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冷冻保存是指将法律上已被认定死亡者的遗体,或主要将其头部和大脑,置于极低温度下保存,寄望于未来技术能够使其复生。这种做法将源自低温生物学的技术流程与对未来修复和复苏能力的推测性期待相结合。迄今没有任何接受人体冷冻保存的人被复活,也没有任何已确立的医疗手段能够逆转死亡、冷冻保护剂暴露以及全身或大脑长期保存所造成的综合影响。
人体冷冻保存不同于已成熟应用的低温保存技术,后者常规用于保存某些活细胞、生殖材料和部分组织,以供日后使用。人体冷冻保存的独特目标是保存一个人,而非一份生物样本,包括保存承载记忆和个人身份认同所必需的一切物理结构。因此,这种做法引出的问题不仅涉及降温和组织损伤,还涉及死亡的定义、判定心智得到保存所需的证据,以及可能延续数代人的保存安排在法律和财务上应如何组织。
现代人体冷冻保存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至今仍是一项规模较小、由私人机构组织开展的活动。其科学背景包括低温生物学、器官保存和神经科学的进展,但这些进展尚未证实现有的人体冷冻保存程序能够将人保存至未来可复苏的状态。
历史发展
现代人体冷冻保存运动源于这样一种设想:因当代医学无法治疗的疾病而濒临死亡的人,或许可以被保存起来,直到这些疾病能够得到治疗。罗伯特·C·W·埃廷格在《永生的前景》中对这一设想作出了早期最具影响力的阐述;该书于1962年私下传阅,1964年正式出版。他的论点结合了两项预期:足够低的温度能够阻止进一步的劣化,而未来医学或许能够修复当代医学无法修复的损伤。这些都是对未来技术能力的推想,并非人体保存后能够复苏的实验证明。
早期组织于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出现。“人体冷冻保存”(cryonics)一词通常被认为由卡尔·沃纳于1965年提出,用以将这种拟议中的应用与低温学(cryogenics)区分开来,后者是涵盖极低温研究及其工程应用的更广泛领域。1967年1月12日,詹姆斯·H·贝德福德成为首位接受人体冷冻保存、且此后得到持续储存的人。贝德福德是一位退休心理学教授,死于癌症。为他实施保存时采用的程序远不如后来的冷冻保护剂灌注方法成熟,也未能证明这一过程在生物学上可逆。
这场运动的早期历史也暴露出无限期妥善保管遗体的困难。20世纪70年代,加利福尼亚州查茨沃思的一处设施未能维持原有的保存安排,数具已接受冷冻保存的遗体因而解冻。这一事件成为人体冷冻保存领域组织失灵的典型案例:启动保存与维持数十年的保存,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这也促使后来的组织将机构的持续运作、专门的储存资金以及更明确的合同责任视为核心关切。
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会成立于1972年,人体冷冻研究所成立于1976年。尽管服务模式和技术安排有所不同,这两个组织都成为美国人体冷冻保存领域长期活跃的机构。此后,美国以外也出现了服务提供者。因此,这段历史并非单一标准化医疗技术的发展史,而是少数组织以不同方式组合应急响应、灌注、运输与储存服务的发展历程。
技术重点逐渐从相对简单的冷冻,转向使用更高浓度的冷冻保护剂混合物,并尝试实现玻璃化。这一转变反映了低温生物学的切实进展,但并未使人体冷冻保存成为经过验证的治疗方法。长期持续储存的历史表明,遗体可以在低温下保存数十年;但这并不能证明,这些遗体仍保有未来复生的可能。
与低温生物学及现行医学的关系
低温生物学研究生命系统对低温的反应,包括冷害、冰的形成、脱水以及复温后的恢复。其成功应用相当广泛,但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涉及的生物材料。精子、许多胚胎、造血细胞以及众多实验室细胞系都能在低温保存后继续发挥功能。这些成果为体外受精和造血干细胞移植等技术奠定了基础。它们证明,冻结或玻璃化并不一定会毁灭生命,却并不意味着目前已能对所有生物结构进行可逆保存。
