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是一组亲缘关系密切的分泌型细胞因子,可调控细胞增殖、分化、免疫活动及组织结构。哺乳动物产生三种主要亚型——TGF-β1、TGF-β2和TGF-β3,分别由不同基因编码。这些蛋白质属于范围更广的TGF-β超家族,该超家族还包括激活素、骨形态发生蛋白及其他发育信号分子。通常所说的“TGF-β”指的是这三种亲缘关系密切的亚型,而非整个超家族。
TGF-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产生与生物活性的激活是两个分开的过程。细胞通常以潜伏复合物的形式将其分泌出来,而局部机制决定其活性信号在何时、何处发挥作用。激活后,TGF-β与细胞表面受体结合,通过SMAD蛋白及其他信号通路传递信息,改变基因表达和细胞行为。
TGF-β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细胞类型、发育阶段、周围的信号及组织状态。TGF-β能够抑制上皮细胞生长、维持免疫耐受并协调创伤修复;然而,持续或失调的信号传导也可能促成纤维化和癌症进展。要理解这些不可或缺的生理功能与促病作用为何并存,就需要关注从细胞外储存到单个细胞内信号解读的整条通路。
发现、术语与分子家族
“转化生长因子”这一名称源于对一类因子的研究:这些因子能使培养的成纤维细胞获得与细胞转化相关的特性,尤其是不依附于固体表面也能生长的能力。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对肿瘤细胞提取物和条件培养液的研究区分出了两类活性,后来分别称为TGF-α和TGF-β。阿妮塔·罗伯茨、迈克尔·斯波恩及其同事的工作对TGF-β的分离和特征鉴定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早期实验中,TGF-β的促生长活性往往依赖于与其他生长因子的协同作用,尤其是表皮生长因子。
因此,这一沿用至今的历史名称可能引起误解。TGF-β并非只是将正常细胞转化为癌细胞,也并非一概促进生长。后续实验表明,它能抑制多种上皮细胞和免疫细胞群体的增殖。它在软琼脂实验中表现出的活性反映的是特定实验条件下的作用,而非普遍的生理功能。TGF-α虽然与TGF-β沿用了同一套最初的命名方式,但两者在结构上并无关联,而且TGF-α通过表皮生长因子受体传递信号。
哺乳动物的三种亚型分别由 TGFB1、TGFB2 和 TGFB3 编码。它们的成熟信号区高度相似,而前体区和表达模式的差异则更为显著。TGF-β1在免疫调节和成年组织的应答中尤为重要;TGF-β2和TGF-β3既具有各自独特的发育功能,也在成熟组织中发挥彼此重叠的作用。这些差异体现的是分布及生物学需求上的不同,并不意味着各亚型的功能彼此专属:多种亚型可在同一器官中发挥作用,而且三者所使用的受体系统在很大程度上重叠。
成熟配体为二聚体,由两条各约12.5千道尔顿的肽链组成,总分子量约为25千道尔顿。每条肽链含有112个氨基酸,其二硫键具有特征性的排列方式,可稳定胱氨酸结折叠结构。结构研究揭示了一种伸展的指状构型,提供了不同的受体结合表面。成熟二聚体是与受体结合并传递信号的分子;而由前体衍生、体积大得多的复合物则调控其储存、分布和激活。
更广泛的超家族包含数十种相关配体,但共同的进化起源并不意味着它们的信号传导方式完全相同。骨形态发生蛋白通常激活SMAD1、SMAD5和SMAD9,而TGF-β通常激活SMAD2和SMAD3。激活素也通过SMAD2和SMAD3传递信号,但使用不同的配体结合受体。在解读发育实验、受体抑制剂的作用或有关“TGF-β通路”活动的描述时,必须将三种TGF-β亚型与这些相关分子区分开来。
生物合成、细胞外储存与活化
