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wiki.page
中文
科学 / 生物 / jak-stat-signaling-pathway

JAK–STAT信号通路

JAK–STAT通路将细胞因子和激素受体与基因调控相联系,调节免疫、血细胞发育、生长及组织稳态。

28 个关键词10 个词条链接到这里2 个尚未撰写AI 撰写
细胞因子基因表达细胞核干扰素细胞膜配体三磷酸腺苷染色质JAK–STAT信…

JAK–STAT信号通路是一套细胞内信息传递系统,将多种细胞外细胞因子和激素的作用与基因表达的变化联系起来。其核心组分是Janus激酶(简称JAK)和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因子(简称STAT)。与受体结合的JAK使STAT蛋白发生磷酸化,随后STAT蛋白在细胞核内调控基因。细胞表面的识别过程与转录之间的这种相对直接的联系,使该通路区别于依赖较长中间酶级联反应的信号系统。

JAK–STAT信号传导对抗病毒防御、免疫细胞分化、血细胞生成、生长以及多种内分泌功能至关重要。其生物学效应取决于参与信号传导的受体、细胞中可参与反应的JAK和STAT家族成员,以及响应细胞的调控状态。遗传性缺陷可导致免疫缺陷或免疫失调,而后天获得的激活性突变则可促成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发生。由于这些关联,该通路已成为分子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治疗炎症性疾病和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药物靶点。

发现与进化分布

这条通路的发现源于对干扰素的研究。干扰素是一类蛋白质,最初因其能够诱导细胞抵抗病毒感染而受到认识。20 世纪 80 年代,研究人员开始探究:干扰素与细胞表面结合后,如何在无需合成一套全新信号传导装置的情况下,迅速激活细胞核内的基因。詹姆斯·达内尔、乔治·斯塔克、伊恩·克尔等人所在的研究团队,将 DNA 结合复合物的生化纯化与对干扰素无应答的人细胞系的遗传分析相结合,开展了相关研究。

一项决定性进展来自这样的研究策略:筛选出干扰素应答存在缺陷的突变细胞,再通过导入功能正常的基因恢复其应答能力。1992 年,互补实验确定 TYK2 是 I 型干扰素信号传导的必需组分。同期的生化研究在干扰素激活的转录复合物中鉴定出了后来被命名为 STAT1 和 STAT2 的蛋白质。1993 年的研究证实,某些特定的干扰素应答需要 JAK1 和 JAK2。这些结果共同揭示了受体相关酪氨酸激酶与经酪氨酸磷酸化激活的转录因子之间的联系。

“Janus 激酶”这一名称源自罗马神话中的双面神雅努斯,反映了每个 JAK 蛋白都具有两个彼此相关的激酶样区域。其中一个是承担主要催化作用的激酶结构域;另一个称为假激酶结构域,具有重要的调控功能。在早期鉴定过程中,JAK 这一缩写也曾被非正式地用来表示“又一种激酶”(just another kinase)。随着对更多细胞因子系统的研究,人们发现这一机制的适用范围远不止干扰素。生长激素、催乳素、促红细胞生成素以及多种白细胞介素,都被发现利用类似的受体–JAK–STAT 组合传递信号。

此后的比较生物学研究表明,JAK–STAT 信号传导是后生动物中一套进化上保守的系统,而非仅限于脊椎动物免疫的机制。黑腹果蝇(Drosophila melanogaster)具有一条相对精简的经典通路,由受体 Domeless、JAK 家族激酶 Hopscotch 和转录因子 Stat92E 参与构成。该通路参与发育、血细胞调控、肠道再生和宿主防御。脊椎动物的受体、JAK 和 STAT 家族则有所扩增,因此能够产生种类丰富得多的配体特异性应答。

这种进化分布也意味着,不能将相关结论无限推广。动物之外也存在 STAT 样蛋白,但完整的受体相关 JAK–STAT 信号传导体系并非在所有真核生物中都存在。此外,相似的通路组分在不同生物中可能参与不同的生物学过程。因此,核心磷酸化机制的保守性,并不意味着每一种受体、靶基因或生理功能也都具有保守性。

