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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治性抑郁症

难治性抑郁症指经充分治疗后仍持续存在的重性抑郁,需仔细重新评估并考虑其他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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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患者报告结局诊断双相情感障碍病史鉴别诊断甲状腺功能减退症难治性抑郁…

难治性抑郁症(TRD)通常指抑郁症的一次发作在接受至少两种剂量适当、疗程充足的抗抑郁药物治疗后,仍未获得充分疗效。这是一个广泛使用的操作性定义,而非得到普遍认可的生物学分类。对于何为充分的治疗尝试、所用药物是否必须属于不同类别,以及心理治疗无效是否也应计入治疗抵抗,不同定义各有差异。这一术语并不意味着患者不可能康复,也不表示所有可用的治疗方法都已失败。

难治性抑郁症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持续的抑郁症状与显著的功能障碍、人际关系及职业功能受损、较差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以及自杀风险升高有关。评估时不能只计算开过多少种药物:诊断是否准确、患者实际用药情况、共存疾病、不良反应以及获得医疗服务的障碍,都会影响对治疗失败的判断。其治疗包括调整药物及增效治疗、结构化心理治疗、电休克治疗、无创脑刺激和以氯胺酮为基础的治疗。这些方法在证据支持程度、起效速度、疗效持久性、风险和可及性方面各不相同。

定义、治疗充分性与分期

难治性抑郁症(TRD)最常用的定义是:在当前抑郁发作期间,经过两次充分的抗抑郁药治疗尝试后,疗效仍不理想。不过,临床研究与监管框架对这一定义的具体应用并不完全一致。有些要求两次治疗所用药物属于不同的药理类别,有些则接受使用同一类别的两种药物。有些仅将完全无应答计为治疗失败,另一些则也纳入虽有部分改善、但仍残留具有临床意义症状的情况。因此,两个同样被称为难治性的研究人群,在病程、严重程度及既往接受治疗的情况方面,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一次充分的药物治疗尝试,需要考虑剂量、疗程和实际用药情况。许多研究定义要求治疗至少持续六至八周,其中应有一段足够长的时间使用治疗剂量,但适宜的评估周期仍取决于具体药物和临床情况。因不良反应而提前停药,与持续治疗却未获益,并不代表同一种现象。同样,不规律用药、无力承担药费,或剂量始终未达到预定范围,都可能造成表面上的治疗抵抗。假性治疗抵抗一词用于描述这些情况,但这一说法可能掩盖药物不耐受和治疗可及性障碍在临床上的切实重要性。

治疗结局通常区分为应答、缓解和康复。应答通常指经验证的抑郁评定量表评分降低至少50%。缓解指症状降至规定阈值以下,并不一定意味着正常功能已经恢复。康复一般指缓解状态持续一段时间,但不同研究规定的持续时间并不相同。汉密尔顿抑郁评定量表、蒙哥马利—奥斯伯格抑郁评定量表及其他工具可量化症状变化,而患者报告结局则能反映临床医生评定可能遗漏的体验。

多种分期系统将治疗抵抗描述为一个连续谱,而不是非有即无的状态。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Thase–Rush模型着重考察不同类别抗抑郁药及电休克治疗的接连失败。莫兹利分期法则综合考虑治疗史、发作持续时间和症状严重程度。这些系统有助于研究中的描述,但无法可靠地判断哪种治疗对某个个体有效。范围更广的难以治疗的抑郁症概念,强调在已尽常规治疗努力后仍持续存在的疾病负担,也涵盖药物无应答之外的障碍。这些标签均不意味着存在某一种单一的基础疾病机制,也不意味着预后已不可逆转。

诊断再评估与表面上的治疗抵抗

细致的诊断评估可以将持续存在的单相抑郁与表现相似或会影响其治疗的其他疾病区分开来。双相障碍尤其值得关注,因为抑郁发作可能早于被识别出的躁狂或轻躁狂发作。如果既往曾出现情绪异常高涨或易激惹、睡眠需求减少、活动增多,以及伴随的功能变化,诊断判断就可能需要调整。精神病性症状、紧张症、物质相关障碍及认知障碍,也会影响对一次抗抑郁药治疗未获成功的解读。如果不先明确治疗针对的究竟是什么疾病,就无法准确理解治疗抵抗。

