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大细胞是一种富含颗粒的白细胞,主要驻留于组织中,通过释放生物活性物质来响应环境、感染及生理信号。肥大细胞在上皮表面下方以及血管和神经附近尤为丰富,因此处于机体与外界环境交接的位置。它们释放的物质包括组胺、蛋白水解酶、脂质介质和信号蛋白,能够迅速改变血管通透性、平滑肌活动及其他免疫细胞的行为。
肥大细胞属于固有免疫系统,同时也是连接适应性免疫的重要桥梁。其表面的免疫球蛋白E(IgE)高亲和力受体,使抗原特异性抗体能够触发即时反应。这一机制是许多过敏反应的核心环节,包括某些类型的严重过敏反应。肥大细胞的其他反应不依赖IgE,可由微生物产物、补体片段、某些药物以及组织损伤时释放的信号触发。
肥大细胞并非只是引起过敏的细胞。其发育、颗粒组成、受体表达及作用均随所在组织的环境而变化。它们参与某些类型的宿主防御、神经与免疫细胞之间的沟通,以及组织重塑。即使细胞数量没有增加,异常活化也可引起疾病;而克隆性增殖则会导致一组独特的疾病,统称为肥大细胞增多症。
发现、形态与细胞身份
德国医生兼科学家保罗·埃尔利希于19世纪70年代描述了肥大细胞,并在1878年有关组织染色的博士论文中对其进行了讨论。他将这些细胞命名为 Mastzellen,这个德语词与喂养或育肥有关,因为细胞质中醒目的颗粒让它们看起来营养格外充足。因此,这一名称反映的是早期对其外观的解释,而非现代生理学定义。20世纪的研究逐渐揭示,肥大细胞是组胺的主要来源,也是速发型超敏反应的效应细胞。
成熟肥大细胞在分离状态下通常呈圆形或卵圆形,但在组织中可呈细长形或不规则形。其直径通常约为10~20微米,随物种、所在组织及活化状态而有较大差异。通常呈圆形或卵圆形的细胞核周围分布着大量有膜包裹的分泌颗粒。在常规染色标本中,这些颗粒可能遮蔽细胞核。与某些循环中的粒细胞不同,正常成熟肥大细胞的细胞核通常不分叶。
肥大细胞在显微镜下的一项典型特征是异染性:甲苯胺蓝等染料可使颗粒呈现出不同于染液本身的颜色。这是因为颗粒内密集排列的带负电荷成分改变了与其结合的染料分子的光学特性。硫酸化蛋白聚糖,包括带有肝素链的蛋白聚糖,是产生这一特性的成分之一。电子显微镜下可见颗粒结构多样,有时具有致密核心、卷轴样纹理或晶体样排列。颗粒的外观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物种和所在组织,不能仅凭其外观作出完整的功能分类。
尽管肥大细胞与嗜碱性粒细胞都具有含组胺的颗粒和高亲和力IgE受体,但二者并不相同。嗜碱性粒细胞通常在血液中循环,细胞核分叶,寿命相对较短。肥大细胞通常在组织中完成成熟,并可在其中长期存留。这两类细胞由不同的发育程序产生,并非同一种成熟细胞分别处于循环和组织中的不同阶段。区分二者十分重要,因为实验中对嗜碱性粒细胞活化的测量并不能直接反映肥大细胞的行为。
现代鉴定方法将形态学观察与分子标志物检测相结合。大多数人类肥大细胞高表达KIT受体(又称CD117),并含有颗粒蛋白酶类胰蛋白酶。对这两种标志物的解读都不能脱离具体背景:其他细胞群也可表达KIT,而未成熟或异常的肥大细胞可能呈现不寻常的染色模式。综合组织位置、颗粒形态、受体表达,以及必要时的分子检测结果,比依赖单一标志物更能可靠地确定细胞身份。
在组织中的发育与维持
肥大细胞属于造血系统,但成熟细胞主要驻留在组织中,而非在血液中循环。其前体细胞通过造血过程产生,并在尚未完全成熟时进入外周组织。随后,局部信号决定其存活、成熟、颗粒组成及反应性。这与许多其他白细胞不同,后者在离开骨髓时,大部分成熟表型就已形成。