TGF-β以蛋白质前体的形式合成,包含信号肽、较大的氨基端前肽以及羧基端成熟信号区。前体进入内质网后,在其中完成折叠、二聚体组装和二硫键形成。在通过分泌途径的过程中,弗林蛋白酶或相关加工酶会切割前体。这种切割通常不会释放有活性的配体:成熟二聚体仍以非共价方式与前肽结合,该前肽称为潜伏相关肽,简称LAP。
LAP包裹着受体结合表面,使成熟配体无法有效结合并激活受体。由LAP与配体构成的组装体称为小潜伏复合物。在许多组织中,LAP还通过二硫键与潜伏型TGF-β结合蛋白(如LTBP1、LTBP3或LTBP4)相连,形成大潜伏复合物。这些结合蛋白与细胞外基质的组分结合,包括纤连蛋白及含原纤维蛋白的结构。因此,基质不仅充当支架,还是一个具有空间组织性的潜伏信号分子储库。
一种重要的活化机制依赖于整合素。整合素是一类跨膜黏附受体,可将细胞外配体与细胞的细胞骨架连接起来。TGF-β1和TGF-β3的LAP区含有精氨酸–甘氨酸–天冬氨酸序列,可被多种整合素识别。其中,上皮细胞整合素αvβ6作为活化因子的作用已得到较为充分的研究。当整合素与LAP结合,且潜伏复合物锚定于能够抵抗机械力的基质上时,肌动蛋白–肌球蛋白系统产生的牵引力可使LAP发生足够大的形变,从而暴露或释放有活性的TGF-β。因此,基质锚定与力的传递都是这一活化机制不可或缺的环节。
整合素αvβ8也能活化潜伏型TGF-β,但其机制取决于细胞情境,并非简单复现αvβ6依赖牵引力的模式。蛋白水解可参与其中;结构研究还揭示了某些分子排列方式,使与整合素结合的潜伏配体能够被受体接近并结合,而无须成熟细胞因子自由扩散。在免疫细胞上,由LRRC32编码的膜蛋白GARP可将潜伏型TGF-β1锚定于细胞表面。这种排列方式在活化的调节性T细胞和血小板上十分重要,因为它能将待活化的底物定位于相互作用的细胞附近。
在特定条件下,蛋白酶、血小板反应蛋白-1以及物理化学条件的变化也能活化潜伏型TGF-β。实验中广泛采用酸化来活化样品,但不应将这种实验室处理等同于完整组织中的主要活化机制。关键在于,TGF-β总浓度并不等于可被受体接近并结合的TGF-β浓度。组织可以储存大量潜伏型TGF-β,同时将有活性配体的含量维持在极低水平,从而通过活化过程实现快速、局部的调控,而无须合成新的蛋白质。
受体与经典SMAD通路
活化的TGF-β主要通过两种跨膜受体激酶传递信号:II型受体TGFBR2和I型受体TGFBR1,后者也称为ALK5。两者均含有胞内丝氨酸/苏氨酸激酶结构域。成熟的配体二聚体通常会促使两个II型受体分子和两个I型受体分子组装成复合物。配体结合使受体形成有利于信号传递的排列,从而让具有组成性活性的II型受体激酶磷酸化I型受体上富含甘氨酸和丝氨酸的调节区。
随后,活化的I型受体磷酸化SMAD2和SMAD3的羧基末端区域。这些受体调节型SMAD蛋白与共同的信号传递介质SMAD4形成复合物。复合物在细胞核中积聚,并与DNA结合伙伴、共激活因子和共抑制因子协同调控转录。这一核心过程可简化表示为:
这一过程并非单向传送带。SMAD蛋白不断在细胞的不同区室之间穿梭,发生去磷酸化,并与调节蛋白相互作用。这些事件的持续时间和发生位置都会影响转录反应。SMAD3能够直接结合特定的DNA序列,而占主导地位的全长SMAD2亚型含有一段插入区,限制了其以类似方式直接结合DNA的能力。两者都高度依赖其他转录因子,才能选择性地靶向基因组中的特定位置。因此,同一种受体信号在上皮细胞、成纤维细胞或淋巴细胞中,可以调控不同的基因。
辅助受体会影响配体的呈递。TGFBR3通常称为β聚糖蛋白,本身不具有激酶活性,但能够结合TGF-β,并促进其与信号受体相互作用。由于TGF-β2与TGFBR2的结合能力弱于TGF-β1或TGF-β3,TGFBR3对于高效呈递TGF-β2尤为重要。内皮糖蛋白是另一种辅助组分,在血管细胞中发挥重要作用,不过其配体相互作用也涉及该超家族的其他分支。血管信号传导还涉及ALK1和BMP配体,因此,并非所有与内皮糖蛋白相关的效应都由经典的TGF-β–ALK5通路介导。
