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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信念模型

健康信念模型通过感知到的威胁、益处、障碍、行动线索及行动信心,解释健康相关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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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信念模型(Health Belief Model,简称 HBM)是一个解释人们为何采取、推迟或回避健康相关行动的框架。该模型由美国公共卫生领域的社会心理学家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重点关注人们如何感知健康威胁,以及如何评估可用于应对威胁的行动。其主要构念包括感知易感性、感知严重性、感知益处、感知障碍、行动线索,以及在后续版本中加入的自我效能。

这一模型之所以产生广泛影响,是因为仅凭一项服务是否可获得,并不足以解释人们是否会使用它。一个人即使能够获得医学筛查服务,也可能认为自己不太可能患病,怀疑早期发现是否有用,害怕检查过程,或在前往接受筛查时遇到实际障碍。健康信念模型区分了这些不同的解释,并提供了一套研究它们的概念术语。该模型已被应用于疫苗接种、筛查、治疗依从性、性健康及慢性病管理等领域。

健康信念模型是一组相互关联的概念框架,而不是一个具有统一规范的单一数学理论。它指出了可能具有重要作用的信念,但并未规定固定的权重、必须遵循的决策顺序,或适用于所有情境的行动阈值。因此,该模型是否有用,取决于对具体行为、人群和情境的界定是否足够精确,以及是否同时考察了相关的社会与物质条件。

历史起源与发展

健康信念模型(HBM)源于美国公共卫生署为了解人们为何较少参与预防项目而开展的研究。早期开发者包括戈弗雷·霍克鲍姆、欧文·罗森斯托克和斯蒂芬·凯格勒斯;霍华德·莱文撒尔也为这一研究传统的思想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们的工作旨在解答一个现实难题:即使预防服务的直接费用很低,甚至完全免费,人们也未必会使用这些服务。

早期研究的一个重要场景是通过胸部X线摄影开展结核病筛查。公共卫生项目可以为没有症状的人提供检查,但人们的参与情况各不相同。霍克鲍姆于1958年发表的研究,考察了筛查参与情况与人们对自身患病可能性及早期发现价值的信念之间的关系。其背后的问题不同于因当下令人痛苦的症状而求医:采取预防行动,需要人们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威胁作出反应,而不一定是对已经出现的疾病作出反应。

该模型借鉴了一些心理学传统,这些传统认为,行为与人们对某种结果的重视程度,以及对某项行动能否带来该结果的预期有关。在健康情境中,避免疾病或其后果就是一种受到重视的重要结果。人们对自身易感性、疾病严重程度,以及某项行动的有效性和代价所持的信念,有助于解释他们是否认为预防行为值得采取。这些影响因素并不意味着健康信念模型是一套正式的经济计算;它关注的是主观判断,而这些判断可能并不完整,可能带有强烈情绪,也可能并不准确。

罗森斯托克于1966年对卫生服务利用的论述,以及1974年对该模型历史起源的讨论,帮助确立了其概念体系。20世纪70年代,马歇尔·贝克尔及其他研究者的工作,将模型的应用范围从最初的无症状人群扩展到更广泛的人群。研究者考察了信念与遵循治疗方案、寻求医疗服务以及应对已患疾病之间的关系。这种扩展带来了一些至今仍然重要的难题:对患病可能性的信念,并不等同于对确诊后发生并发症可能性的信念;一次性的筛查决定,也不等同于持续多年、每天接受治疗。

另一项进展是明确将自我效能感纳入模型。罗森斯托克、维克托·斯特雷彻和贝克尔在1988年一篇讨论社会学习理论与健康信念模型的文章中提出,应区分执行某项行动的信心与相信该行动会带来有益结果的信念。这一区分使该框架更适用于难度较高、需要长期坚持的行为。当代对该模型的介绍通常列出六个主要构念,而较早的研究往往只评估最初的四个信念维度,对行动线索或一般健康动机的处理则不够系统。

感知易感性与严重性

感知易感性是指个体对自己患上某种疾病或遭遇某种特定不良结局的可能性的判断。感知严重性是指个体预期这一结局会有多严重。这两个构念合在一起,通常称为感知威胁。易感性关注的是某个事件是否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严重性关注的是,如果事件发生,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一个人可能认为某种疾病极其严重,却相信自己接触相关风险的机会微乎其微;也可能意识到自己面临相当大的风险,却预期后果并不严重。