肥大细胞发育的一条核心通路涉及干细胞因子及其受体——KIT受体。KIT是由 KIT 基因编码的受体酪氨酸激酶。干细胞因子与受体结合后,可促进受体二聚化,并激活支持细胞增殖、存活、迁移和分化的信号通路。基质细胞、上皮细胞及其他组织成分可提供膜结合型或可溶性干细胞因子。在若干KIT信号传导受损的小鼠品系中,肥大细胞严重缺乏,这表明了该通路的重要性。
肥大细胞的发育也受到转录程序的调控。转录因子GATA2和MITF在确立或维持肥大细胞身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他调控因子则影响肥大细胞与相关血细胞谱系共有的发育命运选择。细胞因子会调节这些程序,而不是充当可相互替代的生长信号。白细胞介素-3广泛用于在体外培养中诱导小鼠骨髓来源的肥大细胞,但这一培养体系无法重现成熟人类组织肥大细胞的全部特征。人类肥大细胞的培养通常高度依赖干细胞因子,而且往往需要数周才能形成丰富的颗粒。
发育谱系研究,尤其是小鼠研究,使“所有成年肥大细胞都由成年骨髓持续补充”这一旧有观点变得更为复杂。胚胎祖细胞可在出生前定植于组织,部分细胞群则通过局部维持而长期存续。成年期来源的祖细胞会补充其他组织中的肥大细胞群,并可在炎症或组织更替过程中发挥尤为重要的作用。胚胎来源、成年期募集和局部增殖三者的相对贡献因组织而异。在人体中直接追踪对应的过程更为困难,因此不能将小鼠的谱系关系简单套用于人类细胞群。
肥大细胞一旦在组织中定植,就会持续响应周围环境。来自成纤维细胞、上皮、神经及邻近免疫细胞的信号,可改变其受体表达和介质含量。有些细胞群寿命相对较长,另一些则随着炎症而扩增或缩减。肥大细胞在活化后不一定会死亡:它可以补充颗粒,再次作出反应。因此,肥大细胞的数量反映的是前体细胞进入组织、局部分裂、存活及细胞丢失等多个过程,而非仅由骨髓中的生成速率决定。
组织分布与功能多样性
肥大细胞分布于皮肤、呼吸道黏膜和胃肠道等与外界环境接触的组织中,占据着重要的防御位置。它们也存在于血管、腺体和周围神经周围的结缔组织中。这种分布使它们既能敏锐感知穿过上皮屏障进入体内的物质,也能感知组织损伤或神经活动改变等内部变化。正常情况下,外周血中很少见到成熟肥大细胞,而不同解剖部位的肥大细胞密度差异很大。
传统上,人肥大细胞按其所含的蛋白酶分类。 类含有类胰蛋白酶,但几乎不含或检测不到类糜蛋白酶; 类细胞则同时含有类胰蛋白酶和类糜蛋白酶,通常还表达羧肽酶A3等其他蛋白酶。以类胰蛋白酶为主的细胞在多种黏膜部位较为常见,而同时含有这两种主要蛋白酶的细胞则大量存在于皮肤和其他结缔组织中。这些分布模式有助于描述总体倾向,但并非严格的分类界限。疾病、局部细胞因子和成熟状态都可能改变蛋白酶的表达。
人们熟悉的结缔组织型与黏膜型肥大细胞之分,主要源于啮齿动物研究。在小鼠中,这两类细胞在颗粒内的蛋白聚糖、蛋白酶谱、生长需求以及对特定刺激的反应方面均有差异。结缔组织型肥大细胞通常含有富含肝素的颗粒,而黏膜型肥大细胞的糖胺聚糖组成则有所不同。人类按蛋白酶划分的类别与啮齿动物的这些类别仅部分对应。将两者视为完全等同,可能导致对药物反应或免疫功能作出错误判断。
肥大细胞的差异远不止于颗粒内的酶。人皮肤肥大细胞往往大量表达MRGPRX2,这种受体可对多种带正电荷的肽和药物产生反应。在其他组织中,其表达水平及功能重要性有所不同。肥大细胞对补体片段、细胞因子、神经肽和微生物信号的受体表达也各不相同。因此,两个组胺含量相近的肥大细胞,可能对同一种刺激作出截然不同的反应。
