颞叶癫痫(TLE)是癫痫的一种类型,其反复发作的癫痫发作起源于大脑颞叶内的神经网络。它可累及颞叶深部结构,尤其是海马和杏仁核,也可累及颞叶新皮质。典型发作可能以异常的感觉、情绪或记忆体验开始,随后出现意识受损、行为停止或重复动作。部分发作会扩散,引起双侧强直-阵挛性抽搐。
颞叶癫痫是研究最为深入的局灶性癫痫类型之一,也是癫痫外科治疗的主要适应证之一。其重要性并不限于癫痫发作本身:颞叶神经网络参与记忆、语言、情绪及社会功能,而基础病变及其治疗均可能影响这些能力。颞叶癫痫并非病因或病程单一的疾病,而是涵盖了与海马瘢痕形成、发育异常、肿瘤、免疫介导性疾病、遗传易感性相关的多种情况,以及未发现明确结构性病变的病例。
定义、分类与发病情况
癫痫的诊断通常需满足以下条件之一:至少两次非诱发性癫痫发作,且间隔超过24小时;一次非诱发性癫痫发作,但预计复发风险足够高;或确诊某种癫痫综合征。国际抗癫痫联盟2014年发布的实用性定义规定,第二种情况须在未来十年内有至少60%的复发概率。在急性代谢紊乱或脑部感染期间出现的单次癫痫发作,本身并不足以确诊慢性颞叶癫痫。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存在持续的癫痫发作易感性。
颞叶癫痫属于局灶性癫痫,其发作起始于局限在单侧大脑半球内的神经网络。按解剖部位,主要分为累及海马等内侧结构的颞叶内侧癫痫,以及累及颞叶新皮质的颞叶外侧癫痫。部分患者的内外侧结构均受累,或两个颞叶各自存在独立的发作起始区,或涉及延伸至邻近区域的更广泛“颞叶附加”网络。这些类别描述的是对临床有用的分型,而非边界截然分明的生物学实体。
发作类型与癫痫类型属于不同的分类层级。颞叶癫痫患者可出现意识保留的局灶性发作、伴意识障碍的发作,以及局灶性进展为双侧强直-阵挛发作。既往病历中常使用“单纯部分性”“复杂部分性”和“继发全面性”发作等术语。这些术语与后来基于意识状态划分的类别大致对应,但分类方法和术语一直在演变。历史上与颞叶发作相关的“精神运动性癫痫”一词,如今主要作为历史术语使用。
目前尚无单一可靠的全球估计,能够说明颞叶癫痫在全部癫痫中所占的比例。各项人群研究在年龄分布、影像学与脑电图检查的可及性,以及判断发作起源于哪个脑叶的标准等方面存在差异。颞叶癫痫在成人癫痫门诊和手术病例系列中尤为常见,但这些样本中持续发作及耐药性病例所占比例偏高,不能将其数据视为人群患病率的估计值。儿童颞叶癫痫也可能未得到充分识别,因为儿童较难描述症状,且其发作时的行为表现对病灶定位的提示作用可能较弱。
颞叶癫痫可在婴儿期至晚年之间的任何年龄起病。发育性病变和某些肿瘤可在儿童期引起临床表现,而血管性损伤、肿瘤或免疫介导性疾病则可导致较晚起病。部分颞叶内侧癫痫患者在儿童期曾有癫痫发作,随后经历一段相对缓解期,之后再次复发,但这并非必然或普遍的病程。
颞叶解剖与癫痫发作网络
颞叶位于大脑半球两侧、外侧裂下方。其外部的大脑皮层包含参与听觉处理、语言以及物体和面孔识别的区域。颞叶内侧面有海马体、内嗅皮层、海马旁皮层和杏仁体。这些结构彼此相互作用,也与额叶、顶叶、皮层下及脑干系统相互作用。因此,颞叶癫痫发作是相互连接的网络发生紊乱,而非仅仅局限于某个小结构的电活动事件。
海马体参与情景记忆的形成与组织。其内部神经回路包括齿状回颗粒细胞,以及阿蒙角各区的锥体神经元;这些分区通常标记为 CA1 至 CA4。信息经内嗅皮层进入海马神经回路,再通过多条相互连接的通路传回。这些回路通常调控神经活动的时序、强度和选择性。其组织方式也为异常活动的同步化和反复出现提供了通路。
杏仁体参与情绪处理和自主神经反应。它的参与有助于解释,为何颞叶癫痫发作可能在意识受损前引起突发恐惧、心率变化或内脏感觉。颞叶联合皮层参与对复杂感觉体验的解读。累及这些区域的发作可能引起听觉失真、熟悉感改变或体验性现象,而非明显的运动障碍。不过,起源于其他部位的癫痫发作扩散至颞叶网络时,也可能出现类似症状。
