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自主权是指患者有权对自身的医疗作出知情、自愿的决定,包括接受或拒绝所提议的医疗干预。作为生命伦理学的一项核心原则,它要求尊重患者的价值观、偏好、身体完整性以及参与决策的权利。它还要求具备使实质性选择成为可能的条件,例如提供易于理解的信息,以及免受强迫。自主权并不意味着患者有权不受限制地获得任何所要求的治疗,其伦理意义也不仅限于取得患者对某项操作的许可。
伦理基础
患者自主权将道德自律这一更广泛的理念应用于医学。它既涉及个人主导自身生活的能力,也涉及他人尊重这种自我主导的义务。
多种哲学传统为患者自主权提供了正当性依据。伊曼努尔·康德将自主与理性的自我立法联系起来,并主张尊重人,将人本身视为目的。当代的患者自主权并不等同于康德的理论:它通常保护范围更广的个人选择,而不要求每一项选择都体现康德式的道德推理。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捍卫个人自由,主张限制对个人行为的干涉,为反对违背患者意愿的医疗干预提供了另一项具有影响力的依据。
在临床伦理学中,尊重自主权通常与行善、不伤害和公正并列考虑,即增进福祉、避免伤害和公平待人。这些原则可以相互支持,也可能彼此冲突。临床医务人员认为有益的干预,可能因其带来的负担、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或与宗教信念不相容而不被患者接受。
自主不等于独立。一个人即使在沟通、身体照护或实际事务上高度依赖他人,仍可能保有治疗决策权。
历史发展
医学传统长期以来就包含使患者受益和避免伤害的义务,但并非始终将治疗的首要决定权赋予患者。医疗家长主义是指以有利于患者为由,限制或推翻患者的选择。
20世纪,对身体完整性的法律保护、民权与人权运动,以及对医学研究中种种侵害行为的回应,促使人们更加重视患者自决。1947年的《纽伦堡法典》将自愿同意置于合乎伦理的人体试验的核心位置。1964年首次通过的《赫尔辛基宣言》进一步发展了涉及人类参与者的医学研究伦理标准。
1979年的《贝尔蒙特报告》指出,尊重个人既包括承认具有自主能力的主体,也包括保护自主能力减弱的人。这些研究领域的发展与临床实践及同意相关法律的变化相互交织,但又有所区别。
由此,患者自主权成为当代医疗伦理的一项主要统领原则。它在法律上的体现因司法管辖区而异,尤其是在未成年人、急诊医疗、精神卫生治疗以及为无法自行决定的人作出决策等方面。
自主决策的条件
临床上通常认为,自主决策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 **决策能力:**作出某项具体决定所需的相关能力。
- **理解:**充分理解所提议的干预、其可能的获益和风险,以及可供选择的替代方案。
- **自愿:**不受控制性压力、强迫或操纵。
- **有意作出的选择:**决定体现患者真正打算授权或拒绝的事项。
这些条件并不要求患者掌握完美无缺的知识,也不要求其完全不受社会影响。医疗选择往往伴随不确定性、情绪因素,以及对专业知识的依赖。核心问题在于,当事人能否实质性地主导决定,而不是该决定是否完全独立于他人。
决策能力
评估决策能力,通常要考察当事人能否理解相关信息、认识到这些信息对自身处境的意义、对不同选项进行推理,以及表达自己的选择。不同司法管辖区使用的术语和法律判断标准有所不同。
决策能力取决于具体决定,也可能随时间变化。难以作出某一复杂决定,并不必然说明当事人无法作出其他决定。同样,残疾、精神疾病诊断、高龄或与临床医务人员意见不一致,本身都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缺乏决策能力。
临床上的决策能力评估,通常与法律上对资格能力或法律行为能力的认定有所区分,不过这些术语在不同法律体系中的用法并不一致。沟通障碍也可能掩盖一个人的能力;口译、无障碍材料和沟通辅助工具可以帮助其参与决策,而无须将决策权转交给他人。
知情同意与拒绝