病史可按时间顺序呈现历次发作、用药、心理治疗、治疗依从性、疗效、不良反应及停治原因。病历和药房记录有助于区分有据可查的治疗失败,与仅凭回忆提及、剂量和疗程均不明确的一次处方用药。持续测量症状变化,可以发现被“治疗失败”这一总体印象掩盖的部分疗效,也可以区分情绪改善与仍然存在的睡眠障碍、认知方面的主诉或功能受损。这些区分很重要,因为不同的残留问题可能有不同的原因。

鉴别诊断包括可引起或加重抑郁症状的躯体疾病,例如甲状腺功能减退症、贫血、神经系统疾病,以及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等睡眠障碍。药物作用、饮酒或其他物质使用,也可能导致疲劳、睡眠紊乱、认知损害和情绪低落。临床评估和实验室检查应以病史和查体结果为依据,而不是依靠一套能够诊断难治性抑郁症的通用检查组合。没有任何血液检查或脑部扫描能够确立治疗抵抗。

共存的精神障碍很常见,而且可独立导致持续的功能受损。焦虑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强迫症及物质使用障碍,可能需要各自的疗效评价指标和治疗措施。即使核心抑郁症状有所改善,慢性疼痛和失眠仍可能造成严重的功能受损。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否定重性抑郁症的诊断,但若将所有持续存在的症状都归因于抗抑郁药治疗抵抗,就可能掩盖其他重要的影响因素。

评估还应涵盖社会背景和安全状况。居住不稳定、人际暴力、经济困难及医疗照护不连贯,都可能使痛苦持续并导致治疗中断。这些因素并不意味着症状的生物学基础更弱,也不意味着症状不够真实。对自杀想法、意图、计划、既往行为及可获得支持的评估,与判定治疗抵抗程度是不同的任务。仅凭抑郁严重程度评分,无法全面反映当前的自杀风险;既往对药物治疗无反应,也不能单独决定适宜的照护级别。

发生频率、病程与后果

对难治性抑郁症(TRD)发生频率的估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人群和所采用的定义。针对自述有抑郁症状者的调查、专科门诊样本、医保记录以及前瞻性治疗研究,衡量的是不同的现象。处方数据库可以识别反复换药的情况,却未必能确认诊断、用药依从性、剂量是否充足或临床疗效。专科医疗服务中的患者,重症或病程较长者所占比例往往偏高。因此,不能用一个适用于所有医疗体系或人群的百分比来可靠地表示TRD的患病率。

美国“缓解抑郁症的序贯治疗替代方案研究”(Sequenced Treatment Alternatives to Relieve Depression,简称STAR*D)是一项经常被引用的研究,其主要结果发表于2006年。该研究纳入了4,000多名重性抑郁症门诊患者,在初始使用西酞普兰治疗后,提供后续各阶段的治疗。根据所采用的结局指标和分析方法,约三分之一的患者在第一阶段达到缓解。随着未能奏效的治疗阶段增多,后续达到缓解的可能性总体上逐渐降低。这项研究表明,初次治疗失败后,进一步治疗仍可能有效;同时也记录了在接连采取不同干预措施的情况下,达到并维持良好健康状态的困难。

STAR*D并不能直接估计人群中永久性治疗抵抗的比例。进入后续治疗阶段的是继续参与研究的部分受试者,而受试者流失也使结果的解读更加复杂。经常被引用的约三分之二累积缓解率,来自对连续治疗阶段的一种特定分析,并不代表所有最初入组者中,经长期观察仍保持良好状态的比例。此外,该研究开展时,若干如今可用的干预措施尚未确立其临床地位。作为一项贴近临床实践的大型序贯治疗研究,它至今仍有重要影响,但并不能全面反映当今的治疗结局。

