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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 诊疗与医学 / medical-screening

医学筛查

医学筛查通过有组织的检测流程,在无相关症状者中发现尚未识别的疾病或升高的风险,其获益须大于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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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筛查是系统地运用检测、检查或问卷,找出可能患有尚未识别的疾病、存在前驱病变,或未来发生某种健康问题的风险较高的人。其核心特征是,受检者并未因筛查所针对疾病的症状而就诊。筛查将表面健康的人群分为需要采取不同后续措施的组别,通常并不能作出明确的诊断。阳性结果通常需要进一步评估,而阴性结果虽能降低目标疾病存在的可能性,却不能将其完全排除。

筛查是公共卫生的重要手段,因为某些疾病在症状出现前治疗效果更好,而某些前驱性异常也可以在发展为疾病之前得到治疗。然而,早期发现并不必然带来益处。检测可能产生错误结果,发现永远不会引起疾病的异常,并使受检者接受不必要的医疗操作。因此,筛查的价值取决于整个流程:选择适宜的筛查人群、使用可靠的检测方法、对异常结果予以确认、提供有效干预,以及衡量对患者有实际意义的结局。

筛查涵盖多种活动,包括新生儿干血斑检测、宫颈筛查、血压测量,以及孕期针对特定感染的检测。这些活动在目的、证据基础和组织方式上各不相同。它们共同面对的科学问题是:向特定人群提供这一整套筛查流程,所带来的健康改善是否足以证明其在身体、心理、经济和社会层面造成的影响是值得的。

历史发展与基本原则

筛查源于几种相互交织的实践传统:工人和新兵体检、传染病防治运动、实验室检测,以及预防性临床服务的扩展。在二十世纪发现结核病的工作中,群体胸部X线检查一度成为重要工具;后来,更有针对性的方法和有效的治疗体系改变了它的作用。宫颈细胞学检查尤其与乔治·帕帕尼古拉乌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工作密切相关,它表明,对看似健康的人进行检查,可以发现癌前细胞变化。

一项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进展,是能够将早期实验室发现与有效干预衔接起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罗伯特·格思里的细菌抑制试验,使利用新生儿血斑开展大规模苯丙酮尿症筛查成为现实。这种遗传性疾病若不治疗,可造成严重的神经系统损伤,但患病新生儿起初可能看起来健康。早期饮食治疗为在症状出现前发现该病提供了充分理由。这一范例确立了一个沿用至今的模式:筛查检测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为改变疾病进程提供了一个有时效性的干预机会。

1968年,詹姆斯·麦克斯韦·格洛弗·威尔逊与贡纳尔·容纳为世界卫生组织撰写并出版了《疾病筛查的原则与实践》。他们提出的框架强调,筛查的目标疾病应是重要的健康问题,其自然史应已得到了解,应有可接受的检测方法,并且应具备适当的诊断和治疗设施。该框架还要求,就哪些人应接受治疗达成一致政策,使筛查项目在经济上保持合理平衡,并持续开展病例发现,而非仅进行一次。这些原则回应了当时的一个问题:对大规模人群进行检测的技术能力不断增强,却没有同等充分的把握证明检测能够改善健康。

后来的框架保留了这些基础,同时更加重视项目质量、知情选择、公平性以及获益证据。筛查成为循证医学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尤其是因为试验显示,一些看似合理的早期发现策略并不能减少死亡。技术上令人瞩目的检测与真正有益的筛查项目之间的区别,成为核心问题。

相关术语也随之演变。筛查通常被归为二级预防,因为它旨在疾病出现临床表现之前发现疾病或其前驱病变。有些项目,例如切除结直肠腺瘤,也能预防未来发生浸润性疾病。筛查不同于主要追踪人群层面变化模式的公共卫生监测,也不同于针对因症状或体征而已被怀疑的临床问题开展的诊断性检查。同一种工具可以用于上述任何一种目的;决定其使用是否属于筛查的,是目的和目标人群,而非设备本身。