尺度和组织结构至关重要。少量细胞悬液可以与保护性化学物质较为均匀地混合,并在受控条件下冷却。大型器官则包含多种细胞、血管、细胞外结构,以及传热速率和化学物质渗透速率各不相同的区域。人体还带来了更多复杂因素,包括脂肪、骨骼、肺,以及保存要求彼此不相容的各个器官。因此,对分离细胞有效的方法,用于完整的大脑或身体时可能会失败。
临床器官保存是一个相关但不同的领域。在器官移植中,供体器官在移植给受者之前,需要保存一段有限的时间。常规低温储存通过降低温度来延缓器官劣化,但不会使其降至超低温。机械灌注使保存液在器官内循环,有时在接近生理温度的条件下进行,以维持代谢或评估功能。这些技术有明确的临床终点,例如移植物功能和受者存活情况。人体冷冻保存尚未在人类身上证实能达到与之相当的终点。
人体冷冻保存也不同于复苏后在医疗监护下实施的体温管理。在受控的临床环境中为活着的患者降温,并不涉及将身体储存在液氮中。同样,意外发生重度低体温后获救的案例,通常是在循环衰竭之前或期间发生降温,随后通过医疗手段复苏。这些案例并不能证明,人在经历长期超低温储存、接触高浓度冷冻保护剂或体内形成大量冰晶之后仍可恢复。
在循证医学中,对一项拟议干预措施的评估,需要依据明确的结局指标,并与相关替代方案进行比较。人体冷冻保存缺乏证据证明其预期结果——使被保存者恢复生命——能够实现。实验室研究结果可以支持范围较窄的论断,例如减少冰的形成,或保留可辨识的组织结构。这些发现仍然重要,但如何解读它们,取决于所测量的终点。解剖形态、细胞存活、器官功能以及个人记忆的恢复,属于不同的证据范畴。
从法律死亡到长期储存的操作流程
人体冷冻保存程序通常只有在依法获授权的死亡判定作出后才会开始。在此之前,相关安排可能包括预先签订合同、制定转运计划,以及在预计即将死亡的人身边部署待命团队。这些准备并不赋予团队促成死亡或取代常规医疗照护的权力。其实际目的是缩短从依法宣告死亡到实施保存之间的时间,不过,实际间隔取决于地点、死亡情形、能否接触遗体以及法律要求。
宣告死亡后,一些操作方案会采用体表降温和机械胸外按压,使血液或保存液循环流动。虽然所用设备可能与心肺复苏设备相似,但预期用途不同:这些设备是为了辅助降温和促进化学物质分布,而非提供一种已获证实的复苏途径。操作还可能包括使用抗凝剂,以及其他旨在减少凝血或死后损伤的药剂。不能据此认定这些措施能够恢复正常循环,其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血管系统的状况。
在具备灌注条件的设施中,可能先用器官保存液置换血液,再换用浓度逐步升高的冷冻保护剂。建立通往主要血管的通路需要进行外科操作。逐步引入冷冻保护剂旨在减轻渗透压骤变带来的应激,但仍难以使各处浓度均匀。血管中的凝块、损伤或阻塞可能导致部分区域得不到充分保护。一个意外死亡且数小时后才被发现的人,其保存条件与在有组织的待命团队附近死亡的人截然不同。
服务提供机构通常将全身保存与神经保存区分开来。全身保存是保留整个身体,作为设想中未来修复的基础。神经保存通常指保留包括大脑在内的头部,而非仅保存分离出来的大脑。其依据是,大脑对记忆和个人身份认同至关重要,而身体的其他结构在理论上或可替换或重建。目前没有任何经过验证的技术能够完成这一设想所需的重建。
灌注完成后,通过受控的降温程序降低温度,最终使其接近液氮储存条件。不同机构及不同个案采用的操作程序有所差异;保存并不是一个能产生标准化生物学结果的统一过程。对时间间隔、温度、流速、压力和灌注液浓度的记录,可以说明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却不能证明最终能够逆转保存状态。在一些个案中,由于转运延误、尸体解剖、损伤或其他情况导致原定方案无法实施,所进行的冷冻保护灌注很少,甚至完全没有。
冰的形成、玻璃化与化学损伤
水是低温保存面临的首要物理难题。细胞外的水冻结时,冰会将大多数溶解物质排除在外,使剩余液体中的盐和其他溶质浓度升高。随后,水从细胞内流出,导致细胞脱水,体积也发生大幅变化。如果降温速度过快,水来不及充分迁移,细胞内就可能形成冰。这两种过程都可能损伤细胞膜、蛋白质和组织结构。其后果取决于降温速率、样本的几何形状、水通透性以及周围溶液的组成。