神经连接有助于解释癫痫发作的演变。起始于颞叶内侧结构的活动,可传播至外侧皮层、对侧颞叶,或额叶及皮层下神经回路。意识受损与分布于多个脑区的网络功能障碍有关,其中包括维持警觉和整合信息的系统受到干扰。双侧惊厥则需要运动网络进一步卷入,并不意味着原有癫痫从起始就是全面性的。
功能不对称性很重要,但并非绝对。对大多数人而言,语言功能主要由左半球承担,左侧颞叶结构通常在言语学习中发挥重要作用。右侧颞叶结构则参与非言语记忆的某些方面,以及空间或视觉处理。个体的功能组织方式会因利手、发育、早期损伤及癫痫相关的功能重组而有所不同。因此,“左侧等于语言”和“右侧等于视觉记忆”虽是有用的概括,却不足以作为制定手术方案的依据。
病因与病理基础
内侧颞叶癫痫的重要相关结构性病变是海马硬化,其特征为海马结构内的神经元丢失和胶质增生。神经元丢失的分布模式各不相同。国际抗癫痫联盟于2013年发布的分类,根据海马各亚区受累的相对程度,区分了主要的组织学类型。在影像学上,海马硬化常表现为海马萎缩、内部结构异常,以及水敏感序列上的信号增高。显微镜下的硬化改变与影像学诊断相互关联,但不能等同。
海马硬化与癫痫发作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持续时间较长的发作可损伤易受损的海马组织,而受损并发生重组的海马又可促使癫痫反复发作。部分患者报告幼年时曾有长时间的热性惊厥;前瞻性研究也记录到,一部分儿童在热性惊厥持续状态后出现了急性海马异常。然而,大多数有热性惊厥的儿童并不会发展为颞叶癫痫。无论是一次普通的热性惊厥,还是既往发热史,都不足以确定日后癫痫的病因。
其他结构性病理基础包括局灶性皮质发育不良、血管畸形、损伤和生长缓慢的肿瘤。神经节胶质瘤和胚胎发育不良性神经上皮肿瘤是公认的癫痫相关肿瘤,常见于年轻人。颞叶脑膨出,即少量脑组织经颅底缺损处疝出,也是可能被忽视的病理基础。两种异常可以同时存在,例如海马硬化伴邻近的发育性病变,这种情况通常称为双重病理。
后天性病因包括外伤、脑卒中和感染。单纯疱疹病毒引起的脑炎尤其容易累及颞叶及邻近区域,并可遗留持久的致痫性损伤。自身免疫性脑炎可引起颞叶癫痫发作,同时伴有记忆障碍、精神症状或意识改变。抗LGI1抗体与一种特征性综合征相关,其表现可包括极短暂的面臂肌张力障碍发作,而其他免疫相关性癫痫则有不同的临床表现。这些疾病不能与一般的慢性颞叶癫痫混为一谈,抗体检测结果也需要结合临床情况解读。
遗传易感性可单独起作用,也可与结构性损伤共同作用。家族性外侧颞叶癫痫可表现为短暂的听觉症状或语言理解障碍;部分家系的病因可归于LGI1及其他基因的致病变异。家族性内侧颞叶癫痫也确实存在,但往往无法用明确的单基因病因解释。LGI1基因异常所致疾病与抗LGI1蛋白抗体所致的后天性疾病,在生物学上有本质区别。许多患者即使经过详尽检查,病因仍然不明。
癫痫发作产生与持续的机制
当神经元群体进入过度活动或异常同步活动的状态时,就会发生癫痫发作。在颞叶癫痫中,这可能涉及神经元内在兴奋性的改变、兴奋性与抑制性突触的变化,以及局部和远隔神经环路之间的异常相互作用。“兴奋过强、抑制不足”这一简略概括虽能反映部分过程,却忽略了其时间特征和空间组织方式。抑制性神经元既可能在发作初期遏制发作,也可能参与病理性同步活动,或随着发作进展而失去抑制作用。
谷氨酸是主要的兴奋性神经递质,而γ-氨基丁酸(GABA)则介导脑内很大一部分抑制作用。它们的受体、转运体及释放机制发生变化,都可能影响癫痫发作的易感性。调控钠、钾、钙和氯离子流动的离子通道,也决定着神经元产生动作电位的难易程度及其对突触输入的反应。在某些情况下,氯离子调节异常可削弱GABA的抑制作用。这些机制在不同患者和实验模型中各不相同,并不构成一条适用于所有颞叶癫痫的共同通路。
