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病理学是病理学的一个分支,研究疾病在器官、组织和细胞中引起的结构变化。其主要工作包括检查手术切除标本和活检标本、判读细胞样本,以及通过死后检查探究疾病。检查时采用肉眼观察、显微镜观察和专门的实验室技术,再将检查结果与临床信息相结合,以确立诊断、明确疾病特征,并识别与治疗和预后相关的特征。
这门学科将生物学机制与医学实践中的决策联系起来。组织检查可以区分炎症过程与恶性肿瘤,确认病变是否已被完整切除,识别移植物损伤,或确定肿瘤是否存在与治疗相关的分子改变。因此,解剖病理学不只是为疾病命名,还会系统描述疾病的位置、范围、生物学特性,以及病变与受检标本的关系。
形态学判读是解剖病理学的传统基础,而现代实践则综合运用组织病理学、细胞病理学、免疫学方法、分子分析和数字成像。这些工作与其他实验室专科之间的界限,因国家和机构而异。
范畴与概念基础
解剖病理学在空间背景下研究疾病。腺体内细胞的排列、血管周围炎症细胞的分布,或肿瘤与器官表面的关系,可能与单个细胞的形态同样重要。正常的解剖学和组织学知识为识别这些变化提供了参照。病理医师综合评估组织结构、细胞分化、细胞核特征、细胞外物质以及损伤模式,而不是孤立地解读某一项异常。
面对众多可能的病因,组织所呈现的形态学反应类型却是有限的。细胞死亡、再生、炎症和纤维化可见于许多彼此无关的疾病。例如,肉芽肿性炎症可伴随感染、免疫介导性疾病或异物出现。识别这种炎症能够缩小可能病因的范围,但未必能确定病因。反过来,同一种疾病在不同阶段或不同器官中也可能呈现不同的形态。因此,解读病理变化需要了解症状、影像学表现、实验室检查结果、既往治疗以及取样的解剖部位等信息。
解剖病理学通常与临床病理学相区分,后者涵盖临床化学、血液学、微生物学和输血医学等实验室学科。这种划分主要基于组织管理,并非绝对的学科界限。骨髓疾病的诊断可能需要结合组织切片、血涂片、流式细胞术和遗传学检测;感染的检查则可能涉及组织染色、培养和分子检测。分子病理学也横跨这两个分支。在英国,“组织病理学”这一专科通常涵盖北美所谓解剖病理学的大部分工作,但两地在培训和诊疗服务范围上有所不同。
主要执业领域包括外科病理学、细胞病理学和尸检病理学。按器官系统划分的亚专科包括胃肠病理学、皮肤病理学、神经病理学、肾脏病理学、妇科病理学和血液病理学。这些领域不仅研究对象不同,标本处理和诊断方法也各有差异。例如,肾活检通常需要结合光学显微镜、免疫荧光和电子显微镜检查,而许多皮肤标本主要通过常规染色切片进行评估。
病理诊断是对实际获得的材料所作的解读,而非对患者整体状况不受限制的断言。一小块活组织检查标本可能足以确诊恶性肿瘤,却无法显示其全部累及范围;阴性标本也可能未取到附近的病变。因此,报告会区分阳性发现、经过充分评估的阴性发现,以及标本无法解答的问题。证据与取样之间的这种关系,是本学科的根本所在。
历史发展
解剖病理学的兴起,有赖于疾病解释方式的转变:从主要依据体液解释疾病,转向以可观察到的病变为依据。早期医学传统中虽已有解剖观察,但将生前症状与死后检查发现进行系统比较,才确立了更为稳固的研究框架。乔瓦尼·巴蒂斯塔·莫尔加尼于1761年出版的《通过解剖探究疾病的部位与原因》(De Sedibus et Causis Morborum per Anatomen Indagatis),围绕疾病的部位和病因,整理了大量临床病理观察资料。这部著作推动确立了以器官为对象、通过解剖研究疾病的方法。