多种机制可限制信号传导。SMAD7能够阻止受体调节型SMAD蛋白接近活化的I型受体,并招募泛素相关分子机制,促进受体下调。受体的内化、再循环和降解也会进一步影响信号强度。由于TGF-β本身会诱导SMAD7等抑制性调节因子的表达,这条通路包含负反馈。这种结构既能使细胞对短暂信号产生一过性反应,也能在配体持续活化并持续与受体结合时维持信号传导。
信号整合与细胞特异性反应
TGF-β信号传导常被描述为具有多效性,因为同一个配体家族可以产生多种生物学效应。这种多样性并不意味着其作用是任意的。细胞通过既有的调控程序来解读信号:染色质的可及区域、可用的转录因子、受体丰度,以及其他信号通路的活性。SMAD复合物只是一个更庞大的决策系统中的组成部分,而非单凭自身就能提供完整指令。组织的结构和力学环境也参与决定细胞的反应。
在许多上皮细胞中,TGF-β会限制细胞周期的推进。它所启动的转录程序可增加包括p15和p21在内的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抑制因子,同时抑制促生长转录因子MYC。这些变化会降低细胞进入DNA合成阶段所需复合物的活性。根据细胞状态的不同,TGF-β还可能促进细胞凋亡、分化或持久的生长停滞。受体被配体占据并不必然带来上述任何一种结果:致癌性改变、存活信号以及下游调控因子的缺失,都可能阻断这一细胞增殖抑制程序。
受体还会激活核心SMAD级联之外的通路,包括ERK、JNK和p38等MAP激酶通路、PI3K–AKT信号通路,以及调控细胞形态和运动的Rho家族GTP酶。有些反应源于受体直接参与或由衔接蛋白介导的相互作用,另一些则依赖于转录后诱导产生的次级因子。将这些反应统称为“非SMAD依赖性”是一种方便的简略说法,但可能掩盖SMAD与非SMAD组分之间广泛的协作。例如,观察到的细胞迁移变化,可能既需要快速的细胞骨架调控,也需要较慢的转录程序重塑。
信号作用依赖具体背景的一个突出例子是上皮间质转化,简称EMT。在能够作出相应反应的实验系统中,TGF-β会诱导SNAIL和ZEB蛋白等转录调控因子,减少上皮细胞连接组分,并增加间质相关蛋白及细胞运动能力。然而,EMT未必是两种纯粹细胞身份之间彻底或不可逆的转换。细胞可以处于部分转化状态,保留上皮特征,或在条件变化时逆转这一程序的某些方面。在将细胞培养中的观察结果与发育、纤维化或肿瘤联系起来时,这些区别十分重要。
信号的时间特征同样重要。即使受体活性的峰值相近,短暂的脉冲刺激和持续暴露也可能产生不同的转录程序。细胞可通过调节受体、抑制性蛋白或改变配体的可利用性来适应信号。在组织层面,TGF-β诱导的基质沉积可能改变组织刚度,进而影响后续的配体活化。因此,细胞内信号传导与细胞外力学因素构成了一个相互耦合的系统:细胞反应改变环境,而改变后的环境又影响下一轮信号。
胚胎发育与组织稳态
TGF-β家族信号传导有助于在发育过程中协调细胞增殖、分化和组织结构的形成。哺乳动物的三种TGF-β亚型在生化活性上有所重叠,但在体内不能相互替代。它们在表达时间与部位、潜伏复合物的组织方式以及与受体接触的机会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在发育过程中各有其独特作用。小鼠基因破坏实验提供了尤为重要的信息,揭示了一些难以从离体细胞实验中推断出的功能。
小鼠缺失Tgfb2会引起多种发育异常,受累结构可包括心脏、肺和骨骼。Tgfb3缺失小鼠的次生腭无法正常融合,表明颅面发育过程中上皮组织的协调活动需要这一亚型。Tgfb1缺失小鼠中,能够存活度过早期发育阶段的个体会在出生后发生严重的炎症性疾病,揭示了这一亚型在免疫稳态中尤为重要的作用。表型的严重程度和存活情况可随遗传背景而变化,因此,这些模型揭示的是生物学过程对相关基因的需求,而不是一套固定不变的异常发生顺序。