冷冻保护剂可以改变这些过程。在适当条件下,甘油、二甲基亚砜和乙二醇等物质能够减少冰的形成。有些冷冻保护剂会进入细胞,另一些则主要在细胞外发挥作用。它们在产生保护作用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毒性和渗透性损伤。接触时间、温度、浓度以及各类组织的特性,共同决定了保护作用与损伤之间的平衡。能够防止结冰的浓度,并不一定能让活细胞恢复正常。
玻璃化是指形成非晶态的玻璃状固体,而非晶态固体。在低温生物学中,实现玻璃化通常需要合适的溶液,以及能够避免大量冰形成的降温路径。高浓度的冷冻保护剂混合物可以降低玻璃化所需的降温速率,因此,与使用纯水相比,较大样本的处理也变得更加可行。然而,呈玻璃态并不意味着没有损伤。组织即使已经遭受严重的缺血性损伤或化学损伤,之后仍然可以发生玻璃化。
玻璃化转变发生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内,具体范围取决于溶液。对于低温保存所用的混合物,这一范围通常在 至 附近,但并不存在一个普遍适用的固定温度。低于这一范围后,分子运动能力变得极低。继续降温可能引入机械应力,因为大型样本的不同部位收缩并不均匀。玻璃化材料可能出现裂纹或断裂,尤其是在温度梯度较大、材料变形受到较强约束的部位。
复温又会带来另一组风险。即使降温时最初避免了结冰,样本仍可能在复温过程中形成冰,这一过程涉及反玻璃化及随后的冰晶生长。复温不均匀时,这一问题还可能与热应力叠加。因此,成功保存不仅仅是达到足够低的最终温度:降温路径、储存条件、复温速率以及冷冻保护剂的去除方式,都必须有利于样本恢复。对于经人体冷冻保存处理的人体或大脑,目前尚未有任何满足这些要求的完整流程得到验证。
缺血与脑保存
人体冷冻保存通常在血液循环停止后才开始,因此接受保存处理的组织已经处于缺血状态,即无法获得充足的血液供应。在脑内,氧气和葡萄糖供应中断会使三磷酸腺苷的生成减少。依赖能量的离子泵随之失效,跨膜电位梯度减弱,细胞发生肿胀。过度的兴奋性信号传递和钙离子内流也可能促成损伤。这些变化与血管损伤、凝血,以及导致死亡的疾病或创伤的具体情况相互影响。
需要考虑的时间段,并不只是从宣告死亡到置入低温环境之间的间隔。在法律意义上的死亡之前,长时间的低血压、氧合不足或临终时循环不稳定,就可能已经造成损伤。随后的降温会减缓许多反应,却无法消除已经发生的损伤。如果在保存过程中部分恢复了血液循环,还可能出现与再灌注有关的过程。因此,整个过程是一系列复杂变化,而不是在某个瞬间将原本正常的大脑放入储存状态。
保护液能否经血管充分分布,是一项主要限制。血脑屏障、血管状况、组织肿胀和死后变化都会影响保护液的输送。大血管中的流动通畅,并不能证明最细小的血管也得到了均匀灌注。同样,测得流出头部的液体中的浓度,也不能说明每个脑区都已达到相同浓度。因此,在解读有关冷冻保护成功的说法时,必须重视对具体个案的详细评估。
尚未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要让一个人的记忆和身份认同得以延续,究竟有哪些信息或结构必须保持完整。记忆依赖神经回路的组织方式和功能特性,其中涉及突触、细胞结构和分子过程。海马体对于某些类型记忆的形成尤为重要,但长期记忆分布于多个网络之中,而非储存在某个孤立的结构内。目前尚无完整理论能够说明,哪些物理信息足以重建一个人的心智。
人体冷冻保存的支持者有时使用“信息论死亡”一词,指恢复一个人所需的信息已不可挽回地丧失的假定节点。这是一种概念性主张,而不是公认的临床诊断,也不是经过验证的测量指标。在显微镜下仍能辨认出神经元,并不能证明所有相关信息都仍可恢复。同样,低温标本当前不具备功能,这一事实本身也无法准确揭示究竟保留了哪些结构信息。要厘清这一区别,需要视觉形态保存以外的证据。
实验证据及其局限
