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决策是患者与医疗专业人员共同考量现有证据、讨论合理选项,并作出符合患者价值观、偏好和实际处境的医疗决定的协作过程。它将专业人员对疾病、干预措施及可能结局的专业知识,与患者对自身目标和亲身经历的了解结合起来。当不同选项各有利弊、结局存在不确定性,或最合适的选择取决于个人看重什么时,共同决策尤为重要。
概念与伦理基础
共同决策以尊重患者自主权为基础,与知情同意密切相关。这两个概念有所重叠,但并不相同。知情同意关注的是,一个人在获得并理解相关信息后,自愿授权实施某项干预。共同决策则强调形成选择的对话与权衡过程,其中也包括不接受某项干预的决定。
这一方式也与循证医学相辅相成。研究证据描述的是人群层面的获益、危害与不确定性,但仅凭这些证据,无法确定个人应如何衡量相互冲突的结局。即使临床情况相似,两个人也可能作出不同且合理的选择,因为他们对寿命、独立生活能力、症状缓解、治疗负担或日常生活所受影响的重视程度不同。
共同决策既不同于主要由专业人员决定行动方案的家长式模式,也不同于仅向患者提供信息、却让其在缺乏专业支持的情况下自行决定的纯信息传递模式。共同决策不要求双方拥有同等的医学知识,也不要求双方承担完全相同的责任。临床人员仍有责任解释证据、提出适当建议,并指出哪些选项在临床上并不合理。
发展历程
现代共同决策理念形成于二十世纪后半叶,与医学伦理、患者权利以及人们对参与医疗的期望的变化同步发展。1982年,美国总统医学及生物医学与行为研究伦理问题研究委员会发表的《医疗决策》报告,推动共同决策成为一种明确的临床互动模式。
此后的研究进一步厘清了共同决策的构成要素,并开发了支持和评估这一过程的方法。循证医学和患者决策辅助工具的发展,加强了研究结果与个人偏好之间的联系。后来,共同决策成为有关患者参与和医疗质量的政策及专业指南的组成部分。
主要要素
尽管不同模式有所差异,但大多包含以下几项相互交叠的活动。
明确决策事项
参与者明确当前需要考虑的决策,并说明存在可供选择的方案。视具体情况而定,选项可能包括治疗、进一步检查、监测、支持性照护,或暂不进行干预。
可供选择的方案受到临床适宜性和实际可获得服务的限制。共同决策并不意味着患者要求的每一种干预都是适当的。
比较选项
医疗专业人员说明各种合理备选方案的目的、预期获益、可能危害、实施要求及不确定性。相关信息可能包括恢复时间、监测要求、费用、对日常活动的影响,以及治疗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的可能性。
风险沟通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仅提供相对风险相比,使用绝对概率和一致的时间范围更便于理解和比较。例如,事件发生率从每100人中有2人降至每100人中有1人,既意味着相对下降50%,也意味着绝对下降1个百分点。这两种表述描述的是同一个数值变化,却可能给人不同的印象。
探索价值观与实际处境
讨论需要了解哪些结局对患者最为重要,以及不同选项是否适合其实际处境。相关考量可能包括生活质量、照护他人的责任、工作、文化或宗教信念与义务、既往治疗经历,以及接受特定风险或负担的意愿。
偏好可能随着理解的深入而改变。它们并不总是固定不变、可以在就诊前简单记录下来的个人特征。
权衡与复议
参与者共同考量证据与患者优先事项之间的关系。临床人员可以提出建议,同时解释建议的依据及其与患者目标的联系。
这一过程可能跨越多次就诊。当健康状况、证据或偏好发生变化时,也可以重新审视既有决定。记录可以涵盖讨论过的选项、重要的不确定性、患者表达的优先事项,以及双方商定的计划,但仅有记录并不能证明患者确实进行了有意义的参与。
决策辅助工具与沟通支持
患者决策辅助工具旨在帮助人们作出医疗选择,其形式可以是宣传册、视频、交互式网站,或就诊过程中使用的材料。这类工具通常会说明某项具体决策,比较各个选项及其结局,并帮助人们明确哪些后果对自己最为重要。
决策辅助工具与一般健康教育材料不同,因为它们明确针对某项选择。它们是对患者与医疗专业人员之间对话的补充,而非替代。其效用取决于证据是否准确、及时更新,信息呈现是否平衡,使用是否便利,以及资金来源和利益冲突是否透明。
沟通支持同样重要。健康素养、语言、计算能力、听力、视力或沟通能力方面的差异,都可能影响参与。口译服务、无障碍信息形式及辅助与替代沟通,可以帮助原本参与受到限制的人加入决策过程。
临床情境与参与方式
共同决策适用于治疗、诊断性检查、预防和长期照护。例如,在作出有关癌症筛查的选择时,需要将潜在获益与假阳性结果及过度诊断一并考量;在不同干预措施之间作出选择时,也可能需要权衡恢复过程中的不同负担或长期影响。
在缓和医疗中,讨论往往围绕治疗与舒适、功能维持或居家时间等目标之间的关系展开。对于存在共病的人,权衡的重点可能是多项治疗要求之间的冲突,而非某一种孤立的疾病。
参与方式因人、因情境而异。有些患者希望积极参与方案选择;另一些则希望临床人员在了解其优先事项后提出建议。偏好较少直接参与,并不一定与共同决策相矛盾。
决策能力会影响决策的作出方式。当一个人无法作出某项特定决定时,其代表可以根据适用的伦理和法律安排参与决策。在可能范围内,当事人本人的意见和参与仍然重要。在紧急情况下,病情的紧迫性和意识障碍可能限制充分讨论与权衡的机会。
证据、评估与局限
包括随机对照试验在内的研究表明,患者决策辅助工具能够增进知识、改善对结局发生概率的理解,并帮助人们更清楚地认识自身价值观。它们对临床结局、医疗服务使用、费用和就诊时长的影响,因干预措施和应用情境而异。有关决策辅助工具的研究结果,并不能直接证明所有被称为共同决策的方法都具有相同效果。
评估可以采用患者报告、临床人员报告或就诊过程观察。这些方法反映了决策过程的不同方面,可能得出不同的评价。仅凭满意度并不足以判断:一个人即使没有理解备选方案,或没有真正参与决策,也可能表示满意。
实施障碍包括就诊时间有限、信息难以获取或理解、权力关系不平等、经济激励、医疗服务碎片化,以及缺乏真正可行的备选方案。这些限制使共同决策与健康公平紧密相连:提供选择,并不意味着每位患者都有资源将其付诸实施。
如果实际上已经选定了行动方案,之后才征询患者偏好,共同决策也可能流于形式。平衡的信息、专业责任,以及真正进行讨论与权衡的机会,是共同决策区别于说服患者或将临床责任转嫁给患者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