,或针对特定决定履行额外手续。另一些则承认某些口头陈述。文件跨越国家或国内行政区划边界后能否获得承认,可能取决于接收地的管辖权规则。

与其他照护文件的关系

预立照护计划

预立照护计划是一个更广泛的过程,涉及讨论并记录有关未来照护的价值观、目标及偏好。它可以包括与临床医务人员及信任的人交谈、指定代理人,以及完成预立医疗指示。

两者的区别在于,一者是持续进行的规划过程,另一者则是特定的声明或文书。谈话记录可以成为了解个人偏好的有用证据,但不一定具有约束性指示的地位。

复苏决定与医疗医嘱

不施行心肺复苏医嘱针对的是心脏骤停或呼吸停止后是否进行心肺复苏。该医嘱本身并不意味着停止提供所有其他治疗或支持性照护。

在一些医疗体系中,由临床医务人员签署的医嘱会记录有关复苏及其他治疗的决定,其格式旨在便于患者转至不同照护场所时随身携带。这些属于医疗医嘱,而不只是患者自行作出的指示。预立医疗指示可以为此类医嘱提供依据,但两者不能互相替代。

缓和医疗与协助死亡

缓和医疗旨在减轻严重疾病带来的症状及其他负担。它可以与针对疾病的治疗同时进行,并不等同于拒绝维持生命治疗。

预立医疗指示也不同于协助死亡。拒绝治疗本身并不构成对协助死亡的授权;在允许协助死亡的地方,此类行为受另外的法律规则规管。

历史发展

现代预立医疗指示的出现,与重症监护、维持生命技术的发展,以及患者同意或拒绝治疗之决定权获得认可的进程相伴。20世纪60年代,生前预嘱的提议开始在美国受到关注,随后出现了有关无法自行决策者之治疗决定的立法与诉讼。

美国1990年《患者自决法》要求参与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的某些医疗服务提供者,向患者告知有关预立医疗指示的权利及机构政策。该法并未设立全国统一的预立医疗指示,也未取代各州法律。

其他法律体系也建立了各自的安排。例如,在英格兰和威尔士,2005年《心智能力法》为预先作出的拒绝治疗决定,以及涵盖健康与福利事务的持久授权委托书,提供了法定框架。这些文书的功能和要求各不相同;这一框架并非在整个英国统一适用。

解释与实际局限

预立医疗指示无法预见所有临床情形。笼统的措辞可能使其涵盖哪些干预措施变得不明确,而高度具体的指示又可能与意料之外的病情不符。预后以及治疗可能带来的获益或负担,也可能存在不确定性。

实际困难包括紧急情况下无法取得文件、不同版本相互冲突、措辞含糊,以及对某项指示是否适用存在分歧。电子记录和登记系统可以提高文件的可获取性,但对这些资料的访问也必须符合保密及数据隐私要求。

伦理讨论关注的是先前表达的偏好与个人当前福祉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认知能力发生重大变化之后。此外,也可能涉及是否出于自愿、不同文化对家庭参与的理解,以及沟通障碍等问题。各地法律赋予这些考量的分量有所不同;即使文件已按规定手续完成,仍需结合实际临床情形解释其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