19世纪初前后,格扎维埃·比沙强调,疾病的基本单位是组织,而非器官。他的研究主要依靠解剖和直接观察,而非显微镜检查。这一区分意义重大,因为一个器官包含多种组织,而不同组织受累的情况可能各不相同。19世纪,显微镜、组织制备及染色技术的改进,使细胞层面的研究日益切实可行。鲁道夫·魏尔肖于1858年发表的细胞病理学讲稿,巩固了应从细胞变化理解疾病过程的观点,不过,这一转变也凝聚了众多研究者的贡献。
常规组织处理技术的发展,使显微镜检查成为一项结果可重复的临床服务。固定技术使标本得以保存,包埋介质为薄切提供支撑,切片机则能制备适于透射光观察的切片。甲醛于19世纪末开始用于组织学实践,石蜡包埋也成为核心处理方法。这些技术使小块组织样本能够长期保存、反复切片,并与既往记录的疾病形态特征进行比较。随着外科学、麻醉技术和医院组织管理的发展,来自活体患者的组织日益增多,外科病理学也随之发展起来。
20世纪,细胞学诊断得到显著发展。乔治·帕帕尼科拉乌的研究,包括他与赫伯特·特劳特于1943年合著的专著,推动了宫颈脱落细胞检查作为宫颈疾病检测方法的确立。此后,针吸技术发展成为检查可触及病变及影像学发现病变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免疫荧光技术以及随后出现的酶标免疫组织化学方法,使细胞和组织中的特定抗原得以显现,从而将形态特征与生物化学特性联系起来。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发展,又引入了分子分型和预测性检测。染色体异常、基因重排和序列变异不再只是辅助性发现,而成为某些疾病实体的界定特征。随后,全切片扫描技术使组织切片能够以数字图像的形式供人阅片。这些变化丰富了病理医师可利用的证据,但并未消除对标本质量、解剖关系以及检查结果临床意义进行评估的必要性。
标本的采集、处理与保存
诊断过程在标本送达实验室之前就已开始。临床需要解答的问题决定了应采集何种材料,以及必须如何处理。内镜下取得的黏膜活检组织、从肿块中穿刺取得的组织条,以及完整切除的器官,所提供的信息各不相同。准确的身份核对、解剖部位标注和相关临床资料至关重要,因为即使切片制作技术十分精良,若标本标识错误或取材部位不明确,仍可能得出误导临床的判读结果。
大多数常规组织标本均置于中性缓冲福尔马林中。市售的“10%中性缓冲福尔马林”含有约4%的甲醛;这一名称指的是福尔马林原液的稀释比例。固定通过化学交联等作用使组织稳定,在保存组织结构的同时,也会改变蛋白质和核酸。固定前的延迟时间、标本厚度和固定时长都可能影响形态及辅助检测。有些标本需要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用于微生物培养的材料必须保持适宜条件,以便分离培养出微生物;流式细胞术或某些分子检测则可能需要新鲜组织。
大体检查时,需对标本进行描述、测量并系统取材。病理医师或经过适当培训的实验室专业人员识别病变,记录其与解剖标志的关系,并选取有代表性的组织。手术切缘可用彩色墨水标记,以便在显微镜下仍能辨认切缘与病变的关系。大型标本通常无法全部进行镜下检查,因此,取材策略是确保诊断可靠性的关键。相比之下,小块活检标本通常会全部送检。
常规组织处理先去除水分,再用透明剂置换,随后以石蜡浸透组织。使用切片机切出通常约3~5微米厚的切片,置于载玻片上。苏木精-伊红染色是初步观察的标准染色方法:细胞核主要呈蓝紫色,细胞质及许多细胞外成分则呈深浅不一的粉红色。对石蜡块进一步作不同层面的切片,可能发现局灶性病变,或明确病变与周围结构的关系。
