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马是位于两侧大脑半球颞叶内侧深部的弯曲结构。它是大脑中负责形成事件记忆、表征地点、物体与经历之间关系的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名称源自希腊语中意为“马”和“海怪”的词,反映了它与海马这种海洋动物在外形上的相似之处。虽然海马有时被称为大脑的记忆中枢,但它既不储存所有类型的记忆,也不独立于其他脑区发挥作用。
海马研究将人类记忆的研究与学习的细胞机制联系起来。双侧海马受损可严重妨碍新记忆的形成,而即时注意、语言和某些形式的技能学习能力则相对完好。对单个神经细胞活动的记录还揭示了海马对位置、经过的时间以及经历顺序的表征。这些发现使海马成为神经科学、记忆的计算理论以及神经系统疾病研究的核心对象。
解剖组织与区域差异
海马位于侧脑室颞角的底部。在人类,海马前端形成膨大的头部,其后依次为体部和较窄的后部尾端。左右海马的位置相互对应,但参与的神经网络存在一定差异。两者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重叠;左侧海马更常与言语记忆相关,右侧海马则常参与空间记忆,但这两种区分都不是绝对的。
不同解剖学传统所使用的术语有所不同。海马本部又称阿蒙角(Ammon’s horn,拉丁语为 cornu ammonis),包含各个 CA 区。范围更广的海马结构通常包括海马本部、齿状回和下托。有些定义还将邻近的过渡区域纳入其中。内嗅皮层是连接海马结构与广泛分布的联合皮层的重要门户,与海马结构联系紧密,但并非所有定义都将其视为海马结构本身的一部分。
与六层的新皮层不同,海马结构的大部分区域具有较简单的三层组织。在海马本部,主要的兴奋性神经元是锥体细胞,其胞体排列成一层明显的细胞层。它们分支繁多的树突伸入相邻层,传入轴突在这些层中与之形成突触。齿状回则具有一层排列致密的颗粒细胞层、一层包含这些细胞树突的分子层,以及位于其下方、称为齿状回门的多形细胞区。这些排列方式形成了组织学切片中清晰可见的带状结构。
各 CA 区的细胞和连接方式各不相同。CA1 区紧邻下托,是主要的输出环节。CA3 区的锥体神经元之间具有广泛的回返连接。CA2 区相对狭窄,具有独特的分子特征和连接方式;啮齿动物实验提示,该区参与社会识别记忆。历史上,CA4 这一名称曾用于指称齿状回门内的神经元,但不同分类体系对其边界的划定及名称的使用并不一致。因此,各亚区的测量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所采用的解剖学划分惯例。
海马的组织特征也沿其长轴发生变化。在啮齿动物中,背侧区域对精确的空间信息处理有重要作用,而腹侧区域与情绪及应激相关网络的联系更强。人类海马的后部与前部表现出大体类似但并不完全相同的差异。前部往往参与整合程度更高、与情感联系更密切的表征,后部则通常支持更精细的空间细节。这些差异呈渐变分布,而非界限分明的独立模块。海马与杏仁体、前额叶皮层及其他区域的连接,有助于解释为何对一个事件的回忆能够将地点、含义和情绪意义结合在一起。
神经回路、输入与输出
海马神经回路的一种经典描述是三突触通路。来自内嗅皮质Ⅱ层的信号经穿通通路到达齿状回颗粒细胞。颗粒细胞的轴突称为苔藓纤维,与CA3区锥体细胞形成突触联系。随后,CA3区神经元通过谢弗侧支纤维投射至CA1区。这一回路构成了一条便于实验研究的信息传递序列,信息依次经过连接模式和生理特性各异的神经元群。
