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脑皮质是覆盖大脑半球表面的片状灰质。其中的神经细胞和支持细胞呈层状排列,彼此连接密集,不同区域在微观结构、连接方式和功能上各有差异。人类的大脑皮质具有大量褶皱,厚度通常约为2—4毫米,但具体数值因区域和测量方法而异。皮质是大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功能的实现依赖于与深部神经核团、脑干、小脑及神经系统其他部分的持续相互作用。
皮质网络将感觉信号转化为知觉表征,参与随意运动,并支持语言、注意、推理以及多种形式的学习和记忆。这些功能并非一一对应于孤立且独立运作的中枢:各特化区域参与构成分布式网络,而网络的活动会随任务、经验和生理状态而变化。皮质也是意识体验研究的核心对象,但皮质活动与意识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充分解释。
理解大脑皮质,需要从几个相互补充的层面加以描述:其表面解剖结构和演化形成的分区;其细胞、分层和神经回路;其长程连接;以及其发育过程和可塑性。从临床观察、显微组织分析到脑成像,各种研究途径既揭示了皮质不同区域的功能特化,也表明皮质功能依赖于脑内各区域之间的信息交流。
表面解剖与主要分区
大脑皮质构成大脑两半球表面的灰质。其下方是白质,主要由连接不同皮质区域,以及连接皮质与深部结构的轴突组成。皮质表面由脑膜覆盖,其中软脑膜紧贴皮质表面的轮廓。表面的隆起称为脑回,凹陷称为脑沟;特别深的沟常称为裂。折叠使面积广大的皮质能够容纳于颅腔内,而且皮质表面的很大一部分隐藏在脑沟内,从外部无法看见。
对皮质解剖的常规描述以若干标志性结构为依据。中央沟将额叶与顶叶分开,外侧沟则将颞叶的大部分与其上方的额叶和顶叶分开。枕叶位于大脑半球后部。岛叶位于外侧沟深处,由相邻脑叶的部分结构覆盖,这些覆盖部分称为脑盖。在大脑半球内侧面,扣带皮质呈弓形走行于胼胝体上方。这些分区是实用的解剖学划分惯例,但其边界并不总是与功能分区或显微结构的边界一致。
人类大脑皮质的大部分属于新皮质,也称同型皮质,具有典型的六层结构。异皮质的主要层数较少,包括海马结构和部分嗅皮质。因此,海马体在解剖学意义上也属于皮质组织,尽管它向内折叠于颞叶内侧,而不是显露在大脑表面。这些主要组织类型之间由过渡性皮质区域连接。原皮质、古皮质和中间皮质等术语用于描述更细的分类,其确切边界在不同解剖学分类体系中略有差异。
皮质结构也可以从细胞构筑和髓纤维构筑两个方面描述:前者指细胞的排列、密度和类型,后者指有髓神经纤维的分布。这些特征能够区分在大脑表面看起来相似的区域。例如,初级运动皮质具有显著的大型输出神经元,颗粒层则相对不明显;初级视觉皮质的输入层则格外发达。皮质厚度、表面积、折叠程度和细胞密度是相互关联但又各不相同的指标:某一区域较厚,并不一定意味着其单位表面积内含有更多神经元,或具有更强的信息处理能力。
细胞组成与分层结构
大脑皮层包含神经元、胶质细胞、血管和细胞外物质。皮层呈灰色,是因为其中富含神经元胞体、树突、突触末梢,以及髓鞘较少的神经突起。在大多数新皮层区域,兴奋性神经元约占神经元总数的70%—85%,其余大部分为抑制性神经元;这一比例因物种、脑区和计数方法而异。人类大脑皮层的神经元数量通常估计为约160亿个,但确切总数取决于如何界定皮层组织,以及采用何种测量方法。
最主要的兴奋性细胞是锥体神经元,因其胞体近似三角形而得名。它通常具有一条向皮层表面延伸的顶树突、在胞体附近展开的基底树突,以及一条可局限于局部或投射至远处靶区的轴突。皮层中的兴奋性传递大多以谷氨酸为递质。抑制性中间神经元则主要使用γ-氨基丁酸,简称GABA。中间神经元的主要类群包括表达小清蛋白、生长抑素或血管活性肠肽的细胞,不过,分子分类显示,每个类群内部都具有相当丰富的多样性。
