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细胞介素是细胞因子中一类沿用历史名称的分子,是调节细胞间通讯的信号蛋白质。白细胞介素影响免疫细胞的发育、存活、迁移和活性,同时也作用于上皮细胞、血管、结缔组织及其他器官。其名称最初指的是白细胞之间的通讯,但无论是产生白细胞介素的细胞,还是其作用对象,都不限于白细胞。
白细胞介素在免疫系统的组织协调中发挥核心作用。它们将固有免疫的快速应答与适应性免疫的抗原特异性应答联系起来,协调针对不同类别病原体的防御,并帮助抑制具有损伤性的炎症。它们还参与血细胞生成、组织修复以及生理屏障的维持。白细胞介素的产生或信号传导异常可促成遗传性免疫疾病、慢性炎症性疾病、过敏及某些癌症的发生发展。
“白细胞介素”这一名称并不代表单一的分子家族。以数字编号命名的白细胞介素包括结构、演化历史、受体及信号传导机制各不相同的蛋白质。因此,要理解其作用,就必须考虑具体的白细胞介素、相应受体、作出应答的细胞及其所处的生物学环境。
历史发展与命名
白细胞介素这一概念源于一系列实验,这些实验表明免疫细胞通过可溶性因子相互交流。20世纪50至60年代,研究人员发现,活化白细胞的培养液能够改变其他细胞的行为。在相关分子得到纯化之前,人们通常根据观察到的活性或推测的细胞来源为其命名。“淋巴细胞活化因子”“T细胞生长因子”“淋巴因子”和“单核因子”等术语都反映了这种实验研究思路。
1976年,多丽丝·摩根、弗朗西斯·鲁塞蒂和罗伯特·加洛报告称,利用条件培养基中的促生长活性,可使人T淋巴细胞持续生长。这项工作有助于确立这种后来被称为白细胞介素-2(IL-2)的因子的重要性。T细胞的长期培养由此成为研究淋巴细胞生物学的重要实验平台。然而,在培养液中测得的一种活性并不一定只对应一种分子:多种细胞因子可能产生相互重叠的效应,而一种细胞因子也可能影响多种细胞类型。
“白细胞介素”一词于1979年提出,旨在为参与白细胞间通信的可溶性介质提供统一的命名体系。IL-1涵盖了与淋巴细胞活化有关的活性,而IL-2则指促进T细胞生长的活性。此后,蛋白质纯化、互补DNA克隆和重组DNA技术使研究人员能够区分不同分子,并使用成分明确的试剂检验其活性。分子克隆还揭示,有些由不同研究者独立发现、以不同名称命名的因子,其实是同一种蛋白质。
这一编号体系主要记录的是命名历史,而非生物学上的层级关系。编号相邻并不意味着结构或功能相关。反过来,相关分子的名称也可能掩盖它们之间的联系:IL-4和IL-13共用重要的受体组分,并具有一些共同的生物学效应;IL-12和IL-23则共用一个蛋白质亚基。IL-1α和IL-1β是不同的蛋白质,但通过同一种主要信号受体传递信号。
并非所有细胞因子都属于白细胞介素。干扰素、肿瘤坏死因子、趋化因子以及若干集落刺激因子仍沿用各自的名称。一种分子获得白细胞介素编号,也不意味着关于其活性的所有主张都得到了同等充分的证实。有些分子最初仅通过有限的检测或特定实验系统得到表征。因此,现代论述会区分已获公认的分子身份与尚待证实的功能,尤其是在培养细胞或动物模型中的发现尚未在人类中得到验证时。
分子多样性与家族关系
对白细胞介素而言,按结构家族、受体使用情况或进化关系分类,通常比按编号分类更能揭示其特征。许多白细胞介素是相对较小的分泌蛋白,成熟多肽的分子量通常约为10—30千道尔顿,但糖基化、前体加工和多聚体组装也会造成显著例外。它们的生物学活性取决于三维结构、受体结合表面,有时还取决于是否与另一条蛋白质链结合。
一大类白细胞介素具有以四条α螺旋组成的螺旋束为核心的折叠结构。这一广泛的结构类别包含作用迥异的细胞因子,例如IL-2、IL-4、IL-6和IL-10。结构相似并不意味着使用相同的受体。IL-2属于使用共同γ链的受体共享类群,而IL-6则使用信号转导组分gp130。IL-10家族包括IL-10本身,以及几种对上皮组织作用尤为显著的细胞因子。
IL-1家族具有不同的结构,其特征是β三叶草折叠。该家族包括IL-1α、IL-1β、IL-18、IL-33和IL-36类细胞因子,以及相关的拮抗性或调节性分子。其中数种成员充当感染、细胞应激或组织损伤的信号。它们的活性通常受蛋白水解加工或受调控的释放过程控制,但各家族成员的具体机制存在很大差异。
