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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组织化学

免疫组织化学利用抗体定位组织切片中的抗原,为疾病诊断、生物标志物评估和生物学研究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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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组织化学(IHC)是一种利用抗体检测并定位组织切片内抗原的实验室方法。其检测靶标大多是蛋白质,但抗体也能识别其他分子结构。抗体与抗原的相互作用通过有色反应产物、荧光标记或其他可检测的报告信号呈现出来。与对匀浆样本中的分子进行测量的方法不同,免疫组织化学能够保留分子信号、单个细胞与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

这项技术在组织病理学中占据核心地位,尤其适用于癌症的分类,也广泛用于发育生物学、神经科学、感染性疾病研究和实验病理学。其独特价值在于提供空间信息:检测结果不仅表明能否检出某一靶标,还能揭示哪些细胞含有该靶标,以及它位于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还是细胞外结构中。要对结果作出可靠解读,必须综合考虑整个分析流程,包括组织采集、固定、抗体选择、检测所用的化学体系、对照设置,以及染色所反映的生物学背景。

历史发展与方法学范围

现代免疫组织化学起源于将免疫学的分子特异性与显微解剖学相结合的尝试。1941年,阿尔伯特·H. 孔斯、休·J. 克里奇和R. 诺曼·琼斯报道了荧光标记抗体的制备方法。1942年,孔斯及其同事利用荧光抗体显示了组织中的肺炎球菌抗原。这些研究确立了一项原理:抗体能够将可见标记带到特定的分子靶标处,同时使其在组织中的位置仍可辨认。

早期方法需要使用荧光显微镜,其应用受到当时可用的标记物、仪器和组织处理程序的限制。20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的酶标抗体法,使研究人员能够借助普通光学显微镜定位抗原。作为报告分子的酶本身并不发光,而是在抗体结合部位生成不溶性的有色产物。1970年问世的过氧化物酶–抗过氧化物酶法,以及随后发展起来的亲和素–生物素法,提高了检测灵敏度,并推动免疫组织化学在诊断实验室中的应用。显色标本还使人们能够将免疫染色结果与熟悉的组织形态直接进行比较。

另一项重要进展是通过杂交瘤技术生产单克隆抗体;乔治斯·克勒和塞萨尔·米尔斯坦于1975年报道了这项技术。单克隆抗体试剂识别特定的抗原位点,与来自单只免疫动物的抗体混合物相比,其生产供应更具连续性。在随后的数十年中,不断扩充的抗体组合使多种上皮性、淋巴性、黑色素细胞性、肌源性和神经源性肿瘤的鉴别成为可能。后来,重组抗体生产技术进一步提高了对抗体序列和生产过程的可控性。

然而,常规病理学仍高度依赖福尔马林固定和石蜡包埋,这些处理能够保存组织形态,却可能降低抗原的可接近性。1991年出现了一项重大进展:施善荣、玛丽·E. 基和K. L. 卡尔拉报道了针对福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组织的微波抗原修复法。热处理大幅拓宽了存档诊断材料中可检测靶标的范围。随后,自动染色仪使试剂添加、孵育、洗涤和抗原修复等步骤实现标准化,使实验室能够以更一致的操作时序处理更多切片。

不同专业领域的术语用法略有差异。广义而言,免疫组织化学包括利用抗体在组织中进行定位,并通过酶促显色或荧光检测来显示结果的方法。然而,在许多诊断实验室中,“IHC”主要指显色染色,而免疫荧光则单独表述。免疫细胞化学将类似原理应用于分离细胞、涂片、细胞离心涂片及其他细胞学制片。这些区别涉及标本形式和显现方式,而非其基本识别机制的不同。

分子识别与抗体选择

免疫组织化学的分析基础是抗体与其所识别的分子特征——表位——之间的可逆结合。这种结合依赖于形状互补及化学相互作用,包括氢键、静电吸引、疏水相互作用和范德华力。抗体识别的对象可以是一段较短的氨基酸序列、蛋白质的三维构象、某种翻译后修饰,或含有糖基的结构。组织制备后,相关表位必须仍然存在,并且能够被抗体接近和结合。

亲和力描述单个结合位点与其靶标之间相互作用的强度,而亲合力描述多个相互作用的综合效应。无论是高亲和力,还是供应商对特异性的说明,都不能保证组织染色结果可靠。某种试剂可能有效识别纯化蛋白,却在固定后无法识别;也可能与呈现足够相似结构的无关分子结合。针对亲缘关系较近的蛋白质的抗体也可能发生交叉反应,因为同一家族的成员具有共同的序列或结构特征。