新皮层的六层结构从外表面向内依次编号。第Ⅰ层为分子层,神经元胞体相对较少,但含有大量树突和轴突。第Ⅱ层和第Ⅲ层包含许多连接不同皮层区域的神经元。第Ⅳ层通常接收来自丘脑的强烈感觉输入。第Ⅴ层包含许多投射至皮层下结构的神经元,其投射目标包括脑干和脊髓。第Ⅵ层具有显著的皮层丘脑投射。这些描述概括的是总体倾向,而非各层独有的通路:丘脑输入也可到达其他层,且多个层均参与皮层区域之间的连接。
各层的厚度和细胞群体差异显著。初级感觉皮层因第Ⅳ层十分明显,常被称为颗粒型皮层。初级运动皮层则称为无颗粒型皮层,因为用经典染色方法难以辨认出明确的第Ⅳ层。初级运动皮层的第Ⅴ层中存在体积特别大的锥体神经元,称为贝茨细胞,但它们只占该区域输出神经元的一小部分。这些差异表明,六层结构模式是用于比较的框架,而非处处一致的结构蓝图。
胶质细胞积极参与皮层功能。星形胶质细胞调节细胞外离子,支持神经递质的循环利用,并与突触和血管相互作用。少突胶质细胞在许多轴突周围形成髓鞘,影响信号传导的速度和时序。小胶质细胞监测组织状态,并参与免疫反应和发育过程中的神经回路重塑。毛细血管内皮细胞与相关细胞共同维持血脑屏障。因此,神经元的信息处理依赖于能够维持信号传递并调控局部化学环境的细胞环境。
局部回路与神经信号传递
大脑皮层中的通信主要依靠电脉冲和突触处的化学传递。动作电位沿轴突传播,可触发轴突末梢释放神经递质。释放的递质与另一细胞上的受体结合,改变膜电导,或激活细胞内信号通路。单个皮层神经元可能接收数千个突触输入,这些输入分布在树突和胞体上。神经元是否产生输出,取决于这些输入的时序、位置及相互作用,而不只是输入的数量。
兴奋与抑制紧密交织。兴奋性神经元可激活抑制性细胞,后者能够限制前者的活动、提高反应时序的精确性,或调节相互竞争的神经元群。有些中间神经元以胞体和动作电位起始区域为作用靶点;另一些则靶向树突,影响传入信号的整合。抑制一个抑制性神经元可产生去抑制作用,使另一个神经元群作出更强的反应。这些连接方式使抑制成为组织信息处理的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对兴奋的制约。
一种常用的简化回路模型认为,感觉输入首先进入第 IV 层,再传至第 II、III 层,随后激活更深的输出层。实际的皮层回路则具有多得多的回返连接。输入可到达多个层次,神经元沿皮层表面横向通信,信号则通过局部和长程通路反复循环传递。来自高阶脑区的反馈常作用于浅层和深层,使情境、预期和行为目标能够影响传入信息的处理。
皮层柱这一概念源于以下观察:沿大致垂直于皮层表面的方向排列的神经元,可能具有相似的反应特性。20 世纪 50 年代,弗农·芒特卡斯尔描述了躯体感觉皮层的柱状组织;随后,大卫·休贝尔和托斯滕·维塞尔证实,视觉皮层中的反应特性也呈有序分布。然而,“柱”一词被用于指称大小和含义各不相同的结构。有些皮层特征形成有序的映射,另一些则交错混杂,迄今尚未确立一种普遍适用的统一柱状模块。
神经活动也具有时间上的组织性。皮层神经元群表现出从缓慢波动到较快振荡的多种节律,包括通常称为 α、β 和 γ 的活动。这些节律反映了神经元、局部回路以及丘脑—皮层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们的功能意义取决于具体情境:同一频段在不同脑区可能伴随不同的过程。信息通过放电频率、放电时序、神经元群活动以及跨脑区相互作用的模式来表征,而不是依靠某一种普遍适用的皮层编码。
远距离连接与大尺度网络
皮层区域通过三大类白质通路相互通信。联络纤维连接同一半球内的区域,连合纤维连接两个半球,投射纤维则将皮层与皮层下结构相连。短联络纤维常在相邻脑回下方弯曲走行,而较长的纤维束则连接额叶、颞叶、顶叶和枕叶中相距较远的区域。胼胝体是大脑最大的连合结构,其纤维连接许多位置对应或不对应的皮层区域,既支持两半球之间的协调,也使各半球保有相当程度的功能特化。