筛查目标疾病、自然史与筛查策略

筛查的生物学基础是:疾病存在一个已可被检测到、但尚未引起可识别症状的时期。这一临床前可检出期可能持续数天、数年乃至数十年,其长短取决于疾病的生物学特征和所用的检测方法。分子检测可能在抗体检测转为阳性之前就检出感染,而影像学方法可能只有在病灶达到一定大小后才能发现。只有在这一时期检出疾病后采取干预,能够获得优于常规临床就诊后才干预的结局,筛查才有意义。

因此,筛查目标疾病的自然史至关重要。有些异常会按可预测的路径进展,另一些则保持稳定或自行消退。某些类型的人乳头瘤病毒感染持续存在时,可导致宫颈癌前病变,并最终发展为浸润癌,但大多数感染不会沿这一过程发展。同样,并非所有结直肠腺瘤都会发生恶变。筛查项目必须尽可能区分两类异常:一类在检出后能提供切实的预防机会,另一类则主要只会带来额外的监测和治疗。

筛查人群的选择既影响获益,也影响危害。普遍筛查向特定群体中的所有人提供检测,例如某一辖区内的所有新生儿。选择性筛查则针对具有特定暴露史、家族史或其他危险因素的人群。例如,采用低剂量X射线计算机断层成像进行肺癌筛查的研究,主要在有较高吸烟暴露水平的人群中开展,而不是不加区分地面向所有成年人。对于林奇综合征等遗传易感情况,有理由采用与一般风险人群明显不同的监测路径。

有组织的筛查项目会确定符合条件的人群、发出邀请、规定检测间隔、追踪检测结果,并审核项目成效。机会性筛查则是在个人因其他原因接触医疗卫生服务时,向其提供筛查。机会性筛查能够高效地触达人群,但可能反复检测经常使用医疗服务的人,却遗漏难以获得服务的人。筛查项目也可以采用序贯检测:先用相对便宜的初步检测筛选出较小的人群,再对其进行特异性更高或侵入性更强的第二项检测。

两轮筛查之间的间隔需要从生物学和实际运作两方面决定,而不能仅以是否方便为依据。进展迅速的疾病可能在两次计划筛查之间出现,形成间期病例。过于频繁的检测可能增加假阳性结果和资源消耗,却不能带来相应程度的获益。开始和停止筛查的年龄也取决于疾病发生频率的变化、获益显现前的滞后时间、其他疾病带来的竞争风险,以及治疗负担。因此,筛查时间安排因疾病、风险人群和卫生系统而异,并不遵循单一的通用规则。

检测的准确性与结果解读

筛查检测包括血液检查、影像学检查、生理指标测量、问卷调查,以及细胞或组织检查。其性能涉及多个维度。分析有效性关注检测方法能否可靠地测量预定的目标物质。临床准确性关注检测结果能在多大程度上区分患有和未患目标疾病的人。临床效用则关注使用该检测能否改善健康结局。这些维度相互关联,但不能相互替代:即使对某种生物标志物的测量极为精密,如果该标志物无法可靠地识别出可采取干预措施的疾病,其价值也可能十分有限。

灵敏度与特异度用于描述相对于参照标准的准确性。灵敏度是患病者中检测结果呈阳性的比例;特异度是未患病者中检测结果呈阴性的比例。如果 TP、FN、TN 和 FP 分别表示真阳性、假阴性、真阴性和假阳性结果,则有

Sensitivity=TPTP+FN,Specificity=TNTN+FP.\text{Sensitivity}=\frac{TP}{TP+FN}, \qquad \text{Specificity}=\frac{TN}{TN+FP}.