IL-12家族说明,白细胞介素的分子身份可以取决于亚基的组合。IL-12由p35链和p40链组成,而IL-23则由p19链和同一种p40链组成。IL-27由p28和EBI3组成。亚基共享不仅形成了生物学上的关联,也为选择性或联合阻断治疗提供了机会。针对p40的抗体可同时抑制IL-12和IL-23,而针对p19的抗体则选择性地靶向IL-23。
IL-17家族的结构独特,其中的蛋白质通常以二聚体形式发挥作用。IL-17A和IL-17F既可形成同源二聚体,也可形成IL-17A–IL-17F异源二聚体。IL-25又称IL-17E,也属于这一家族,但它所促进的免疫反应模式与IL-17A和IL-17F不同。这说明,同属一个家族并不意味着功能相同。
白细胞介素的活性也可能取决于翻译后修饰。糖基化可影响稳定性、分泌或清除,而二硫键有助于稳定许多细胞外细胞因子的结构。因此,天然制剂与重组制剂之间的差异可能影响实验测量结果,但并不改变白细胞介素本身的分子身份。
产生、加工与空间调控
白细胞介素的产生受到多个环节的调控:相关基因的激活、其信使RNA的加工与稳定性、蛋白质合成、细胞内转运、蛋白水解介导的成熟以及释放。这些调控使细胞能够产生短暂的信号,而不是维持持续刺激。即使由同一细胞产生,不同白细胞介素也可能在不同环节受到调控。
例如,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识别微生物产物后,会启动涉及炎症性细胞因子表达的转录程序。在活化的T细胞中,T细胞受体与配体结合后,会与共刺激信号共同诱导促进IL-2转录的因子。钙依赖性信号、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及其他通路协同参与这一反应。因此,细胞因子的产生取决于多种信号的组合,而不是某个受体发生一次相互作用后就必然出现的结果。
许多白细胞介素经由内质网和高尔基体进入经典分泌途径。IL-1β是一个重要的例外。它最初被合成为无活性的前体,缺乏常规的分泌信号。在许多情况下,第一种刺激诱导前体表达,第二种刺激则激活炎症小体,这是一种能够激活半胱天冬酶-1的多蛋白复合物。半胱天冬酶-1将IL-1β前体加工为成熟形式,同时促进与其释放相关的过程。IL-18也可经历类似的加工,不过,其前体在多种细胞中是组成性存在的。
释放并不总是意味着由完整细胞通过经典途径进行分泌。IL-1α从受损细胞中释放后,可充当损伤相关信号。IL-33通常与某些上皮细胞、内皮细胞和基质细胞的细胞核相结合,并可在组织损伤后发挥信号作用。这些细胞因子常被称为警报素。不过,它们在细胞外的活性仍取决于其他调控机制,包括蛋白水解和化学失活;仅凭组织损伤本身并不能决定最终的生物学反应。
大多数白细胞介素通过自分泌或旁分泌信号在局部发挥作用:自分泌是指细胞对自身产生的物质作出反应,旁分泌则是指邻近细胞作出反应。细胞外结合、受体介导的摄取、降解以及组织的物理结构都会限制其作用范围。有些白细胞介素也能产生全身性效应。炎症期间释放的IL-6作用于肝脏,诱导急性期蛋白的产生,从而将局部扰动与全身反应联系起来。
空间呈递方式可能与浓度同样重要。IL-15经常由一个细胞上的IL-15受体α呈递给相邻细胞上的信号受体组分。这种机制称为反式呈递,可支持在空间上相邻的细胞之间进行通信;它不同于游离可溶性细胞因子在组织中均匀分布的简单模型。
受体与细胞内信号转导
白细胞介素通过与特异性受体或受体复合物结合来改变细胞的行为。受体的表达决定哪些细胞能够作出响应,而与受体相互作用的细胞内分子则决定如何将结合事件转化为基因表达、细胞存活、增殖或代谢的变化。因此,同一种白细胞介素在不同类型的细胞中可能产生不同的效应。
许多白细胞介素受体通过JAK–STAT信号通路传递信号。配体结合使受体相关的Janus激酶形成活性构象。这些激酶使受体上的位点及STAT蛋白发生磷酸化,随后STAT蛋白形成复合物,在细胞核内调控转录。JAK和STAT蛋白的不同组合有助于使细胞对不同细胞因子的响应有所区别。IL-2强烈激活STAT5,IL-4显著激活STAT6,而IL-6通常激活STAT3,不过这些信号通路都不局限于单一的分子途径。