三突触通路并非完整的神经连接图。内嗅皮质Ⅱ层也直接投射至CA3区,而Ⅲ层则向CA1区和下托提供重要输入。因此,CA1区既接收经CA3区处理的信息,也接收更直接的皮质输入。这些输入到达的时序及其在树突上的作用位置,会影响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输出信号经下托和内嗅皮质深层返回皮质联合网络,使海马的信息处理能够影响参与知觉、知识和行为控制的脑区。
其他通路则将海马与皮质下结构连接起来。穹隆承载着通往隔区、乳头体等部位的主要投射。经由乳头体、丘脑前部和扣带区的连接共同构成了分布式记忆网络。因此,即使损伤发生在海马本身以外,也可能导致严重的记忆障碍。这种网络组织方式也解释了为什么损伤的后果不仅取决于丧失了多少海马组织,还取决于哪些连接通路仍保持完整。
海马的大多数主细胞释放兴奋性神经递质谷氨酸。它们的活动受到多种抑制性中间神经元的调节,后者释放γ-氨基丁酸(GABA)。不同类型的中间神经元靶向主细胞的不同部位:有些调节胞体活动和动作电位的起始,有些则控制树突对输入信号的整合。抑制作用能够限制过度兴奋,调控细胞集群活动的时序,并帮助规模相对较小的神经元群表征特定经历。海马还接收分别以乙酰胆碱、多巴胺、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为递质的调节性输入,使其运作与注意、新异性、唤醒水平和行为状态相联系。
这种回路结构启发了一些具体的计算功能解释。齿状回中颗粒细胞的稀疏活动和抑制性控制,有助于区分相似的输入。CA3区的再返连接能够支持根据部分线索提取较完整的表征。CA1区则可以将提取的信息与传入的皮质信号整合起来。这些功能分工是有用的假说,并不意味着各区仅承担这些任务:每个区域都参与多种操作,其活动取决于当前任务、学习经历以及更大范围网络的状态。信息交流也是双向的,反馈环路既存在于海马结构内部,也延伸至其外部。
突触可塑性与学习的细胞机制
海马是研究经验如何改变神经系统的重要实验模型。其中一个核心现象是长时程增强(LTP),即特定活动模式引起的突触传递效能的持久增强。1973年,蒂莫西·布利斯和泰耶·勒莫报告,在刺激兔齿状回的传入通路后,该区域的突触传递出现了长时间的增强。此后,研究者在海马切片和完整动物中广泛研究了相关形式的增强现象。
在许多从CA3到CA1的突触中,LTP依赖于NMDA受体。这是一种谷氨酸受体,在静息膜电位下,其离子通道通常被镁离子阻塞。当谷氨酸与受体结合,同时突触后膜发生足够程度的去极化时,这种阻塞便会解除,使钙离子进入细胞。钙离子会激活包括钙/钙调蛋白依赖性蛋白激酶II在内的信号通路,从而改变突触功能。一个重要结果是,AMPA型谷氨酸受体对突触后反应的贡献增加。这一机制使突触前和突触后同时发生的活动能够加强两者之间的连接。
并非海马中所有形式的可塑性都采用这一机制。苔藓纤维与CA3神经元形成的突触,其增强通常通过突触前变化实现,可以不依赖突触后NMDA受体。突触也可以通过长时程抑制而减弱。活动究竟引起增强、减弱,还是几乎不产生持久变化,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活动的频率、时序、突触此前的活动历史,以及神经调质作用的背景。因此,同一神经回路支持多种调节信息流的规则,而非遵循单一、普适的学习规则。
持续时间较短的变化可以通过修饰已有蛋白质和改变受体转运来实现。更持久的可塑性则可能需要新的蛋白质合成、基因表达的改变,以及树突棘的结构变化。随着神经网络的适应,树突棘可以增大、缩小、新生或消失。“突触标记与捕获”描述了一种实验框架:近期被激活的突触会获得利用神经元其他部位所产生的可塑性相关蛋白质的能力。这类机制有助于解释,一次短暂的经历如何引发持久、却又选择性地分布于细胞特定部位的变化。