处理过程可能引入伪影。镊子可能挤压损伤脆弱的细胞,电灼可能使切缘处的组织结构模糊不清,固定不充分则可能导致细胞核细节失真。骨组织在切片前通常需要脱钙,但某些脱钙剂会影响抗原检测或核酸分析。这些影响并非仅仅改变外观,还可能限制依据标本所能得出的结论。
保存的石蜡块和切片构成了诊断档案,可供日后复核、补充染色及开展某些回顾性分子检测。保存管理必须兼顾临床需求、法规要求、保密要求以及可用组织量有限这一实际情况。对于极小的活检标本,连续开展多项检测可能耗尽组织,因此,材料分配也是诊断计划的一部分。
外科病理学与组织诊断
外科病理学检查从活体患者取出的组织,标本范围从微小的黏膜碎片到涉及多个器官的复杂切除标本。检查的目的可能是明确不明病变的性质、证实疑似疾病、评估治疗效果,或记录已知肿瘤的累及范围。判读通常先在低倍镜下评估组织结构,再在高倍镜下观察细胞细节。随后,将观察到的形态模式与鉴别诊断中的各种可能疾病进行比对,并结合临床信息,必要时借助辅助检查,进一步明确诊断。
在癌症诊断中,必须区分几个不同的问题。组织学类型描述肿瘤的种类;分级评估与生物学行为相关的特定显微形态特征;分期则描述肿瘤在解剖学上的累及范围。高分化肿瘤可能与其起源组织十分相似,而低分化肿瘤则可能需要额外的方法才能确定其细胞谱系。分级体系因疾病而异,不能不加区分地套用于不同器官。分期通常采用TNM分期系统,但肿瘤范围、淋巴结受累和远处播散的具体定义取决于肿瘤发生部位。
切除标本可以显示肿瘤浸润、血管或淋巴管受累、手术切缘状态,以及区域淋巴结受累情况。这些发现有助于区分局限性病变与已侵犯邻近结构或发生肿瘤转移的病变。切缘评估取决于标本的方位标记、取材方式和所实施的手术。“所检查的切缘未见肿瘤”并不等于已经排除了患者体内其他部位所有可能存在的显微肿瘤病灶。
术中病理会诊在手术进行过程中提供信息。冰冻切片检查需将组织快速冷冻,再用恒冷切片机切片。它可帮助识别病变、评估特定切缘,或确认是否已取得可供诊断的组织。冰冻切片比常规石蜡制片更快,但形态质量通常较差,并常伴有冰冻伪影。有些问题需要等到永久切片制成或专门检查完成后才能作出判断。因此,术中适宜给出的判断,其范围可能比最终诊断更有限。
非肿瘤性疾病的外科病理诊断同样占有重要地位。肠道活检可显示与乳糜泻相关的改变,或有助于诊断炎症性肠病的形态模式。肝活检可明确损伤和瘢痕形成的特征,肾活检则可区分肾小球、血管及肾小管间质疾病的不同病变模式。在器官移植中,组织检查有助于识别移植排斥反应、感染、原有疾病复发及药物相关损伤。这些判断依赖于损伤的分布及多种所见的组合,而非某一种通用的显微形态标志。
细胞病理学与微创取样
细胞病理学通过单个细胞、小细胞群及相关背景物质研究疾病。标本可以是自然脱落的细胞、通过刷取或冲洗表面收集的细胞,也可以是经针抽吸获得的细胞。常见标本来源包括宫颈、尿液、呼吸道、甲状腺、淋巴结和体腔积液。与许多组织活检相比,细胞学取样的创伤较小,且能迅速提供诊断信息,但通常保留的组织结构较为有限。
细针穿刺抽吸通过细针获取标本,有时在超声成像、X射线计算机断层成像或内镜成像引导下进行。抽吸物可直接涂于载玻片上、置于液体保存液中,或制成细胞块。细胞块将标本材料集中起来,使其能够像小块组织一样制备切片,从而开展免疫组织化学检查和部分分子检测。现场快速评估可判断是否已取得有诊断价值的材料,并帮助确定后续采集的标本应送作微生物学、流式细胞术或其他检查。