多克隆抗体含有识别多个表位的免疫球蛋白,这些表位通常位于同一种免疫原上。当部分表位在处理过程中丢失时,这种多样性可以提高检测灵敏度,但也可能增加背景染色及生产批次间的差异。单克隆抗体通常识别一个表位,是组成更为明确的试剂,但也可能特别容易受到该位点变化的影响。重组单克隆抗体根据确定的抗体序列生产,有利于实现可重复的制造;但其是否适用,仍需在预期使用的检测体系中进行验证。

抗体浓度是关键的实验变量。试剂用量过少,可能无法检出低表达的抗原;浓度过高则可能增加非特异性结合,掩盖阳性与阴性结构之间的差异。孵育时间、温度、缓冲液组成和洗涤条件都会影响特异性结合及背景。因此,优化的目标是获得足够的区分能力,而非一味追求最强的信号。某些条件虽然能使强阳性标本呈现出醒目的染色效果,但在接近具有临床意义的检测阈值时,表现仍可能不佳。

预期信号出现的位置也是抗体评估的一部分。对于转录因子,通常评估其细胞核染色;对于细胞表面受体,则可能需要观察细胞膜染色。有些蛋白质确实分布于多个细胞区室,而疾病相关变化也可能改变其定位。因此,对于非预期染色,应从生物学和技术两方面进行评估,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否定或接受。

需要强调的是,免疫组织化学测量的是特定检测条件下某一分子特征可被抗体识别和结合的程度。它并不直接测量某个基因编码的全部分子,也不一定能区分有活性和无活性的蛋白质。针对磷酸化表位的抗体可以反映信号传导状态,而针对同一蛋白质的另一种抗体可能同时检出磷酸化和未磷酸化形式。即使靶蛋白名称相同,这些检测所回答的分析问题也并不相同。

组织采集、固定与抗原修复

分析前处理在标本进入染色仪之前就已开始。从血供中断到固定的这段时间内,细胞会经历缺氧、代谢改变、蛋白水解及信号传导变化。这些过程可能影响抗原的含量或定位。磷酸化蛋白在采集和处理过程中尤其容易发生变化,因此,延迟固定可能造成看似反映真实生物学变化的伪影。标本大小也很重要,因为固定液必须到达组织内部,而不能仅仅接触其表面。

大多数常规外科手术标本均制成福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组织。10%中性缓冲福尔马林含有约4%的甲醛。甲醛通过使蛋白质及其他细胞成分发生化学修饰并形成交联来保存组织。固定能够稳定组织形态并减少降解,但也可能遮蔽表位或改变其结构。固定液渗入组织与固定完成并不是同一过程,两者均取决于组织的厚度、成分、温度及固定液作用时间。

固定后,组织通常经梯度乙醇脱水,以适当的溶剂透明,再进行石蜡浸透。随后切成通常约3~5微米厚的切片,并贴附于载玻片上。在使用水性染液染色之前,需先脱蜡,再将切片复水。切片厚度会影响染色的表观强度及相邻细胞的重叠程度;贴附不牢可能导致组织在后续加热和洗涤过程中部分脱落。未染色切片的储存也可能降低某些抗原的可检出性,具体取决于靶标及储存条件。

抗原修复旨在使处理过程中发生改变或被遮蔽的表位重新暴露,以便抗体结合。热诱导抗原修复通常将切片置于加热的缓冲液中处理,常用的有pH值约为6的柠檬酸盐缓冲液,或pH值约为9的含EDTA缓冲液。酸碱度、温度、处理时长及冷却条件的最佳组合取决于所用抗体和组织类型。抗原修复常被描述为逆转固定的影响,但其化学机制并非简单地将所有甲醛交联一一逆转。处理过度可能损伤组织形态、导致组织脱片,或增加非特异性染色。

蛋白水解酶修复利用胰蛋白酶、胃蛋白酶或蛋白酶K等酶暴露特定靶标。这种方法在某些检测中仍有用途,但过度消化会破坏表位及组织结构。冷冻切片提供了另一种途径,可避免福尔马林固定和石蜡处理造成的部分影响。冷冻切片在肾脏免疫荧光等应用中十分重要,但其形态表现和长期保存情况与石蜡切片不同。