丘脑是皮层信息处理的重要协作结构。感觉中继核将视觉、听觉和躯体感觉信息传递至初级皮层区域,其他丘脑核团则参与涉及联合皮层的信息交流。皮层向丘脑发送广泛的反馈信号,因此两者并非单向中继关系。丘脑与皮层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助于调节感觉传递、注意、睡眠节律以及分布式活动的协调。嗅觉与其他主要感觉不同,其最初传入皮层的信息无须先经丘脑中继。
皮层还与基底神经节和小脑构成循环回路。概括而言,在基底神经节回路中,来自皮层的输入经过相互连接的核团,再经丘脑返回皮层。小脑回路同样通过丘脑中继影响皮层活动。这些通路不仅参与运动,也参与学习、时序控制和认知的某些方面。皮层下行至脑干和脊髓的投射提供了影响行为的通路,而上行调节系统则根据觉醒水平及其他状态改变皮层的反应性。
功能成像识别出了视觉网络、躯体运动网络、背侧注意网络、额顶控制网络和默认模式网络等大尺度系统。默认模式网络包括内侧前额叶皮层、后扣带皮层和外侧顶叶皮层的部分区域,在以内部心理内容为指向的思维活动中,这些区域常表现出协调的活动。这类网络名称概括的是反复出现的活动模式,并不代表解剖上边界分明、彼此独立的器官。随着任务需求变化,同一区域可以参与不同的功能组合,而网络边界也会因个体和分析方法而异。
神经连接的图谱称为连接组。在微观层面,它描述单个细胞之间的连接;在宏观层面,它通常描述脑区之间的通路或统计关系。结构连接、静息态相关性和有效连接是不同的概念。活动相关本身既不能证明存在直接的解剖连接,也不能确定哪个区域影响另一个区域。要解释皮层功能,必须将神经连接信息与活动的方向、时序及生理效应结合起来。
感觉处理与随意运动
初级感觉皮层保留了传入信息的重要组织特征。初级视觉皮层主要位于距状沟两侧,其中相邻的皮层位置通常对应视野中相邻的位置。皮层放大效应使这种视网膜拓扑组织呈现不均衡的分布:中央视野在皮层中所占的表征区域格外广阔。单个神经元会对边缘朝向、位置和双眼视差等特征产生选择性反应。不过,知觉并非仅依赖初级视觉皮层,而是依赖各视觉区、丘脑通路、注意系统及既往经验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早期视觉皮层之后,部分分化的处理通路分别参与物体识别和视觉引导的动作。向颞叶皮层延伸的腹侧通路主要参与物体、面孔及其他复杂形态的识别;通向顶叶皮层的背侧通路则参与空间处理和动作的视觉控制。这些通路之间存在广泛的信息交流,因此,通常所说的“是什么”与“在哪里”或“如何做”之间的区分,只是一种有用的近似概括,并非严格的划分。
初级听觉皮层位于颞上平面,包括赫施尔回。其神经元对声音频率的偏好呈系统性分布,形成音调拓扑图。相邻的听觉区域处理声学特征的组合、时间模式以及逐渐复杂的声音结构。言语感知需要听觉皮层与颞叶、顶叶和额叶区域共同参与。音乐处理同样涉及分布式系统,不能归于单一的皮层部位。
初级躯体感觉皮层位于中央后回,包含多幅身体表征图。这些图具有躯体拓扑组织,但手指和嘴唇等感觉神经支配密集、精细辨别能力强的身体部位,在皮层中所占的区域格外大。由此形成的“感觉小人”只是一种示意性表征,并非一幅按身体外形如实缩小且固定不变的地图。触觉、本体感觉、温度觉和疼痛涉及相互重叠但又可以区分的通路和皮层系统,包括次级躯体感觉皮层、岛叶及扣带区域。
初级运动皮层位于中央前回,在下行运动控制中发挥重要作用。运动前区和辅助运动区参与动作的选择、准备及序列编排,顶叶皮层则帮助将感觉信息转换为与运动相关的坐标。运动皮层的活动往往反映肌肉组合、运动方向、力量、姿势及任务情境等多种因素,而非简单的“一个神经元对应一块肌肉”。由于下行通路发生交叉,皮层对运动的许多影响以对侧为主,但双侧控制和不交叉投射也很重要,尤其是在控制躯干肌和肢体近端肌时。
语言、记忆与高级认知功能