细胞学判读着重观察细胞核的大小与形态、染色质分布、核仁、细胞质特征、细胞间黏附性及背景。坏死、黏液、炎症细胞和细胞外物质均可提供重要线索。然而,反应性细胞可能出现显著异型性,而某些恶性细胞的形态反而可能看似温和。因此,区分良性反应与恶性病变,需要结合标本类型、临床背景及该方法的已知局限进行形态模式识别。
宫颈细胞学体现了细胞学判读与医学筛查之间的联系。它用于识别与宫颈癌前病变及恶性疾病相关的细胞异常。人乳头瘤病毒检测改变了筛查策略,许多筛查项目已将HPV检测作为初筛方法。不过,细胞学在特定的筛查和随访流程中仍有作用。其分类描述的是所观察到的细胞学表现,并不一定能确定潜在病变在组织学上的完整累及范围。
宫颈、甲状腺、尿液、唾液腺及其他细胞学标本均有相应的标准化报告系统。这些系统依据不同部位的特定标准,区分标本不满意、良性、不确定、可疑及恶性等类别。不确定类别所传达的是现有证据确实存在局限,而不只是判读尚未完成。例如,甲状腺滤泡癌的诊断可能需要证实存在包膜或血管侵犯,而仅凭分散的抽吸细胞无法可靠地确定这种关系。因此,细胞病理学与组织检查相辅相成:前者能够高效地确立许多诊断,而另一些问题则需要保留完整组织结构的标本或更大的标本才能解决。
免疫组织化学与分子特征分析
免疫组织化学利用抗体检测组织切片中的特定抗原。与抗原结合的抗体通过检测系统显现出来,通常在靶标所在位置形成有色沉积物。这样便保留了分子信号与组织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病理医师不仅评估是否出现染色,还要判断哪些细胞着色、染色位于细胞核、细胞质还是细胞膜,以及染色强度和分布是否符合所要解决的诊断问题。
联合使用一组标志物通常比检测单个标志物更能提供有效信息。在适当的背景下,角蛋白表达支持上皮分化;其他标志物则有助于识别淋巴、黑色素细胞、肌性或其他细胞谱系。这些一般性的关联都存在例外。肿瘤可能丢失预期表达的抗原,也可能表达非预期的抗原,而标本中的非肿瘤性细胞也可能呈强阳性染色。解读结果时,阳性和阴性对照、正确的染色定位以及与形态学表现的一致性均至关重要。
某些染色还可提供预后或治疗相关信息。乳腺癌中的雌激素受体和 HER2 检测就是已确立的实例。错配修复蛋白染色可识别提示错配修复缺陷的表达模式,这对肿瘤分类、遗传风险评估及某些治疗情境具有意义。单凭某种蛋白表达缺失,并不能证实林奇综合征,因为散发性机制也可能产生类似结果。同样,PD-L1 检测的解读取决于肿瘤类型、检测方法、评分方法和治疗情境,而非某个统一适用的阈值。
分子检测方法用于检查脱氧核糖核酸、RNA 或染色体结构的改变。原位杂交在检测特定序列或拷贝数变化的同时,能够保留空间信息。聚合酶链反应和测序方法可识别特定变异,覆盖范围更广的多基因测序检测则可同时分析多个基因。重排和突变有助于淋巴瘤、软组织肿瘤及其他肿瘤的分类,而肺癌中的某些特定改变可用于判断患者是否适合接受相应的靶向治疗。
组织质量会制约上述所有方法。如果样本中的肿瘤比例很低,相关改变可能低于检测方法的检出限,从而产生假阴性结果。病理医师可标出肿瘤富集区域以供切割分离,估计肿瘤含量,并识别坏死或其他不适合检测的材料。固定和组织处理也会影响检测性能。因此,生物标志物结果是对特定标本采用经过验证的检测方法所得结果的解读,并非对疾病的全面、无条件描述。
这种整合是精准医学及伴随诊断应用的基础。分子检测结果是对形态学和临床信息的补充,并不会自动取代其中任何一项;也并非每一种检出的改变都具有已确立的诊断或治疗意义。
尸体解剖病理学与死亡调查