受体、JAK和STAT的分子结构

参与经典JAK–STAT信号转导的大多数受体属于I型或II型细胞因子受体家族。这些受体是跨膜蛋白,其胞内区不具有内在的酪氨酸激酶结构域,而是在细胞膜的胞质侧与JAK结合。这一点使它们有别于受体酪氨酸激酶,后者的催化结构本身就是受体的一部分。细胞因子受体可以由相同亚基或不同亚基组成,也可以包含由多种配体结合复合物共用的信号传导链。

人类有四种JAK家族成员:JAK1、JAK2、JAK3和TYK2。每种成员的氨基端均含有参与受体结合的FERM结构域和SH2样结构域,随后依次为具有调节作用的假激酶结构域JH2,以及位于羧基端、具有催化活性的激酶结构域JH1。受体上通常称为Box 1和Box 2的片段有助于组织这些相互作用,但不同受体–JAK组合的具体接触方式有所不同。假激酶结构域并非仅仅是一个失活的复制品:它有助于稳定和调节催化结构域,其内部的突变可能解除正常情况下对信号转导的约束。

不同JAK的表达分布及其所结合的受体并不相同。JAK1、JAK2和TYK2分布广泛,而JAK3主要在造血细胞中表达。JAK3与共同γ链结合;共同γ链是白细胞介素2、4、7、9、15和21的受体所共用的受体亚基。JAK2在促红细胞生成素、促血小板生成素、生长激素和催乳素受体的信号转导中发挥核心作用。这些结合关系解释了为何阻断一种JAK便能影响多种细胞因子的作用,也解释了为何不同的JAK缺陷会产生不同的生理效应。

哺乳动物共有七种STAT蛋白:STAT1、STAT2、STAT3、STAT4、STAT5A、STAT5B和STAT6。它们共有的结构包括氨基端相互作用结构域、卷曲螺旋区、DNA结合结构域、连接区、SH2结构域,以及羧基端转录激活区。靠近羧基端的一个保守酪氨酸残基对经典激活过程至关重要,例如STAT1中的Tyr701、STAT3中的Tyr705和STAT5A中的Tyr694。

尽管具有共同的结构,STAT蛋白之间却不能相互替代。它们在受体招募、二聚化偏好、DNA识别、相互作用伙伴及转录活性等方面各不相同。STAT5A和STAT5B关系密切,但其生物学功能存在部分差异;STAT2作为I型和III型干扰素转录复合物的组成成分,尤为重要。不同的蛋白质异构体及额外修饰进一步增加了这种多样性,因此,常见的受体–JAK–STAT示意图呈现的是一个共同框架,而非一种固定不变的分子组装形式。

受体激活与磷酸化循环

经典信号传导始于细胞外配体与受体结合,使受体相关的JAK形成有利于激活的空间排列。教科书中常见的描述是,配体结合引起受体二聚化,从而使两个JAK相互靠近。这一描述适用于某些系统,但对其他系统而言并不完整。一些受体以预先组装的二聚体或更高阶复合物形式存在,配体结合改变的是它们的相对取向或间距,而不只是将分离的单体组装成二聚体。有利于激活的空间构型至关重要,因为仅仅在物理位置上相互靠近并不能保证激酶被激活。

在已激活的受体复合物中,JAK相互磷酸化对方活化环中的调节性酪氨酸残基,同时也磷酸化受体胞质尾部的酪氨酸残基。磷酸化将一个磷酸基团从三磷酸腺苷转移到底物上。受体上新形成的磷酸化酪氨酸为STAT的SH2结构域提供可识别的对接位点。这种识别的特异性不仅取决于磷酸化酪氨酸本身,还取决于其邻近的氨基酸序列,以及对接位点在结构上是否易于接近。

被招募的STAT分子由受体相关激酶磷酸化。随后,它们的SH2结构域识别另一STAT分子上的磷酸化酪氨酸,通过相互作用稳定活化的二聚体。根据刺激的不同,形成的产物既包括STAT1–STAT1或STAT3–STAT3等同源二聚体,也包括STAT1–STAT2等异源组合。未磷酸化的STAT在受到刺激之前也可以相互结合,因此,与其将激活理解为从孤立单体到二聚体的绝对转变,不如将其视为相互作用状态和构象的变化。