LTP并不等同于记忆,在离体组织标本中观察到增强,也不能证明某次特定经历就是通过这一变化储存的。不过,已有证据将突触可塑性与学习联系起来:干扰相关信号通路的操作可能损害依赖海马的任务表现,而学习也能够改变突触反应。现代研究还会识别在某次经历中活跃的神经元集群,并检验操控这些集群是否会改变之后的行为。记忆似乎涉及众多细胞和脑区之间的协同变化,突触强度、内在兴奋性、抑制作用和结构重塑均参与其中。
情景记忆、关系绑定与记忆巩固
海马对情景记忆尤为重要;情景记忆是对亲身经历且发生于特定情境中的事件的记忆。例如,回忆一段对话,可能需要将人物身份、说过的话、地点及其时间顺序联系起来。这些要素由不同的皮质系统分别处理。海马帮助将它们绑定成一种表征,使人日后仅凭原始经历中的部分线索,就能提取这段记忆。
对亨利·莫莱森(过去称为患者 H.M.)的研究,清楚揭示了海马的这一作用。1953 年,他为治疗严重的癫痫接受了双侧内侧颞叶手术。威廉·斯科维尔和布伦达·米尔纳于 1957 年描述了他严重的记忆障碍。他在持续集中注意力时能够短暂保持信息,却很难形成对新事件的持久记忆。尽管如此,他在一些运动学习任务中的表现仍有所改善,却不记得自己参加过训练。由于手术还影响了海马以外的结构,后来那些损伤范围更局限的病例,对于进一步明确相关解剖学结论至关重要。
陈述性记忆与非陈述性记忆的区分,可以解释这种表现的一部分。陈述性记忆包括能够有意识地报告的事件和事实;非陈述性学习则包括习惯、技能、启动效应以及某些形式的条件作用。海马对于迅速建立经验各要素之间灵活的关联尤为重要。一个人可能已经无法记起某项运动技能是在何时学会的,却仍然保留着经过练习掌握的这项技能。另一方面,海马是否参与,并非仅取决于任务是否涉及意识:任务的结构以及需要学习的关系同样重要。
记忆巩固在多个尺度上进行。细胞层面的巩固,是指在数分钟至数小时乃至更长时间内,使神经元和突触内部的变化趋于稳定的过程。系统层面的巩固,则涉及海马网络与皮质网络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更长时期内发生变化。按照标准理论,海马最初支持分布于不同皮质区域的表征之间建立关联,而反复再激活会逐渐增强皮质连接。因此,一些已形成稳固记忆的知识可以变得不那么依赖海马。这并不是将一段完整记忆从一个存储位置搬移到另一个位置。
海马在细节丰富的自传体回忆中所发挥的长期作用,仍是理论研究中的活跃问题。一些理论预测,随着记忆年代渐远,其对海马的依赖会逐渐下降;另一些理论则认为,即使一般知识或事件大意已能由皮质支持,对丰富情境细节的回忆仍然需要海马参与处理。研究结果会因损伤范围、测试的细致程度以及回忆细节的丰富程度而有所不同。人们想象未来事件或构建新场景时,海马也会出现活动。这与一种观点相符:海马不仅能重现过去,还能将记忆中的要素重新组合,形成新的关系结构。
空间表征与经验的组织
1971年,约翰·奥基夫和乔纳森·多斯特罗夫斯基描述了大鼠海马中的一类神经元:当动物处于特定位置时,这些神经元更容易放电。这类神经元后来被称为位置细胞,而它们偏好的位置则称为位置野。从神经元群体来看,它们的活动能够提供动物在环境中所处位置的信息。位置野并不是对某个单一视觉特征的简单反应:即使个别线索发生变化,位置野仍可保持稳定,并且能够整合自身运动、地标、目标及行为情境等信息。
位置细胞的活动支持了认知地图这一观点,即大脑能够在内部表征事物之间的关系,并以此指导灵活的行为。对熟悉环境的表征,可以由神经元群体的分布式活动模式来实现,而非由一个神经元对应一个位置。当情境发生显著变化时,神经元可能改变其偏好的位置、开始或停止活动,或改变放电频率。这些现象统称为重映射,有助于区分发生在具有某些共同物理特征的不同环境中的经历。