尸体解剖是在死亡后进行的系统性检查,旨在探查疾病、损伤及其后果。医院尸体解剖或临床尸体解剖主要回答医学问题,例如不明原因的病情恶化、病变的分布或治疗并发症。法医尸体解剖则处理相关司法管辖范围内的法律问题。两者采用相同的解剖学方法,但在实施权限、同意程序、文书记录和证据处理方面有所不同。
完整的检查可包括体表检查、器官原位检查、解剖、组织取样及辅助检验。检查的顺序和范围取决于需要解决的问题及相关授权。某些病例需要进行微生物学、毒理学、遗传学分析,或专门的神经病理学评估。死后影像学检查可提供有关骨折、气体分布、异物及其他所见的补充信息,但其能否替代解剖,取决于所调查的具体病情。
一项重要任务是将根本死因与中间事件及终末期生理机制区分开来。例如,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可能导致心肌梗死,继而引发致命的心功能障碍。“心脏骤停”之类的表述描述的是终末事件,并不一定指出导致死亡的疾病。在填写死亡证明或为其提供依据时,需要结合临床病程、死亡情境及其他调查结果来解读解剖所见。
法医病理学还涉及损伤判读、身份鉴定,以及检查所见与死亡情境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死因与死亡方式属于两项不同的判定:前者确定导致死亡的疾病或损伤,后者则是依照所在司法管辖区规定,对死亡情境作出的分类。并非所有不明原因的死亡都能通过解剖得出明确诊断。致命性心律失常和某些代谢紊乱可能不会留下特异性的结构性病变,因此辅助证据尤为重要。
尸体解剖也有助于医学教育、疾病监测和诊断准确性评估。它能够揭示生前未被怀疑的感染、血栓栓塞、治疗并发症,或恶性肿瘤的真实分布。这些观察结果有助于公共卫生工作,在调查新发疾病或异常暴露时尤其如此。它们还能为评估生前诊断的优势与局限提供反馈。
死后变化会增加判读的难度。自溶、腐败、化学物质的再分布以及细菌生长,均可改变组织状态和实验室检测结果。因此,死亡后的间隔时间、遗体保存条件、复苏措施及治疗史都十分重要。与授权、组织留存、文化习俗及家属沟通有关的伦理和法律要求,是尸体解剖实践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独立于检查之外的行政细节。
报告、诊断不确定性与质量保证
病理报告是实验室与临床团队之间沟通的主要载体。报告通常注明标本及操作类型,记录诊断,并列出相关的描述性所见、辅助检查结果和局限性。肿瘤切除标本的报告常采用结构化或概要式格式,以统一呈现肿瘤类型、大小、分级、累及范围、切缘及淋巴结所见等关键项目。标准化可提高报告的完整性,也便于查找具有临床意义的信息。
诊断的确定程度因标本和疾病而异。有些病变具有高度特征性的表现,另一些病变则处于生物学和形态学连续谱之中。“符合”“疑为”或“不能排除”等措辞传达了不同程度的诊断把握,但如果没有清楚的解释,其含义可能因人而异。标本不充分与标本检查结果阴性不同:前者无法为预期的评估提供足够证据。同样,在有限的组织中未见某一特征,并不总能证明整个病变都不具备该特征。
判读差异可能源于取材、技术质量、分类标准及观察者的判断。专科会诊、复阅更多切片,以及结合影像学或既往标本进行分析,可以消除部分分歧。另一些分歧则反映了诊断界限上确实存在的不确定性。组织学分级和某些交界性病变的评估,尤其依赖明确的标准及其一致应用。多学科讨论为综合分析病理所见与临床、影像学证据提供了平台,同时避免将任何一种信息来源视为绝对可靠。
