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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 生物 / optogenetics

光遗传学

光遗传学利用基因编码的光敏蛋白控制细胞活动,使研究者能精确探究生物学机制与神经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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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遗传学是一类利用基因编码的光敏蛋白质,控制特定细胞内生物学过程的方法。将光响应蛋白引入细胞后,便可通过光照改变细胞的电活动、细胞内信号传导、分子相互作用或基因表达。最广为人知的应用是以毫秒级精度开启或抑制特定神经元群的活动,但光遗传学的控制对象也涵盖心肌、胚胎发育、免疫信号传导以及工业生物技术中的生物学过程。

这种方法将遗传靶向与光学控制相结合。遗传技术决定哪些细胞或分子对光作出响应,而光的照射时机、波长和空间分布则决定干预发生的时间与位置。这种结合使光遗传学在神经科学中尤为重要,因为仅仅测量神经活动,并不能确定某一特定神经元群是否对知觉、运动、记忆或行为具有因果作用。

狭义的光遗传学指利用光敏蛋白进行主动操控。基因编码的荧光指示器用于报告细胞活动,而非直接控制活动,它们属于一套密切相关的技术工具,有时也被纳入光遗传学的广义定义。解读实验结果时,必须区分这两类功能:观察信号与干预产生该信号的过程,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

历史发展

光遗传学并非源自某一项单独的发明,而是由多条研究脉络汇聚而成。其中一项基础是发现微生物具有能够将光能转化为离子转运的蛋白质。1971 年,迪特尔·奥斯特黑尔特和瓦尔特·施特克尼乌斯描述了细菌视紫红质,这是一种光驱动质子泵,来自当时名为 Halobacterium halobium 的嗜盐古菌。与动物的视觉色素不同,这种蛋白质直接将光子的吸收与跨细胞膜转运相耦联。对微生物光感受器的研究表明,单个蛋白质就能充当结构紧凑的生物光信号转换器。

另一项基础是尝试让由遗传特征界定的神经元对光敏感。1999 年,弗朗西斯·克里克讨论了能够开启和关闭特定类型神经元活动的价值。2002 年,格罗·米森伯克及其同事报道了一种以遗传方式靶向特定细胞的光刺激方法,所用系统由果蝇光转导通路中的组分构建而成。这些早期方法验证了这一原理,但需要多种分子组分的系统,使用起来不如后来成为核心工具的微生物蛋白质方便。

藻类通道视紫红质的发现,将遗传操作的简便性与直接的电生理作用这两项关键优势结合起来。格奥尔格·纳格尔及其同事分别于 2002 年和 2003 年,对来自绿藻莱茵衣藻(Chlamydomonas reinhardtii)的通道视紫红质-1 和通道视紫红质-2 进行了表征。通道视紫红质-2 是一种光门控阳离子通道,在其他细胞中表达时也能发挥功能。2005 年,爱德华·博伊登、张锋、恩斯特·班贝格、纳格尔和卡尔·戴瑟罗斯证明,可以对表达通道视紫红质-2 的培养哺乳动物神经元进行毫秒时间尺度的光学控制。同一时期,其他研究团队的工作将光学控制扩展到了更多神经元实验体系和生物体。

随后,光遗传学的工具从兴奋扩展到抑制,应用对象也从培养细胞扩展到正在进行行为活动的动物。2007 年,多项研究展示了利用氯离子泵盐视紫红质使神经元活动沉默,以及对自由活动小鼠的行为进行光学控制。后续进展包括响应更快的通道、激活波长红移的效应蛋白、更高效的膜转运,以及向深部组织递送光的装置。这些进步使光学干预能够用于探究越来越具体的神经计算问题,而不再只是证明光可以引发反应。