持续性抑郁会影响注意力、记忆力、动力、睡眠、身体活动和社会参与。这些影响可能妨碍学习、工作、照护他人及人际关系。共存的躯体疾病可能进一步使病程复杂化;抑郁症可与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及其他慢性疾病并存。研究一致报告,TRD与医疗服务使用量增加、住院增多及费用升高有关,但观察性比较并不总能将治疗抵抗本身的影响,与更严重的病情及其他潜在差异的影响区分开来。

TRD还与自杀相关健康损害和死亡风险升高有关。不过,个体结局仍有很大差异。有些人在后续某项干预后达到缓解,有些人反复发作而在发作间期有所康复,还有些人的症状持续存在,但严重程度时有波动。发作持续时间长、症状负担较重、伴有焦虑,以及既往多次治疗失败,都与平均而言较差的结局有关,但这些因素都不能决定某个个体的病程。治疗抵抗最适合被理解为对某一时点疾病状况及治疗史的描述,而不是对未来治疗必将失败的预测。

生物学机制与预测指标的探索

目前尚未发现一种得到确证的生物学病变,能够将所有难治性抑郁症(TRD)病例与对治疗有反应的抑郁症区分开来。重性抑郁症具有异质性,治疗抵抗可能由多条相互作用的通路共同造成。常规抗抑郁药会影响涉及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的信号传导,部分药物还会影响涉及多巴胺的信号传导。这些药物的作用并不能证明抑郁症仅仅是某一种神经递质缺乏所致。临床疗效的出现通常慢于药物的即时药理作用,因此,研究转向了神经通信、应激调节和适应过程中的下游变化。

一个主要的研究框架关注神经可塑性,即神经系统改变自身功能和连接的能力。应激相关的突触信号传导、奖赏加工及认知控制变化,可能促使症状持续存在。氯胺酮的抗抑郁作用被发现后,谷氨酸信号传导和参与突触维持的蛋白质受到了特别关注。这些发现为探索传统单胺靶点以外的机制提供了支持。然而,动物实验中证实的机制,或从小规模人体研究中推断出的机制,不能直接视为对临床治疗抵抗的确切解释。

神经影像学研究考察了涉及前额叶皮质、前扣带皮质、海马体以及其他参与情绪和认知的脑区的网络。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测量与神经活动相关的血氧水平变化模式。研究发现,不同的连接模式与症状及治疗结局存在关联;研究人员也正在探索如何利用连接信息确定刺激靶点。大多数发现属于群体层面的关联,尚不能据此形成一种经过广泛验证的诊断性扫描方法,用于识别难治性抑郁症,或为每位患者可靠地选择最佳治疗方案。

应激生理学和炎症也是研究领域。部分抑郁症患者存在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活动改变或炎症标志物升高。然而,这些变化既非普遍存在,也非难治性抑郁症所特有。炎症指标的测量结果会受到感染、身体成分、吸烟、睡眠及其他疾病的影响。炎症标志物与治疗反应不佳之间存在关联,并不意味着炎症导致了治疗失败,也不意味着抗炎药能够改善抑郁症。

具有临床实用价值的生物标志物必须能够提供可重复验证的信息,在常规临床评估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决策。影响药物代谢酶的遗传变异可能改变体内药物暴露水平,药物基因组学检测有时可为代谢或药物相互作用方面的问题提供参考。但这类检测既不能找出一种普遍有效的抗抑郁药,也无法解释大多数治疗抵抗现象。整合临床信息、影像、遗传及其他测量数据的预测模型,仍是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这些模型的临床价值取决于独立验证、研究人群的代表性,以及能否提供证据证明使用模型可改善具有实际意义的结局。

抗抑郁药调整与药物增效治疗

抗抑郁药治疗尝试未成功后,可采取的药物策略包括优化治疗、换药、联合治疗和增效治疗。优化治疗着重评估现有治疗是否充分实施,以及患者能否耐受。换药是用另一种抗抑郁药替代原有药物,可以在同类药物之间更换,也可以换用其他类别的药物。联合治疗是同时使用不止一种抗抑郁药,而增效治疗则是加用一种主要用途可能并非治疗抑郁症的药物。这些策略在概念上有所区别,但在实际诊疗中,各种药物调整往往相互交叠,因此难以确定疗效究竟来自哪一项调整。