语言依赖于分布在不同区域、相互作用的皮质系统。大多数人的核心语言功能以左半球为主,但这种偏侧化会因任务和个体而异。额下部区域参与言语产生、语言选择和句法加工的某些环节,颞叶区域则支持听觉分析、词语识别和语义加工。顶叶与额叶的通路有助于将声音表征与发音及其他操作联系起来。阅读和书写还需要视觉、正字法、运动和语言网络的参与。
布罗卡区与韦尼克区的经典划分仍有其历史价值,但在解剖和功能层面都不够完整。多种皮质及皮质下部位的损伤均可引发失语症,不同形式的网络受损也可能导致相似症状。反过来,传统上被命名为语言区的部位发生病变,也并不总会出现与该区域相关联的综合征。当代解释注重区分相互作用的通路和加工成分,而不再将言语产生和理解视为两个独立的皮质中枢。
记忆也依赖于多个系统。海马及其邻近的内侧颞叶皮质对于许多新情景记忆的形成至关重要,而长期记忆表征则涉及分布式的新皮质网络。回忆一件往事时,感觉、空间、概念和情绪加工的某些方面可以被重新激活。海马对久远记忆的贡献因回忆的类型和细节程度而异;对于如何理解海马的持久参与,不同理论有不同解释。技能学习和习惯还涉及基底神经节、小脑及皮质回路。
前额叶皮质参与维持目标、组织行为、评估备选方案,以及根据情境调节反应。工作记忆依赖于前额叶、顶叶和感觉区域之间的协调活动;持续放电是其中一种机制,但突触状态的短时变化和动态的神经元群体活动模式也发挥作用。因此,执行功能并非局限于额叶的单一过程,而是由控制系统与当前任务相关表征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产生。
注意与有意识知觉彼此相关,但可以区分。注意改变信息的选择及其权重,而有意识知觉关乎个体所体验到的内容。有些刺激虽然未达到能够被有意识报告的程度,却仍会影响行为;注意也可以作用于未被有意识感知的信息。不同意识理论对皮质的循环加工、后部皮质区域,以及涉及额顶系统的大范围信息广播赋予了不同作用。实证发现为这些解释提供了约束,但尚无任何一种理论被普遍接受为对意识体验的完整解释。
胚胎发育与经验依赖性可塑性
大脑皮层由胚胎神经管的前部发育而来。脑室区和室下区的祖细胞通过受调控的分裂模式产生神经元和胶质细胞。放射状胶质细胞既是祖细胞,也为许多新生兴奋性神经元的迁移提供支架。相比之下,大多数抑制性中间神经元起源于前脑腹侧区域,尤其是神经节隆起,随后沿切向迁入发育中的皮层,最终在局部回路中定居。
大多数新皮层投射神经元按由内向外的顺序生成。较早生成的神经元占据深层,较晚生成的神经元则越过它们,形成更浅的层次。皮层最早形成的组织结构还包括前板和亚板等暂时性细胞群与区室,它们有助于建立连接。分子信号影响细胞身份、迁移、轴突导向及区域特化。各项发育过程相互协调,但并非完全同步:不同皮层区域和细胞群各有其发育时序。
在胎儿发育期间,皮层折叠逐渐变得明显。这是区域性生长、组织力学特性和皮层祖细胞群扩增等多种过程相互作用的结果。仅用轴突牵拉、使相互连接的区域靠拢这一机制,并不足以解释皮层折叠。主要脑沟的位置相对固定,较小的褶皱则更具变异性。神经元生成或迁移障碍可导致皮层组织结构异常,包括表面异常光滑、细小褶皱过多或神经元簇位置异常,其后果取决于异常的范围和部位。
神经元到达目的地后,神经回路还会经历长期的精细调整。突触不断形成、增强、减弱,有时还会消失;树突和轴突持续生长并重塑;髓鞘化贯穿整个儿童期,并延续至成年期。青春期的皮层结构和连接会发生显著变化,但这一过程并非整齐划一,也不会在某个确切年龄统一完成。影像学上观察到的皮层变薄可反映多种过程,包括灰白质交界处附近髓鞘化的变化,而不只是神经元丢失。