特殊处理还会带来额外限制。骨标本通常需要脱钙,而强酸处理可能损害某些抗原和核酸。EDTA等螯合剂通常更有利于保存这些分子,但处理速度较慢。在普通软组织上建立的操作方案,不能直接认定其在脱钙骨组织、细胞学细胞块或大面积坏死的标本上具有同等效果。

检测系统与信号生成

直接检测是将报告标记物连接到识别组织抗原的一抗上。这种方式原理简单,减少了结合步骤,但通常信号放大能力较弱。间接检测则先使用未标记的一抗,再加入能够识别该一抗的标记试剂。每个一抗可结合多个二抗或携带报告标记物的结构,从而增强有限量靶标所产生的信号。

显色免疫组织化学最常使用辣根过氧化物酶或碱性磷酸酶。辣根过氧化物酶在过氧化氢存在的条件下作用于显色底物。一种广泛使用的底物是 3,3′-二氨基联苯胺,可生成棕色沉淀,并保留在反应位点附近。碱性磷酸酶系统则可生成红色或其他颜色的沉积物。复染剂通常采用苏木精,用来显示细胞核及周围组织结构,以便确定反应产物位于哪些可辨认的细胞和结构中。

早期的信号放大系统常利用亲和素或链霉亲和素与生物素之间的强相互作用。这类系统检测灵敏,但易受内源性生物素干扰,尤其是在某些组织中,以及经过某些抗原修复处理后。如今,许多平台改用基于聚合物的试剂,其上携带二级结合组分和多个酶分子。这类系统可避免内源性生物素的干扰,但仍需评估非特异性结合,并确认其与所用一抗相容。

如果不加以控制,组织自身的化学特性可能产生误导性信号。内源性过氧化物酶活性可使组织与过氧化物酶底物发生反应,在含血液的组织及某些炎症细胞中尤其如此。封闭处理通常使用过氧化氢来抑制这种活性。内源性碱性磷酸酶同样会影响基于磷酸酶的检测方法。检测用试剂与组织蛋白、带电结构或免疫球蛋白受体之间的非特异性相互作用,可能需要额外的封闭措施。具体方法取决于标本和检测系统,而不是采用一套通用的封闭方案。

荧光检测使用的荧光团吸收某一波长范围的光,并发射另一波长范围的光。它可通过不同的光谱通道区分多个靶标,尤其适用于共定位研究。其局限包括光漂白、背景自发荧光以及发射光谱重叠。福尔马林固定、脂褐素、胶原蛋白及其他组织成分均可产生自发荧光,有时会掩盖微弱信号。

信号放大还可采用酪胺信号放大。过氧化物酶使带标记的酪胺分子活化,随后这些分子沉积在酶的附近。这可提高灵敏度,并支持按顺序施加抗体的多重检测流程。信号放大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特异性:它既会增强正确结合产生的信号,也会增强错误结合产生的信号。对于各种检测系统,可见信号的强度反映的是多个相互关联过程的共同作用,包括靶标的可接近性、抗体结合、报告标记物的丰度、反应动力学及图像采集,而非仅仅反映抗原量。

检测方法的验证、对照与可重复性

一种免疫组织化学检测方法的界定,并不仅仅取决于所用抗体的名称。相关要素还包括抗体克隆、浓度、抗原修复方法、检测系统、仪器、标本制备方式及结果判读标准。分析性能验证旨在确定这些要素的组合能否满足预定用途。用于识别某一大类细胞谱系的染色,与依据治疗相关阈值对肿瘤进行分类的定量检测,可能需要采用不同的验证设计。

验证材料应涵盖预期的表达水平范围及相关阴性组织。强阳性对照能够证明检测系统可以检出目标,但未必能揭示灵敏度的轻度下降。因此,低表达对照对于监测检测性能尤其有价值。如果已有公认的参照方法,可以使用具有代表性的标本评估两种方法的一致性,其中应包括难以判读或处于临界状态的样本。不过,与另一种并不完美的检测方法结果一致,并不等同于证实了真实的生物学状态。

阳性组织对照用于证明,在所采用的条件下,染色流程能够检出目标。内部对照是患者自身切片中具有预期表达模式的正常细胞或结构。例如,在评估肿瘤细胞中某种核蛋白是否确实缺失时,非肿瘤细胞可提供关键证据。外部对照单独处理,有助于监测该批次的染色情况,但无法完全重现患者标本经历的固定过程。