海马硬化时,神经元丢失与广泛的神经环路重塑同时存在。存活的齿状回颗粒细胞可能通过苔藓纤维出芽,形成异常的返向连接。中间神经元、细胞外基质及细胞支持系统的变化,还可进一步改变神经网络的活动特性。这些发现固然重要,但它们的存在并不能证明任何一种异常是癫痫发作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其中一些可能是持续性高兴奋性的原因,一些可能是反复发作的结果,还有一些则可能代表代偿性反应。
胶质细胞和血管环境同样重要。星形胶质细胞负责调节细胞外钾离子水平并清除神经递质;这些功能紊乱可使神经元更容易持续放电。炎症信号传导可能改变突触功能和神经元的兴奋阈值。血脑屏障受损可使脑组织接触到血液循环中能够影响胶质细胞和神经元的物质。这些机制将组织损伤与较长期的神经网络变化联系起来,也正作为潜在治疗靶点接受研究,但很难直接测量它们在个体患者中的作用。
癫痫形成是指大脑逐渐形成能够产生自发性反复癫痫发作状态的过程。损伤后,这一过程可能持续数月乃至数年,但颞叶癫痫并不一定遵循简单的“损伤—静默期—癫痫”序列。反复发作可进一步改变神经网络,而有些癫痫则保持相对稳定。实验研究通常采用电刺激诱导的点燃模型或化学诱导的癫痫持续状态模型来研究这些变化。这类模型只能再现人类疾病的部分特征,无法涵盖其全部临床多样性。
发作表现及相关症状
发作早期出现的主观症状通常称为先兆。在这种情况下,先兆本身就是一次局灶性发作,而不只是提示可能即将发作的警告。常见的颞叶发作先兆包括从上腹部向上涌升的感觉、无外在原因的突发恐惧、似曾相识感、对熟悉环境产生陌生感,以及异常的嗅觉或味觉体验。发作可以在这一阶段结束,患者的意识和应答能力始终保留。
随着发作扩散,患者的行为可能中断,应答能力也可能下降。患者可能目光凝滞、停止说话,或继续进行某项活动,却无法正常与人互动。反复出现、看似有目的的动作称为自动症,可包括咂嘴、咀嚼、吞咽、抓弄衣物或摆弄身边的物品。这些动作通常不受正常的自主意志控制。在适当的临床背景下,自动症的出现支持局灶性发作的判断,但并非颞叶癫痫所特有。
颞叶外侧部发作可能以嗡嗡声或铃声等简单的听觉体验、声音失真,或难以理解口语起始。更复杂的体验可包括听到音乐片段或知觉改变,但仅凭这些表现无法确定准确的发作起始部位。运动体征有时有助于判断受累的大脑半球。例如,一侧手臂持续出现肌张力障碍姿势,往往提示发作累及对侧大脑半球。任何单一行为表现都不能可靠地替代临床与脑电检查相结合的评估。
典型的局灶性意识受损发作通常持续约一至两分钟,随后进入长短不一的恢复期。发作后常见意识模糊、嗜睡、头痛,以及难以回忆发作经过。发作后出现短暂的失语症,可支持语言优势半球受累的判断。有些发作的持续时间则短得多或长得多;发作持续不止,或反复发生且其间未能恢复,可能构成癫痫持续状态。颞叶非惊厥性癫痫持续状态可主要表现为持续的意识模糊或应答能力波动,而非持续抽搐。
必须区分发作症状与发作间期出现的症状。持续的记忆困难、情绪低落及焦虑可与颞叶癫痫并存,但并不必然意味着癫痫发作活动仍在持续。同样,孤立出现的恐惧、异常熟悉感或奇怪气味,也可能有多种解释。具有特征性的临床模式通常是一组反复出现、突然发生、持续相对短暂且形式刻板的症状序列。目击者的描述尤其重要,因为意识受损和遗忘往往会限制患者对自身发作经过的叙述。
诊断检查与定位
诊断首先需要详细采集病史,包括目击者的描述,以及在条件允许时获取典型发作的录像。重要信息包括最初出现的症状、行为变化的先后顺序、反应能力、持续时间、恢复情况、与睡眠的关系,以及是否存在不同类型的发作事件。诊断工作包含多个层面:判断事件是否为癫痫发作、确定发作类型、定位起始网络,以及查明潜在病因。足以支持某一层面判断的证据,未必足以支持另一层面的判断。