不同受体系统说明了同一系列事件如何产生不同的输出。干扰素γ受体利用JAK1和JAK2,主要激活STAT1。I型干扰素受体与JAK1和TYK2结合,并激活STAT1和STAT2。促红细胞生成素受体主要通过JAK2和STAT5传递信号,而含有共有亚基gp130的受体通常激活STAT3。这些是主要的对应关系,而非排他性的信号连接规则:根据细胞类型和刺激条件,还可能招募其他STAT及非STAT通路。

激活可在接触配体后数分钟内发生,但由此产生的生物学反应可能持续更长时间。受体丰度、配体浓度、受体转运、激酶活性和去磷酸化速率共同决定信号的强度与持续时间。因此,该通路以持续受调控的磷酸化循环方式运行。检测到磷酸化STAT表明细胞已进入某种信号传导状态,但仅凭这一点,无法确定是哪个受体启动了信号,也无法确定哪些下游基因会作出响应。

核转运与转录调控

活化的 STAT 复合物通过与核转运系统之间受调控的相互作用,在细胞核内积累。进入细胞核并非只有在磷酸化后才获得的全新能力:在未受刺激的细胞中,多种 STAT 蛋白就已在细胞质与细胞核之间穿梭。活化会改变它们的构象、相互作用、核内滞留及 DNA 结合能力,从而使核内 STAT 信号呈现特征性的增强。依赖核输入蛋白的转运参与了这一过程,但具体机制在不同 STAT 家族成员之间有所差异。

许多 STAT 二聚体会结合一类相似的 DNA 序列,称为 γ 激活序列(GAS)元件。其常用表示形式为 TTCN2−4GAA\mathrm{TTCN}_{2-4}\mathrm{GAA},其中 NN 表示一个核苷酸,不同识别位点的间隔长度有所不同。由干扰素 γ 激活的 STAT1 同源二聚体就是一个经典例子。结合的亲和力和选择性取决于确切的序列、间隔长度、邻近调控元件,以及与其他 DNA 结合蛋白的协作。因此,仅凭一个简短的共有基序,无法可靠地识别出所有受 STAT 功能性调控的基因。

I 型和 III 型干扰素主要利用另一种复合物,即干扰素刺激基因因子 3(ISGF3)。该复合物由 STAT1、STAT2 和干扰素调节因子 9(简称 IRF9)组成。ISGF3 与干扰素刺激反应元件(ISRE)结合,激活许多抗病毒基因。其靶基因包括 OAS、MX 和 IFIT 基因家族的成员,这些基因的产物通过不同机制干扰病毒复制。这个例子表明,依赖 STAT 的转录并不一定由简单的 STAT 同源二聚体介导。

DNA 结合发生在染色质中,而不是在可供自由接近的 DNA 模板上。活化的 STAT 会招募转录共激活因子、染色质修饰蛋白和负责转录的分子机器,或与它们协同作用。STAT 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细胞中哪些调控区域原本就处于可及状态。因此,肝细胞中的 STAT3 信号所面对的调控环境,与 T 淋巴细胞中的 STAT3 信号并不相同。在细胞因子刺激发生之前,决定细胞谱系的转录因子就已参与建立这些差异。

STAT 的活性既可激活基因表达,也可抑制基因表达,不过抑制作用可能是通过诱导抑制因子,或改变相互竞争的转录程序而间接实现的。一些 STAT 还会形成更高阶的组装体;氨基端之间的相互作用使 STAT5 四聚体能够结合某些成对的调控位点。丝氨酸磷酸化及其他修饰可以改变转录输出,但并不会取代经典酪氨酸磷酸化的核心作用。

第一波靶基因通常包括编码调控蛋白及其他转录因子的基因,由此引发次级转录反应。因此,某个基因在细胞因子处理数小时后表达发生变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它是 STAT 的直接靶基因。要确立直接调控关系,通常需要有证据将 STAT 结合、相关调控 DNA 以及对转录的功能性影响联系起来。

负调控、信号持续时间与通路间相互作用

JAK–STAT 信号系统具有多种机制,可限制其活化,并在刺激后恢复对刺激的反应能力。其中最重要的机制之一是细胞因子信号转导抑制因子(SOCS)家族。许多 SOCS 基因本身就受 STAT 诱导,从而形成负反馈:信号传导促使细胞产生蛋白质,这些蛋白质随后又抑制同一信号系统。SOCS 蛋白通常含有一个 SH2 结构域和一个 SOCS 盒,后者可帮助将泛素连接酶系统招募至相关蛋白质。