知情同意是尊重自主权的一项主要机制。它是沟通与授权的过程,而不只是一份签署的文件。相关信息通常包括干预的目的和性质、重要风险与预期获益、合理的替代方案,以及拒绝治疗这一选项。
同意必须针对所授权的干预。接受一项操作,并不意味着自动授权无关的其他操作或对个人信息的使用。
自主权也包括知情拒绝。具备相关决策能力的患者可以拒绝某项干预,即使临床医务人员预期拒绝会造成严重伤害。法律对这项权利的承认及其限制,取决于司法管辖区和具体情形。
尊重自主权并不要求临床医务人员对自己的判断保持沉默。提出建议、作出解释和讨论误解,都与自主选择相容。威胁、欺骗或不当影响则可能损害自主选择。
共同决策与支持性决策
共同决策将临床证据、专业知识与患者的目标和偏好结合起来。当几种合理方案涉及不同取舍时,这种方式尤为重要,例如在延长寿命、缓解症状、治疗负担或生活质量之间进行权衡。
这种方式将自主权与一种要求患者在缺乏指导的情况下自行选择治疗的消费者模式区分开来。患者可以自主选择接受明确的专业建议,也可以自愿将某些决定委托给他人。这种委托不同于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
支持性决策通过帮助当事人理解、权衡或表达,使其能够作出并传达自己的选择。它不同于替代决策,后者是授权他人代表患者作出决定。
患者无法自行决定时的决策
当患者缺乏相关决策能力时,决策可能涉及获得授权的代理人、患者先前表达的偏好,或法律认可的预先医疗指示。适用规则各不相同。
两项常用标准是:
- **替代判断:**根据患者已知的价值观、偏好和先前陈述,判断患者本来会作出什么决定。
- **最佳利益:**考虑患者的福祉,包括可能的获益、负担、痛苦及其他相关情况,尤其适用于患者意愿不明的情形。
预先医疗指示可以记录治疗偏好,也可以指定在未来某些情况下代为决策的人。其效力取决于法律要求、是否适用于当前情况,以及其他相关条件。
对于儿童,父母或监护人的许可通常起核心作用,同时也应重视儿童的意见和逐步发展的能力。一些法律体系承认某些未成年人在特定情形或某类医疗服务中享有独立决策权。
在紧急情况下,如果当事人无法作出决定、延误会造成严重危险,且没有已知适用的拒绝意愿或指示,则可能允许在未取得当时同意的情况下实施治疗。紧急情况的例外规定,并不意味着可以普遍无视能够及时征询且具备决策能力的患者所作的决定。
人际关系、文化与不平等
关系性自主强调,人们通过人际关系和社会条件发展并行使能动性。家庭支持、信任、教育和物质资源可以使自我主导成为可能;依赖、歧视以及控制性关系则可能限制这种能力。
因此,家庭参与并非天然与自主权对立。有些患者倾向于集体讨论,或希望亲属深度参与。关键区别在于,这种参与是体现患者的偏好,还是取代患者的偏好。
文化背景可能影响人们对信息告知和决策的期待,但不能据此可靠地判断某个个体的意愿。认定某个文化或宗教群体的所有成员都具有相同偏好,本身就可能损害自主权。
经济限制也会影响选择的实际意义。患者可能在形式上获准从多种治疗中作出选择,却在现实中无法获得这些治疗。因此,自主权与分配正义相互关联,尽管二者所处理的伦理问题并不相同。
限制与持续争论
患者自主权并不赋予患者不受限制地要求获得某种干预的权利,尤其当该干预在临床上不适当、违法、无法提供,或超出专业义务范围时。拒绝身体干预的权利,与获得某项特定服务的权利有所不同。
公共卫生可能使个人选择与保护他人之间产生张力。例如,针对传染病采取的限制措施,需要有独立的法律和伦理依据;仅仅不赞同某个人的决定,并不足以构成这种依据。
自主权还与保密义务和数据隐私相互关联。关于治疗、医疗信息披露以及健康数据二次使用的决定,既有联系,又彼此不同。对临床诊疗的同意,本身并不能解决有关研究、数据共享或自动化分析的所有问题。
一项持续存在的争论是,自主权是否有时被简化为程序合规。信息告知表格和有记录的选择,可以作为获得授权的证据,却未必能证明患者真正理解了相关信息,或未受到压力。反过来,如果一味强调专业人员或家庭对患者福祉的判断,也可能掩盖患者本人最重视的事项。这些问题表明,形式上的许可不同于使患者能够主导自身医疗的实质性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