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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 诊疗与医学 / magnetoencephalography

脑磁图

脑磁图以无创方式记录大脑磁场,用于研究神经活动及辅助特定临床评估,尤其是癫痫手术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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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磁图(MEG)是一种无创记录方法,用于检测大脑电活动产生的极其微弱的磁场。高灵敏度磁探测器阵列在头部外侧测量信号,以毫秒级时间分辨率记录神经活动。随后,可利用数学模型估计这些信号背后的源的位置及其随时间的变化。“磁源成像”一词通常更具体地指将这些源估计结果与解剖图像相结合。

脑磁图的重要性在于,它测量的是神经电活动直接产生的物理效应,而非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所测量的、变化较慢的血流和血氧水平。其目前已确立的主要临床用途是评估部分癫痫患者,尤其是正在考虑接受手术的患者。脑磁图也用于脑功能定位,以及感知、语言、运动、记忆和脑网络等方面的研究。

这种方法既依赖技术要求极高的磁测量仪器,也涉及一个本质上具有不确定性的重建问题:检测到脑信号,并不能唯一确定其来源位置。因此,要理解脑磁图,既需关注其生物学和物理学基础,也需关注信号采集、分析和解释过程中采用的假设。

历史发展

1968年,戴维·科恩报告了首次得到广泛认可的人脑磁场测量。当时,科恩在伊利诺伊大学工作,他在磁屏蔽室内使用大型铜制感应线圈,检测到了与α节律相对应的磁信号。α节律是一种频率约为8—13赫兹的振荡,在闭眼、放松的清醒状态下尤为明显。检测到的信号极其微弱,需要进行平均处理,并大幅抑制环境干扰。这项实验证明,无需让电极接触头皮,也能通过磁场检测脑活动。

将超导量子干涉仪(SQUID)引入生物磁测量,带来了决定性的进展。詹姆斯·齐默尔曼及其同事研制出了高灵敏度的超导探测器,科恩则于1972年报告了使用SQUID记录脑活动的成果。这些仪器在低频下的灵敏度远高于普通感应线圈。它们的发展使脑磁图与低温物理学、超导电子学以及其他生物磁场的测量进展紧密相连,其中尤以心脏产生的磁场为代表。

早期脑磁图系统一次只能测量一个或少数几个位置。研究人员需要将探测器移至头部不同位置,以绘制某种反应的分布图,而且往往要在每个位置多次重复相同的刺激。这使测量过程十分缓慢,也增加了研究试次间变化活动的难度。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多通道仪器,随后在90年代出现了全头型系统,使多个脑区的同步记录成为可能。头盔状传感器阵列让研究人员能够在实际操作中观察快速变化的磁场分布,并在一次检测中采集到具有临床价值的记录。

脑磁图与磁共振成像(MRI)的结合也同样重要。磁共振成像提供了个体化的解剖信息,使估算出的磁场源能够相对于皮质褶皱、病灶及其他结构进行显示。数字计算技术的进步则支持了日益精细的头部模型和源重建方法。因此,这一领域逐渐从识别简单的诱发反应,转向重建分布式脑活动以及研究脑区之间的相互作用。

自2010年代起,光泵磁力计(OPM)成为一个主要发展方向。这类传感器通过光学手段操控原子自旋来探测磁场,而非依靠超导电路。它们被应用于可穿戴阵列,其中包括2018年发表的一项备受关注的可穿戴脑磁图演示,打破了受试者长期以来必须待在固定低温头盔下方的限制。这一发展并未消除对磁屏蔽或精细建模的需求,但拓宽了传感器可采用的几何布局,也增加了实验中允许的活动范围。

神经信号源与磁场物理学

脑磁图信号主要来自大量神经元突触后活动所伴随的细胞内电流的叠加。皮层锥体神经元尤为重要,因为在一小片皮层内,这类神经元细长的树突往往具有相近的朝向。当许多这样的细胞同时活动时,它们的电流可以相干叠加,而非相互抵消。由此产生的磁场延伸至周围组织,并可在头部外被检测到。单个神经元产生的信号通常远低于常规无创脑磁图设备的检测限。

这些电流通常分为代表神经信号源的初级电流,以及流经导电组织的次级电流(或称容积电流)。两者都对电磁场有所贡献,但其相对影响取决于解剖结构和测量几何关系。大脑皮层具有褶皱,因此相邻神经元群的朝向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即使脑沟两侧沟壁上的神经元群都处于强烈活动状态,它们产生的信号也可能部分抵消。因此,测得的信号强度并不能简单地反映活跃神经元的数量。