SOCS1 和 SOCS3 的特性已得到较为充分的研究。两者都能通过激酶抑制区抑制 JAK 活性,但被招募的方式有所不同。SOCS3 与受体上特定的磷酸化酪氨酸位点结合,并抑制邻近的 JAK,从而有助于将其作用限制在特定受体复合物内。这一机制在 gp130 家族的信号传导以及炎症反应的调控中十分重要。包括 CIS 在内的其他家族成员则可通过竞争对接位点或促进信号组分的周转来限制信号传导。因此,同属这一家族并不意味着具有完全相同的抑制机制。

蛋白酪氨酸磷酸酶通过去除受体、JAK 或 STAT 上的磷酸基团,提供另一层调控。相关酶包括常称为 TC-PTP 的 PTPN2,以及通常称为 SHP1 的 PTPN6。它们在细胞内的位置会影响其作用:细胞核内 STAT 的去磷酸化有助于终止转录活性,而与受体相关联的磷酸酶则可限制信号的起始。受体的内化和降解也会改变细胞表面具有信号传导能力的复合物数量。

活化 STAT 蛋白抑制因子(PIAS 蛋白)最初因能够抑制 STAT 依赖性转录而被发现。它们的作用包括影响 DNA 结合、招募转录调节因子,以及促进特定蛋白质的 SUMO 修饰。这些作用取决于具体的细胞环境,且作用对象并不限于 STAT。因此,PIAS 蛋白、磷酸酶和 SOCS 蛋白是在不同环节发挥作用,而非构成一个功能重复的统一关闭开关。

JAK–STAT 的信号应答也受其与其他信号网络相互作用的影响。细胞因子受体在激活 STAT 的同时,还可激活 RAS–MAPK 和 PI3K–AKT 通路,影响细胞增殖、存活和代谢。反过来,受 STAT 调控的基因也可改变受体表达或其他细胞因子的产生。因此,在混合细胞群中测得的应答,可能既包含直接的信号传导,也包含继发的细胞间通信。

这些机制使信号持续时间成为具有生物学意义的变量。即使涉及同一种 STAT,短暂活化和持续活化也可能引发不同的转录程序。白细胞介素-6 和白细胞介素-10 都能显著激活 STAT3,但两者的受体背景和反馈调控各不相同。仅凭被激活的 STAT 是哪一种,并不能解释它们截然不同的作用;还必须考虑受体的组织方式、细胞类型及状态,以及调控性反馈发生的时序。

在免疫、造血和内分泌功能中的生理作用

JAK–STAT信号协调固有免疫和适应性免疫的主要环节。I型和III型干扰素均可诱导抗病毒反应程序,但二者的受体分布不同:上皮屏障对III型干扰素的应答尤为显著。干扰素-γ可激活依赖STAT1的反应程序,参与巨噬细胞活化和抗微生物防御。这些应答涉及抗原加工、抗微生物效应机制以及与其他免疫细胞之间通信的变化。

在淋巴细胞中,不同细胞因子所引发的特异性STAT活化有助于调节细胞的发育、扩增和分化。白细胞介素-7支持T细胞的发育和存活,而白细胞介素-15对自然杀伤细胞及多个淋巴细胞群体具有重要作用。白细胞介素-2可激活STAT5,既支持已活化T细胞的增殖,也支持调节性T细胞的维持。这些功能并存,说明不能总是简单地将一种细胞因子归为刺激性或抑制性因子。

多种辅助性T细胞反应程序依赖特定的STAT组合。白细胞介素-12激活STAT4并促进1型免疫应答;白细胞介素-4激活STAT6并支持2型分化。STAT3参与对白细胞介素-6、白细胞介素-21和白细胞介素-23等细胞因子的应答,并对某些产生白细胞介素-17的细胞群体的发育和维持具有重要作用。这些通路与抗原受体信号及谱系特异性转录因子协同作用,而不是作为独立指令、单凭自身就足以决定所有分化结局。