阈值决定了如何将连续数值形式的检测结果判定为“阳性”或“阴性”。降低阈值通常会提高灵敏度,但代价是假阳性增多。如何作出适当权衡,一方面取决于漏诊的后果,另一方面取决于进一步检查的后果。

预测值回答的是另一个问题:在已知检测结果的情况下,患病或未患病的可能性有多大?预测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检人群中该疾病的患病率。例如,假设有10,000人,其中1%患有目标疾病。一项灵敏度为90%、特异度为95%的检测,大约会检出90例真阳性,同时也会产生495例假阳性。在585例阳性结果中,只有约15%确实患有该疾病。这与检测所标示的准确性并不矛盾,而是在疾病较少见的人群中应用该检测所产生的数学结果。

更一般地说,如果 pp 为患病率,SeSe 为灵敏度,SpSp 为特异度,则阳性预测值为

PPV=Se pSe p+(1−Sp)(1−p).PPV=\frac{Se\,p}{Se\,p+(1-Sp)(1-p)}.

同样,阴性结果可以令人安心,却不能作为排除疾病的定论。其意义取决于受检者本身的患病风险、检测时机,以及该疾病在当时是否已能被检测出来。

准确性的估计也可能失真。如果仅在晚期患者和明确健康的对照者中评价一项检测,就可能高估其在无症状人群中的表现。如果只有筛查结果阳性者接受确诊检查,则可能出现验证偏倚。因此,准确性研究需要纳入具有代表性的参与者,采用适当的参照标准,并透明地处理不确定的结果。确证检测可以采用不同的生物学靶标或方法,以减少相关性误差,但即使完成整个诊断流程,也不能保证绝无差错。

证实获益并避免误导性证据

评估筛查项目时,需要将获邀接受筛查者的结局与采用适当替代方案者的结局进行比较,替代方案通常是常规医疗。随机对照试验尤其有价值,因为随机分组能够减少组间的系统性差异。根据所研究的疾病,相关结局包括特定疾病死亡、全因死亡、严重并发症、功能能力及生活质量。发现更多病例、检出更小的肿瘤,或提高早期确诊病例的比例,本身并不能证明筛查有益。

领先时间偏倚是指诊断时间提前,却未推迟死亡或残疾发生的时间。假设某种癌症通常会在患者67岁时被诊断出来,并在70岁时导致死亡。如果筛查在62岁时就发现了癌症,但患者仍在70岁时死亡,那么从确诊之日起计算的生存时间就从3年增加到8年,尽管寿命并未延长。因此,比较筛查发现的患者与因出现症状而确诊的患者的生存情况,并不能可靠地衡量筛查效果。

病程长度偏倚的产生,是因为定期筛查更容易发现进展缓慢的疾病,而非进展迅速的疾病。生长缓慢的肿瘤在可被检测出的临床前阶段停留更久,因此有更多机会被发现。这类肿瘤相对较好的预后可能反映的是其生物学特性,而不是筛查的效果。是否参与筛查还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参加筛查者与未参加者在吸烟状况、收入、接受其他预防性医疗服务的情况以及总体健康状况等方面可能存在差异。因此,直接比较这两组人可能夸大筛查的获益。

试验通常按照受试者最初的分组进行分析,这种方法称为意向性治疗分析。它估计的是,在研究中的参与和随访条件下,发出筛查邀请或实施筛查政策所产生的效果。筛查组中有人未参加筛查,以及对照组中有人接受检测,都可能缩小观察到的组间差异。仅限于实际参加筛查者的分析需要额外假设,而且可能重新引入选择偏倚。

效果还需要以绝对数值表示。假设在十年内,每1,000人的特定疾病死亡人数从5人降至4人,相对降幅为20%,但绝对降幅为每1,000人减少1人。如果这一估计有效,那么大约需要向1,000人提供所评估的筛查流程,才能在这段时间内预防1例此类死亡。对危害的衡量也必须涵盖可比的时间跨度。

长期随访往往必不可少,因为筛查可能立即引发后续检查,而获益却要到很久以后才会显现。观察性研究和模型可以补充试验证据,尤其是在技术或治疗发生变化时,但它们依赖于有关筛查参与情况、疾病进展和治疗效果的假设。疾病分期分布的变化属于替代终点,不能直接替代证明健康状况改善的证据。