在脑磁图通常研究的频率范围内,电磁学问题采用准静态近似处理。相对于相关生物过程的时间尺度,电磁场跨越头部的传播延迟可以忽略不计。一小片活跃皮层区域通常可近似为一个电流偶极子,由位置、方向和偶极矩表征。在均匀、无边界的导体中,其磁场可表示为

B(r)=μ04πq×(r−r0)∣r−r0∣3,\mathbf{B}(\mathbf{r})= \frac{\mu_0}{4\pi} \frac{\mathbf{q}\times(\mathbf{r}-\mathbf{r}_0)} {|\mathbf{r}-\mathbf{r}_0|^3},

其中,q\mathbf{q} 为电流偶极矩,r0\mathbf{r}_0 为其位置。符合真实头部情况的计算还必须考虑电导率边界和容积电流;仅凭这一表达式并不能构成完整的头部模型。

脑部磁信号的强度通常在数十至数百飞特斯拉之间,但其幅度会随信号源和记录条件的不同而显著变化。一飞特斯拉等于 10−1510^{-15} 特斯拉。地球磁场的强度为数十微特斯拉量级,比许多脑磁图信号强数亿倍。这种悬殊的差距解释了为什么脑磁图测量需要对背景磁场和干扰进行极其严格的控制。

脑磁图的灵敏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号源的朝向和深度。在理想球形导体中,方向完全沿径向的电流偶极子不会产生外部磁场;切向信号源则可以被检测到。真实头部的几何形状使这种区别不那么绝对,但它在实际测量中仍然十分重要。与强度相同的深部信号源相比,浅表皮层信号源通常更容易被检测到。与头皮电位不同,磁场受颅骨电导率差异造成的畸变影响较小,但这并不意味着脑磁图不受解剖结构、电导率或信号源之间相互抵消的影响。

传感器、屏蔽与仪器设计

多数成熟的全头型脑磁图(MEG)系统采用超导量子干涉仪(SQUID)传感器,通过液氦或其他低温装置将其冷却至约4开尔文。超导拾取线圈收集的磁通量耦合至SQUID,反馈电子电路则使其响应保持在有效工作范围内。传感器置于称为杜瓦瓶的隔热容器中。容器内表面的形状大致贴合头部轮廓,但隔热层和真空层使探测线圈与头皮之间仍有一定距离。

传感器阵列采用不同的测量几何构型。磁强计测量磁场的某一分量,而磁梯度计测量该分量在相隔一定距离的两点之间如何变化。远处干扰在较短基线范围内的变化通常相对较小,因此,通过差分可以减少其影响,同时更多地保留附近脑内信号源产生的、空间变化较快的磁场。轴向磁梯度计和平面磁梯度计具有不同的空间响应模式。一种广泛使用的全头型配置在102个位置设有306个测量通道,每个位置都配备一个磁强计和两个平面磁梯度计;其他系统的通道数量与布局则有所不同。

记录通常在磁屏蔽室内进行。高磁导率金属层使低频磁通转向,而导电层则通过感应电流帮助衰减随时间变化的干扰。屏蔽并不能使环境完全无磁场。电力线产生的磁场、电梯、车辆、附近的机械设备以及磁性污染仍可能影响测量。参考传感器、主动磁场补偿,以及通过计算分离内部与外部磁场分量,可进一步抑制干扰。

光泵磁强计(OPM)采用不同的物理原理。它利用光来制备和探测原子蒸气的自旋态,所用原子通常为铷等碱金属。自旋行为的变化反映局部磁场。虽然蒸气室需要加热,但隔热设计使封装后的传感器能够贴近头皮工作。与SQUID阵列不同,OPM阵列不需要共用液氦容器,因此传感器可以安装在个体化定制或可调节的头戴装置上。缩短信号源与传感器之间的距离可以增强测得的信号,尤其是与贴合不佳的固定式头盔相比。

这些优势也伴随着工程上的制约。许多高灵敏度OPM只能在极低背景磁场附近的狭窄范围内工作,因此必须仔细抵消残余磁场。在仍有磁场梯度的区域内移动,可能产生远大于脑信号的伪迹。传感器间的串扰、校准和热管理也需要妥善控制,同时还须精确掌握传感器的位置。测量多个磁场分量可以提供更丰富的信息,但比较仪器时不能只看通道数量:噪声水平、传感器布局、带宽、磁场稳定性和校准情况都会影响性能。

记录流程与信号预处理

脑磁图检查首先需要根据科研或临床问题制定相应方案。记录内容可以是静息时的自发活动、对感觉刺激的反应、执行语言或运动任务时的活动,或癫痫样放电。脑磁图检查本身既不产生电离辐射,也不施加磁共振成像(MRI)所用的强磁场。不过,附近的金属及磁化物体可能干扰记录,而整个检查环境,包括可能配合进行的 MRI 检查或使用的镇静措施,都有各自的安全规程。