常见的抗抑郁药类别包括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三环类抗抑郁药、单胺氧化酶抑制剂,以及具有其他作用机制的药物。跨类别换药并不一定比同类药物之间换药效果更好。较早问世的抗抑郁药在某些情况下仍有应用价值,但也有其特有的安全性问题。三环类药物可引起抗胆碱能作用、体位性低血压和心脏毒性;单胺氧化酶抑制剂存在重要的药物相互作用,某些制剂还要求限制饮食。即使不考虑潜在疗效,这些因素也会影响药物是否适用。

在增效治疗方法中,数种第二代抗精神病药已有对照试验证据支持,其中一些已获监管机构批准,用于重性抑郁症的辅助治疗。例如阿立哌唑、喹硫平缓释制剂和布瑞哌唑,但获批适应证因国家或地区而异。评估其获益时,必须同时考虑静坐不能、镇静、体重增加和代谢变化等不良反应。加用抗精神病药并不意味着此次抑郁发作伴有精神病性症状。即使不存在精神病性障碍,这类药物的药理作用也可能有助于改善情绪症状。

锂增效治疗长期以来积累了相应的证据,尤其是涉及较早问世的抗抑郁药的研究。使用时需要监测血药浓度,并关注肾功能和甲状腺功能、药物相互作用及毒性。作为甲状腺激素的三碘甲状腺原氨酸,也被研究用于增效治疗。不同方案的证据基础并不均衡:有些治疗已有大量短期随机试验支持,另一些则依赖规模较小或年代较早的研究。锂可能降低心境障碍患者自杀风险的证据,与其抗抑郁增效作用的证据并不相同,而且不同研究设计得出的效应估计也有所差异。

比较性试验既展示了后续阶段药物治疗的潜力,也揭示了其局限性。2017年的VAST-D试验纳入的受试者以美国男性退伍军人为主,换用安非他酮、加用安非他酮增效和加用阿立哌唑增效三组的12周缓解率分别约为22%、27%和29%。与换药相比,阿立哌唑增效治疗在缓解率上具有小幅优势,但不良反应特征也有所不同。这些结果并不能为每一位难治性抑郁症患者确立通用的治疗顺序:研究人群、既往治疗史、耐受性和随访时长均限制了结果的推广。

心理治疗与持续性功能损害

心理治疗可以处理抑郁症状、回避行为模式、人际关系困难,以及长期患病带来的影响。对药物无反应并不意味着心理治疗也会失败,因为这些干预所作用的过程不同。反过来,采用心理治疗也不意味着持续性抑郁仅仅源于不够努力或错误的思维。临床试验考察的是按规定强度实施的特定结构化治疗,其结果不能自动推广到所有形式的支持性接触或心理咨询。

对于药物治疗后抑郁仍持续的患者,认知行为治疗作为附加治疗有充分的证据支持。它将调整理解和解读事物的模式与改变行为、活动及应对方式相结合。英国于2013年发表的CoBalT试验,以初级医疗中对抗抑郁药反应不足的抑郁症患者为对象,比较了常规治疗与常规治疗加认知行为治疗的效果。六个月时,被分配接受附加心理治疗的参与者中,约46%达到了试验规定的治疗反应标准,而仅接受常规治疗者中这一比例约为22%。该试验的入组定义较宽,并不严格要求有记录证实两次充分的药物治疗均告失败。

其他相关方法包括行为激活、人际心理治疗,以及针对慢性抑郁开发的治疗。心理治疗认知行为分析系统专为慢性抑郁的临床表现而设计,强调行为对人际关系产生的后果。这些治疗在理论侧重点、治疗师培训和证据基础方面有所不同。慢性抑郁与难治性抑郁症存在重叠,但不能混为一谈:持续很久的一次发作可能几乎未得到充分治疗,而持续时间较短的一次发作可能已经历数种有详实记录的干预,均未奏效。