这一领域的发展也超出了微生物离子转运的范畴。研究人员对植物和微生物的光感受器进行了改造,用以控制蛋白质结合、定位、酶活性及转录。因此,尽管通道视紫红质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光遗传学的全部范围并不局限于此:更广义的光遗传学涵盖通过工程化手段,将光感知与多种形式的细胞调控相连接。

光控活动的分子原理

每一种光遗传学执行器都包含一个与生物学输出相耦联的光敏元件。蛋白质内部的吸光分子(即发色团)吸收一个光子后,其状态便会改变。这一变化会改变蛋白质的构象,进而调节离子传导、转运、结合或催化活性。随后,执行器通过热反应逐渐回到初始状态;在某些系统中,这一复位过程也可由另一波长的光照驱动。分子状态的变化序列决定了执行器的灵敏度、响应速度、恢复过程,以及在反复刺激下的适应特性。

应用最广泛的神经元光遗传学执行器是微生物视蛋白,通常为具有七个跨膜螺旋的膜蛋白。它们的发色团是视黄醛,这是一种维生素 A 衍生物,通过席夫碱与蛋白质共价连接。光子的吸收驱动视黄醛发生异构化,从而引发结构重排。在通道视紫红质中,这些重排会打开一条水性通路,使离子沿各自的电化学梯度移动。而在离子泵中,光循环则将构象变化与定向离子转运相耦联。动物组织通常含有足够的视黄醛,因此这些蛋白质无需额外补充视黄醛即可发挥功能;但某些实验生物则需要外源供应视黄醛。

对于简化的光门控电导模型,所产生的膜电流可写为

Iopto=gopto(t,V)(V−Erev),I_{\mathrm{opto}}=g_{\mathrm{opto}}(t,V)\bigl(V-E_{\mathrm{rev}}\bigr),

其中,goptog_{\mathrm{opto}} 为有效电导,VV 为膜电位,ErevE_{\mathrm{rev}} 为反转电位。电导取决于通道数量、光照、分子状态,有时还取决于电压。因此,打开通道并不总会产生相同的生理效应:电流的方向和大小取决于特定细胞或细胞区室中的电化学梯度。

其他光遗传学系统使用不传导离子的光感受元件。光-氧-电压感受结构域通常结合黄素类发色团,并发生光依赖性的结构变化,从而暴露肽段或释放所连接的蛋白质结构域。植物光敏色素使用胆色素类发色团,可在具有不同结合特性的状态之间切换。基于隐花色素的系统能够产生光依赖性的缔合或聚集。研究人员将这些模块与信号蛋白连接,便可在不直接改变膜电位的情况下调控细胞内过程。

分子动力学限制了时间精度。短暂的光脉冲不一定会产生同样短暂的生物学效应:通道关闭需要时间,信号传导中间产物会持续存在,而转录反应可能延续数小时。另一方面,某些执行器会进入长寿命状态,使短暂光照后的持续控制成为可能。波长对应的也是一段敏感范围,而非完全排他的标签。吸收光谱重叠可能导致同一光源激活多种工具;在结合使用兴奋、抑制和光学记录技术时,这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

兴奋性、抑制性与信号调控效应器

兴奋性神经元效应器通常通过提高细胞膜对阳离子的电导发挥作用。通道视紫红质-2对蓝光有强烈响应,常用波长约为470纳米的光进行刺激,可使神经元充分去极化,从而触发动作电位。其变体及同类蛋白在光电流幅度、离子选择性、通道开放与关闭速率以及表达效率方面各有不同。H134R变体因光电流相对较大而得到广泛应用,但电流增大并不必然意味着更好的时间保真度。电导升高持续过久可能扰乱动作电位的发放时序,或引起去极化阻滞,即持续去极化导致神经元无法继续正常发放动作电位。

为适应更高的刺激频率,研究人员开发了快速效应器。ChETA系列变体和Chronos体现了克服动力学限制的尝试,而Chrimson和ReaChR等光谱红移工具则将激发波长拓展至更长波段。光敏感性向红端偏移有助于刺激更深处的组织,并减少对某些蓝光成像方法的干扰。不过,许多光谱红移的通道对较短波长仍有较强的敏感性,因此,双色实验需要通过实测验证,不能假定两者在光谱上完全独立。