采用RNA测序(包括单细胞测序方法)的研究发现,与组织相关的基因表达状态远比二分类体系所呈现的更为复杂。有些差异反映了稳定的发育或解剖部位特化,另一些则反映了短暂的激活状态或对疾病的适应。技术操作同样会产生影响,因为组织消化和细胞分离可能改变基因表达,或使某些细胞更容易被分离出来。因此,有意义的描述应明确物种、解剖部位、分离方法以及所测量的特征。“肥大细胞”指的是一种可辨识的细胞谱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中每个细胞都具有相同的受体、颗粒内容物或生物学效应。
刺激识别与激活通路
研究最为透彻的肥大细胞激活通路始于与细胞膜上高亲和力受体 FcεRI 结合的 IgE。IgE 由分化后的B细胞产生,即使未发生反应,也可持续与受体结合。适当的多价抗原会将相邻的受体结合型 IgE 分子聚集到一起,使 FcεRI 复合物聚集。受体被占据本身并不等同于激活:受体聚集的空间构型和程度,以及细胞的信号传导状态,都会影响其反应。
FcεRI 信号传导涉及受体相关激活基序的磷酸化,以及酪氨酸激酶 SYK 等酶的募集。下游信号传导会激活磷脂酶 C,产生细胞内信使,促使细胞内钙库释放钙,并促进钙经膜通道进入细胞。钙浓度变化与蛋白激酶通路及细胞骨架协同作用,支持颗粒运输及其与质膜的融合。其他信号分支则激活转录因子,诱导细胞因子产生。因此,即时分泌与后续基因表达是相互关联、但可以彼此分离的两类输出。
颗粒内容物的快速释放称为脱颗粒。这一过程可以是单个颗粒与细胞表面融合,也可以是颗粒之间先相互融合,再排出内容物。肥大细胞也可以选择性地释放某些产物,而不发生大范围、协调一致的颗粒内容物排空。某种刺激可能强烈诱导细胞因子合成,却只引起少量组胺释放;另一种刺激则可能引起快速分泌,同时产生不同组合的新合成介质。因此,如果不明确说明所测量的反应,仅将细胞描述为“已激活”并不完整。
若干通路不依赖 IgE 发挥作用。补体系统的组分,尤其是 C3a 和 C5a,可通过各自的受体激活对其有反应的肥大细胞群体。Toll样受体及其他识别系统能够检测微生物分子,并可在不出现典型即时脱颗粒模式的情况下诱导炎症相关基因表达。细胞外 ATP、组织来源的细胞因子和神经肽也可提供额外信号。白细胞介素-33 在组织应激时释放或暴露,通过 ST2 受体发挥作用,并可在适当条件下增强肥大细胞反应。
MRGPRX2 是一种G蛋白偶联受体,可解释某些无需预先经 IgE 致敏即可发生的、针对阳离子药物和肽的快速反应。其在小鼠中的对应受体 MrgprB2 对配体的反应特性与之相似,但并不完全相同。抑制性受体和细胞内磷酸酶也会提高激活阈值,限制细胞激活。因此,细胞最终表现出的行为反映了正、负信号的整合,而不是对遇到的每一种配体都自动作出反应。这种信号传导的多样性有助于解释,为何某种物质能在一种组织、物种或实验制备条件下激活肥大细胞,却在另一种情况下几乎不起作用。
储存的介质与新合成的产物
肥大细胞介质的储存位置、产生速度和作用持续时间各不相同。受到强烈刺激后,颗粒中预先形成的成分可在数秒至数分钟内释放。脂质介质由来源于细胞膜的前体迅速合成,而许多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则需要经过转录、翻译和分泌,耗时较长。这些阶段相互重叠,而且某些细胞因子也可预先形成并储存。因此,整体反应是多种物质共同作用且不断变化的结果,而非某一种物质单独发挥作用。
组胺是最广为人知的颗粒介质。它通过不同的组胺受体发挥作用,可增加血管通透性、促进血管扩张、刺激感觉神经,并影响平滑肌和腺体分泌。其作用取决于受体的分布:组胺在皮肤血管、气道和感觉神经中的信号作用并不相同。由于组胺会被迅速代谢,且其他细胞也能产生组胺,因此将其测定结果用作肥大细胞活性的特异性指标存在局限。