与人体冷冻保存相关的研究涵盖多种不同的评价终点。研究人员可能测量复温后的细胞存活情况、生化活性、电反应、微观结构的保存状况,或移植器官的功能。每种终点回答的都是一个特定问题。证实其中一项,并不能自动证明另一项:无法发挥器官功能的组织中,酶仍可能保持活性;而显示微观结构保存完好的图像,也可能来自经过化学固定、无法复苏的组织。
其中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是器官玻璃化保存。2023 年,研究人员报告称,他们成功移植了大鼠肾脏;这些肾脏此前经过玻璃化处理、最长达 100 天的储存,以及利用磁性纳米颗粒进行的快速复温。移植后的肾脏能够维持受体动物的生命。这为小型哺乳动物器官的可逆保存提供了重要的原理性验证。但它并未证明,与人类器官大小相当的器官、完整的哺乳动物,或承载个体记忆的大脑也能得到可逆保存。
这种复温方法通常称为纳米复温。它通过在样本内部产热,而不是完全依靠热量从表面传入,来应对扩大规模时面临的一项主要难题。分布在保存液中的磁性纳米颗粒会响应交变磁场。其目标是实现足够快速、均匀的复温,以减少冰的形成和热损伤。扩大这一方法的应用规模,需要控制颗粒分布、组织与相关材料的接触、产热过程,以及随后对保存材料的清除。
另一个研究方向是醛稳定低温保存。一项于 2015 年发表、刊载于 2016 年期刊卷期的研究表明,先进行化学固定、再进行低温保存,可以使兔脑组织的超微结构得到极佳的保存。醛固定会使生物分子交联,能够保存精细的解剖结构,但它并不能在通常所说的可逆意义上保存活组织。这类研究与结构图谱绘制及所提出的信息保存标准有关,并不能证明经过固定的大脑可以恢复运作。
迄今尚无经过人体冷冻保存的人复活的实证,也未有完整成年哺乳动物在经历人体冷冻保存所用的全套流程后恢复的实证。人们设想的未来方法包括分子尺度修复、组织再生,以及通过计算重建神经组织结构。但这些方法都尚未为已储存的人脑提供经过确立的修复途径。因此,这一科学鸿沟并非只是等待常规实施的工程细节:所需的修复能力、保存下来的信息是否足够,以及判断个人连续性得到恢复的标准,都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储存工程与机构延续性
长期人体冷冻保存通常使用液氮,在标准大气压下,温度约为 。液氮吸收周围环境的热量时会沸腾,只要剩余液体充足,就能维持低温。储存容器一般采用真空隔热结构,通常称为杜瓦容器。隔热层可以减少热量传入,却无法完全阻止,因此必须定期补充液氮。低温储存是一个需要持续维护的过程,而不是一次性的降温操作。
许多此类储存容器不需要依靠电力制冷来直接维持温度。这使它们有别于断电后会迅速升温的冷冻设备。不过,储存设施仍然依赖监测、工作人员、物资配送、建筑物的正常出入以及组织协调。液氮供应长期中断、泄漏未被察觉,或保管失控,都可能危及保存。即使容器本身仍保持低温,停电也可能影响警报、通信、通风及周边基础设施。
储存风险包括机械损伤、波及设施的火灾、洪水、地震、设备故障和人为失误。液氮还会带来职业安全风险:极冷的表面可能造成冻伤,蒸发的氮气则可能排挤封闭空间内的氧气。因此,工程防护措施和监测既关系到保存,也关系到工作人员的安全。仅凭储罐温度,并不能全面衡量设施抵御突发事件和恢复运行的能力。
设想中的储存期限极其漫长,因此机构能否存续,也成为关系到生物材料保存的问题。一个组织必须在领导层更替和经济动荡期间,始终保持对遗体的合法控制、维护记录、确保物资供应,并保有足够的财务资源。合同和专项资金试图将持续储存义务与日常运营开支分开,但任何财务安排都无法保证无限期延续。通货膨胀、法律变更、诉讼以及服务提供者不复存在,都是有别于组织损伤的不确定因素。
记录资料的保存同样需要面向极其遥远的未来。如果将来能够开展检查,届时可能需要病历、保存过程日志、身份信息和保管记录。即使储存容器完好留存,缺乏可靠记录也可能造成身份识别和结果解读方面的问题。反过来,再完善的记录也无法弥补生物材料的丢失。因此,人体冷冻保存既依赖对实物的持续保管,也依赖对信息的妥善管理,而这两个系统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独立发生故障。
死亡、法律地位与同意