在成年组织中,TGF-β有助于调节更新与分化之间的平衡。它能够抑制上皮细胞增殖,并影响造血干细胞以及其他干细胞或祖细胞群体的行为。这些作用高度依赖于微环境条件和细胞状态。在某一细胞群体中维持静息的信号,在另一群体中可能会促进分化或应激反应。TGF-β还会影响上皮细胞、基质细胞、血管细胞及组织驻留免疫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它在稳态中的作用并不局限于对干细胞的直接影响。
血管系统体现了这一通路调控失常所造成的后果。TGFBR1、TGFBR2、SMAD3、TGFB2和TGFB3中的致病性变异与不同类型的洛伊斯–迪茨综合征有关。这是一组遗传性结缔组织疾病,可表现为动脉瘤,以及其他心血管、骨骼和颅面异常。不能简单地将这些疾病理解为TGF-β信号“过少”。即使相关变异损害了受体或配体的某些功能,病变组织仍可能显示下游信号标志物升高,这反映了代偿反应以及不同细胞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原纤维蛋白的生物学作用体现了结构完整性与信号传导之间的另一种联系。在马凡综合征中,FBN1的致病性变异会改变一种细胞外结构蛋白;由该蛋白形成的微原纤维可与潜伏型TGF-β结合蛋白相互作用。细胞外基质组织结构异常可同时影响组织的力学性质和生长因子的调控。这些过程的相对贡献因器官和实验模型而异。上述例子说明,仅凭对单一信号组分的测量,无法确定复杂组织表型所涉及的信号变化方向或其成因。
免疫调节与黏膜功能
TGF-β是免疫耐受的重要调节因子,但并非对所有免疫反应都具有抑制作用。其效应取决于响应细胞、抗原刺激以及同时存在的细胞因子。TGF-β1缺失小鼠表现出严重的炎症表型,证实内源性TGF-β1对于限制不适当的免疫激活至关重要。随后开展的细胞特异性受体敲除研究表明,T细胞对TGF-β的直接响应是这一调节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适宜条件下,TGF-β可促进初始CD4 T细胞分化为表达转录因子叉头框蛋白P3的外周调节性T细胞。这一过程需要其他信号的参与,尤其是白细胞介素-2,并受到抗原呈递和组织来源因子的影响。应将这一过程与胸腺内调节性T细胞的发育区分开来,后者遵循不同的发育程序。活化的调节性T细胞本身可通过GARP呈递潜伏型TGF-β1,从而提供另一种控制其局部可利用性的方式。
TGF-β还参与炎症性及组织相关T细胞群体的发育。在常用的小鼠细胞培养体系中,TGF-β与白细胞介素-6共同作用,可支持细胞向产生IL-17的辅助性T细胞分化,而不同的细胞因子组合则可能促使细胞走向其他分化结局。人类的分化途径与在小鼠体系中重建的途径并不完全相同。这种情境依赖性解释了为何仅用“抗炎”来描述TGF-β并不全面:它既能抑制某些免疫功能,又能促进参与屏障防御和炎症的细胞群体形成。
在黏膜表面,TGF-β可促进B细胞向免疫球蛋白A的类别转换重组;免疫球蛋白A是肠道及其他黏膜分泌物中发挥核心作用的一类抗体。这一反应需要激活信号及其他细胞因子的协同参与,而非单靠TGF-β即可实现。在肠道中,表达αvβ8的树突状细胞能够激活潜伏型TGF-β,并帮助塑造局部T细胞反应。将激活过程限制在特定的细胞接触处或组织部位,有助于解释为何这种潜伏型细胞因子虽广泛分布,其免疫效应却具有高度的局部性。
TGF-β能够抑制自然杀伤细胞和CD8 T细胞的细胞毒性程序,包括抑制某些杀伤相关分子的表达。它还影响巨噬细胞的行为、树突状细胞的功能以及组织驻留淋巴细胞的功能程序。这些作用可保护健康组织免受过度免疫损伤,但类似机制也可能限制免疫系统对肿瘤的攻击。因此,TGF-β的免疫调节作用不仅取决于该细胞因子的含量,还取决于哪些细胞将其激活、哪些细胞接收信号,以及周围组织处于健康、感染、损伤还是恶性病变状态。