抑制性效应器通过几种不同机制发挥作用。盐视紫红质将氯离子泵入细胞,而古菌视紫红质则将质子泵出细胞。两者均可使细胞膜超极化,但每个转运循环搬运的电荷量有限。持续使用还可能改变细胞内氯离子浓度或酸碱度。光门控阴离子通道,包括天然存在的阴离子通道视紫红质,可以产生较大的抑制性电导,因为每个开放的通道都允许大量离子通过。其作用取决于氯离子反转电位,而这一电位在不同细胞类型、发育阶段及亚细胞区室中有所不同。

这些差异使得抑制过程比单纯逆转兴奋过程更为复杂。阴离子电导可将膜电位钳制在其反转电位附近,并通过分流削弱其他输入,即使几乎不引起超极化,也能抑制动作电位发放。然而,在氯离子反转电位相对偏向去极化水平的轴突中,阴离子通道可能引起非预期的去极化或动作电位。突然终止抑制还可能引发反跳性放电。将抑制性通道靶向定位于神经元胞体,并通过电生理记录验证其作用,有助于区分预期的神经活动沉默与这些其他反应。

另一类效应器通过细胞内信号传导而非直接离子流发挥作用。经过工程改造的G蛋白偶联受体可将光检测与特定信号通路相耦联。其他系统则可将酶募集至膜上、组装信号复合物、暴露结合位点,或控制转录因子。这些系统的输出可能需要数秒至数小时才逐渐显现,而非毫秒量级。因此,效应器的选择取决于所要控制的生物学变量:膜电位、递质释放、蛋白质定位、第二信使浓度及转录过程,都需要不同的分子设计和验证策略。

遗传靶向与实验特异性

光遗传学的独特之处不只是光照,而是能够使遗传学上界定的特定细胞群获得光敏感性。一种常见策略是将效应蛋白基因置于选定的启动子或调控序列的控制之下。另一种策略则利用病毒载体,将基因构建体导入特定的解剖部位。转基因动物可以在全身携带效应蛋白基因,却仅在指定的细胞类型中表达。这些方法在空间覆盖范围、表达水平、发育阶段的表达时序,以及靶向性对递送系统生物学特性的依赖程度等方面各不相同。

腺相关病毒载体广泛用于哺乳动物实验,因为它们能够高效地向多种神经元群递送基因,并支持长期表达。其实用包装容量约为4.7千碱基,其中包括载体基因组内所需的序列。这一限制可能制约大型效应蛋白、调控元件和荧光标记的组合使用。载体衣壳、给药途径、启动子、剂量和宿主物种都会影响哪些细胞表达该构建体。在某种实验条件下被认为具有选择性的载体,在另一种条件下未必能保持同样的选择性。

条件性遗传系统提供了另一层控制。在Cre–lox重组中,Cre重组酶识别lox位点,并可激活原本处于沉默状态的效应蛋白表达盒。因此,可以将在特定神经元群中表达Cre的小鼠品系,与局部注射的Cre依赖性载体结合使用。交叉靶向设计采用两种重组酶或附加条件,使表达必须以多种特征同时存在为前提。这类策略可结合分子身份、解剖位置和投射模式来缩小靶向范围,而不必仅依赖其中某一项特征。

基于投射的实验利用了沿神经元突起进行的运输。将可逆行运输的载体注入某个脑区,可以标记向该脑区投射的神经元;随后,在其他部位递送的效应蛋白便可被限制在这些已标记细胞中表达。另一种方法是对靶脑区内含有效应蛋白的轴突末梢施加光照。然而,照射末梢并不总是等同于仅操控某一条连接:兴奋可向胞体方向反向传播,并激活其他分支;某些抑制工具对末梢局部生理功能的影响,也不同于其对胞体的影响。