脑电图检查通过头皮电极记录电活动。发作间期出现颞区棘波或尖波可支持诊断,但常规脑电图正常并不能排除颞叶癫痫。头皮电极可能难以清晰记录颞叶内侧深部的电活动,而短时间记录也可能漏掉间歇性异常。睡眠状态下记录,以及重复或延长记录时间,都有助于增加检出相关活动的机会。反过来,脑电图异常也必须结合临床发作表现解读,不能仅凭其本身就作出诊断。
视频脑电监测将持续电活动记录与行为观察相结合。记录到患者惯常出现的发作,有助于明确其性质及其与癫痫发作电活动模式之间的关系。然而,头皮脑电图可能要等到发作从真正的起源部位扩散后,才显示出颞区模式,而且某些局灶性发作在头皮脑电图上并无明确的对应表现。在进行旨在阻止发作的手术前,区分起始区与随后受累的区域尤为重要。
采用癫痫专用扫描方案的磁共振成像用于查找海马硬化、发育异常、肿瘤、血管病变及其他结构性病因。采用薄层、恰当方位的扫描序列,并由专家阅片,可提高检出率。磁共振图像看似正常,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结构或网络异常。对于部分经过选择的病例,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可识别发作间期葡萄糖代谢降低的区域,而发作期灌注成像则有助于识别发作时激活的区域。这些发现可为定位提供支持,但不能单独据此确定需要治疗的组织范围。
神经心理测验评估学习、记忆、语言、注意力及其他功能。它既可提供基线资料,也有助于估计治疗相关的认知风险。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可帮助确定语言功能的脑内分布;部分医疗中心还使用颈动脉内麻醉试验,传统上称为 Wada 试验。当无创检查结果仍不足以作出判断时,可采用立体定向脑电图检查,通过植入的深部电极进行记录。
鉴别诊断需考虑晕厥、惊恐发作、睡眠障碍、偏头痛相关表现、分离性发作,以及低血糖等代谢紊乱。同一患者可能同时存在不止一种疾病。因此,诊断的可靠性取决于病史、观察到的发作表现、电生理检查结果、影像学发现及整体临床情况是否相互吻合。
抗癫痫发作药物与内科治疗
抗癫痫发作药物通常是反复出现颞叶癫痫发作时的初始治疗选择。这类药物通过调节离子通道、神经递质释放或抑制性信号传导来降低发作概率。药物有效通常并不意味着基础结构性病变或癫痫形成过程已被逆转。用于局灶性发作的药物包括拉莫三嗪、左乙拉西坦、卡马西平、奥卡西平、拉考沙胺及其他多种药物。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对所有类型的颞叶癫痫都是最佳选择。
治疗方案的选择不仅取决于发作分类。年龄、其他疾病、药物相互作用、生育相关情况、对认知和精神心理的影响,以及给药是否便于实施,都会影响处方决策。拉莫三嗪作用于电压门控钠通道;左乙拉西坦与突触囊泡蛋白 SV2A 结合;拉考沙胺则增强钠通道的慢失活。这些不同的机制可以实现相似的临床目标,但不良反应谱有所不同。联合使用作用靶点不同的药物,并不能保证更好地控制发作或减少不良反应。
与剂量相关的不良反应可包括头晕、嗜睡、平衡障碍和思维迟缓。某些药物还可能引起行为改变、血钠降低、皮疹或特定器官毒性。一些抗癫痫发作药物可诱导肝酶,从而改变其他药物的代谢。怀孕时还需考虑更多因素,因为不同药物对胎儿的风险各不相同,而且药物浓度可能在妊娠期间发生变化。这些问题属于个体化医疗管理的范畴,并非颞叶癫痫所特有。
国际抗癫痫联盟于 2010 年发表的一项广泛采用的定义指出,在两种选择恰当、患者能够耐受的药物治疗方案,无论是单药还是联合用药,均未能实现持续无发作后,即可判定为耐药性癫痫。应用这一定义时,必须关注诊断是否正确、药物是否适合相应发作类型,以及用药剂量和疗程是否充分。方案不合适导致的治疗失败,并不等同于一次充分治疗试验的失败。