颗粒中的蛋白酶包括类胰蛋白酶、糜蛋白酶和羧肽酶A3。这些酶可切割细胞外蛋白质、加工信号分子,并改变细胞外基质的成分。它们产生的效应取决于底物的可用性、局部抑制因子,以及酶是否仍与颗粒物质结合。蛋白聚糖有助于将这些带正电荷的蛋白质包装在颗粒内,并维持其稳定。尽管肝素作为药物使用时具有强大的抗凝作用,但肥大细胞颗粒中含有肝素,并不意味着肥大细胞普遍承担全身性抗凝细胞的功能。
新合成的脂质产物包括前列腺素D₂和半胱氨酰白三烯,尤其是白三烯C₄及其在细胞外形成的代谢产物。这些物质由花生四烯酸经不同的酶促途径生成。前列腺素D₂可影响血管反应,并募集携带相应受体的炎症细胞。半胱氨酰白三烯可促进支气管平滑肌收缩、黏液分泌和血管渗漏。在最初一波组胺释放减弱后,它们的生物学作用仍可能持续。
肥大细胞还会根据具体环境产生多种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包括肿瘤坏死因子以及吸引或调节其他白细胞的介质。有些产物促进炎症,另一些则可限制特定的免疫反应。小鼠肥大细胞通常含有大量血清素,但在典型的人体肥大细胞中,血清素并不是同样占主导地位的介质。解读动物实验结果时,这类物种差异十分重要。任何一份介质清单都无法涵盖所有肥大细胞群体;在培养细胞中检测到某种介质,也不能证明它在完整的人体组织中会以具有生物学意义的浓度释放。
宿主防御、组织修复与神经免疫交流
肥大细胞位于上皮屏障下方,且能迅速释放介质,因此可在感染早期作出反应。血流增加、血管通透性升高以及趋化因子生成,可促进中性粒细胞和其他效应细胞的募集。在某些实验性感染中,肥大细胞产物能增强局部对病原体的控制,或影响后续免疫应答的形成。但这些作用并不总是具有保护性:过度的血管渗漏或炎症放大也可能导致组织损伤。
对寄生蠕虫的免疫是一个已有充分实验研究的领域。在多种小鼠模型中,肠道肥大细胞的扩增和活化会促使上皮通透性发生变化、促进黏液相关反应以及蠕虫排出。其中,与2型免疫通路的相互作用十分重要,包括与白细胞介素4、9和13相关的信号。肥大细胞的贡献因寄生虫种类和感染阶段而异。因此,肥大细胞参与某些抗蠕虫应答,但并非针对所有寄生虫都有效、或单独就足以发挥作用的防御机制。
肥大细胞蛋白酶能够修饰毒素和内源性肽。实验研究表明,某些特定蛋白酶可降解特定的毒液成分或毒性肽,并在特定动物模型中提高存活率。然而,在其他情境下,同样的蛋白质切割能力若破坏了保护性屏障或调节分子,也可能造成危害。针对某一种毒液、剂量或暴露途径所观察到的保护作用,不能推广到所有毒液中毒情形。酶作用的生化底物和酶释放的时机都很重要。
在受损组织中,肥大细胞与成纤维细胞、血管细胞及基质蛋白相互作用。它们释放的介质可影响血管形成、基质降解、成纤维细胞活性以及胶原蛋白沉积。这些过程使肥大细胞与伤口修复和纤维化联系起来,但不同器官和疾病模型中的实验结果存在显著差异。仅凭纤维化组织中肥大细胞数量增加,并不能认定它们启动或维持了纤维化。它们可能是驱动因素、调节因素,也可能只是被那些同样影响其他组织细胞群的信号募集而来的细胞。
肥大细胞也参与与神经系统的交流。它们常位于感觉神经末梢附近,而这些神经末梢能对组胺、蛋白酶和脂质介质作出反应。反过来,神经肽也能改变肥大细胞的行为,从而形成局部反馈回路。这些相互作用参与瘙痒的发生机制,也可影响疼痛和神经源性炎症。肥大细胞还可通过可溶性介质及局部依赖接触的过程,影响树突状细胞、T细胞及其他免疫细胞群。与其将肥大细胞的作用视为一种固定的炎症功能,不如将其理解为在组织交界处随具体环境变化而发挥的协调作用。
IgE介导的过敏与速发型超敏反应