表达情况必须通过测量确认,而不能仅凭遗传标记推断。免疫组织化学、解剖示踪和细胞电生理记录可用于确定哪些细胞含有效应蛋白,以及该蛋白是否产生了预期反应。某种标记在发育期的表达情况可能不同于成年期,而效应蛋白表达过量则可能影响膜转运或细胞健康。因此,恰当的对照应包括接受相同光照但不含功能性效应蛋白的动物或细胞,同时还应评估表达的分布情况。遗传特异性是通过这些观察确立的实验属性,并非使用某个特定启动子或转基因品系就能自动获得的结果。

光照递送、信号记录与定量校准

光照必须向目标细胞提供足够的光子,同时不能引入干扰所研究生物学问题的效应。培养细胞和薄层组织制备通常可通过显微镜进行刺激。哺乳动物大脑的深部结构通常需要植入光纤、微型发光器件,或采用专门的光学通路。斑马鱼幼体等透明生物则允许光照覆盖更广的范围。不同的几何配置会使光源发出的光与到达效应蛋白的光之间形成不同的关系。

组织会吸收和散射光。散射会使光束展宽,降低空间精度;吸收则将部分入射能量转化为其他形式,包括热。波长较长的可见光通常比蓝光穿透得更深,但穿透深度取决于组织成分、血液含量和几何结构。在光纤末端测得的数值并不能说明附近每个细胞处的辐照度。因此,要正确解读刺激条件,就必须报告波长、光功率、照射面积、脉冲时长、重复频率及光源放置位置。

对于均匀照射的区域,辐照度可表示为 E=P/AE=P/A,其中 PP 为光功率,AA 为面积。实际的光纤输出和显微镜光束通常并不均匀。不同脉冲方案的占空比也有所不同:以20赫兹重复发放持续10毫秒的脉冲,占空比为0.2。平均功率影响发热,而峰值辐照度和脉冲时长则影响效应蛋白的激活程度。对包括连接器和植入器件在内的完整光路进行校准,比依赖光源的标称输出更能提供有用信息。

空间图案化刺激可以针对选定的细胞或亚细胞区域施加刺激。数字微镜器件可在视场内投射图案,而双光子激发和全息方法则可将激发限制在三维空间中的选定位置。双光子方法使用近红外光,利用激发对光强的非线性依赖关系,减少焦外激活。其性能仍取决于效应蛋白的动力学特性、表达情况、光学像差、散射,以及需要刺激的组织量。扩大受刺激的细胞群会提高对可用功率和热管理的要求。

同步记录可确定光学干预实际产生了什么作用。膜片钳记录可测量单个细胞的光电流和膜电位,而细胞外电极则可监测细胞群的动作电位。钙成像能够覆盖更广泛的细胞,但其信号受钙离子内流、缓冲作用及指示剂动力学的共同影响,并非对瞬时电活动事件的直接计数。光刺激还可能在电生理记录中产生伪迹,或干扰荧光测量。结合刺激与记录的实验必须通过时序安排、光谱设计、硬件特性表征和适当的对照条件,将真实的细胞反应与光诱导伪迹区分开来。

神经回路、行为与因果解释

光遗传学使研究者能够在任务的特定阶段干预选定的神经元群体,从而变革了神经回路研究。干预可以仅限于刺激呈现、延迟、运动或记忆提取等阶段。这种时间上的特异性有助于区分哪些神经元群体是获取信息所必需的,哪些参与信息的储存、使用或反应的产生。当同一批神经元在不同时刻参与多种过程时,这一点尤其有价值。