错误结果、过度诊断及其他危害

假阳性结果提示可能存在某种疾病或病况,但后续检查未能证实。其后果差异很大。再次采血可能几乎不带来身体风险,而影像检查发现异常则可能导致侵入性操作、反复影像检查或长期监测。活组织检查可能引起出血、感染或疼痛。结肠镜检查在极少数情况下可能导致穿孔或严重出血。反复影像检查带来的辐射暴露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尤其是在大量未患病者接受检查时。

假阴性结果的后果则有所不同。它可能延误疾病的识别,也可能让人误以为自己安然无恙。有些阴性结果是因为疾病已经存在,却未被检出;另一些则是因为疾病在检查后才发生,或尚未达到该检测方法的检出阈值。因此,间期癌并不总是意味着技术失误。筛查项目评估会区分检测性能方面的缺陷,以及疾病生物学特性和检测时间安排本身所固有的局限。

过度诊断是指检出了在当事人一生中本不会引起症状或导致死亡的疾病或病变。它不同于假阳性结果:异常确实存在,也可能符合公认的诊断标准,但将其检出并不能带来健康获益。当病变生长极其缓慢、停止生长、自行消退,或当事人在其造成危害前便因其他原因死亡时,都可能发生过度诊断。然而,一旦检出,仍可能引发治疗,因为无法确切判断某个个体的病变今后是否始终无害。

过度治疗是其潜在后果之一。例如,对过度诊断的前列腺癌进行治疗,可能使患者遭受泌尿功能、性功能和肠道方面的并发症,却不能延长其寿命。过度诊断的估计比例因疾病、随访时长和计算方法而异。经过充分随访后,筛查组的诊断病例数若仍持续偏多,可能构成过度诊断的证据,但解释时必须考虑诊断时间提前以及疾病实际发生情况的变化。估计时应说明,分母是所有接受筛查者、所有检出病例,还是通过筛查检出的病例。

心理和社会层面的危害也不容忽视。性质未明的检查发现可能引发持续数月乃至数年的焦虑。诊断标签可能改变个人的自我认知和家庭关系,而遗传或传染病相关信息则可能引发对隐私保密的担忧。并非每位参与者都会长期感到困扰,不同疾病和筛查项目的心理影响也有所不同。

此外,还存在机会成本。投入低价值筛查的人员、实验室资源和临床诊疗时段,无法同时用于提供其他医疗服务。某个项目在最初检测阶段可能显得费用不高,却可能在后续环节产生大量支出。因此,完整的评估应涵盖对参与者、家庭和医疗服务的影响,而不能只统计发现了多少异常。

筛查项目与质量保证

筛查项目是一项协调开展的服务,而非一组检测的简单组合。其流程通常包括确定筛查对象的资格、发出邀请、帮助受邀者作出知情决定、采集样本或实施检查、解读结果、告知检查发现、安排诊断性评估,以及提供治疗或监测。任何环节的失误,都可能使研究条件下证实的获益化为乌有。如果筛查结果呈阳性,却无法获得后续诊疗,就不能算作完成了一次预防性干预。

组织筛查项目,首先需要有可靠的方法来识别符合条件的人群。人口登记资料、临床记录和定期召回系统可以为邀请和重复检测提供支持。记录必须区分初次筛查、诊断性检查,以及发现异常后的监测。这一区分十分重要,因为这些人群的风险不同,将其结果合并可能产生误导性的效能统计数据。安全的信息系统还可帮助项目找出样本不合格或未完成诊断性就诊的人员。

质量保证既考察技术表现,也审视整个服务流程。实验室采用标准化程序、内部质控和外部质量评价。影像筛查项目可审核图像质量、判读情况、召回率和检出率。细胞学和病理学服务可复核存在分歧的结果,并将筛查发现与后续组织诊断进行对照。判定阈值和分类标准必须具有足够的一致性,以免同一种生物学发现仅因在不同中心处理,就导致截然不同的处置。

重要指标包括邀请覆盖率、参与率、样本合格率、出具结果所需时间、诊断性评估完成率、并发症,以及治疗的及时性。较长期的指标包括筛查间期发病、晚期疾病和死亡率。仅有较高的参与率并不能证明项目成功:一个项目即使参与率很高,也可能使用了无效的检测方法,或造成了过多危害。反过来,后续诊疗不到位也可能削弱原本有效的策略。因此,各项绩效指标需要综合解读,而不能被视为彼此孤立的目标。