部分患者可通过药物获得持久的发作控制,另一些患者则在使用多种药物后仍持续发作。在多次充分治疗均告失败后,实现完全控制的概率通常会降低,但此后仍有可能缓解。医疗管理也包括处理伴随疾病和针对具体病因进行治疗。例如,对于处于活动期的免疫介导性疾病,除抑制癫痫发作外,可能还需要免疫治疗;而对于瘢痕病灶稳定的相关癫痫,其治疗思路则有所不同。对持续时间过长的癫痫发作进行急性处理,与日常长期用药方案有所区别。
切除手术、消融与神经调控
颞叶癫痫是神经外科学中已有成熟手术治疗经验的疾病,因为对于定位明确的颞叶致痫网络,有时可以通过切除或离断加以治疗。术前评估旨在判断能否确定治疗靶区,并在不造成不可接受的功能损害的前提下实施治疗。评估综合考虑发作表现、视频脑电图、磁共振成像、神经心理学检查,以及必要时开展的其他检查。耐药并不意味着患者一定适合手术,仅凭影像检查发现异常,也不足以确定恰当的手术靶区。
前颞叶切除术切除颞叶前部的一部分组织,通常也包括颞叶内侧结构。选择性杏仁核海马切除术以杏仁核和海马区域为靶区,同时保留更多外侧皮质。最佳术式取决于推测的致痫网络、病变、解剖结构及功能方面的考量。对于经过恰当筛选的患者,约有60%–80%在颞叶切除术后的最初数年内可不再出现致残性发作;具体结果因病理类型、患者筛选、随访时间及无发作的定义而异。
由塞缪尔·威布牵头、发表于2001年的一项里程碑式随机对照试验,比较了颞叶手术与继续药物治疗对耐药性颞叶癫痫的疗效。一年时,手术组有58%的患者不再出现伴意识受损的发作,而药物治疗组为8%。该研究证实,在经过严格筛选的人群中,手术的疗效可以优于继续用药。但这一结果不能原封不动地套用于所有颞叶癫痫,尤其是双侧病变或定位不清的病例。
手术风险包括感染、出血、视野缺损、记忆力下降、语言困难及情绪变化。颞叶内的视辐射受损可导致对侧上象限视野缺损。优势半球颞叶切除可能损害言语学习或命名能力,尤其是在拟切除组织仍保留较多功能的情况下。风险评估既要考虑拟手术区域的功能水平,也要考虑其余脑组织的功能储备。
磁共振引导激光间质热疗通过立体定向置入激光装置,对选定组织进行消融。与切除术相比,这种手术方式涉及的范围较小,但其发作控制效果和认知影响取决于靶区及患者群体,而且长期比较研究的证据不如成熟的切除术丰富。
对于部分耐药患者,尤其是不适合切除手术的患者,神经调控是另一种选择。迷走神经刺激、丘脑前核脑深部电刺激及反应性神经刺激,无须切除颞叶即可调节致痫网络。反应性系统能够检测特定的颅内电活动模式,并施加刺激。这些疗法更常见的效果是降低发作频率,而非完全消除发作;并非在所有病例中,它们都能等效替代有望达到治愈目的的切除术。
认知影响、共病与长期病程
记忆问题是颞叶癫痫患者的突出主诉,因为这种疾病累及与记忆有关的结构,但其成因多种多样。海马损伤、癫痫发作、发作间期癫痫样活动、睡眠紊乱、药物、抑郁和焦虑都可能影响记忆表现。标准化测验可能显示患者在学习新内容时存在困难,而日常生活中的困扰则可能包括记不住约定、谈话内容或个人经历。患者主观感受到的记忆困难程度,并不总是与常规测验中的表现密切吻合。
部分患者报告存在长期遗忘加速:在常规测验的时间间隔内,信息似乎已被充分学习并得以保留,但经过数天或数周后,遗忘程度却明显超出预期。另一些患者则存在自传体记忆缺失。这些表现尤其见于颞叶癫痫,包括短暂性癫痫性遗忘,但并非所有患者都会出现。其机制仍在研究之中,包括癫痫发作或异常活动可能对睡眠期间记忆巩固产生的影响。