在IgE介导的过敏中,免疫系统会对某种物质产生免疫应答,而这种物质在通常的暴露水平下往往是无害的。在致敏过程中,过敏原特异性B细胞在适当的T细胞信号作用下发生抗体类别转换,并产生IgE。随后,IgE与肥大细胞上的FcεRI结合。致敏可能在没有明显症状的情况下发生,而且仅凭存在过敏原特异性IgE,并不能确定接触该过敏原后就会出现临床疾病。
再次接触时,能够使相应IgE分子发生交联的过敏原可触发肥大细胞的分泌反应。局部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接触部位。在皮肤中,介质释放可引起瘙痒性风团及其周围的红斑。在鼻腔中,介质释放可促使打喷嚏、分泌物增多和鼻塞。在下呼吸道中,支气管收缩、黏液产生以及炎症细胞募集可妨碍气流通过。肥大细胞参与多种类型的哮喘,但哮喘具有异质性,不能将其归结为单一细胞类型的作用,也不能认为它完全依赖于IgE介导的机制。
过敏反应的早期相在数分钟内出现,体现了预先形成的介质和迅速合成的介质的作用。在随后的数小时内,随着趋化因子、细胞因子和血管变化募集更多细胞,包括嗜酸性粒细胞和T细胞,可能出现晚期相。持续接触过敏原可改变组织结构及其反应性。肥大细胞既可启动这些过程,也可放大这些过程,而上皮细胞、淋巴细胞及其他固有免疫细胞还通过其他途径参与其中。因此,慢性过敏性炎症远比单纯反复释放组胺更为复杂。
全身性过敏反应是一种迅速发生的全身性超敏反应,可累及多个器官系统,包括循环系统和呼吸道。肥大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释放的介质可导致广泛的血管渗漏、血管张力丧失、支气管收缩及其他异常。许多病例由IgE介导,但其他机制也可引发临床表现相似的反应。反应的严重程度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诱因、暴露途径、基础疾病以及生理性辅助因素;不能仅凭循环中过敏原特异性IgE的含量来推断。
并非所有常见的肥大细胞相关皮肤病都由外源性过敏原引起。例如,慢性自发性荨麻疹表现为反复出现风团、血管性水肿,或两者兼有;部分患者的发病与影响IgE–FcεRI通路的自身免疫机制有关。不同治疗方法体现了这一生物学过程的不同作用层面:组胺受体拮抗剂可阻断某些介质效应,而抗IgE抗体则改变IgE的可利用性,并可降低FcεRI的表达。这些机制并不意味着每次对此类治疗产生应答都能指向某个单一病因,也不意味着所有肥大细胞介质都会受到同等程度的阻断。
肥大细胞增多症与肥大细胞活化障碍
肥大细胞增多症是一组以肥大细胞克隆性积聚为特征的疾病。皮肤型主要累及皮肤,而系统型则累及皮肤以外的组织,常见受累部位包括骨髓。临床表现可由介质释放、组织浸润或两者共同引起。儿童皮肤型疾病与成人系统型疾病的典型表现模式不同,仅凭是否存在皮损,无法确定疾病累及的全部范围。
采用足够灵敏的检测方法时,可在大多数系统性肥大细胞增多症成人患者中检出 KIT 活化突变,尤其是 D816V 替换。该突变会改变 KIT 信号传导,促进细胞异常存活或增殖。还可能出现其他遗传改变,在进展期疾病或伴有血细胞肿瘤时尤为常见。疾病分类区分了相对惰性的类型与伴有器官损伤的进展期类型,同时也将肥大细胞白血病以及伴有其他血液肿瘤的类型列为独立类别。突变检测具有参考价值,但必须结合组织形态学及其他检查结果进行解读。
系统性肥大细胞增多症的诊断依据是组织学与实验室标准的组合,而不是某一孤立症状或单项血液检查结果。相关发现包括肥大细胞致密聚集、细胞形态不典型、KIT 活化突变,以及 CD25、CD2 或 CD30 等标志物的异常表达。基础血清类胰蛋白酶持续升高也是一项诊断标准,但其适用有重要的限定条件。主要分类机构发布的诊断框架在某些细节上存在差异,包括如何处理伴发肿瘤以及导致类胰蛋白酶升高的遗传性因素。