质量保证贯穿分析前、分析中和分析后各阶段。分析前的质量控制涉及身份核对、运输、固定和标本接收登记;分析中的质量控制包括仪器维护、染色质量、检测方法验证及检测性能监测;分析后的质量控制则涉及报告准确性、及时沟通、报告修订以及重要讨论的记录。这些活动直接关系到患者安全,因为错误不仅可能出现在判读环节,也可能发生在标本处理和沟通过程中。
性能评估可包括外部能力验证、审核、诊断不一致病例的复核,以及细胞学所见与后续组织学结果的比较。诊断敏感度与特异度等指标取决于受检人群、标本质量、疾病定义和参考标准,并非病理学整体所固有的固定属性。针对某一种标本类型或临床用途完成验证的检测,不能直接认定同样适用于其他标本类型或用途。
出具报告也意味着承担妥善管理组织和信息的责任。追加检测会消耗标本材料,分子检测也可能揭示对当前诊断之外的问题具有意义的发现。当标本和报告在机构之间共享或用于研究时,保护隐私、确保访问经过授权以及负责任地沟通尤为重要。
数字病理学、计算方法与研究
数字病理学以数字形式呈现组织切片及其相关信息。全切片扫描仪将玻璃切片采集为可浏览的高分辨率图像,供使用者在不同放大倍数下查看。数字系统可用于远程会诊、教学、归档、图像分析,以及在经过适当验证后用于初次诊断。要让数字病理服务正常运行,仅有扫描仪还不够:图像质量、显示设备性能、网络容量、存储、标本标识以及与实验室记录的整合,都会影响其可靠性。
数字化改变了切片的查阅和比较方式,却无法消除工作流程早期产生的错误。扫描无法找回未取样的组织,无法纠正标记错误的蜡块,也无法恢复在处理过程中受损的抗原。扫描本身也可能引入问题,包括局部区域失焦、遗漏组织碎片或出现拼接伪影。因此,验证必须针对预期的诊断用途和完整工作流程进行,而不能假定任何在技术上可读取的图像都足以满足要求。
计算方法可用于测量染色区域、计数细胞、定位可疑异常,以及分析组织形态特征。包括深度学习模型在内的机器学习系统,可经训练用于检出肿瘤、对特定病变进行分类,或对特定生物标志物进行定量分析。其性能取决于训练数据、参考标注、病例选择、扫描仪特性及评估设计。在经过严格筛选、范围有限的数据集上测试的算法,面对少见肿瘤、治疗后改变、质量不佳的切片或来自其他机构的材料时,表现可能有所不同。
临床评估必须考虑软件与人工判读之间的相互作用。检测工具可能有助于识别微小异常,但也可能产生误报;评分系统可能提高一致性,却仍易受染色差异影响。因此,独立评估、部署后的监测,以及关注系统在不同患者群体和实验室中的表现,都十分重要。病理学中的人工智能并非一种单一的诊断方法,而是一组用途和局限各不相同的工具。
研究日益重视将图像与基因组、转录组及临床数据相联系。空间分析方法在保留分子信号于组织内位置信息的同时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揭示肿瘤与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及区域差异。肿瘤的不同区域可能含有不同的细胞群体或分子改变,因此,单张切片或一次活检可能只能反映部分情况。存档组织样本库可支持大规模回顾性研究,但固定处理、不同历史时期治疗方式的差异,以及临床数据不完整等因素,都可能限制结果的解读。
数字网络也带来了在数据隐私、网络安全、访问控制和数据保留方面的责任。切片图像可能附带可识别身份的标签,并关联临床信息。因此,为会诊、研究或算法开发而共享材料时,需要对图像及其相关记录进行治理,同时记录标本和诊断标注的获取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