人体冷冻保存在现行法律体系内开展,而这些法律体系规定了医疗责任何时终止,以及对遗体的管理权何时开始。法律上的死亡并不等于所有细胞在同一瞬间死亡。血液循环停止后,不同组织丧失活性的速度各不相同。这种生物学上的不同步,并不会消除活着的患者与死者之间的法律区别。它解释了为什么某些细胞或器官在死亡后仍可利用,却不能据此证明这个人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复生。
在许多司法管辖区,依据适用法律和临床标准,可以按循环系统标准或神经系统标准判定死亡。脑死亡是在特定条件下,根据脑功能永久丧失而作出的医学和法律判定,并非所有心搏骤停都可称为脑死亡。多数预先安排的人体冷冻保存,是在依循环系统标准判定死亡后实施的,但实际情况各不相同。人体冷冻保存服务机构并没有独立于现行法律、重新定义法律死亡的权力。
冷冻保存的授权可能涉及人体组织器官捐赠法、遗体管理规定、合同,以及有关遗体处置的指示。适用的法律框架因司法管辖区而异。签署协议并不一定能优先于验尸官调查、法定尸检、传染病防控措施或运输规定。尸检可能严重破坏冷冻保存程序力图保留的结构。跨国运输还涉及额外的文件、保管和合规要求,必须遵守不止一个法律体系的规定。
2016年英国英格兰的 Re JS(遗体处置)案 涉及一名身患绝症、希望接受人体冷冻保存的14岁女孩。由于她的父母意见不一,法院处理的是她去世后应由谁有权安排相关事宜的问题。法院并未裁定人体冷冻保存在科学上有效。这一区别十分重要:法律裁决允许某种遗体处置方式,并不等于在医学上认可其背后的主张。
有效授权还涉及当事人是否充分理解相关情况,以及是否具备决策能力。预期收益依赖于目前尚不存在的技术,而依据已观察到的人类案例,也无法确定成功复生的概率。协议可以规定保存义务、终止条件及遗体移交事宜,却无法赋予当事人一种目前获法律承认的、在未来复生的权利。协议也无法解决假如有朝一日实现复生,届时涉及国籍、财产、家庭关系或法律身份等方面的假设性问题。
伦理与社会问题
伦理上的核心区别在于:允许个人选择一种非常规的遗体处置方式,与将这种处置方式宣称为有效治疗,是两回事。尊重个人选择,并不能证明其具有科学上的有效性。准确的信息披露必须区分已经证实的能力(例如维持极低温度)与推测性的主张(例如修复大脑并使同一个人复生)。当相关安排是在身患绝症或家属陷入悲痛时讨论的,这一区分尤其重要。
人体冷冻保存可能与生命末期照护产生交集,因为死后迅速接收遗体的需求以及保存所需的后勤安排,可能影响一个人希望在哪里度过最后的日子。这些意愿可以与常规的症状缓解措施及缓和医疗并行,但也可能引发有关转运、接触遗体或遗体处理的实际分歧。人在世时所作的决定,仍须遵循适用于在世患者的准则,而不能以未来保存程序的需要为准。
个人同一性又带来了另一重难题。恢复生物活动,并不一定意味着记忆、人格或意识连续性也得到了恢复。反过来说,假设通过计算重建再现了一个人的行为,其引发的问题也不同于修复原有大脑。不同哲学理论对于身体连续性、心理连续性和因果联系的相对重要性存在分歧。低温储存或解剖结构扫描本身都无法独立解答这些问题。
能否获得这项服务,取决于费用、地理位置以及是否有机构提供服务。有些安排通过人寿保险筹资,而不是在生前付清全部储存费用,但待命服务、转运及个案中的复杂情况仍可能带来大笔额外支出。由于服务内容和财务安排各不相同,广告报价很难直接比较。因此,公平性讨论既涉及谁能够获得保存服务,也涉及如何表述那些尚不确定的益处,而不是讨论如何分配一种已经确立的救命疗法。
人体冷冻保存还会对一些人在死后的安排产生特殊的责任,因为这些人已无法监督、修改这些安排,或要求其得到履行。服务提供者和保管方承担的责任,可能远远超出最初签约各方的寿命。家属对哀悼、安葬、纪念以及持续支出可能抱有不同看法。尽管复生仍只是假设,这些责任却依然具体而现实:它们涉及遗体的保管、如实记录、受托资金的使用,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可以移交或终止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