创伤修复与纤维化疾病
正常的创伤修复需要炎症反应、细胞迁移、新基质沉积和重塑等过程协调进行。TGF-β参与其中的每一个过程。血小板内储存着大量TGF-β1,并在活化时将其释放;募集而来的免疫细胞和局部基质细胞也是TGF-β的来源。这些来源的TGF-β能否产生生物学效应,取决于潜伏态配体后续的活化。TGF-β可影响细胞募集和迁移,促进成纤维细胞活动,并帮助以临时性基质替代受损组织,这些基质随后会经历重组。
在成纤维细胞中,TGF-β通常会增加胶原蛋白、纤连蛋白及其他细胞外基质成分的生成。它还可通过改变参与基质周转的酶及其抑制因子的表达,促进基质积累。在适当的力学和生化条件下,TGF-β可促进成纤维细胞分化为具有收缩能力的肌成纤维细胞,其常见特征是α-平滑肌肌动蛋白表达增加,以及应力纤维形成。这些细胞有助于伤口收缩,但其持续存在与过度瘢痕形成有关。
当基质生成与重塑持续失调,导致结缔组织积累并破坏正常器官结构时,就会发生纤维化。TGF-β是肺、肝、肾、皮肤及其他器官纤维化反应的核心参与者。产生基质的细胞因组织而异:活化的肝星状细胞是肝纤维化中基质的主要来源,而在许多肺脏和肾脏纤维化情境中,组织驻留的成纤维细胞群发挥着重要作用。共同的信号传导特征并不意味着所有纤维化疾病都具有相同的起始病因或细胞组织方式。
力学反馈可使纤维化持续。随着胶原蛋白积累和基质硬度增加,细胞可对周围环境施加更大的牵引力。在存在适当整合素及锚定于基质的潜伏态复合物时,这会进一步促进TGF-β活化。由此产生的信号又会促进更多基质沉积并增强细胞收缩能力。持续性损伤、炎症介质和基质周转的改变与这一循环相互作用;仅凭TGF-β并不能解释疾病进展的所有环节。
对于上皮-间质转化(EMT)与纤维化之间的关系,需要格外审慎。受损的上皮细胞可能获得部分间质特征,改变其分泌行为,并促成有利于纤维化的环境。然而,这并不能证明它们在体内会成为产生胶原蛋白的主要成纤维细胞群。早期解释主要依据培养细胞或组织切片中标志物表达的重叠,而遗传谱系追踪研究限定了这些解释的适用范围。
不同TGF-β亚型对修复和瘢痕形成的影响也可能不同,但将其简单划分为“促纤维化的TGF-β1”和“抗纤维化的TGF-β3”并不恰当。各亚型的作用取决于作用时机、剂量、组织及递送方式。由于TGF-β也有助于正常修复和免疫调节,阻断这一通路不仅会影响病理性基质积累,也会影响生理过程。
肿瘤抑制与癌症进展
TGF-β与癌症有着双重关系。在许多正常上皮细胞和处于肿瘤形成早期的上皮细胞中,它可抑制增殖、促进分化或诱导细胞死亡。这些作用能够阻碍肿瘤发生。然而,随着病情进展,癌细胞可能不再对抑制生长的程序敏感,却仍保留对TGF-β的其他反应。即使恶性细胞本身存在受体信号传导缺陷,周围的基质细胞和免疫细胞仍可能对TGF-β保持反应。
遗传改变为TGF-β的肿瘤抑制功能提供了直接证据。在DNA错配修复缺陷的结直肠癌中,TGFBR2经常发生破坏性变异,部分原因是该基因内的一段重复序列容易发生移码突变。SMAD4是一种肿瘤抑制基因,在胰腺导管腺癌及部分其他癌症中常发生失活。这些改变可使经典信号通路的重要组分失去功能,但其后果取决于肿瘤中同时存在的其他改变。
一旦癌细胞绕过增殖抑制机制,TGF-β便可能促进侵袭行为。在对其有反应的癌细胞中,TGF-β可诱导部分或更广泛的上皮—间质转化(EMT)相关程序,改变细胞黏附,并增强细胞运动能力。它还会作用于肿瘤微环境中的成纤维细胞、血管细胞和免疫细胞。癌症相关成纤维细胞可能增加基质沉积和重塑,既改变组织的物理性质,也改变信号分子的可利用性。这些效应在不同肿瘤类型之间,甚至在同一肿瘤的不同区域之间,都并不一致。