必须确定头部相对于传感器阵列的位置。在传统系统中,固定在头部的小线圈会产生可识别的信号,以便在头盔内定位。三维数字化定位仪会记录这些线圈、解剖标志点的位置,通常还会记录头皮上许多点的位置。这些测量数据用于将脑磁图坐标系与受检者的结构 MRI 图像配准。连续或重复测量头部位置,可以记录采集过程中的头动。在可穿戴系统中,传感器与头部之间的几何关系可能相对稳定,但仍需测量其准确性。

脑磁图检查常与脑电图检查(EEG)同步进行,因为两种检测方式的敏感性具有互补性。还可额外记录眼动、心脏活动和肌肉活动。眨眼、下颌紧绷、吞咽、心跳以及磁性材料的轻微移动,都可能产生伪迹。牙科修复体、植入装置或残余磁化可能影响某些记录,但不一定使所有通道都无法使用。伪迹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其强度、位置、频率成分,以及它与所研究信号的关系。

采样率通常约为每秒 1,000 次或更高,但适宜的采样率取决于所需带宽。必须准确测量刺激时序:计算机发出指令与声音或图像实际出现之间的延迟,可能使测得的神经反应潜伏期发生偏移。因此,实验记录通常还包括对刺激实际呈现时刻的物理测量。在无受检者在场的情况下记录一段安静时段的数据,有助于评估仪器噪声和环境噪声的特征。

预处理可包括识别故障通道、剔除受污染的时段、滤波、校正头动,以及将干扰与脑信号分离。独立成分分析有助于识别与心跳或眨眼相关的成分,而信号空间方法则利用空间模式或磁场的物理性质来分离信号。如果所依据的假设不恰当,每项操作也都可能去除神经活动信号或使其失真。滤波可能改变波形,过于严格的伪迹剔除则可能选择性地丢弃有意义的行为数据。

在事件相关研究中,通常会对重复试次进行平均,以突出与刺激具有稳定时间关系的活动。理想情况下,不相关噪声的幅度大致随试次数量的平方根成反比下降。时间或相位在各试次间有所变化的活动,可能在平均结果中消失,却仍可在单试次功率估计中检测到。静息态分析采用不同策略,通常侧重于振荡频谱及脑区之间的关系,而非与外部事件时间锁定的反应。

源重建与统计推断

脑磁图传感器测量的是磁场,而不是信号源的解剖位置。逆问题是根据这些磁场推断可能产生它们的神经电流。这一问题的解并不唯一:不同的电流分布可能产生无法区分的测量结果。因此,源成像依赖于观测数据、物理模型、解剖信息以及显式或隐式假设的共同作用。一幅视觉上精细的图像,并不能证明这些假设所得到的生物学定位也同样精确。

相应的正问题则是根据给定的源预测传感器信号。结构磁共振成像(MRI)可用于确定头皮、颅骨、脑表面及可能的源位置。根据具体应用,体积导体可以用球体、一组边界面或数值体积模型来表示。这一关系通常写为

y(t)=Lj(t)+ε(t),\mathbf{y}(t)=\mathbf{L}\mathbf{j}(t)+\boldsymbol{\varepsilon}(t),

其中,y(t)\mathbf{y}(t) 包含测得的信号,j(t)\mathbf{j}(t) 表示候选源电流,L\mathbf{L} 为导联场矩阵,ε(t)\boldsymbol{\varepsilon}(t) 表示噪声和模型偏差。传感器位置、MRI 配准或头部几何形状的误差,都会传递到推断出的源中。

等效电流偶极子拟合假定,一个或少数几个空间上集中的发生源能够解释选定的磁场模式。算法通过调整这些发生源的位置、方向和强度来匹配观测结果。这种方法广泛用于形态明确的癫痫样棘波及某些诱发反应。当少量发生源这一假设合理时,其结果最易于解释。拟合优度高并不能证明拟合出的偶极子就是唯一的源,而且一个偶极子也可能代表分布于一片皮质区域上的活动所产生的净效应。

分布式方法则在整个皮质表面或脑体积内设置大量候选源。最小范数估计倾向于选择总体源幅度相对较小的解,而深度加权和噪声归一化则用于修正这类方法固有的偏倚。正则化通过施加约束或惩罚项来稳定解。贝叶斯方法通过先验分布表达假设,并在这些假设成立的条件下估计源的特性。面对源的空间范围、信号强度和噪声的各种组合,没有任何一种选择始终最优。