这些感知不同于流行病学得出的风险估计。流行病学估计可能描述某种疾病在人群中的发生情况,而感知易感性则包含个体如何解读自身特征、个人经历以及与他人的比较。家族史、近期有熟人确诊、职业暴露,或此前从未出现症状,都可能影响这种解读。相对风险的数值估计不能与绝对概率等同,而人们对这两者的理解,也可能不同于对“可能”或“不太可能”等文字表述的理解。

严重性不仅涉及死亡或生物学损伤的可能性,还可以涵盖预期的疼痛、残疾、工作受到的干扰、治疗带来的要求、对履行家庭责任的影响,以及社会层面的后果。例如,在癌症筛查研究中,受访者可能既考虑疾病本身的医学后果,也考虑诊断和治疗对生活造成的干扰。如果测量时只问某种疾病是否“严重”,就可能掩盖受访者在究竟将什么视为威胁这一点上的显著差异。

所关注的不良结局必须随临床情境而变化。对于尚未患有糖尿病的人,易感性可能指其感知到的患病可能性。对于已经确诊的人,易感性则可能涉及并发症、病情控制不佳的情况,或其他特定结局。询问已确诊的参与者是否容易患上他们已经患有的疾病,会造成概念上的错位。同样,对感染严重性的判断与对某种特定并发症严重性的判断,虽然彼此相关,却并非同一回事。

如何将易感性与严重性结合起来,并没有一个普遍认可的健康信念模型方程。研究者有时分别分析两者,有时将其合并为威胁得分,也有时检验两者的交互作用。这些选择意味着不同的作用机制,需要实证依据。更强的威胁感也不保证会促成行动:个体可能认为不存在有效的应对办法,面临无法克服的障碍,或回避令人痛苦的信息。因此,健康信念模型将威胁感与个体对可能采取的应对方式的判断一并考虑,而不认为仅凭恐惧就足以解释预防行为。

感知益处与感知障碍

感知益处是指个体对采取某项特定行动所带来的有利结果的信念。这些结果可能包括降低患病概率、更早发现病情、预防并发症,或获得有助于制定计划的信息。这一构念指的是个体的预期,并不必然等同于经临床证实的干预效果。一个人可能低估有效的干预措施,高估无效的干预措施,也可能认识到某种益处,却认为它对自己并不重要。

益处必须与明确的行动和结果相联系。相信早期发现可能有用,不等于相信某项特定筛查能够准确检出相关疾病。相信某种疫苗能够降低重症风险,不等于相信它能预防所有感染。如果问题只是询问“预防是否有益”,就过于笼统,无法区分这些不同的预期。在界定严谨的研究中,用于测量益处的题项应与所要预测的行为相对应,例如按时赴约就诊或完成全程疫苗接种。

感知障碍是指个体预期采取行动时会遇到的阻碍、付出的代价或产生的不良后果。这些障碍可能涉及实际条件、经济、身体、情绪或社会层面。例如,交通不便、工资损失、难以预约、不适、尴尬、对不良反应的担忧,以及不清楚如何使用某项服务。障碍可能源于错误的预期,也可能是对客观阻碍的准确描述,或兼有两者。将其称为“感知”障碍,并不意味着它是想象出来的。

区分信念与实际条件尤为重要。一个人可能准确预料到,自己在工作时间无法到诊所就诊。这既是其报告的障碍,也反映了服务安排的特点。相比之下,另一个人可能误以为某项检查总是需要住院。这两种情况需要用不同的解释来说明其未参与的原因。研究若将它们合并为一个障碍得分,或许能够预测行为,却很难帮助人们理解造成该行为的具体机制。

益处与障碍有时被描述为一种主观权衡,但健康信念模型并不要求将两个标准化得分直接相减。不同障碍的作用方式可能不同:几项轻微不便或许可以忍受,但仅仅是无力支付费用,就足以阻止行动。同样,即便认识到益处很大,也未必能弥补服务不可获得的问题。代价发生的时间也很重要,因为眼前的不便可能会与未来才能获得或尚不确定的健康益处形成竞争。

在筛查情境中,持有正面看法并不等于作出了知情决定。视具体检查和所筛查疾病而定,筛查可能带来假阳性结果、错误的安心感、后续检查或处置,以及过度诊断。严谨地运用这一模型,需要区分对服务的信心与对其益处和局限的准确理解。这一框架用于解释参与或不参与的行为;仅凭模型本身,无法判断提高参与率是否就是适当的目标。