共用受体组分使原本不同的细胞因子之间建立起功能联系。由IL2RG编码的共用γ链参与组成IL-2、IL-4、IL-7、IL-9、IL-15和IL-21的受体。IL-3、IL-5和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的受体则共用β链。IL-6家族中的多种细胞因子使用gp130。共用组分有利于协调调控,但并不意味着这些细胞因子可以相互替代:其他受体链、表达模式及信号传导的动态特征仍能维持各自的特异性。
IL-1家族和IL-17家族的受体采用不同的信号转导系统。IL-1受体含有胞内Toll/白细胞介素-1受体结构域,通常会募集衔接蛋白MyD88,进而激活NF-κB及其他炎症通路。IL-17受体则募集衔接蛋白ACT1,既能调控炎症相关信使RNA的转录,也能调控其稳定性。这些机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不能认为阻断某一细胞因子家族就能重现阻断另一家族的效应。
受体结构也会影响敏感性。高亲和力IL-2受体由IL-2受体α链(又称CD25)、IL-2受体β链和共用γ链组成。CD25能够捕获IL-2,但其本身并不承担主要的胞内信号传递功能。与仅具有传递信号的β链和γ链的细胞相比,表达完整受体复合物的细胞在更低浓度的IL-2下就能作出响应。
受体内化、磷酸酶、细胞因子信号转导抑制蛋白及抑制性反馈共同限制信号传导。可溶性受体则提供了另一层调控。可溶性IL-6受体可与IL-6形成信号复合物,激活那些表达gp130但缺乏膜结合型IL-6受体的细胞,这一过程称为反式信号转导。相比之下,其他一些可溶性受体主要结合细胞因子而不传递信号,可充当细胞外抑制因子。
固有免疫防御与炎症协调
白细胞介素将病原体识别与血管功能变化、白细胞募集、抗微生物活性及全身生理反应联系起来,从而组织固有免疫防御。它们通常不直接杀死病原体,而是调控遏制感染的细胞和组织,因此其产生的时间和部位至关重要。
IL-1 和 IL-6 是重要的早期炎症介质。IL-1 促进血管内皮活化,并诱导产生更多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帮助白细胞募集至受累组织。IL-6 刺激肝细胞产生 C 反应蛋白和纤维蛋白原等急性期蛋白。两者均参与发热相关通路。这些反应在感染期间可以发挥保护作用,但若过于强烈或持续过久,也会损伤组织。
IL-12 与 IL-18 协同刺激自然杀伤细胞和某些 T 细胞群产生干扰素-γ。干扰素-γ 可增强巨噬细胞的抗微生物功能,这是抵御某些细胞内病原体的重要防御环节。损害 IL-12 或干扰素-γ 信号传导的遗传性缺陷会增加对某些分枝杆菌及其他病原体感染的易感性,印证了这一通路的效力。不过,这一通路实际构成一个网络:IL-12 和 IL-18 的作用都取决于应答细胞的活化状态及周围信号。
IL-17A 和 IL-17F 在上皮屏障处尤为重要。它们刺激上皮细胞和基质细胞产生趋化因子及生长因子,以募集和支持中性粒细胞。这些反应有助于抵御细胞外细菌和真菌。影响 IL-17 免疫功能的遗传性异常可导致慢性皮肤黏膜念珠菌病,说明这一通路对于控制皮肤和黏膜表面的念珠菌具有重要意义。
其他白细胞介素则协调 2 型固有免疫反应。IL-25 和 IL-33 可激活 2 型固有淋巴样细胞,后者产生 IL-5 和 IL-13。这些信号促进嗜酸性粒细胞积聚、黏液产生以及与蠕虫感染相关的反应,也参与过敏性炎症。因此,同一调控回路在某种情境下可发挥有益的防御作用,在另一种情境下却可能促使疾病迁延。
固有免疫炎症反应本身也具有制约机制。由多种免疫细胞群产生的 IL-10,可抑制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活化的某些环节,包括炎症介质的产生。IL-1 受体拮抗剂与 IL-1 竞争结合受体,却不启动相应的信号传导。这些机制可限制附带的组织损伤,但其作用取决于时机:保护组织的抑制作用,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削弱抗微生物活性。