该通路在造血中同样重要。促红细胞生成素在红系前体细胞中激活依赖JAK2的信号,促进其存活并成熟为红细胞。血小板生成素通过MPL受体和JAK2传递信号,参与巨核细胞发育、血小板生成及造血干细胞的维持。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通过调动STAT3和其他信号组分,调节中性粒细胞的生成和功能。多个血细胞谱系对JAK2的依赖,有助于解释JAK2活化性突变的影响,以及抑制JAK2所引起的部分不良反应。

内分泌系统中的实例表明,该通路的重要性并不限于免疫。生长激素激活与其受体结合的JAK2,并主要通过STAT5传递信号,既促进肝脏产生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也参与更广泛的生长相关转录程序。催乳素同样可激活JAK2–STAT5信号,对乳腺分化和乳蛋白表达具有重要作用。瘦素则利用能够激活JAK2和STAT3的受体来调节能量平衡。

在肝脏中,白细胞介素-6家族的信号参与急性期反应,改变C反应蛋白等蛋白质的合成。在上述各系统中,JAK–STAT活性均与发育阶段、营养状态、其他激素及组织特异性转录因子的作用相整合。这一通路的广泛应用反映的是一种可重复利用的信号传递架构,而非单一不变的生物学效应。

遗传性缺陷与人类免疫疾病

人类遗传病提供了直接证据,表明JAK–STAT通路的各个组分具有不可相互替代的功能。变异造成的后果取决于它是降低活性、增强活性、改变蛋白质丰度,还是选择性地破坏某种分子相互作用。因此,同一个基因可能与不止一种疾病表型相关。对变异的解读还取决于遗传方式:累及两个基因拷贝的缺陷,可能与干扰正常蛋白质功能或增强信号传导的显性变异存在根本差异。

JAK3的双等位基因功能丧失变异可导致一种重症联合免疫缺陷。其典型免疫学特征是T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显著减少,而B细胞仍然存在,通常记作T−B+NK−T^-B^+NK^-。这一特征反映了JAK3与共用γ链之间的协作关系。白细胞介素-7信号传导缺失会扰乱人类T细胞的发育,而白细胞介素-15信号传导缺失则会损害自然杀伤细胞的发育。B细胞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抗体介导的免疫功能正常,因为有效的B细胞应答还依赖于功能正常的T细胞提供辅助。

STAT1相关疾病说明了区分功能丧失与功能获得的重要性。隐性遗传的STAT1完全缺陷可导致对病毒和分枝杆菌感染高度易感。某些显性功能丧失变异对干扰素-γ应答的损害尤为显著,并与分枝杆菌病易感性相关。相比之下,杂合性STAT1功能获得变异通常导致慢性皮肤黏膜念珠菌病,也可伴有更广泛的感染及自身免疫表现。这些变异常使STAT1磷酸化增强或持续时间延长,从而破坏不同免疫细胞分化程序之间的平衡。

显性负效应STAT3变异可导致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高IgE综合征的一种主要类型。已明确的特征包括湿疹、反复感染,以及结缔组织或骨骼异常。产生白细胞介素-17的T细胞发育受损,是导致上皮表面易受感染的因素之一。生殖系STAT3功能获得变异则引起另一种疾病,其特征是早发性免疫调节紊乱,可表现为自身免疫、淋巴组织增生、生长障碍和感染。因此,信号蛋白活性增强,并不等同于保护性免疫功能全面增强。

TYK2缺陷可损害机体对特定组合的白细胞介素和干扰素的应答,临床表现因遗传缺陷而异。某些功能减弱型TYK2变异尤其影响依赖白细胞介素-23的抗分枝杆菌免疫。STAT2和IRF9缺陷会扰乱干扰素刺激的转录过程,并与病毒感染易感性相关。STAT5B缺陷可同时表现为生长激素不敏感和免疫异常,体现了同一通路中内分泌功能与免疫功能的联系。

这些疾病的界定需要综合临床表现、遗传学证据和功能研究。仅凭一个序列变异,无法确定蛋白质究竟是功能丧失还是功能获得。通常需要检测磷酸化水平、细胞因子应答能力、转录活性以及细胞发育情况,才能将基因型与其生物学机制联系起来。