阴性对照用于回答不同的问题。省略一抗可以揭示由检测系统、内源性酶或其他背景机制产生的信号,但不能据此证明一抗只识别预期目标。同型对照可能有助于探查某些形式的非特异性结合,但其参考价值取决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模拟待测抗体试剂的行为。更有力的靶标特异性证据,可能来自靶标基因缺失的材料、针对不同表位的独立抗体,或与正交方法的比较。

正交检测也有其局限性。蛋白质印迹法能够显示抗体是否与具有特定表观分子量的蛋白质结合,但其检测对象是提取出来且通常已变性的材料,而非完整组织。质谱法可以确认某种蛋白质的存在,却未必能证明免疫组织化学信号来自哪一种显微结构。原位杂交检测的是核酸而非蛋白质,因此,真实的生物学差异可能导致结果不一致。只有理解各类方法在测量对象上的差异,综合多种方法获得的证据才最具参考价值。

可重复性涉及同一批次内、不同批次间、不同试剂批号间、不同仪器间以及不同观察者间的变异。外部质量评价计划通过使用共同的材料或评审各实验室提交的结果,比较实验室的检测表现。完善的记录、仪器维护、试剂追踪,以及在检测流程发生重大变更后重新评估,都有助于保持结果的一致性。自动化可减少部分人工操作带来的变异,但无法弥补固定不当、抗体特性未得到充分确认或评分规则不合适等问题。

显微镜下判读与定量评估

判读首先要明确所评估的组织和细胞群。如果不知道棕色沉积物位于肿瘤细胞、炎症细胞、正常上皮、坏死物质还是细胞外碎屑中,其本身就没有多少意义。因此,判读染色切片时需要结合形态学特征,通常还会参照相应的苏木精-伊红染色切片。核心问题不只是有没有显色,而是显色的分布是否符合所研究的生物学问题和诊断问题。

染色的细胞内定位往往具有决定性意义。有些检测要求观察核染色;另一些则评估完整或不完整的细胞膜染色、胞质颗粒状染色或细胞外沉积。某种蛋白可能在多个部位均可检出,但在特定的诊断或预测评分中,可能只有一种染色模式具有意义。切片中细胞相互叠加也可能造成表观重叠。在荧光显微镜下,两个信号占据图像中的同一个像素,本身并不能证明分子间存在直接相互作用。

常用的描述性变量包括染色强度、阳性细胞比例以及染色在整个标本中的分布。H评分是一种半定量方法:

H=∑i=03i pi,H=\sum_{i=0}^{3} i\,p_i,

其中,pip_i 是所评估细胞中被判定为强度 ii 的细胞所占的百分比,强度等级从0到3。若各百分比之和为100,则评分范围为0至300。这类评分将具有异质性的观察结果归纳为可重复的形式,但仍取决于染色强度的定义、细胞的选择,以及观察者或软件的表现。它并不是一种通用的浓度标度。

Ki-67标记指数说明了取样的重要性。Ki-67与增殖细胞相关,其指数通常表示为所评估的肿瘤细胞核中染色阳性者所占的百分比。评估是侧重于增殖活跃的“热点”区域、范围更广的代表性区域,还是遵循规定的视野选择程序,都可能导致结果不同。如果纳入了处于增殖状态的淋巴细胞或其他非肿瘤细胞,也可能改变结果。因此,具有临床意义的判读应依据肿瘤类型和明确规定的评估方法,而不能不加限制地比较百分比。

技术伪影可能呈现出类似生物学变异的表现。切片边缘的染色可能强于中央区域。组织折叠会增加表观厚度,而挤压损伤和坏死会使细胞难以辨认。黑色素或含铁血黄素等色素可能与显色沉积物相似。固定不均可使标本不同部位的染色呈梯度变化,染色过程中切片干燥则可能产生局部背景染色。这些现象需要与蛋白表达真正存在的区域性差异加以区分。

定量成像并不会使染色天然成为绝对定量测量。显色反应可能达到饱和,荧光则可能受到曝光设置、背景扣除、光漂白和检测器响应的影响。校准和标准化图像采集可以提高结果的可比性,但图像强度与分子丰度之间的关系仍须针对预期用途加以确定。在许多常规应用中,免疫组织化学仍是一种在受控条件下进行的分类或半定量检测,而不是对每个细胞所含分子数量的直接测量。