空间编码并不限于海马体。2005年,与迈-布里特·莫泽和爱德华·莫泽合作的研究人员报告,在内侧内嗅皮层发现了网格细胞。当动物在开放空间中移动时,这些细胞会呈现多个放电野,其排列近似三角形网格。附近的其他神经元群则编码头部朝向、边界以及与运动相关的变量。奥基夫和莫泽夫妇因发现构成大脑定位系统的细胞而获得201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研究人员也在人类中研究了网格样信号和位置相关信号,不过,人类实验的任务和记录条件与啮齿动物的导航实验有很大差异。
海马体的表征并不局限于物理空间。神经元可以在延迟期间的特定时刻,或在已习得序列中的特定位置产生反应。这些“时间细胞”以群体编码的方式表征时间结构,但其放电也可能取决于运动、任务要求及其他不断变化的特征。另一些实验则表明,海马神经元对路线、目标、社会关系或抽象的任务结构也具有敏感性。这些发现提示,海马体具有一种更广泛的能力,能够表征不同状态之间的关系及转换,而空间导航是这种能力的一个尤为清晰的例子。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区分是模式分离与模式补全。模式分离使相互重叠的经历更易于区分,例如记住自行车今天停在哪里,而不是昨天停在哪里。模式补全则根据部分线索提取出更完整的事件,例如凭借一个熟悉的特征辨认出某个房间。齿状回和CA3区的神经环路为这两种互补操作提供了合理的实现机制,但这两种过程都并非由某个单一区域独自承担。二者共同应对记忆中的一个核心难题:既保留相似情景之间的差异,又能根据不完整的信息进行可靠的提取。
网络节律、睡眠与重放
海马活动不仅在细胞群体之间有组织地展开,在时间上也有其组织规律。啮齿动物主动探索时,常会出现明显的 θ节律,频率约为 4–12 赫兹,具体范围因物种和行为条件而异。θ节律反映了局部回路与传入信号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中包括来自内侧隔区的输入。人类海马的低频节律变化更大,可以表现为更慢或更间歇性的活动,因此,将其与啮齿动物的θ节律直接等同,是一种过度简化。
这些节律中动作电位发放的时序可以承载信息。当啮齿动物穿过某个位置细胞的放电场时,该细胞的放电往往发生在θ周期中越来越早的相位,这一现象称为相位进动。在细胞群体层面,这种时序可以组织出短序列,表征动物身后、附近和前方的位置。θ序列将行为过程中持续较长时间的事件压缩到与突触可塑性时间尺度相适应的短暂时段内。对这些序列的解读取决于任务和记录条件,但它们表明,仅凭平均放电频率不足以完整描述海马的编码。
频率更高的γ活动伴随着局部信息处理和脑区间通信。不同的γ成分可能与不同的输入来源或细胞层位置相关。研究人员正在探究,这些成分的时序是否有助于协调来自 CA3 区和内嗅皮层的信息。频带是描述性工具,而非功能普遍固定、彼此独立的通道:测得的节律取决于电极位置、行为状态、分析方法,以及底层各电信号源的混合情况。
在安静清醒状态和非快速眼动睡眠期间,海马会产生尖波涟漪。尖波反映了协调一致的突触活动,其中 CA3 区向 CA1 区的输入尤为重要;与之相伴的涟漪则是一种短暂的高频振荡。啮齿动物 CA1 区涟漪的频率通常被描述为约 100–250 赫兹;人类记录到的频率一般较低,并且取决于记录条件。在这些事件中,与既往经历有关的神经元活动序列可以以压缩形式再次出现。重放可以按正向或逆向顺序进行,有时所呈现的轨迹并非近期以完全相同的顺序实际走过的轨迹。
重放被认为参与记忆的稳定化、提取和规划,但这些功能并不能等同看待。选择性中断涟漪的实验发现,某些记忆任务的表现会因此受损,这为涟漪具有因果作用提供了更有力的证据。睡眠期间,海马活动事件可以与皮层慢振荡及丘脑—皮层睡眠纺锤波相协调,为各记忆网络之间的通信提供时间窗口。还必须将生理性涟漪与癫痫中的病理性高频活动区分开来。外观相似的频率成分可能源于不同机制,因此,行为状态、解剖位置以及伴随的神经活动,都是解读这些信号的关键。