实验通常会区分充分性与必要性。如果激活某个神经元群体产生了某种行为效应,那么在所测试的条件下,该群体的活动可能足以产生这一效应。如果抑制该群体损害了某项行为表现,那么在相应情境下,该群体可能是正常完成任务所必需的。但这两种结论都不是绝对的。人为造成的同步活动可能形成不同于自然状态的活动模式,而沉默神经元后未观察到效应,也可能是因为抑制不完全,或其他通路发挥了代偿作用。更有力的机制论证需要结合干预实验、生理记录、解剖学信息,以及经过严谨界定的行为比较。

奖赏回路是一个突出的例子。2009年,Hsing-Chen Tsai及其同事的一项研究表明,对腹侧被盖区的多巴胺神经元进行时相性光刺激,可以使小鼠形成条件性位置偏爱。这一结果将选定神经元群体的特定活动模式与强化相关行为联系起来,但并未证明所有多巴胺神经元都具有相同功能,也未证明多巴胺只是传递愉悦感的简单信号。后续研究强调,不同多巴胺神经元群体、其作用靶点及行为情境之间存在异质性。

记忆研究利用活动依赖性遗传标记,将经历某一事件时被募集的细胞选作靶标。2012年,Xu Liu及其同事报告,对恐惧学习期间被标记的齿状回神经元进行光激活,可以使小鼠在不同情境中出现僵直反应。此类实验推动了对记忆印迹的研究,即与某段记忆相关的细胞层面的物质基础。如何解释这些实验,取决于细胞的标记方式、所测量的行为,以及激活究竟是重现了特定表征,还是更广泛地诱发了某种行为状态。

光遗传学也可用于突触和长程通路的功能绘图。在刺激选定的突触前轴突的同时记录突触后反应,可以揭示连接强度、递质作用以及输入的组织方式。在执行行为任务的动物中,光学标记有助于将记录到的神经元单位与遗传学方法靶向的细胞群体对应起来,不过仍需仔细考察动作电位潜伏期和波形稳定性。闭环实验则更进一步,利用检测到的神经活动或行为实时触发刺激。这些方法可用于检验状态依赖性机制,包括癫痫发作的起始、运动控制和感觉处理;同时也凸显出,干预作用于动态网络之中,而不是作用于孤立的细胞群体。

对信号传导、发育和非神经组织的控制

在神经科学之外,光遗传学也用于对生化通路施加可控的改变。光诱导募集可以将酶带到含有其底物的膜上,或使两种信号蛋白彼此靠近到足以相互作用的距离。反过来,光照也可以将蛋白质隔离到远离其正常作用位点的位置。由于这些干预可以迅速逆转,因此有助于区分通路激活的幅度、持续时间、频率和位置各自带来的影响;而使用使通路持续激活的突变或作用范围广泛的化学处理,则很难将这些变量区分开来。

Ras–ERK 通路便是这种方法的一个例子。通过工程化设计,以光依赖的方式募集信号传导组分,可以产生时序明确的通路活性脉冲。研究人员随后便能比较由此引发的转录、增殖或分化反应。这可以揭示细胞主要响应的是信号总量,还是信号随时间变化的模式。同样,利用光控制分子聚集和受体组装,也能研究分子相互作用的几何构型及持续时间如何影响下游反应。这些方法干预的是生化网络的动态过程,而不只是开关的光学版本。

发育生物学受益于光遗传学对胚胎局部小区域进行扰动、而不必改变所有细胞的能力。通过光遗传学手段募集细胞骨架调控因子,可以改变肌动蛋白—肌球蛋白系统的收缩能力和组织形态。局部激活发育信号,可以检验细胞如何解读空间边界和时序信息。这类实验将分子活动与力学形变及细胞命运联系起来,但在解释结果时,必须考虑相邻细胞之间的通信:最初局限于局部的扰动,可能通过化学信号、力或组织几何形态的变化向外传播。