在病理学诊断中的应用

免疫组织化学的一项主要诊断用途,是在组织形态难以明确判断时确定细胞的分化方向。广谱细胞角蛋白支持上皮分化;CD45支持白细胞分化;SOX10、S100蛋白、结蛋白或肌生成素等标志物则有助于识别其他细胞谱系。这些标志物均不应被视为在所有情况下都具有特异性或敏感性。某些肿瘤会丢失预期表达的标志物,而互不相关的肿瘤也可能表达相同的个别抗原。因此,诊断时需根据组织形态和临床背景提出合理的鉴别诊断,再选择相应的标志物组合加以区分。

对于转移性肿瘤,联合使用多种标志物有助于探查可能的原发部位。在适当的肺部病变诊断情境中,TTF-1和Napsin A具有参考价值;PAX8有助于评估多种肾脏、甲状腺及苗勒管来源的肿瘤;GATA3则可为判断乳腺和尿路上皮分化提供信息。这些关联存在重叠,也有例外。标志物检测结果通常只是改变各项可能诊断的相对可能性,而不能单凭自身证实肿瘤的解剖学来源。

血液病理学利用免疫组织化学评估细胞谱系、成熟程度、组织结构及异常表达。CD3广泛用于识别T细胞分化,而CD20和PAX5有助于识别多种B细胞群体。包含CD5、CD10、细胞周期蛋白D1、BCL6及其他标志物的组合,有助于确定特定淋巴细胞增生性病变的特征。判读时需结合形态学、临床资料、流式细胞术,并在相关情况下结合分子或细胞遗传学检查结果。保留组织结构尤其有价值,因为异常细胞的排列方式可能具有重要的诊断意义。

某些抗体可用作特定遗传或分子改变的替代检测指标。抑癌蛋白表达缺失可能提示其编码基因受损,而针对突变特异性表位的抗体则可能识别某种特定变异。例如,在适当情境下,可使用抗体检测BRAF V600E或IDH1 R132H。这类检测无法识别相应基因的所有可能改变。变异特异性抗体检测结果为阴性,并不能排除该试剂识别范围之外的变异。

免疫组织化学也有助于检测感染性病原体。组织染色可定位巨细胞病毒蛋白、疱疹病毒抗原,或幽门螺杆菌等微生物。其提供的空间信息有助于将某种微生物与特定病灶或细胞群体联系起来。检测效能取决于病原体载量、取样情况、抗原保存状况及试剂特异性。培养、聚合酶链式反应、常规组织化学染色或其他方法可提供互补信息,但其结果并不一定能够相互替代。

除肿瘤和感染外,免疫组织学方法还可用于表征免疫沉积物、蛋白质蓄积及组织损伤。肾脏免疫荧光检查可观察免疫球蛋白和补体系统组分在肾小球及其他组织区室中的分布。神经病理学则利用抗体组合显示与特定退行性过程相关的蛋白质。在上述各类应用中,染色结果都应作为诊断框架内的证据加以判读,而不能独立取代形态学分类。

预测性生物标志物与治疗相关检测

某些免疫组织化学(IHC)检测用于测定与特定治疗应答相关的生物标志物。这类检测的要求不同于纯描述性染色,因为分类判定结果可能决定患者是否符合某一明确治疗适应证的用药条件。伴随诊断是被认为对相应治疗的安全、有效使用必不可少的检测。并非所有与治疗相关的IHC染色都被正式认定为伴随诊断,其监管地位因司法管辖区、检测方法、药物及适应证而异。

乳腺癌的雌激素受体检测是一个重要例子。检测采用标准化的检测方法和判读框架,评估浸润性肿瘤细胞的细胞核染色情况。美国临床肿瘤学会与美国病理学家学会2020年更新的指南保留了雌激素受体阳性的判定阈值,即至少1%的肿瘤细胞核呈阳性,并针对染色阳性比例为1%–10%的肿瘤,引入了“ER低表达阳性”报告类别。这一类别体现了低表达所涉及的特殊判读问题。孕激素受体评估可提供补充信息,但也有其自身的生物学和临床背景。

HER2检测体现了染色模式和肿瘤特异性标准的重要性。在乳腺癌中,细胞膜染色的强度、完整性和范围共同决定0至3+的IHC评分。2+结果通常视为不确定,需按照适当的原位杂交检测流程进一步评估。胃及胃食管腺癌的判定标准有所不同,因为基底外侧膜或侧膜染色可能具有判读意义,且肿瘤异质性较为常见。与治疗相关的判读还可能取决于较低表达类别之间的区分,因此不能脱离适用的适应证来理解评分。