致癌性激活与血液肿瘤

持续的 JAK–STAT 信号传导可支持恶性细胞存活、增殖,并增强其对细胞凋亡的抵抗。通路激活可能源于 JAK 或 STAT 蛋白本身、上游受体,也可能源于其他将信号汇入 STAT 的激酶。恶性细胞或其周围组织产生的细胞因子也可维持这种激活。因此,在肿瘤中检测到活化的 STAT,并不一定意味着 JAK 或 STAT 基因存在突变。

2005 年,一项里程碑式的发现是在多种骨髓增殖性肿瘤中鉴定出 JAK2 V617F 突变。该突变使 JH2 假激酶结构域第 617 位的缬氨酸被苯丙氨酸取代,破坏正常调控,并促进通过与之相容的细胞因子受体复合物进行的过度信号传导。大多数真性红细胞增多症病例,以及相当一部分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和原发性骨髓纤维化病例中均可见这一突变。

JAK2 V617F 并不会使所有携带者都出现相同的疾病。临床表型受突变等位基因负荷、其他突变、受累的干细胞和祖细胞群体,以及突变发生顺序的影响。JAK2 第 12 外显子突变是激活 JAK2 的另一条途径,尤其见于部分不携带 V617F 突变的真性红细胞增多症病例。这些发现确立了异常 JAK 信号传导在多种血细胞过度生成疾病中的核心机制地位。

上游异常也可激活同一通路。MPL 激活性突变影响血小板生成素受体,并促进 JAK2 信号传导。编码钙网蛋白的 CALR 基因发生移码突变后,会产生异常的羧基末端序列,使突变型钙网蛋白能够激活依赖 MPL 的信号传导。因此,即使 JAK2 本身没有突变,CALR 突变型疾病仍可能依赖 JAK2 活性。在区分疾病对某一通路的依赖与确切的起始遗传异常时,这一点尤为重要。

淋巴系统恶性肿瘤中也可出现 JAK 和 STAT 异常。涉及 JAK2 的重排可产生具有组成性激酶活性的融合蛋白。在某些白血病和淋巴瘤中,已发现 JAK1、JAK3、STAT3 和 STAT5B 的激活性变异。STAT3 突变常见于 T 细胞大颗粒淋巴细胞白血病,而 STAT5B 突变则见于某些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肿瘤。

在实体瘤中,STAT3 持续激活与恶性细胞的功能程序及肿瘤微环境中的信号传导有关。其激活来源可包括生长因子受体、炎症性细胞因子及非 JAK 类酪氨酸激酶。这些观察结果并不能证明所有 STAT3 阳性肿瘤都具有相同的通路依赖性,或都会对同一种抑制剂产生应答。必须区分真正起因果作用的机制与共同呈现的生化检测结果。

药物靶向干预与已确立的临床用途

JAK 抑制剂通过减弱依赖激酶的信号传导,将通路生物学研究转化为药物治疗。其中许多是小分子药物,可在激酶催化结构域与 ATP 竞争结合。由于 JAK 家族各成员的 ATP 结合区域相似,因此很难实现完全的选择性。“JAK1 选择性抑制剂”或“JAK1/JAK2 抑制剂”等表述概括的是相对药理活性,并不代表在所有浓度和所有细胞类型中都适用的绝对界限。

芦可替尼是一种 JAK1/JAK2 抑制剂,于 2011 年首次在美国获批用于治疗骨髓纤维化。其临床作用包括减轻脾肿大和疾病相关症状,这反映了它对恶性细胞及炎症相关细胞中异常信号传导的抑制作用。此后,其更多适应证和剂型陆续获批。它对骨髓增殖性疾病的疗效并不限于携带 JAK2 V617F 突变的患者,因为不同的起始突变均可汇聚至依赖 JAK 的信号传导。

托法替布于 2012 年首次在美国获批用于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确立了 JAK 抑制作为免疫介导性疾病治疗策略的地位。其他药物包括巴瑞替尼、乌帕替尼、阿布昔替尼、菲卓替尼和帕克替尼,其药理学特征和获批用途各不相同。利特昔替尼可抑制 JAK3 及 TEC 激酶家族成员。多种抑制剂的出现,反映了疾病生物学、药物暴露、激酶靶向特性及临床开发方面的差异,并不意味着它们属于可以彼此直接替换的单一药物类别。