行动线索与自我效能

行动线索是促使人们考虑或实施某种健康行为的事件或经历。它们既可能来自内部,例如刚刚察觉的症状,也可能来自外部,例如预约提醒、临床医生的建议、公共宣传活动,或亲属患病的消息。在健康信念模型(HBM)中,行动线索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个信念相对稳定的人会在某个时间采取行动,而不是在另一个时间。

行动线索在概念上不同于关于威胁或益处的信念。提醒可以让接收者注意到一项本就认为有价值的行动,而不改变其对疾病严重程度的判断。与临床医生的一次交谈则可能同时发挥多种作用:促进行动、澄清风险、回应感知到的障碍,以及解释某项操作。这些作用相互重叠,使研究者难以在实证研究中单独识别行动线索的作用。仅仅记录一个人是否接触过某条信息,并不能确定此人是否注意到、理解或信任这条信息,也不能确定这条信息是否是其后续行为的成因。

行动线索与行动机会之间的关系也有所不同。一条仅仅敦促就诊的短信,与一条提供直接预约渠道或具体就诊时间的短信并不等同。后者不仅起到提醒作用,还可能减少采取行动所需付出的努力。反复提醒的效果可能不同于单次提醒,而在没有可预约时段时收到的提醒,可能几乎起不到实际作用。这些区别说明了行动线索的内容、时机以及所处的服务情境为何重要。

自我效能是指一个人对自己能在相关条件下完成某项特定行动的信心。阿尔伯特·班杜拉在更广泛的行为社会认知理论框架中提出了这一概念。在健康信念模型的应用中,自我效能不同于感知益处:一个人可能相信某项活动有帮助,却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付诸实施。正在管理慢性病的人可能理解某项治疗方案的目的,却觉得自己无法在旅行、轮班工作或承受压力期间坚持执行。

自我效能针对具体任务,并不等同于一般性的自信或乐观。对成功预约的信心,不同于对与临床医生讨论自身顾虑、完成某项身体活动或坚持日常习惯的信心。自我效能的相关来源包括以往成功完成任务的经验、观察与自己情况相近的他人、受到鼓励,以及对身体或情绪反应的解读。如果评估仅仅询问一个人是否“能够改善健康”,就会丢失这种针对具体行为的特性。

将自我效能纳入模型,增强了模型对需要反复实施且要求较高的行为的解释能力。同时,这也带来了需要注意的概念边界问题:“这项任务太难了”可能描述的是一种障碍、自我效能低下,或两者兼有。因此,研究者需要区分预期的外部障碍与应对某项任务的信心,同时认识到,实际拥有的资源和机会能够影响这种信心。

操作化与研究设计

开展健康信念模型研究,首先要明确所要解释的行为。“健康行为”过于宽泛,无法作为精确的结局指标。接种首剂疫苗、完成全程接种、按预约参加筛查,以及遵循每日治疗方案,涉及的时间跨度和实际要求各不相同。信念测量所针对的行动、人群和时间段与结局指标一致时,其结果才最容易得到清晰的解释。

大多数研究采用问卷,为每个构念设置若干题项。受访者可能需要对涉及易感性、严重性、益处、障碍或自我效能的陈述评定认同程度。为某一情境开发的测量工具不能直接套用于另一情境:乳腺X线摄影检查的障碍量表可能涵盖不适感和尴尬,而疫苗接种的障碍量表则可能侧重于预约的便利程度和预期的不良反应。仅仅完成翻译,并不能证明使用不同语言的受访者对同一题项的理解是等同的。

开发测量工具时,通常要考察内容效度、信度,以及题项能否区分预期测量的构念。内部一致性高并不能证明概念效度良好;若干几乎相同的问题可以形成信度很高的量表,却遗漏某种信念的重要方面。反过来,一组不同的实际障碍,也未必会呈现出单一心理特质那样的测量特征。在这种情况下,逐一考察各项障碍,可能比要求每个题项都与其他题项高度相关更有助于理解问题。

研究设计会影响结果的解释。横断面研究在大致相同的时间测量信念与行为,因此难以确定两者的先后顺序。已经参加筛查的人,之后可能会报告自己更相信筛查的益处。前瞻性队列研究可以先测量信念,再观察后续行为,从而更清楚地确定时间先后关系,但仍可能存在混杂因素,实际情况也可能发生变化。就诊或药品发放的客观记录可以提高结局测量的可靠性,但无法涵盖行为的所有方面。