发育、成年神经发生与比较解剖结构
海马起源于胚胎大脑半球的内侧部分。随着大脑半球生长和折叠,海马结构逐渐在颞部形成其特有的弯曲形态。其主细胞由发育过程中的前体细胞群产生,随后迁移形成细胞层,并在较长时间内逐步建立连接。与许多其他皮质神经元相比,齿状回颗粒细胞的生成持续得更晚,而海马环路在出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在成熟。
发育早期,记忆也会发生显著变化。婴幼儿能够学习,但他们的记忆不同于较大年龄时那种细节丰富、持久的自传体记忆。童年期遗忘不能仅归因于海马:语言、自我表征、大脑皮质的成熟以及提取记忆时的条件也都会产生影响。不过,发育中的海马各亚区及其与皮质网络的连接,仍是解释这一现象的重要生物学基础。尚未成熟的系统并非只是成人环路的缩小版;它们在兴奋性、连接方式和表征的稳定性上都有所不同。
成年神经发生,即成年脑内产生新神经元的过程,已在实验室啮齿动物的齿状回中得到充分证实。颗粒下区的前体细胞能够生成颗粒神经元;这些神经元随后成熟、接收输入,并融入现有环路。这些细胞的存活和整合取决于多种条件。啮齿动物研究发现,成年期新生神经元与某些学习过程、相似情境之间的辨别以及行为适应有关,但其作用会随细胞年龄、实验任务以及所用的细胞操控方法而变化。
成年人的海马神经发生究竟达到何种程度、具有多大的功能意义,目前仍无定论。采用死后组织、细胞标志物、细胞诞生时间测定技术及分子方法的研究,对于不同年龄阶段仍保留多少未成熟或新生神经元,得出了不同结论。组织保存状况、疾病史、标志物的特异性,以及难以区分新生神经元与长期保持未成熟状态的神经元等问题,都使结果的解释更加复杂。因此,不能直接根据啮齿动物的研究结果,认定这一过程在成年人中的发生速率或行为学意义。
比较解剖学将这些机制置于更广阔的演化背景中。哺乳动物具有可辨识的共同海马结构,而鸟类也有与之同源的海马结构,但整体布局有所不同。对贮食鸟类的研究发现,海马结构与空间记忆需求存在联系,不过进行比较时必须考虑体型、演化谱系、季节及生态因素。在爬行动物和其他脊椎动物中,相关的内侧外套区域为了解这些环路的演化历史提供了证据。不同物种都需要解决类似的问题——记住位置、区分情境以及组织经历——但承担这些任务的结构,在细胞排列和行为功能特化方面并不完全相同。
疾病、损伤与临床意义
双侧海马损伤可导致严重的顺行性遗忘症,即形成新的持久记忆的能力受损。具体表现取决于病变范围、邻近组织的受累情况,以及更广泛的记忆网络的状态。单侧损伤造成的功能缺损通常较为局限,有时会因损伤侧别和任务不同,对言语或空间信息产生更大的影响。即刻记忆广度和先前习得的技能可能相对保留,这说明记忆障碍并不意味着所有习得能力都一概丧失。
海马在颞叶癫痫中尤为重要。接受手术治疗的病例中,一种常见的病理表现是海马硬化,其特征包括神经元丢失和胶质增生,在海马各亚区中的分布具有一定特点,但也存在差异。癫痫发作与组织损伤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长时间的癫痫发作可损伤海马神经回路,而发生改变的回路又可能促成进一步的发作。部分病例可见颗粒细胞弥散和苔藓纤维重组。这些变化并非在每位患者中都以相同方式出现,不应将其视为必然发生的单一演变过程。
阿尔茨海默病通常在出现症状的早期就累及内嗅皮层—海马记忆网络。Tau蛋白病理改变、突触功能障碍和神经元丢失共同导致学习和保留新信息的困难。磁共振成像所显示的海马萎缩可为临床评估提供依据,但它并非阿尔茨海默病所特有,也不足以单独确立诊断。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血管性损伤、癫痫或正常衰老也可能伴有类似的体积变化。