在心脏研究中,光敏通道可以使可兴奋细胞按设定节律活动,并用于实验研究节律产生和兴奋波传播。研究人员已在培养的心肌细胞和动物实验系统中实现了光学控制。心脏体积较大且持续运动,光的穿透深度有限,同时还需要可靠的基因递送方式,这些因素使心脏研究面临的问题有别于神经元实验。因此,光遗传学刺激目前是心脏电生理学的研究平台,而非临床电起搏的成熟替代方案。类似的实验方法也用于研究骨骼肌激活,以及神经与肌肉之间的相互作用。

光遗传学还与合成生物学和生物技术相交叉。通过光调控转录,可以在不添加化学诱导剂的情况下,控制微生物中酶或其他产物的生产。空间上有选择的光照可以使生物膜形成特定图案,而按时序施加光照则可以将生长阶段与生产阶段分开。将这些方法扩大应用规模时,会面临一项物理限制:高密度培养物会散射和吸收光,导致容器内部受光不均。因此,反应器的几何形状、混合状况、光控执行元件的灵敏度,以及表达控制系统所需的代谢成本,都变得与分子开关本身同样重要。

治疗探索、局限性与研究规范

治疗性光遗传学尝试利用光响应蛋白恢复或改变生物功能,而不只是研究这些功能。目前发展最成熟的人体应用主要针对视网膜退行性病变:在这类疾病中,感光细胞已经丧失,但部分下游视网膜神经元仍然存活。将光控效应蛋白递送至存活细胞,可能使这些细胞对光产生响应,为视觉通路提供新的输入途径。这并不等于恢复原有的感光细胞:其作用的细胞类型、感光灵敏度、空间分辨率以及视网膜的信息处理方式,都可能与正常视觉不同。

2021 年,若泽-阿兰·萨赫勒(José-Alain Sahel)及其同事报告,一名患有视网膜色素变性的受试者,其视觉引导行为得到部分恢复,这成为一项受到广泛报道的临床里程碑。该干预通过玻璃体内注射,递送编码红移光控效应蛋白 ChrimsonR 的病毒载体,使视网膜神经节细胞表达该蛋白,同时配合使用能将视觉场景转换为适当光照图案的护目镜。佩戴护目镜时,该受试者能够用接受治疗的眼睛完成某些与物体有关的任务。这只是一项有限的临床观察,既不能说明正常视力已经恢复,也不能证明其他患者会获得类似效果。

将这类方法转化应用于其他器官,也面临许多共通的障碍。基因治疗必须将光控效应蛋白递送至目标细胞,使其达到适宜的表达水平,并在所需时段内维持表达。微生物来源的蛋白可能引发免疫方面的担忧,而植入式光源则带来工程技术和外科手术方面的要求。对于深部或范围较大的靶区,需要在避免过度升温的同时提供充分照明。长期效果还取决于病情是否稳定、经改造细胞的存活情况、装置的可靠性,以及反复以非生理性活动模式驱动组织所产生的后果。

这些问题同样影响对实验室结果的解读。即使没有光控效应蛋白,光也可能通过可见线索改变行为、产生热量,或造成光化学损伤。兴奋可能引发下游抑制,而抑制则可能导致反跳性兴奋。蛋白表达可能不均一,组织内的照明范围也很少具有完全清晰的边界。因此,表征充分的实验会区分遗传干预、光照暴露、直接的细胞效应,以及最终的生理或行为结果。研究的可重复性有赖于分别报告这些层面的信息,而不能仅凭光控效应蛋白的名称和激光功率来描述实验方案。

伦理问题因应用情境而异。动物实验需要关注组织损伤、行为扰动,以及植入物或反复操作给动物带来的负担。人体研究则需要评估基因递送、装置风险、知情同意以及预期获益的限度。临床表述必须区分技术可行性、特定任务中测得的改善,以及已经确立的治疗有效性。持续开展的技术研究致力于提高靶向选择性、改善光谱分离、降低所需光照强度,并实现稳定的长期表达;与此同时,实验规范也越来越强调对实际生理扰动进行直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