心理治疗研究面临一些特有的方法学挑战。参与者和治疗师通常知道正在实施哪种治疗,因此一般无法实现完全的盲法。不同对照条件下,治疗师投入的时间、参与者的预期以及获得其他医疗服务的机会各不相同。中途退出、治疗师的专业水平,以及治疗实施与既定方案的一致程度,都可能影响结果。这些局限并不否定已观察到的益处,但会影响其与药物试验的比较,也会影响对哪些治疗成分带来了改善的判断。治疗结束后的随访尤为重要,因为短暂的症状变化未必代表持久的康复。

功能恢复是临床照护与研究中一个独立的维度。症状评分下降的同时,注意力受损、社交退缩、失业或难以恢复日常职责等问题仍可能存在。康复、就业支持、针对睡眠的干预,以及对共存疾病的治疗,都可以着眼于这些方面。除了情绪评分,也可以通过社会参与、人际关系和日常活动来衡量进展。即使尚未完全缓解,这些结局也有意义,但不应以此掩盖持续存在的抑郁症状,或患者无法获得有效治疗的问题。

电休克治疗

电休克治疗(ECT)是在全身麻醉和肌肉松弛的条件下,通过电刺激诱发受控的脑部癫痫发作。该疗法由乌戈·切尔莱蒂和卢乔·比尼于1938年引入,此后在麻醉、电刺激施加方式、监测及操作技术方面均经历了重大改进。当代ECT与早期未采用麻醉和肌肉松弛措施的治疗方式已有显著差异。它是治疗重度抑郁症的一种成熟方法,尤其适用于症状危及生命、伴有精神病性症状或紧张症的情况。

ECT常被用于考虑治疗难治性抑郁症,但并非仅适用于已经尝试多种药物而无效的患者。病情的紧迫性、既往治疗反应、抑郁症状的特征及身体状况,都可能成为在一次抑郁发作的较早阶段采用ECT的理由。对于重度抑郁症,ECT的短期疗效通常优于继续采用常规药物治疗,但结果因患者群体而异。精神病性抑郁症患者的治疗反应率较高,而经历多次治疗失败的患者反应率较低,这说明用单一的成功率来概括疗效容易产生误导。在解读已发表的估计数据时,尤其需要区分治疗反应与缓解。

急性期疗程通常包括在数周内反复进行多次治疗。电极放置位置、脉冲宽度、相对于癫痫发作阈值的电刺激剂量以及治疗频率,都会影响疗效和认知方面的不良反应。右侧单侧电极与双侧电极技术在疗效和耐受性之间各有不同的权衡,而且每类技术内部的具体参数也很重要。ECT会影响分布于多个脑区的神经网络以及多种神经化学过程;没有任何单一机制能够完整解释其抗抑郁作用。仅用是否发生癫痫发作,并不能涵盖决定治疗获益的全部因素。

重要的不良反应包括短暂的意识混乱、头痛、肌肉不适和记忆障碍。形成新记忆的困难通常会在疗程结束后改善,而对治疗期间前后个人经历的记忆丧失则可能持续更久。受影响的程度因个体易感性和治疗技术而异。麻醉风险及心血管风险需与认知影响分别评估。对决策能力的评估、知情同意以及适用的法律保障至关重要,因为重度抑郁症可能影响决策,但并不意味着患者必然丧失决策能力。

急性期疗程取得成功后仍可能复发,这是ECT的一项主要局限。为维持疗效,可采用延续期药物治疗、延续期ECT或两者联合,但复发仍可能发生。因此,研究会区分急性期缓解与持续康复。ECT研究在选择对照治疗及长期测量记忆变化方面,也面临实际困难。能否获得治疗取决于是否具备受过培训的人员、麻醉服务、相应设施及交通条件,而公众的认识仍受到历史上的治疗方式和文化作品描绘的影响,这些描绘并不能准确反映当代治疗的全貌。

经颅磁刺激及其他刺激方法

经颅磁刺激(TMS)利用变化的磁场在脑内诱发电活动,其预期治疗机制并不依赖诱发全身性癫痫发作。用于治疗抑郁症的重复经颅磁刺激通常以与情绪调节网络相连的前额叶区域为靶点。治疗一般无需麻醉,受治者在治疗期间保持清醒。在美国,首台获准用于治疗重性抑郁症的 TMS 设备于 2008 年获得许可;此后获准使用的设备和方案在适用人群及治疗参数方面各有不同。