资源和筹资方式影响项目的实施。成本效果分析可将新增支出与获得的质量调整生命年进行比较,而预算影响分析则考察在人群规模上开展项目是否负担得起。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项目从终身角度看可能具有成本效益,却仍需立即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实验室、信息系统和诊断能力建设。参与者也会因交通、误工或安排照护而承担成本。

项目责任通常分散在实验室、基层医疗机构、医院和公共卫生机构之间。因此,在受检者转介至不同服务机构的过程中,明确责任归属至关重要。与初级卫生保健相结合有助于保持服务的连续性,但许多异常发现仍需专科诊疗能力支持。筛查项目发生变化时,例如采用新的检测方法、调整筛查间隔或扩大年龄范围,都需要重新评估,因为这些变化既可能改变转诊人数,也可能改变获益与危害之间的平衡。

癌症筛查:不同的生物学与临床模式

癌症筛查包含几种不同的策略。有些检测旨在发现仍处于可治疗阶段的浸润性恶性肿瘤;另一些则识别癌前病变,通过治疗这些病变来预防浸润性癌。一种器官或技术的证据不能直接套用于另一种器官或技术。癌症在生物学上具有异质性,只有当早期发现所带来的后续诊疗能够充分改善结局,且获益超过过度诊断及检查相关危害时,提早发现肿瘤才有意义。

宫颈癌筛查体现了通过发现癌前病变来预防癌症的策略。细胞学检查用于识别异常细胞,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检测则用于识别与宫颈癌发生相关的感染。由于许多感染会自行消退,HPV阳性通常只是多步骤筛查流程中的一个环节,而非癌症诊断。后续分流可采用细胞学检查、HPV基因分型、重复检测或宫颈检查。疫苗接种会改变人群中感染和癌前病变的基础分布,因此,随着已接种疫苗的人群进入筛查年龄,筛查项目必须调整其方法和间隔。

结直肠癌筛查采用粪便检测、内镜检查,或多种方法相结合。粪便免疫化学检测用于检出粪便中的人血;结果阳性时,通常需要接受结肠镜检查以确定出血来源。内镜既能发现癌症,也能用于切除部分癌前息肉,因此兼具检出和预防作用。然而,肠道准备、操作相关并发症、检查不完整以及能否获得后续诊疗,都会影响获益与危害之间的平衡。

乳腺X线摄影利用低剂量X射线发现可疑的乳腺异常。临床试验和人群筛查项目提供了证据,表明这种检查能降低某些年龄组的乳腺癌死亡率,但也会带来假阳性召回和过度诊断。获益与危害之间的平衡随年龄、基线风险、筛查间隔、乳腺密度及可用治疗手段而变化。乳腺X线摄影结果异常并不等于确诊癌症,还需要进一步的影像学检查,有时也需要取组织样本检查。

肺癌筛查说明,筛查证据可能仅适用于特定的高风险人群。美国国家肺癌筛查试验于2011年报告,在其纳入的有较长吸烟史的老年人群中,与胸部X线摄影相比,低剂量CT使肺癌死亡率降低了约20%。后续研究,包括欧洲的NELSON试验,进一步充实了相关证据。这些发现并不能证明对全体人群进行胸部CT筛查也有类似获益,因为在基础风险较低的人群中,检测的预测值会发生变化,偶然发现所带来的相对负担也会增加。

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检测表明,可能降低死亡率的获益与后续危害之间有时尤其难以权衡。检测值升高可能由良性增生或其他非癌性过程引起,而检出的癌症在侵袭性方面差异很大。另一方面,大型卵巢癌筛查试验尚未证实足以支持常规人群筛查的死亡率获益。这些对比说明,能够检出癌症只是评估筛查项目的起点。