健康信念模型并不规定必须采用某一种统计模型。对于二分类结局,研究者可以采用如下示例性的逻辑回归:

log⁡(P(A=1)1−P(A=1))=β0+β1S+β2V+β3B−β4R+β5E+β6C,\log\left(\frac{P(A=1)}{1-P(A=1)}\right) = \beta_0+\beta_1S+\beta_2V+\beta_3B-\beta_4R+\beta_5E+\beta_6C,

其中,AA 表示所界定的行动,SS 表示易感性,VV 表示严重性,BB 表示益处,RR 表示障碍,EE 表示自我效能,CC 表示行动线索。这个方程是一种分析上的选择,并非健康信念模型的标准形式。其中的正负号表达的是常见假设,而非必然出现的结果;系数取决于测量方式、编码方式、变量调整和具体情境。

在干预研究中,随机对照试验可以检验以健康信念模型为指导的项目能否改变行为。要证实所提出的心理机制,还需要更多证据:研究还必须评估干预是否改变了预期改变的信念,以及这些信念的变化是否先于行为结局出现,并有助于解释该结局。一个包含多个组成部分的项目取得成功,并不能单独验证其设计中所包含的每一个构念。

实证发现及其解读

健康信念模型(HBM)催生了大量研究文献,但没有一个单一的效应量能够概括它在所有健康行为中的表现。各项研究在研究人群、测量工具、随访时长、结局指标以及所采用的模型版本等方面均存在差异。有些研究评估行为意向,有些评估自我报告的行为,还有一些评估有记录的服务使用情况。这些结局指标不能相互替代:打算去诊所就诊不同于实际到诊,自我报告遵从医嘱也不同于表现出临床疗效。

南希·扬茨和马歇尔·贝克尔于1984年发表的综述考察了46项研究,成为对该模型早期证据的一项颇具影响力的评估。其中,感知障碍这一维度的表现尤为一致。其他构念的重要性则因行为类型和研究设计而异。这一发现促使研究者关注行为面临的障碍,而不是假定只要告知疾病的严重性,就足以改变行为。

克里斯托弗·卡彭特于2010年对健康信念模型纵向研究开展的元分析同样发现,总体而言,感知益处和感知障碍比感知易感性和感知严重性更有助于预测行为。这类发现反映的是特定研究文献中的平均规律,并不意味着有关威胁的信念在任何情境下都无关紧要。如果样本中几乎所有人对某一构念的评分都相近,那么即便它对形成共同的行动意愿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可能在统计上与行为几乎不呈现关联。

时间先后顺序是一个核心问题。信念可以影响行为,但经历也可以重塑信念。顺利完成一项医疗操作,可能降低对不适的预期,并增强自我效能感。一次不顺利的就医经历则可能产生相反的影响。因此,参与之后进行的测量,既可能反映行动的前因,也可能反映行动的后果。即便是前瞻性研究,也需要考虑参与者是否在填写基线问卷之前就已作出决定。

常用的测量方法还会带来进一步的不确定性。当信念和行为都在同一次调查中评估时,作答倾向和社会赞许性可能会促成两者之间的关联。如果面临最大障碍的参与者完成随访的可能性更低,失访也可能影响结果。报告估计结果时若不关注这些问题,就可能使结果看起来比其依据的证据所允许的更具普遍适用性。

因此,必须区分预测表现与因果解释。障碍评分可以预测未到诊,却不能说明消除哪一种障碍能够改变到诊情况。同样,一项被称为以健康信念模型为基础的干预,可能同时结合了教育、提醒、经济援助和服务流程再设计。如果它提高了服务利用率,这一结果支持的是该组合干预在受试条件下的有效性,而不一定支持健康信念模型中每个构念都具有独立的因果作用。更有说服力的检验需要明确相互竞争的作用机制,测量随时间发生的变化,并区分心理变化与服务可及性的改善。

在预防和长期照护中的应用

在健康教育中,健康信念模型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用于探究为什么仅有信息未必能促成行动。前期访谈或问卷调查可以区分不同原因:是感知到的易感性较低,还是对效果存疑、存在实际障碍,或缺乏信心。随后便可根据干预拟发挥作用的机制来描述干预:阐明预期益处与简化预约流程并不相同,即使两者最终都会影响参与情况。

疫苗接种是这一模型的重要应用领域。研究通常考察人们感知到的感染可能性和严重程度、对疫苗益处的看法、对不良反应的担忧、获取接种服务的障碍,以及来自可信来源的建议。例如,对于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相关接种决策可能涉及家长或监护人、青少年和临床医生,而非由某一个人独立作出。测量的是谁的信念十分重要,同样重要的还有区分开始接种与完成全程接种,以及服务是否可获得。