肥大细胞活化综合征是指符合共识规定的临床、生化及治疗反应标准,且被认为由介质不当释放引起的反复全身性发作。其核心生化标准之一是发作相关的血清类胰蛋白酶水平升高,超过个体自身的基线水平。常用阈值为
该公式兼顾了基线值偏低和偏高的情况。采样时间很重要,因为在许多全身性活化事件后,类胰蛋白酶水平会先升高,随后下降。基线正常不能排除全身性过敏反应,而基线持续偏高也不能证明存在持续活化。
活化障碍可能与克隆性肥大细胞群体有关,也可能继发于过敏等可识别的诱因,或经评估后仍无法明确原因。活化障碍并不等同于肥大细胞增多症。遗传性 α-类胰蛋白酶血症是基础类胰蛋白酶水平升高的另一种原因,由 TPSAB1 中编码 α-类胰蛋白酶的序列拷贝数增加所致;其本身不能确立肥大细胞增多症或肥大细胞活化综合征的诊断。被归因于介质释放的症状与许多其他疾病的症状重叠,因此,客观证据和明确的诊断标准对于区分这些疾病至关重要。
实验方法与结果解读的局限
研究肥大细胞的方法包括组织学观察、细胞培养、介质测定、分子谱分析和动物模型。针对类胰蛋白酶、KIT及其他标志物的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可确定肥大细胞在组织中的分布,并识别异常分布模式。流式细胞术可对分离出的细胞进行多参数表征,包括检测克隆性疾病中的异常表面标志物。每种方法都会损失一部分信息:组织染色保留了空间关系,但可检测的特征有限;细胞分离则便于开展详细分析,却破坏了原有环境。
功能实验通常通过测定组胺或β-氨基己糖苷酶的释放,来反映颗粒分泌情况。钙成像用于检测早期信号传导,免疫测定和脂质分析则用于定量测定特定的分泌产物。这些检测指标不能相互替代。细胞可能释放细胞因子,却没有明显释放β-氨基己糖苷酶;分泌减少也可能反映细胞受损,而非某条活化通路受到特异性抑制。因此,要进行有意义的比较,就必须关注细胞活力、刺激强度、孵育时间以及所测定的具体介质。
培养细胞有利于控制实验条件,但也会引入发育方面的偏差。小鼠骨髓来源的肥大细胞易于获得,实验重复性好,却不能充分代表所有成熟的组织肥大细胞群体。人肥大细胞可由血液中的祖细胞或其他来源的祖细胞培养获得;原代组织肥大细胞则保留了部分部位特异性特征,但更难获取和维持培养。永生化肥大细胞系可能携带影响信号传导的突变,也可能缺少正常细胞中存在的受体。因此,细胞系中的研究发现必须经过验证,才能用于解释正常人肥大细胞的生理功能。
动物研究以往高度依赖KIT信号传导缺陷小鼠。这些动物除肥大细胞缺乏外,还可能存在其他异常,包括其他血细胞群体及组织生理功能的变化。通过移植培养的肥大细胞进行重建,有助于解答某些问题,但未必能恢复其自然的解剖分布或发育历程。选择性更高的遗传性细胞清除系统可避免部分与KIT相关的混杂影响,但其特异性取决于所用启动子、目标组织及干预时机。多个互补模型得出一致结果,比单一缺陷品系中的结果更有说服力。
单细胞表达谱分析、空间分析方法和蛋白质组学分析,正日益将细胞状态与解剖学背景联系起来。尚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包括:人肥大细胞亚型的稳定性如何,实验中观察到的哪些防御功能会在人体自然发生的疾病中发挥作用,以及肥大细胞在何种情况下会促进而非抑制慢性炎症。肥大细胞在纤维化和癌症中的潜在作用尤其取决于器官、疾病阶段及其与其他细胞的相互作用。肥大细胞密度较高可能与某种结局相关,却不一定是该结局的原因。要厘清这些不同的可能性,研究必须区分细胞数量、活化状态、介质种类及空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