波束形成通过构建空间滤波器来估计目标位置的活动,同时抑制其他位置的贡献。它适用于绘制振荡功率分布图及某些事件相关反应的分布图,但可能难以分离高度相关的源。源重建还会受到泄漏的影响:某个发生源的活动可能扩散到归属于邻近或远处位置的估计结果中。

统计推断又增加了一层问题。对大量传感器、时间点、频率或源位置进行检验,会产生多重比较问题。置换检验和基于簇的方法可以处理其中某些形式的问题,但一个显著簇并不能自动确定效应的确切起始时刻或边界。因此,定位精度是有条件的,而非固定不变;它会随信号质量、源配置、模型准确性以及所检验的问题而变化。

癫痫与功能定位中的临床应用

脑磁图目前已确立的主要临床用途,是为部分药物难治性局灶性癫痫患者的术前评估提供补充信息。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具有临床意义的癫痫活动起源于何处,以及该区域与运动、感觉或语言等功能所必需的脑组织有何空间关系。脑磁图本身无法独立回答这一问题。其结果需要结合发作病史、头皮视频脑电图、结构影像,以及必要时的其他功能影像和颅内记录来解读。

大多数临床癫痫脑磁图检查分析的是发作间期癫痫样放电,即发生在两次癫痫发作之间的短暂异常活动。棘波周围的磁场可以用一个或多个等效电流偶极子建模,也可以采用其他重建方法。反复出现的放电可能形成一簇估计源位置,有助于确定需要进一步检查的候选区域。当其他检查未能提供定位信息,或定位结果含糊不清、相互矛盾时,磁源成像尤其有用;这也包括部分磁共振成像(MRI)未见明显结构性病变的病例。

必须区分产生发作间期放电的刺激区、发作起始区,以及范围更广的致痫区。这些区域可能相互重叠,但并不完全相同。因此,一簇棘波源本身并不能界定切除后即可终止癫痫发作的组织。活动可能迅速传播,记录到的棘波中最显著的部分可能反映的是传播后的反应,而非最早的发生源。同步脑电图有助于表征在电信号和磁信号中可检出程度不同的事件。

脑磁图结果有助于规划颅内电极的放置位置,并评估拟议的解剖定位假设是否与观测到的生理活动一致。这些结果还可能影响对细微病变的解读,或影响对需要进一步检查区域边界的判断。临床结局研究需要谨慎解读,因为接受脑磁图检查的患者往往是定位较为困难的病例,而且检查结果可能改变后续的检查和治疗。如果不考虑这一更完整的诊疗过程,就不能将手术结局归因于某一项术前检查。

功能定位是脑磁图的另一项临床用途。外周神经刺激引发的躯体感觉反应可帮助定位感觉皮层,运动相关活动则可帮助识别运动区。听觉和视觉反应能够提供相应感觉系统的信息。语言任务可用于估计语言相关活动的分布及其半球优势,但结果取决于任务设计、分析方法和受检者的表现。这类功能图谱可为神经外科学手术规划提供参考,但不能替代所有类型的有创功能定位。

临床报告会将记录到的观察结果与对这些结果的解释加以区分。相关特征包括放电的时间特征和形态、可定位事件的数量与一致性、源分布、拟合质量,以及与其他检查结果的一致程度。检查中未捕捉到癫痫样放电,并不能排除癫痫;即使发现了可以解释的磁信号异常,也不能仅凭这一结果确定其临床意义。

认知神经科学、振荡与脑网络

脑磁图对于研究神经信息处理的时序尤其有价值。在许多针对成年人的实验条件下,声音开始后约100毫秒,听觉反应中会出现一个显著的皮层成分。视觉、躯体感觉及语言相关任务也各自引发一系列反应。研究人员通过比较这些反应的时间特征及其信号源估计结果,探究信息如何在感觉系统与联合系统中传递。反应的潜伏期和幅度取决于刺激特性、注意、年龄及记录条件等因素,并非某一种心理操作的固定标志。

对神经振荡的分析不局限于平均诱发反应。常研究的频段包括δ、θ、α、β和γ,但不同研究对这些频段边界的界定有所不同。α活动常随视觉输入和注意状态而变化;感觉运动β活动通常在运动期间减弱,并可能在运动结束后增强。γ频段活动可伴随感觉和认知加工出现,但高频记录尤其容易受到肌肉活动的干扰。频段名称标识的是一段活动频率范围,而非某种独有的生物学功能。