癌症筛查是另一个主要应用领域。关于乳腺癌的研究经常采用与维多利亚·钱皮恩自20世纪80年代起开展的研究工作相关的量表,评估健康信念模型所涉及的信念。在筛查中的应用可以分别考察对不适的预期、对结果的担忧、安排并前往参加筛查的信心,以及对早期发现的看法。不过,不同检查对受检者的要求各异,因此,针对某种筛查程序得出的研究结果不能直接推广到另一种程序。

在长期照护中,该模型已被用于研究服药、监测、饮食和身体活动。高血压等疾病带来了一种特殊问题:患者可能几乎没有症状,却需要反复采取行动,以减少未来的并发症。在这种情况下,易感性必须指向有实际意义的未来健康结局,益处必须对应具体的疾病管理活动,而障碍则必须对应这项活动反复进行时所处的情境。一次性评估可能无法捕捉治疗负担或日常生活的变化。

数字化沟通可以根据人们报告的信念提供提醒、有针对性的解释和交互式支持。然而,个性化并非只是在信息中插入某个人的姓名。真正针对特定构念的方法,会将内容与已经识别出的障碍或疑虑相联系,并评估所提出的作用机制是否发生变化。使用个人信念画像也会引发数据隐私问题,尤其是在信息透露了敏感健康信息,或未经明确同意便建立画像的情况下。

在上述各种应用中,实施效果取决于卫生系统的组织方式。延长服务时间、提供便利的交通、使医疗服务价格可负担,或简化预约流程,都可能改变行为,而不必先使人们表达出的信念发生较大变化。这些措施可以与基于健康信念模型的沟通相互补充,但不应将其效果完全归因于说服。只有分别测量心理层面的解释因素与服务条件,而非将二者笼统归入动机解释之中,该模型才能发挥最大的解释价值。

与其他理论的关系及概念局限

健康信念模型与其他健康行为理论有所重叠,但其关注的问题具有独特性。计划行为理论将行为意向、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置于解释的核心。相比之下,健康信念模型围绕健康威胁、预期收益与障碍、行动提示以及自我效能来组织分析。无论是积极的态度还是强烈的意向,都未必能保证行动发生,尤其是在行动依赖外部资源的情况下。

社会认知理论更重视个人因素、行为与环境之间的交互关系,其中包括观察学习和自我调节。健康信念模型后来纳入自我效能,反映了它与这一理论传统的联系,但增加这一构念并不意味着两个框架就此等同。保护动机理论也区分威胁评估与应对反应评估,并明确纳入反应效能和自我效能。这些重叠意味着,观察到信心与行为之间存在关联,并不能据此认定健康信念模型得到了独有的支持。

该模型的一项主要局限在于它对个体评估的侧重。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包括收入、住房、就业条件、歧视以及服务的分配——既塑造了人们可作出的选择,也塑造了人们对这些选择形成的信念。一个人可能准确地预料到,接受预防保健会影响工资收入,或是难以获得这类服务。如果主要以信念上的不足来解释人们为何不参与,就可能掩盖造成这种情况的制度条件。因此,关注健康公平的分析不仅需要了解个体感知,也需要掌握机会与资源分配方面的信息。

习惯、情绪和人际关系也给该模型带来了局限。有些行为是在稳定情境中自动发生的,而非每次都重新评估威胁和收益后才采取。另一些行为则由家庭成员协商决定,或受到污名、身份认同、信任和社会期望的影响。这些影响可以作为调节变量纳入模型,但不加限制地增添变量,可能削弱模型解释范围的边界:一个囊括所有相关预测因素的框架,将很难与一般性的影响因素清单区分开来。

健康信念模型也不提供沟通方面的伦理准则。让威胁变得更加突出,并不等于增进理解;最大限度地提高服务利用率,也并非总是衡量成功的恰当标准。当不同选择都有其合理性时,健康素养、不确定性、个人价值观和共同决策就尤为重要。在充分知情后决定不接受某项医疗操作,不应被自动归为信念或动机上的失败。

尚未解决的方法学问题包括:各构念如何组合,信念何时最具影响力,以及哪些关系能够在不同情境下保持稳定。更具辨别力的研究会将初次行动与行为维持区分开来,独立于感知障碍来测量客观限制,并检验同一套测量工具在不同人群中是否具有可比的测量表现。这类研究还会区分知识的变化、信念的变化、行为的变化与健康结局的变化,而不是将它们视为必然依次发生的连续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