淋巴细胞发育与适应性免疫应答
从淋巴细胞的发育到持久免疫应答的维持,白细胞介素都对适应性免疫产生影响。它们与抗原识别、共刺激和细胞间相互作用协同发挥作用,而非取代这些过程。同一种细胞因子可能在某种情境下促进增殖,在另一种情境下促进分化,又在其他情境下促进存活或发挥调节作用。
IL-7支持淋巴细胞发育的重要阶段,并维持许多静息T细胞的存活。IL-15对自然杀伤细胞以及记忆性CD8 T细胞群体的稳态尤为重要。IL-2促进活化T细胞的扩增,同时也在维持调节性T细胞方面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些细胞高表达CD25,并有助于维持免疫耐受。因此,IL-2信号传导缺失可能导致免疫失调,而不仅仅是免疫应答减弱。
CD4辅助性T细胞的分化反映了细胞因子与谱系相关转录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IL-12有利于与干扰素-γ产生相关的1型辅助性T细胞应答。IL-4有利于2型辅助性T细胞分化,并激活依赖STAT6的细胞程序。IL-6、IL-1、转化生长因子-β和IL-23参与产生IL-17的T细胞的发育或维持,但其作用在不同物种和实验条件下存在重要差异。在多种炎症情境中,IL-23对维持致病性17型免疫应答尤为重要。
这些分类虽有用,却并非绝对。单个T细胞可以改变其分泌的细胞因子,而组织驻留细胞群体也可能兼具多种特征,无法归入简单的谱系图。细胞因子的作用还取决于靶细胞所处的发育阶段。某种白细胞介素可能促进早期分化,却对已经形成的效应细胞群体产生不同的影响。
白细胞介素还调节B细胞和抗体应答。IL-4有助于引导类别转换重组,使其转向特定抗体类别,包括人类的免疫球蛋白E。IL-21主要由滤泡辅助性T细胞产生,与抗原识别及其他信号协同作用,支持B细胞增殖、分化及生发中心反应。这些过程有助于亲和力成熟,并促进分泌抗体的浆细胞的产生。
在适宜的组织环境中,IL-6支持浆细胞存活;而IL-10尽管对炎症性髓系细胞具有抑制作用,却能促进B细胞的某些功能。这些例子体现了多效性,即一种细胞因子具有多种效应。它们也说明了为什么“促炎”和“抗炎”并不是完整的分类:必须结合靶细胞、所在组织及应答阶段,具体说明某种白细胞介素的作用。
屏障组织、修复与生理维持
白细胞介素的生物学作用并不限于循环中免疫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上皮表面及其下方的结缔组织既能产生白细胞介素,也能对白细胞介素作出反应。这些相互作用有助于维持肠道、皮肤、呼吸道以及其他暴露于微生物、机械应力和环境物质的屏障。
IL-22是主要以非造血细胞为靶细胞的一类细胞因子的代表。多种淋巴细胞群都能产生IL-22,而其功能性受体主要表达于上皮细胞及相关组织细胞。IL-22可激活多种细胞程序,增加抗微生物蛋白的产生、支持上皮细胞存活并促进再生。在肠道中,这些作用有助于将微生物群与下方组织隔开。不过,视疾病背景和伴随信号而定,持续的IL-22活性也可能促进上皮细胞异常增殖。
IL-17和IL-22常在屏障部位协同发挥作用,但两者的功能并不相同。IL-17通过上皮细胞和基质细胞产生的介质,有力地促进炎症细胞募集。IL-22则更直接地作用于上皮防御和修复程序。两者的联合作用有助于控制感染,但持续激活也可能促成炎症性皮肤病。最终结果部分取决于最初引发反应的扰动是否已被消除。
IL-13可影响黏液分泌、平滑肌活动和结缔组织重塑。这些作用有助于排出蠕虫,但持续的2型信号传导也与哮喘中的气道改变以及某些组织的纤维化过程有关。IL-4和IL-13可诱导巨噬细胞的替代性激活程序,改变其对组织损伤的反应,以及它们与成纤维细胞和细胞外基质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巨噬细胞状态具有异质性,并非单一、固定的类别。