时频分析方法用于考察任务过程中振荡幅度或相位如何变化。这些方法能够区分两类反应:一类与事件保持稳定的相位锁定关系,另一类则表现为相位不固定的功率变化。这一区分很重要,因为单次试验中的振荡功率即使明显增加,跨试验平均后的波形也可能变化甚微。反过来,短暂的诱发反应也可能引起广泛的频谱变化,却并不代表存在持续振荡。因此,解读时必须同时考虑波形及其频谱表征。

脑磁图也可用于研究功能连接,即不同脑区活动之间的统计关系。相关指标包括振幅包络之间的相关性、相位关系、相干性,以及基于模型估计的定向相互作用。然而,即使重建出的脑区之间没有直接通信,共同输入和源泄漏也可能造成表面上的耦合。有些方法能够降低对瞬时共享成分的敏感性,但也可能因此舍弃真实的相互作用。仅凭统计上的影响方向,并不能证明存在解剖通路上的信号传递或生物学上的因果关系。

研究人员将脑磁图与结构磁共振成像、功能磁共振成像及扩散磁共振成像结合,把快速的神经活动与解剖结构、较慢的血流动力学反应及白质通路联系起来。与有创记录进行比较,有助于评估无创信号究竟反映了什么。机器学习方法可以从时空模式中解码刺激类别或行为变量,但成功预测并不能唯一确定产生这些信息的神经机制。

研究人员还探索了脑磁图在精神分裂症、自闭症谱系障碍和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中的应用。研究考察的特征包括感觉反应、振荡变化及网络组织方式等。研究中群体之间的差异,并不一定能成为准确的个体层面生物标志物。要将研究成果转化为临床应用,需要结果具有可重复性、设置恰当的比较人群,并有证据表明,某项测量能在现有评估之外提供有用的信息。

局限性、可重复性与新兴方向

脑磁图在实际应用中的局限,首先来自信号本身的微弱。即使传感器高度灵敏,环境干扰、生理伪迹和头部运动仍可能掩盖神经活动。传统低温系统还受到几何结构的限制:固定式头盔对不同头型的适配程度不一,而传感器与头皮之间的距离越大,信号就越弱。这对婴幼儿而言尤为重要。屏蔽室、专用仪器、设备维护和专业分析都会增加成本,限制脑磁图的普及。

不同神经活动源在脑磁图中的可探测程度并不相同。条件有利的浅表源可以被清晰测量,而深部、微弱、空间分布广泛或相互抵消的活动则可能难以还原。有研究报告称,脑磁图能够探测到海马体等结构的活动,但对深部源的此类结论需要格外谨慎,因为更强的皮层源以及重建所依据的假设,都可能造成误导性的定位结果。未能检测到反应,并不能证明不存在神经活动;测得的幅度差异也可能反映解剖结构或几何关系的差异,而不只是生理差异。

与脑电图(EEG)和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的比较说明,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够全面替代其他技术。脑电图通常成本较低,也更易于部署,但其对信号源方向和头部电导率的敏感性与脑磁图不同。功能磁共振成像通过间接的血流动力学信号提供广泛的空间覆盖,但通常无法在脑磁图所具备的毫秒级时间尺度上分辨神经事件。联合使用多种技术可以缩小可能的解释范围,但这些技术的信号并不是对同一物理量的可互换测量。研究结果不一致,有时确实源于各技术对不同生物学过程的敏感性存在差异。

可重复性所依赖的细节远不止重建算法。传感器校准、坐标约定、头部位置、试次剔除、滤波、噪声估计以及统计方法的选择,都会影响结果。脑影像数据结构已扩展至脑磁图领域,用于规范记录数据和元数据的组织方式。广泛使用的开源分析软件包包括 MNE-Python、FieldTrip 和 Brainstorm。这些工具有助于审查和复用,但软件运行结果可重复,并不保证实验推断有效。

可穿戴式光泵磁力计(OPM)阵列是一个重要的新兴方向,因为它们能够适应不同的头部尺寸,并允许更自然的运动。其潜在应用包括发育研究,以及在固定式头盔下难以完成的互动或运动任务。扩大阵列规模、改进磁场补偿、实现可靠的传感器定位以及保持校准稳定,仍是持续推进的工程重点。系统对运动的容许程度仍取决于磁场环境,并非传感器技术本身就能保证。

另一个重点是加强对临床和计算方法相关结论的验证。重复测量、物理测试源、逼真模拟、与颅内记录进行比较,以及使用独立的临床队列,分别针对有效性的不同方面提供验证。一种方法即使能够准确重建模拟的孤立源,在面对同时活动的多个生物源时,也可能表现不同。同样,能够区分经过筛选的研究群体的分类器,在具有临床代表性的人群中也可能失效。要确立其实际效用,就必须在预期对测量结果作出解释的条件下进行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