孕期及新生儿期筛查

怀孕期间的筛查有多重目的:识别孕妇疾病,检出可能影响胎儿或新生儿的感染,评估胎儿异常的概率,以及识别妊娠相关并发症。这些目的在伦理和临床层面有所不同。为通过治疗预防感染传播而进行的检测,与提供胎儿染色体状况信息的检测并不等同。因此,每一种筛查路径都必须明确其预期结果、后续可能采取的措施,以及结果解读的局限。

产前感染筛查可包括HIV感染与艾滋病、梅毒和乙型肝炎,具体取决于筛查项目的安排。这些筛查的价值取决于相应的配套干预措施,包括孕妇治疗、妥善规划的围产期照护,以及适用时对新生儿进行预防性用药或免疫接种。妊娠糖尿病筛查采用以血糖检测为基础的策略,其阈值和检测安排因医疗卫生体系而异。这些差异反映了对证据的解读、人群特征及医疗服务组织方式的不同,而非一套普遍实施的统一方案。

胎儿染色体异常筛查可综合孕妇特征、血清检测指标和超声成像结果。游离DNA检测分析孕妇血液中循环的DNA片段,其中与妊娠相关的部分主要来自胎盘。对于几种常见的三体综合征,该检测具有较高的筛查准确性,包括导致唐氏综合征的21三体。然而,它仍然是一种筛查方法,不能作为胎儿的确诊依据。局限性胎盘嵌合、消失的双胎之一、胎儿游离DNA比例偏低,以及孕妇自身的生物学因素,都可能影响检测结果。需要确诊时,诊断性评估可能涉及绒毛取样或羊膜腔穿刺。

新生儿筛查通常将干血斑检测与听力筛查相结合;部分医疗卫生体系还采用脉搏血氧饱和度检测,筛查危重先天性心脏病。干血斑筛查的检测项目因地区而异,常见项目包括苯丙酮尿症和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有些项目还筛查镰状细胞病、囊性纤维化和重症联合免疫缺陷。是否纳入某种疾病,不仅取决于是否有可用的检测方法,还取决于是否有证据表明早期发现能够带来有效干预。

在新生儿筛查项目中,时机尤为重要。采样过早可能导致结果难以解读,而报告延迟则可能错过关键的治疗窗口。早产、输血、营养状况和母体因素可能影响某些检测指标,因此需要针对具体疾病制定复检规则。干血斑检测结果阳性通常意味着需要紧急开展确诊评估,而不应直接视为最终诊断。

新生儿筛查还涉及剩余样本的保存和二次利用问题。留存的干血斑可用于质量保证和研究,但其管理不同于以即时临床需要为目的的筛查。各筛查项目在知情同意安排、保存期限、使用权限,以及如何处理与原定筛查疾病无直接关联的发现等方面,规定各不相同。

心血管代谢、传染病及问卷筛查

许多筛查是在日常诊疗过程中开展的,而非通过统一组织的邀约进行。血压测量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高血压往往没有症状,但血压持续升高会促使卒中、心脏病和肾损伤的发生。诊室内单次测得血压偏高,并不一定足以确诊,因为测量误差、短期生理波动和诊疗环境都可能影响结果。反复进行标准化测量或开展诊室外血压监测,有助于区分持续性血压升高与一过性或环境相关的血压变化。

糖尿病筛查可采用空腹血浆葡萄糖、糖化血红蛋白或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这些检测反映葡萄糖调节的不同方面,因此检出的人群并不完全相同。影响红细胞寿命的因素可能改变糖化血红蛋白结果的解读。对于无症状者,通常需要进一步检测以确认诊断,除非其表现已达到公认的明确诊断标准。检出血糖异常的价值取决于后续是否得到有效管理,而不只是给出一个诊断标签。

心血管疾病预防通常综合多项测量结果,而不是筛查某一种隐匿病变。年龄、吸烟情况、血压和血脂数值可纳入模型,用于估计未来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这些模型需要在其应用的人群中进行验证。风险评分是一种预测,并非已经患病的证据;同样的胆固醇测量值,对于年龄不同或伴随因素不同的人,可能意味着不同的绝对风险。