PD-L1检测针对的是一种参与免疫检查点信号传导的配体。不同检测采用不同的抗体克隆、染色平台、评分系统和阈值。肿瘤细胞阳性比例评分衡量的是具有符合判定要求的细胞膜染色的存活肿瘤细胞所占百分比。联合阳性评分则将染色符合判定要求的肿瘤细胞及某些免疫细胞纳入计数,并以存活肿瘤细胞数为参照计算。这些评分回答的问题不同,不能互换使用。其临床判读取决于肿瘤类型和治疗情境。

错配修复IHC通常评估MLH1、PMS2、MSH2和MSH6。蛋白表达缺失的模式可提示DNA错配修复缺陷,尤其是在肿瘤细胞核不着色、而适当的非肿瘤性内对照仍保留染色时。这些蛋白的成对表达变化有助于指导进一步检查。不过,蛋白表达保留并不能证明修复机制的每个组成部分都具有正常功能,而仅凭蛋白表达缺失也无法确定其病因为遗传性还是获得性。

因此,预测性检测有赖于明确的标本、检测方法、评分方法及临床目的。肿瘤内异质性、既往治疗以及原发灶与转移灶之间的差异,都可能造成样本间的真实差异。取样误差和技术变异还可能造成额外的不一致。因此,生物标志物检测结果反映的是受检材料在特定条件下的情况,而不是对患者体内所有肿瘤细胞均无条件适用的描述。

多重成像、数字病理学与实验研究

常规免疫组织化学通常在每张切片上检测一种靶标,其他染色则在相邻切片上进行。这种方法能够有效解决许多诊断问题,但相邻切片所包含的细胞并不完全相同。多重检测方法通过在同一张切片上测定多种靶标来克服这一局限。所得图像可用于区分细胞群体并研究其空间关系,例如细胞毒性淋巴细胞在肿瘤细胞巢周围的分布,或巨噬细胞与特定血管结构的邻近程度。

多重显色法采用可相互区分的颜色,多重荧光法则通过不同的光谱通道或多轮成像来区分报告信号。序贯方法可依次进行染色、成像、去除试剂或使其失活,然后重复这一过程。有些方法在各轮之间去除抗体,同时保留已沉积的报告信号。能够检测更多参数的系统可使用DNA标记抗体,通过循环荧光读出获取信号;也可使用金属标记抗体,通过成像质谱进行检测。这些方法都依靠抗体实现空间靶向定位,但在仪器设备和信号产生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

每增加一种靶标,分析中就会增加相互影响的因素。抗体使用顺序、抗原修复处理程度、剥离条件、光谱重叠以及组织自发荧光,都可能影响检测性能。单独使用时表现良好的检测方法,在多重检测组合中的表现可能有所不同。因此,验证必须针对整个检测组合,而不能仅评估其各个组成部分。利用计算方法分离相互重叠的荧光光谱,也依赖于适当的参考测量和对照;对于采集信号中本就不存在的生物学信息,软件无法可靠地将其还原。

数字病理学将染色玻片转化为高分辨率图像,以供阅片和计算分析。图像分析系统可以检测组织、分割细胞核和细胞、对细胞类型进行分类,并测量指定区域内的染色情况。机器学习可以辅助完成这些任务,但其性能取决于训练数据的代表性、标注质量,以及模型开发所用材料与实际应用材料之间的相似程度。染色、扫描仪、固定方式以及病例疾病构成的差异,都可能导致模型在不同实验室中的表现不一致。

研究中常使用组织芯片,即从多个标本中取出小块组织芯,并将其整合到一个受体蜡块中。这种安排既能节省试剂和组织,又能使大量病例在相近条件下接受染色。其主要局限在于取样:小块组织芯可能遗漏异质性区域、浸润前沿或罕见细胞群。因此,当结论依赖于空间分布模式或分布不均的表达时,使用完整组织切片进行验证十分重要。

空间测量不仅可以统计阳性细胞数量,还可以量化邻域内的细胞组成、细胞群之间的距离,以及与坏死或间质结构的区域性关联。结合RNA测序、蛋白质组学和遗传数据,可以将这些模式与分子状态联系起来。但由此得到的关联本身并不能确立因果关系:相邻细胞可能只是处于同一环境中,而并未直接相互作用。因此,将空间观察结果与实验干预、独立验证材料以及明确界定的分析问题相结合时,多重成像尤其能够提供有价值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