神经可塑性是指与发育、经验或损伤相关的神经系统组织结构或功能变化。视觉发育实验表明,敏感期内异常的双眼视觉经验可改变皮层反应,以及皮层中分别处理双眼输入的组织方式。成年皮层也会随学习和感觉输入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但其机制和限度与发育早期有所不同。可塑性可能涉及突触强度改变、抑制作用变化、原有连接潜在作用的显现,以及结构重塑。可塑性并不一定有益:适应不良的重组可能促使症状持续存在,而损伤后的恢复则受到组织损伤和网络结构的制约。
演化与比较组织结构
理解大脑皮质的演化,最好将现生物种之间的比较与发育、解剖和遗传学证据结合起来。哺乳动物新皮质的特征是具有六层结构,但其大小、细胞组成和区域分化程度差异很大。更广义的脊椎动物脑 pallium(皮质及相关结构在胚胎发育中起源的区域)早于哺乳动物出现。与爬行动物和鸟类的比较既揭示了共同的发育特征,也显示出成年个体脑组织结构上的显著差异。相似的计算功能并不一定意味着整个结构在解剖学上等同。
在多个哺乳动物谱系中,一个显著趋势是皮质表面积扩大,有时还伴随着褶皱增多。皮质褶皱并非人类独有,也不限于灵长类:鲸类和许多食肉类动物同样具有高度褶皱的皮质。相反,小型哺乳动物的大脑表面可能较为平滑,但仍保有分化的感觉区和联合区。不同类群中,脑大小、体型、皮质表面积、神经元数量和神经元密度之间的尺度关系各不相同,因此任何单一的解剖指标都不足以全面反映行为能力。
灵长类拥有广泛的视觉皮质和联合皮质,而人类演化过程中,一些联合区发生了显著扩张和重组。人类皮质的特化包括支持语言、社会认知和灵活控制的区域在相对大小及连接方式上的变化。这些差异不能仅用全新脑区的出现来解释。皮质扩张、发育时序的改变、长程连接的变化,以及细胞和分子特性的转变,都促成了物种间的差异。
比较研究必须区分同源性与同功性。同源区域具有共同的演化起源,而同功系统则可能通过部分不同的解剖结构实现相似功能。确定同源性需要多方面证据,包括位置、连接、发育、细胞类型和基因表达。某种动物的一个脑区即使表现出熟悉的反应特性,也不能据此自动认定它在人类中承担相同作用,尤其是在很大程度上受语言和文化塑造的功能方面。
动物模型仍是以细胞分辨率研究皮质机制不可或缺的工具。啮齿类动物便于开展精细的遗传学和神经回路实验,而非人灵长类则能为视觉、运动控制和联合皮质的某些方面提供更接近人类的比较。每种模型都有局限。必须通过人类研究,才能确定哪些机制具有普遍适用性,哪些依赖于物种特有的解剖结构或行为。过去那种认为独具理性功能的皮质叠加在一个始终未变的“原始”情绪脑之上的观点具有误导性:皮质与皮质下系统一直共同演化,并始终保持着深度整合。
历史发现与研究方法
19世纪的临床观察帮助确立了这样一种认识:大脑皮质的不同部位对行为的作用各不相同。1861年,保罗·布罗卡报告了一名言语表达严重受损、左侧额叶区域存在病变的患者。卡尔·韦尼克于1874年开展的研究将另一种语言障碍与左侧颞叶区域联系起来。1870年,古斯塔夫·弗里奇和爱德华·希齐希证明,对狗大脑皮质的某些部位施加电刺激能够诱发运动。这些发现挑战了大脑半球在功能上没有分化的观念,不过,后来的研究表明,必须在相互连接的系统中理解功能定位。
显微技术揭示了皮质的细胞构筑。卡米洛·高尔基的银染技术使单个神经元得以显现,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则利用这一技术,详细描述了神经元的结构及其连接。两人于1906年共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科尔比尼安·布罗德曼于1909年发表的细胞构筑图谱将皮质划分为多个区域,如今通常称为布罗德曼分区。这些分区的数字编号至今仍被广泛使用,但其边界存在个体差异,也并不与现代的功能分区完全对应。