传染病筛查既可服务于个人,也可服务于整个人群。发现无症状感染有助于开展治疗并减少传播,但这两方面作用的大小取决于病原体及干预措施。丙型肝炎检测通常依次采用抗体检测和病毒RNA检测,以区分既往暴露的证据与当前感染。若在感染早期的窗口期进行检测,可能无法检出感染。因此,检测频率、暴露模式以及治疗的可及性都会影响筛查项目的成效。

问卷可用于筛查抑郁症、有害饮酒和发育困难等问题。问卷评分提示是否需要进一步评估,不能单独作为精神障碍或发育问题的确诊依据。其表现取决于语言、文化背景、年龄,以及问卷接受验证时所处的应用场景。较低的判定阈值可以提高检出率,但也会将短暂的心理困扰或需要从其他临床角度加以解释的问题筛查出来。

这些领域的筛查工具只有纳入明确的诊疗路径,才能最充分地发挥其信息价值。如果发现血压升高、抑郁症状或感染后,无法确保受检者获得诊断评估和有效诊疗,筛查带来的健康获益可能很有限。在人员和治疗能力有限、而新检出病例数可能超过现有服务承载能力的地区,这一点尤为重要。

伦理、公平与新兴技术

筛查面向的人群可能自我感觉健康,也可能终生都不会患上筛查所针对的疾病。因此,筛查具有一项独特的伦理义务:既要说明可能的获益,也要说明可能的危害。知情同意不仅仅是同意采集标本,还要求告知检测目的、不确定或偶然发现的结果、后续检查或处置,以及过度诊断的可能性。当不同的人可能对同一项利弊权衡作出不同但都合理的判断时,共同决策尤其重要。

即使所提供的数值在技术上准确无误,信息的表达方式仍可能扭曲人们的选择。只呈现风险的相对降幅,而不提供基线风险,可能夸大获益的表观幅度。仅描述“挽救了多少生命”而不说明时间范围,可能掩盖死亡被推迟多久以及其他竞争性死因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均衡的信息应使用可比的分母和时间范围来呈现获益与危害。在充分知情后决定不接受筛查,与无法获得筛查,是两种不同的情况。

健康公平问题贯穿筛查的各个阶段。邀请信可能无法送达没有固定住址的人;语言或读写能力可能使一些人难以理解书面材料;工作时间缺乏弹性或承担照护责任的人可能难以按预约就诊。即使初次检测免费,仍可能产生其他费用。因此,如果资源更充足的群体更容易完成整个筛查流程,筛查就可能扩大健康差距。公平性评价不仅要考察最初的参与情况,还要考察后续诊断与治疗,并结合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解读群体间的差异。

数字系统和人工智能正被用于确定影像判读的优先顺序、识别符合筛查条件的人群、解读检查结果,以及辅助制定基于风险的筛查间隔。当设备、人群特征或临床实践与开发时的环境不同时,这些系统的表现可能下降。回顾性研究中的准确性并不能证明患者结局得到改善。自动化还可能因增加召回进一步检查的次数或偶然发现而改变工作量。因此,前瞻性评价必须考察完整流程,包括错误、治疗后果以及不同群体间的性能差异。

多癌种早期检测旨在寻找与多种癌症相关的信号,通常利用循环DNA的甲基化模式或其他血液标志物。其吸引力在于,有可能发现目前尚无成熟人群筛查方案的恶性肿瘤。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包括:对早期疾病的敏感度、肿瘤起源组织的识别、检测结果阳性但影像检查未发现病灶时的处理方式,以及对癌症死亡率的影响。发现更多癌症本身,并不能证明这一策略能够延长生命。

扩大基因组筛查的范围也会引发类似问题。测序可能发现意义不明确的变异、儿童成年后发病的风险,或与其亲属有关的信息。其临床价值取决于对变异的解读、外显率,以及是否有可采取的有效措施。与此同时,将基因组记录与筛查记录关联起来,也带来了重大的数据隐私保护责任。治理机制必须涵盖数据访问、二次使用、保存期限,以及随着科学知识变化而重新解读结果所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