抑郁症和焦虑障碍是重要的共病。它们与癫痫之间存在双向关系,涉及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相关症状可能出现在癫痫确诊之前,也可能因癫痫带来的影响而产生,或在发作前后波动。过去认为存在一种统一的“颞叶人格”,但这一概念并不适合作为普遍的临床描述。行为或宗教方面的兴趣、创造力、易激惹性以及人格特征,都不能用于可靠地识别颞叶癫痫。
长期预后差异很大,可从持续缓解到持续存在的耐药性癫痫发作。局限且可切除的病灶、明确的单侧起始部位,以及各项诊断结果相互吻合,都可能是手术控制发作的有利因素。双侧病变、范围更广的致痫网络,以及各项检查结果不一致,则可能增加治疗难度。即使多年没有发作,仍有复发的可能,手术后也不例外。反过来,持续发作也并不意味着智力必然会进行性衰退。
这种疾病可能影响教育、就业、驾驶资格、独立生活能力及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受伤和死亡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作类型及其控制情况。癫痫猝死是已被确认的癫痫并发症,其风险尤其与持续存在的强直-阵挛发作有关,并非颞叶起始发作所特有。驾驶规定和职业限制因司法管辖区而异。这些结局不仅取决于脑部病理改变,也取决于患者能否获得诊断、治疗和社会支持。
历史发展与当前研究
19世纪神经病学家约翰·休林斯·杰克逊描述了局灶性发作现象,以及他称为“梦样状态”的体验,帮助人们将看似心理层面的事件与局部脑功能障碍联系起来。他的观察促使人们认识到,癫痫发作可以涉及复杂的知觉和记忆体验,而不一定以全身性惊厥起病。后来的临床与病理学研究逐渐将这些体验与颞叶结构联系起来,不过,现代的网络概念比早期的定位模型涵盖更广。
20世纪,脑电图在临床中的应用进一步明确了局灶性癫痫与全面性癫痫之间的区别。20世纪30至40年代,包括弗雷德里克·吉布斯、厄娜·吉布斯和威廉·伦诺克斯在内的研究者,帮助揭示了与精神运动性发作相关的电活动异常特征。怀尔德·彭菲尔德及其合作者发展了术中功能定位技术和手术方法,将颞叶电活动、刺激反应与临床症状联系起来。这些进展使得在现代结构影像技术问世之前,系统开展颞叶癫痫手术成为可能。
一项与此密切相关的进展改变了人们对记忆的理解。1953年,亨利·莫莱森——后来广为人知的H.M.——因严重癫痫接受了双侧颞叶内侧手术。1957年,威廉·比彻·斯科维尔与布伦达·米尔纳报告了他在形成新的长期记忆方面存在的严重障碍。这一病例证实了颞叶内侧结构对记忆形成的重要性,也凸显了当代癫痫手术为何必须仔细评估功能受损风险;历史上的这种双侧手术并不是现代常规颞叶切除术的范本。
此后,磁共振成像(MRI)使医生能够在术前识别海马异常及许多致痫病灶。功能影像、先进的脑电分析、颅内电活动记录和影像引导技术进一步提高了定位的精确度。如今,研究越来越倾向于将颞叶癫痫视为一组由不同病理改变塑造的网络疾病,而非单一的海马疾病。定量影像与计算模型被用于研究局部异常如何与调控记忆和意识的分布式系统相互作用。
目前的研究涵盖炎症通路、遗传易感性、胶质细胞功能以及治疗反应的预测因素。候选生物标志物包括高频电振荡、定量影像指标和分子信号,但尚无任何单一标志物能够可靠地诊断所有颞叶癫痫,或预测每位患者的结局。研究者正在探索将机器学习方法用于病灶检测和癫痫发作预测,但仍必须在不同医院和患者人群中进行验证。
这一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区分,是抑制癫痫发作与预防或逆转维持癫痫的病理过程并不相同。基因治疗策略、细胞疗法及对病理性神经环路的靶向调控均在探索之中,但尚未成为颞叶癫痫确立的常规治疗手段。将实验成果转化为临床应用,需要证明其疗效持久、不损害功能,并适用于界定明确的患者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