20世纪,对单个神经元的记录为感觉选择性和皮质组织方式提供了直接证据。休伯尔和维瑟尔的视觉皮质实验确立了感受野组织和经验依赖性发育方面具有深远影响的原理。在人类神经外科学手术中开展的电刺激和记录,尤其是怀尔德·彭菲尔德等人的相关工作,推动了运动和感觉表征图谱的绘制。这类观察将神经活动或对神经活动的干预与行为联系起来,因此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不过,对其结果的解读仍取决于刺激扩散范围、组织状态以及所测试的任务。
现代无创方法可测量皮质活动与结构的不同方面。脑电图检查记录头皮上的电位差,这些电位差主要由神经元群体中同步发生的突触后电流产生;脑磁图检查则测量相关的磁场。两者都能提供毫秒级的时间分辨率,但要确定信号来源,必须借助数学建模。磁共振成像用于显示解剖结构,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通常测量与神经活动相关的血氧水平变化。这些血流动力学信号是间接指标,其变化速度比神经元活动慢。扩散磁共振成像可估测组织微观结构,并为纤维束重建提供依据,但不能直接追踪单根轴突。
较新的研究方法将单细胞分子特征分析、高分辨率显微成像、电生理学与计算分析相结合。电子显微镜可以揭示小体积组织内的突触连接,而转录组学方法则根据细胞表达的基因对其分类。经颅磁刺激可以干预刺激所能及的皮质网络,为判断这些网络是否具有因果作用提供证据。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够单独涵盖整个人类大脑皮质的细胞身份、完整连接、生理活动及其与行为的关系;可靠的解读有赖于不同方法所得证据的相互印证。
皮质损伤、疾病与临床解读
皮质损伤的影响取决于损伤的位置、范围、发生时间,以及对相连通路的影响。局灶性病变可能损害某种相对特定的功能,而范围较大或位于关键部位的病变则会扰乱多种功能。损伤还可能使结构完好但与受损部位相连的区域活动减弱,这种现象称为远隔效应。因此,临床体征既反映局部组织的丧失,也反映更广泛的网络影响。结构影像学异常与行为功能障碍之间,并不总是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
脑卒中提供了许多已得到充分证实的例子。累及优势半球语言网络的损伤可导致失语症;枕叶视觉皮质损伤可能造成对侧半视野缺失;以右半球为主的注意网络受损则可能导致左侧空间忽略。初级运动皮质损伤可能引起对侧无力,但皮质以下的下行通路受损也可造成类似表现。这些表现模式有助于定位功能障碍,但解剖差异及白质受累会使判断更加复杂。
皮质在多种类型的癫痫中也起着核心作用。局灶性发作起源于最初局限在一侧半球的网络内,可引起感觉体验、运动活动、自主神经功能变化或意识改变。部分发作会扩散至双侧网络。皮质畸形、瘢痕、肿瘤及其他病变都可能参与其中,但并非总能发现明显的结构异常。癫痫发作的机制涉及异常同步化和神经环路兴奋性的改变,不能一概简化为兴奋过度。
不同的神经退行性疾病以不同模式影响皮质系统。阿尔茨海默病通常累及颞叶内侧的记忆系统,随后波及更广泛的联合网络,但具体表现因人而异。额颞叶变性综合征可显著影响行为、执行功能或语言。痴呆是一种临床综合征,而非单一的皮质疾病;某些病因还在很大程度上涉及皮质下结构病变或脑血管损伤。不同区域易损性的差异,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不同疾病在早期会呈现不同的认知特征。
研究者也在探究精神分裂症和自闭症谱系障碍等疾病或状况中的皮质变化,但群体层面的影像学差异通常不能单独用于个体诊断。不同人群的测量结果存在较大重叠,并受到发育、药物、共存疾病或状况以及分析方法选择的影响。获得性损伤后的恢复,可能体现为暂时性功能障碍的消退、残存通路功能的恢复、代偿策略的运用,以及与学习相关的功能重组。康复研究通过反复测量行为和生理指标来考察这些机制,区分受损功能的真正恢复与通过其他方式完成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