海马神经元,尤其是CA1区的神经元,容易受到缺氧及某些代谢紊乱的损害。心搏骤停、严重低血糖以及某些类型的脑卒中,在损伤相关组织时均可引起记忆障碍。炎症和感染也可累及颞叶内侧结构,单纯疱疹病毒性脑炎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自身免疫性边缘叶脑炎可能伴有记忆障碍和癫痫发作,海马可作为更广泛炎症过程的一部分而受到累及。
研究报告,在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碍和精神分裂症等疾病中,患者群体与对照群体的海马存在差异。这类关联并不能证明海马大小会导致某种疾病,也不能说明每位患者都有相同的改变,或凭个人的一次扫描就能作出诊断。用药情况、病程长短、早期经历、年龄及其他因素都可能影响研究结果。同样,海马中存在对压力相关激素产生反应的受体,但有关压力与海马可塑性的实验室发现,不能被简化为“所有压力都会造成永久性损伤”这一规则。临床解读需要综合症状、查体结果、认知测验、影像学检查以及其他相关证据。
研究历史、实验方法与结果解读
解剖学名称“海马”一般被认为由16世纪解剖学家朱利奥·切萨雷·阿兰齐提出。数百年来,人们对其位置和形态的了解远多于对其功能的认识。早期理论将海马与嗅觉或广泛的情绪回路联系起来。20世纪,细胞神经解剖学和实验心理学的发展,使研究重点逐渐转向学习与记忆。唐纳德·赫布于1949年提出的活动依赖性细胞集群理论提供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框架,尽管它并非专门针对海马的模型。
斯科维尔和米尔纳的记忆研究、奥基夫及其同事对位置细胞的记录,以及有关长时程增强的生理学研究,确立了相互补充的研究方向。它们各自着眼于不同层面:人类脑损伤造成的后果、神经元群体所承载的表征,以及改变突触通信的机制。其中任何一个方向都未能单独提供完整的理论。这些研究方向的汇合,使海马成为连接行为、神经回路与细胞生物学研究的一个成果尤为丰硕的系统。
人类研究将神经心理测验与结构成像、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相结合,并在某些特定临床情况下采用颅内记录。结构扫描用于估计体积和组织特性;功能成像测量的是与血氧水平相关的信号,而非直接测量神经元放电。颅内电极能够以高得多的时间精度记录局部电活动,但受试者通常是正在接受癫痫评估的患者,电极的放置位置也由临床需要决定。这些因素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
动物研究能够更直接地检验机制。研究人员利用可控损毁、电生理记录、钙成像、药理干预和遗传学技术,识别或改变特定细胞及通路。光遗传学和化学遗传学方法可以操控特定的细胞群,而行为任务则用于考察导航、情境学习、再认以及时间关联。每种方法都有局限:人工刺激未必能重现自然放电,钙信号只是动作电位发放的间接指标,而改变某一细胞群可能会影响更大范围神经回路的状态。
解读结果时,必须区分测量与解释。某个神经元的活动可能与位置相关,却不一定只编码位置;成像上的差异可能伴随学习出现,却并非学习的成因。高分辨率扫描并不总能像组织学那样可靠地确定各亚区的边界,不同的自动分割系统也可能得出不一致的结果。对全脑大小、年龄、运动及多重比较进行统计校正,可能显著影响研究结果。计算模型为模式分离、联想提取和序列学习提供了精确的解释,但不同模型也可能重现相似的观察结果。要确定海马回路如何支持记忆与行为,关键仍在于开展能够区分各模型预测的实验,而不只是再展示一种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