免疫抑制是另一项主要机制。TGF-β可降低细胞毒性淋巴细胞的功能,并影响富含成纤维细胞的基质的组织结构,而这类基质与T细胞接近恶性细胞受限有关。这为研究TGF-β通路抑制与免疫检查点阻断的联合治疗提供了机制依据。不过,存在TGF-β相关的表达特征,并不意味着每个肿瘤都会对通路抑制作出反应。相关配体的来源、介导其活化的细胞群,以及免疫细胞能否抵达肿瘤,都至关重要。
“TGF-β悖论”一词有时被用来描述其在癌症中看似相反的作用,但更恰当的理解是,这些作用取决于肿瘤所处的阶段和具体的细胞或组织区室。同一种配体可以抑制某类细胞的增殖,同时促进另一类细胞产生基质或发挥免疫抑制作用。肿瘤细胞的受体突变、基质活化以及局部区域内的配体活化可以同时存在。
这种复杂性也限制了对生物标志物作简单解读。血液或组织中较高的TGF-β总量,并不能直接反映恶性细胞中活跃的信号传导。同样,磷酸化的SMAD2或SMAD3表明某一共用信号分支处于活跃状态,而不能证明某种特定的促肿瘤机制正在发挥作用。解读此类检测结果时,必须考虑细胞类型、基因组改变及空间背景。
实验测定与治疗性靶向干预
TGF-β研究需要区分配体含量、配体活化、受体结合和生物学反应。免疫测定通常先经酸处理,使成熟细胞因子从潜伏复合物中释放,再测量TGF-β总量。不经活化处理的测定旨在评估活性配体,但样本处理方式和测定设计可能显著影响结果。血液测定对血小板释放尤其敏感:血清形成涉及凝血过程,与精心制备的贫血小板血浆相比,这一过程可使测得的TGF-β1水平大幅升高。
基于细胞的报告基因测定可从功能层面衡量信号传导活性。一种常用设计是将编码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1的SERPINE1基因中对TGF-β有响应的调控序列,与荧光素酶等报告基因相连接。其他测定则检测SMAD依赖性转录、受体近端磷酸化或内源性靶基因的变化。没有任何一种测定能涵盖该通路的所有方面。报告基因的响应可能取决于测定所用细胞的受体组成,而靶基因的变化则可能综合反映多条通路的信号。
免疫印迹、免疫组织化学及相关方法广泛用于检测磷酸化的SMAD2和SMAD3。它们能为通路活性提供有用证据,但并非TGF-β特异性指标,因为激活素及某些相关配体也能激活同一SMAD分支。反过来,某一取样时间点未检测到较强的磷酸化信号,也不能排除此前曾出现短暂响应。遗传学扰动、配体特异性阻断和受体选择性实验有助于区分这些可能性。单细胞和空间分析方法还能进一步揭示复杂组织中哪些细胞产生配体、表达配体活化所需的分子机制组分,以及对信号作出响应。
在人类疾病中开展研究的治疗策略包括中和配体的抗体、基于可溶性受体的配体捕获剂、小分子受体激酶抑制剂,以及针对潜伏配体活化过程的药物。Fresolimumab是一种为中和哺乳动物三种TGF-β亚型而开发的抗体。Galunisertib则是一种研究性ALK5激酶抑制剂。这些策略作用于不同层面:中和活性配体,并不等同于在特定组织部位阻断其活化,也不等同于抑制介导局部多个来源配体信号的受体。
选择性是一个核心问题。全身性抑制该通路可能干扰免疫反应的制约、上皮稳态、血管生物学过程和伤口修复,而局部或活化特异性干预则旨在限定受影响的信号来源与范围。抑制ALK5的实验性化合物在相关浓度下也可能抑制其他相关激酶,因此需要谨慎判断药理学结果应归因于何种作用。同样,在整个发育过程中敲除某个受体,可能产生不同于成年期暂时抑制该受体的后果。
因此,对临床结果的解读取决于疾病背景、分子靶点、药物暴露情况,以及具体干预所提供的证据。循环标志物水平或组织信号传导读数下降,所证明的终点不同于器官功能改善、肿瘤进展延缓或生存期延长。针对TGF-β靶向药物的研究会区分这些药效学效应与临床结局,并考察通路抑制是否作用于预期的细胞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