IL-33在组织结构细胞与免疫细胞之间建立了另一种联系。某些基质细胞群和上皮细胞群表达IL-33,使组织受到扰动时能够激活携带其受体ST2的细胞。这些靶细胞包括2型固有淋巴细胞、肥大细胞以及部分调节性T细胞亚群。由此引发的反应可能参与修复、过敏性炎症或其他组织特异性过程。
白细胞介素还能影响远处的组织。收缩的骨骼肌可释放IL-6,进而影响代谢生理,说明与炎症相关的分子也参与非感染性信号传导。其生理效应取决于来源、持续时间、浓度以及伴随的介质。尽管涉及同一种细胞因子,运动期间的短暂升高并不等同于慢性炎症性疾病期间的持续产生。
遗传缺陷与疾病机制
人类遗传性疾病为特定白细胞介素通路具有不可或缺的功能提供了直接证据。这些疾病还表明,某条信号通路功能丧失可导致感染易感性增加、炎症失控,或两者兼有。具体表型取决于分子缺陷的类型,以及其他通路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代偿作用。
编码共同γ链的 IL2RG 基因发生致病性变异,可导致一种X连锁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由于该链是多种细胞因子受体的组成部分,这一缺陷会破坏多种与细胞发育和存活有关的信号。其典型表现包括T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发育严重受损,而B细胞数量可能维持正常,尽管其免疫功能存在缺陷。这是一种涉及共用受体组分的疾病,而不只是对IL-2的应答能力不足。
影响IL-12受体β1链的缺陷可损害机体对IL-12和IL-23的应答,并与分枝杆菌及某些其他病原体感染的易感性增加有关。相比之下,IL-10或其受体的功能丧失性缺陷可导致严重的极早发型肠道炎症。这些疾病说明,控制针对肠道环境的免疫应答十分重要,而非仅仅增强抗微生物应答。
IL-1活性过强是多种自身炎症性疾病的核心机制。NLRP3 基因的功能获得性变异可引起炎症小体异常激活,并增强IL-1β信号传导,导致冷吡啉相关周期性综合征。IL1RN 基因的致病性变异会造成内源性IL-1受体拮抗剂缺乏,引发生命早期的严重炎症。这些疾病有助于确立这样一种认识:先天免疫细胞因子信号失调,即使不涉及常规的抗原特异性自身免疫应答,也能驱动疾病发生。
在更常见的疾病中,白细胞介素通常在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网络中发挥作用。IL-23–IL-17轴在银屑病中起重要作用。IL-4和IL-13参与2型炎症性疾病的发生发展,包括特应性皮炎和部分类型的哮喘。IL-5支持嗜酸性粒细胞的生成和存活。IL-6参与类风湿关节炎中的全身性炎症和关节炎症。这些关联不仅得到受累组织中检测结果的支持,也得到针对特定通路的治疗效果的佐证。
仅凭细胞因子浓度升高并不能确立因果关系。这可能反映组织损伤、代偿性反应,或多条通路同时被激活。同样,一种细胞因子在同一器官中可能既发挥保护作用,也发挥致病作用。阻断IL-17可改善多种炎症性疾病,却可能使炎症性肠病恶化,凸显了保护肠道屏障的重要性。因此,必须针对每条通路及具体临床情境,分别明确其疾病机制。
治疗性靶向干预与工程化白细胞介素
针对白细胞介素的药物采用多种策略:补充细胞因子、阻断细胞因子本身、阻断其受体、模拟内源性拮抗剂,或抑制下游信号传导。这些方法的特异性各不相同。与靶向共用受体组分或细胞内激酶的药物相比,针对单一配体的药物所影响的通路可能更少。
重组 IL-2 又称阿地白介素,分别于 1992 年和 1998 年在美国获批用于治疗转移性肾细胞癌和转移性黑色素瘤。它能激发淋巴细胞的抗肿瘤活性,但高剂量治疗可能导致严重毒性,包括毛细血管渗漏综合征。IL-2 在效应 T 细胞与调节性 T 细胞中的作用截然不同,这促使研究人员开发工程化变体,以改变其受体结合特性、组织分布或体内存留时间。这些分子的设计目标是优先诱导特定的细胞应答,而非重现天然 IL-2 的全部效应。