常规重复经颅磁刺激通常持续数周,在每周的大多数工作日进行治疗。对左侧背外侧前额叶皮质实施高频刺激是一种研究较为充分的方法,其他方案则采用右侧低频刺激或双侧刺激。靶点位置、线圈设计、刺激强度、脉冲模式及治疗总量均可能影响疗效。假刺激对照试验支持其抗抑郁疗效,但并非所有人都能产生治疗反应;既往治疗抵抗程度及治疗技术的差异,也使不同研究之间的比较变得复杂。

间歇性 θ 爆发刺激按照特定模式的序列施加短暂的簇状脉冲,可显著缩短单次治疗时间。2018 年的 THREE-D 试验发现,在该试验条件下,三分钟的间歇性 θ 爆发刺激方案在疗效上不劣于常规的 37.5 分钟高频刺激方案。这一发现针对的是两种具体方案,而非所有短时刺激与常规刺激方法。加速治疗方案每天安排多次治疗,有时还会基于影像学进行个体化靶点定位。对这类方案的评估不仅关注症状能否迅速改善,也关注疗效的持久性、再次治疗的需求、所需资源,以及在专科中心以外能否重复取得相同效果。

TMS 的常见不良反应包括头皮不适和头痛。癫痫发作虽罕见,但属于已知风险;植入式装置或某些神经系统状况也可能影响患者是否适合接受治疗。TMS 对认知功能的直接不良影响通常少于电休克治疗(ECT),但其证据基础尚不能像 ECT 那样覆盖所有重度抑郁表现。有些人在接受 TMS 期间继续用药,因此此时 TMS 是附加治疗,而非替代治疗。与急性期疗程相比,维持治疗和再次治疗的安排尚不够标准化,长期比较性证据仍是重要的研究方向。

其他刺激方法的应用范围更为有限,或仅用于特定情形。迷走神经刺激利用植入式装置刺激颈部的迷走神经;2005 年,美国批准将其用于部分在多次治疗失败后仍患有慢性或复发性抑郁症的成年患者。其疗效通常需数月才逐渐显现,手术、装置管理及发声相关不良反应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脑深部电刺激通过外科手术植入的电极直接刺激脑内靶点,但其在抑郁症中的应用仍处于研究阶段,对照试验结果不一。经颅直流电刺激也在研究之中,其证据基础和监管批准状况因地区及应用情境而异。

氯胺酮与艾司氯胺酮

氯胺酮是一种麻醉药,其在低于麻醉所需的药物暴露水平下表现出的抗抑郁作用,促使抑郁症研究发生了重大转变。2000 年发表的一项小型随机研究,以及随后于 2006 年发表的一项针对难治性抑郁症的对照试验表明,症状可在数小时内改善,而不必等到数周后才见效。氯胺酮是由两种分子形式(即对映异构体)组成的外消旋混合物。其中的 S-对映异构体艾司氯胺酮已被开发为鼻内给药制剂。这些治疗在制剂、给药途径、剂量与药物暴露水平,以及监管机构批准的适应证方面有所区别。

氯胺酮可阻断参与谷氨酸信号传递的 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所提出的下游作用机制包括神经回路活动改变、经由其他谷氨酸受体的信号传递增强,以及突触可塑性变化。这些过程在人体中的相对作用仍在研究之中。症状迅速改善,并不能证明所有相关机制都即时发生,也不能证明单次给药后的获益能够持续。有关突触和生长相关蛋白的实验室发现为相关假说提供了支持,但尚不足以完整解释临床治疗反应。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静脉给予外消旋氯胺酮被用于超说明书治疗抑郁症。2019 年,美国批准鼻内给予艾司氯胺酮联合口服抗抑郁药治疗成人难治性抑郁症;2025 年,其在美国的适应证扩大,允许将其作为单药治疗难治性抑郁症。各国的批准和医保报销情况有所不同。在美国,由于存在镇静、解离、呼吸抑制和滥用等风险,艾司氯胺酮须在一项限制性安全管理计划下使用,给药过程需有人监督,并在给药后进行观察。