另一种策略是变构抑制。氘可来昔替尼结合的是 TYK2 的调节性 JH2 结构域,而非催化结构域中保守的 ATP 结合位点。该药于 2022 年在美国获批用于治疗斑块状银屑病。这一机制表明,调节区域也可成为药物靶点,并可实现仅靠催化位点竞争难以获得的选择性。

JAK 信号传导广泛参与生理过程,这也解释了相关药物的一些重要不良反应。抑制细胞因子通路可增加感染易感性,包括带状疱疹。某些药物干扰依赖 JAK2 的血细胞生成,可导致贫血或血小板减少。多种用于炎症性疾病的 JAK 抑制剂,其监管部门核准的药品说明书中均列有关于严重感染、恶性肿瘤、主要心血管事件、血栓形成及死亡风险的警告。这些警告综合了临床试验和上市后证据,其适用范围因具体产品和适应证而异。

直接抑制 STAT 是药物开发中的另一项独立挑战。STAT 蛋白缺乏激酶类药物所靶向的常规催化口袋,而被称为 STAT 抑制剂的化合物可能通过不同机制发挥作用,也可能存在其他靶点。研究中的策略包括干扰依赖 SH2 结构域的相互作用、降低 STAT RNA 水平、靶向蛋白降解,以及阻断上游信号传导。仅在 STAT 相关生化测定中观察到抑制作用,本身并不能证明其已成为确立的临床治疗手段。

实验分析与结果解读

研究人员从多个层面研究JAK–STAT信号传导,包括受体的组织方式、激酶活化、STAT磷酸化、核定位、DNA结合及转录输出。使用磷酸化特异性抗体的免疫印迹法,广泛用于检测细胞因子刺激后活化的JAK或STAT。常见检测靶位点包括STAT1 Tyr701、STAT3 Tyr705和STAT5 Tyr694/Tyr699。同时必须测定总蛋白水平,否则可能将磷酸化蛋白水平的变化与蛋白总体丰度的变化混淆。

结合细胞内磷酸化蛋白染色的流式细胞术,通常称为磷酸化流式分析(phospho-flow),可测量单个细胞中的信号传导情况。这对于含有多种免疫细胞群的血液或组织样本尤为有用。表面标志物用于鉴定细胞类型,磷酸化特异性抗体则用于定量测定各类细胞对特定刺激的反应。群体平均值可能掩盖这样的差异:某个亚群反应强烈,另一个亚群却毫无反应;单细胞测量能够揭示这种差异。固定时机、抗体特异性和样本处理方式都会显著影响结果。

显微成像可追踪蛋白在细胞核内的积累,而报告基因测定则用于检测含GAS或ISRE的人工合成调控序列的活性。这些实验回答的是不同问题。核定位并不能证明已发生有效转录,人工合成的报告系统也无法重现内源基因完整的染色质环境。RNA测序可测量更广泛的转录反应,但这些反应可能包含由新合成的调控因子或继发产生的细胞因子引起的间接效应。

染色质免疫沉淀测序及相关染色质分析方法,可绘制STAT蛋白占据的基因组区域图谱。将这些结果与染色质可及性及基因表达数据相结合,有助于识别调控网络。仅凭结合占位不足以确立其功能上的必要性:在所测试的条件下,某个已被结合的位点可能并非必需;受调控基因也可能受远端增强子控制,而非由离它最近的STAT结合位点控制。

遗传扰动可提供互补证据。利用成簇规律间隔短回文重复序列(CRISPR)技术进行靶向破坏、以特定突变等位基因进行替换,以及诱导性蛋白耗竭,均可用于检验某个组分是否必需。药理学实验需要注意随浓度变化的选择性以及暴露时间。药物效应与遗传扰动结果一致,可增强对其作用机制的解释;而使用适当的功能性构建体进行挽救实验,则有助于区分特异性的通路效应与更广泛的细胞损伤。

包括X射线晶体学和冷冻电子显微术在内的结构研究方法,揭示了受体如何确定JAK的空间位置,以及调控结构域如何限制激酶活性。时间分辨实验和定量模型则研究另一个组织层面的问题:配体浓度、受体丰度、反馈及磷酸酶活性如何决定反应的幅度和持续时间。对于非经典功能的论断,包括未磷酸化或核外STAT的作用,需要通过实验将这些活性与常规受体驱动的转录效应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