靶向 IL-1 的药物展示了不同的抑制方式。阿那白滞素是一种重组 IL-1 受体拮抗剂。卡那单抗是一种针对 IL-1β 的抗体,而利纳西普则是一种以可溶性受体为基础、能够结合 IL-1 的融合蛋白。它们的分子靶点相互关联,但并不完全相同。IL-6 信号传导既可通过针对 IL-6 受体的抗体(如托珠单抗)加以抑制,也可通过针对 IL-6 本身的抗体(如司妥昔单抗)加以抑制。
共用亚基的存在,使研究人员能够选择范围更广或更窄的阻断方式。乌司奴单抗靶向 IL-12 和 IL-23 共有的 p40 亚基。靶向 IL-23 的 p19 亚基的药物则能抑制 IL-23,而不直接阻断 IL-12。司库奇尤单抗和依奇珠单抗靶向 IL-17A,而布罗达单抗靶向 IL-17 受体 A。这些差异决定了哪些配体的作用及信号传导相互作用会受到阻断。
2 型炎症通路提供了更多例子。美泊利珠单抗和瑞利珠单抗靶向 IL-5,而贝那利珠单抗靶向 IL-5 受体 α,并促进嗜酸性粒细胞耗竭。度普利尤单抗靶向 IL-4 受体 α,同时抑制 IL-4 和 IL-13 的信号传导。其作用机制源于这两种细胞因子共用受体的生物学特性,而非非特异性免疫抑制。
必须针对每种疾病和每种药物分别评估临床获益与风险。阻断白细胞介素可能削弱宿主防御,因为被靶向的通路也具有正常的保护功能。另一方面,即使某条通路与一种炎症性疾病密切相关,在另一种疾病中阻断该通路也未必有益。治疗效果需要通过随机对照试验、药理学研究及上市后观察来确立;仅有细胞因子浓度的变化并不能证明临床疗效。
实验测量与结果解读
对白细胞介素的研究可以在基因转录、蛋白质产生、受体结合、细胞内信号传导和生物学功能等层面开展。这些测量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检测到白细胞介素的转录本,表明相应基因正在表达,但不能证明具有活性的蛋白质已经分泌,也不能证明邻近细胞已经作出响应。
蛋白质浓度通常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或基于微球的多重检测法测定。这类方法能够定量检测血液、组织液或培养上清液中低浓度的蛋白质,但结果受到抗体特异性、校准标准品、样本处理方式以及其他分子干扰的影响。有些检测方法对结合态和游离态细胞因子的检测能力不同。可溶性受体或治疗性抗体既可能改变细胞因子的生物可利用性,也可能影响其在分析中的检出。
流式细胞术可用于识别产生细胞因子的细胞,并测量受体表达或细胞内信号传导情况。细胞内细胞因子染色通常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刺激,并使用分泌抑制剂,因此测得的是特定实验条件下的细胞因子产生情况,而不是原始组织中未经干预的活动状态。磷酸化敏感性检测可揭示细胞接触细胞因子后发生的STAT活化,有助于将受体表达与功能性响应联系起来。
功能性生物测定用于测量细胞增殖、存活、分化或抗微生物活性等结果。这些测定可以证实某种制备物具有生物活性,但不同细胞因子的效应相互重叠,使结果解读变得复杂。中和抗体、受体缺失细胞和遗传修饰生物有助于确定发挥作用的通路。每种方法都有局限:生殖系基因缺失可能改变发育过程,而急性阻断实验则可能不会影响此前已经建立的细胞程序。
RNA测序、单细胞技术和空间分析能够揭示复杂组织中哪些细胞表达细胞因子及其受体。这些方法表明,细胞因子的产生往往集中在少量细胞群中,而且在相邻微环境之间也可能存在显著差异。不过,转录本丰度低、表达持续时间短,以及RNA与蛋白质水平之间并不完全对应,都意味着需要辅以其他测量手段。空间上的邻近本身也不能证明细胞之间存在信息交流。
将实验模型中的发现推广至人类时,需要格外谨慎。不同物种在受体表达、免疫细胞发育以及细胞因子依赖性分化方面存在差异。实验室刺激所用的细胞因子浓度或组合可能不同于组织中的实际情况。人类遗传学研究、组织分析和受控的治疗性干预能够提供互补证据。最具说服力的机制解释,应将明确的细胞来源、具有生物活性的白细胞介素、携带相应受体且能作出响应的靶细胞、下游响应以及可测量的生理后果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