短期不良反应可包括知觉改变、解离、头晕、恶心、镇静和血压升高。对于无人监督使用或反复非医疗使用氯胺酮的情况,依赖和泌尿道损伤是已知的风险。在医疗监督下按抗抑郁方案用药时,长期危害的发生频率及其重要性,需要与大量非医疗使用的模式分开评估。维持治疗研究提供了单次给药实验以外的信息,但停药、仅纳入初始治疗有反应者,以及给药方案不一等因素,使疗效持久性的估计更加复杂。

以氯胺酮为基础的治疗也被用于研究能否快速减轻自杀意念。患者报告的自杀想法有所改善,并不等于已证明可以预防自杀未遂或自杀死亡。艾司氯胺酮用于治疗伴有急性自杀意念或行为的成人重性抑郁症患者的抑郁症状,这一适应证与其难治性抑郁症适应证不同,两者都不应被解读为已经证实具有预防自杀的作用。氯胺酮与电休克治疗(ECT)的比较研究,其结果也取决于研究人群的选择;针对不伴精神病性症状的难治性抑郁症所得的研究结果,不能直接套用于精神病性抑郁症、紧张症或所有需要紧急处理的临床情况。

长期结局、证据局限与医疗服务可及性

难治性抑郁症(TRD)研究越来越注重区分短期症状改善与持续康复。急性期研究往往只持续数周,而疾病可能持续多年或在多年间反复发作。相关结局包括缓解、复发、功能状况、认知影响、不良事件、治疗负担和生活质量。一种见效快但需要频繁在专业人员监督下接受治疗的方法,与另一种起效较慢但实施更简便的方法,其长期获益与负担并不相同。停药或停止治疗后症状再次出现时,还必须区分停治效应与原有疾病复发。

维持治疗的证据通常来自随机撤药设计。对初始治疗有反应的患者被随机分配至继续原治疗组或对照组。这类研究可以确定继续治疗是否能降低初始治疗有效者的复发风险,但不能直接估计其对所有开始接受治疗者的有效性。对治疗反应者的筛选、治疗中止,以及参与者可能识别出自己所在分组,都会影响结果的解读。对于主观感受明显或需要密集临床接触的干预措施,这些问题尤为重要。

证据质量不仅取决于统计学显著性,也取决于研究设计。随机对照试验可以减少混杂因素的影响,但样本量小、随访不完整、定义不一致和选择性报告等问题仍不容忽视。不同的临床终点并不等同:平均量表评分的小幅变化,与达到缓解或恢复功能并不是一回事。不同试验之间的间接比较不如直接比较可靠,因为参与者的疾病严重程度、既往治疗失败次数和共存疾病可能有所不同。长期观察性研究可以补充信息,但无法消除治疗组之间的所有差异。

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既影响所测得的治疗抵抗程度,也影响现实环境中的治疗结局。心理治疗需要受过培训的临床人员,也需要投入时间;电休克治疗(ECT)需要麻醉和专门设施;经颅磁刺激(TMS)和艾司氯胺酮治疗需要反复就诊;植入式刺激治疗还会增加手术及器械相关费用。医保或保险规定可能要求提供接受过特定既往治疗的记录,才会批准另一种干预。居住在农村、交通条件、就业状况、照护责任和自付费用,都可能决定患者能否完成一个充分的疗程。这些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可能造成治疗失败,而这种失败部分源于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并非单纯由药物疗效不足所致。

共同决策提供了一个框架,用于权衡尚不确定的获益、不良反应、认知方面的顾虑、治疗负担和个人优先事项,而不预设症状评分能够涵盖所有相关结局。研究重点包括招募更具代表性的参与者、统一治疗充分性的定义、直接比较不同治疗序列,以及开展足够长时间的随访,以评估疗效能否持续。研究也越来越多地考察适应性治疗策略和预测工具,但一种方法要具备临床实用价值,就必须证明它能够改善结局,而不只是能在开发该方法所用的数据集中准确地对参与者进行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