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SCID)是一组遗传性疾病,其特征是T细胞的发育或功能严重受损,通常还伴有抗体介导的免疫功能缺陷。不同遗传类型也可能累及B细胞、自然杀伤细胞或其他组织。如果得不到有效治疗,典型SCID会在婴儿期引发危及生命的感染,通常导致患儿早年死亡。SCID是最严重的免疫缺陷类型之一,但通过早期诊断并恢复免疫功能,患者可以长期存活。
SCID在临床和科学研究中都具有重要意义。它揭示了单个基因的缺陷如何破坏免疫系统的协同活动,也是推动干细胞移植、基因治疗和新生儿人群筛查发展的重要疾病领域。患儿起初可能看起来很健康,因此在感染发生前检出此病尤为重要。
这一术语指的是一组疾病,而非单一疾病。它们的共同特征是T细胞免疫功能严重缺失,但遗传方式、生化机制、伴随异常以及对治疗的反应各不相同。因此,现代分类综合考虑临床表现、免疫细胞群体及其功能的检测结果,以及分子诊断结果。
免疫学基础与分类
T细胞负责协调免疫应答,帮助清除受感染的细胞,并支持有效抗体的产生。它们起源于造血前体细胞,在胸腺内发育并接受选择。在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SCID)中,生长信号、抗原受体形成、细胞代谢或其他必需通路的缺陷会使这一过程受阻。结果是,有功能的T细胞数量极少,或者虽有T细胞存在,其功能却严重异常。
“联合”一词主要指细胞免疫和抗体介导的免疫同时受损。B细胞可能缺失,但即使存在,也不能据此认定抗体功能正常。许多B细胞应答都需要辅助性T细胞提供信号,包括产生高亲和力抗体和形成持久免疫记忆所需的信号。因此,即使婴儿的循环血液中有大量B细胞,仍可能存在严重的抗体功能缺陷。
SCID常根据T细胞、B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是否存在,以免疫表型加以描述。常见的表型包括 、 和 。这里的负号表示某类细胞数量显著减少或缺失,并不一定意味着该类细胞完全不存在。这些表型有助于缩小可能的分子病因范围,但不足以作出明确的遗传学诊断。自然杀伤细胞属于固有免疫系统,无需借助T细胞和B细胞所使用的抗原特异性受体,就能识别某些受感染或异常的细胞。
典型SCID与“渗漏型”或非典型SCID有所区别,后两者仍保留一定程度的T细胞发育。保留部分功能的基因变异可能使少量T细胞得以发育,但这些细胞的多样性有限或功能低下。在这种情况下,临床发病时间可能较晚,而且在易受感染的同时,还可能出现炎症或自身免疫表现。母体T细胞也会使分类更加复杂:这些细胞可穿过胎盘,并在无法排斥它们的婴儿体内存活。它们的存在可能使T细胞总数看起来没有那么异常,从而掩盖婴儿自身免疫发育的实际缺陷程度。
临床研究采用的操作性定义综合考虑T细胞数量、增殖反应、母体细胞植入以及分子检测结果。一项常用的典型SCID定义为:每微升血液中自身来源的T细胞少于300个,且对丝裂原植物血凝素的反应低于该实验室正常值下限的10%;或者有证据表明存在母体T细胞植入。这类标准有助于保持分类的一致性,但解释结果时仍须考虑年龄,并且必须将SCID与其他导致重度T细胞减少症的原因区分开来。
遗传病因与遗传方式
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SCID)具有遗传异质性。大多数类型由淋巴细胞发育所必需的基因发生致病变异引起,且大多呈常染色体隐性遗传。一个重要的例外是由 IL2RG 变异引起的X连锁SCID。该基因编码多种细胞因子受体共有的γ链。依赖该链的受体信号传导受阻,尤其是涉及白细胞介素-7和白细胞介素-15的通路受阻,会扰乱T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的发育。其典型表型为 。由于 IL2RG 位于X染色体上,该病主要累及男孩。
JAK3是一种与共同γ链相关的信号蛋白,其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缺乏会导致类似的免疫表型。相比之下,白细胞介素-7受体α链缺陷通常会损害T细胞发育,但保留B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从而导致 型SCID。这些例子说明,细胞计数模式可以提示存在缺陷的生物学通路,却未必能确定唯一的致病基因。
另一组疾病影响抗原受体的构建。发育中的T细胞和B细胞通过V(D)J重组组装受体基因;这一过程将可变区、多样性区和连接区基因片段连接起来。RAG1和RAG2负责启动这一过程。两者中任何一个存在严重缺陷,都可能阻止T细胞和B细胞的发育,而自然杀伤细胞不受影响。编码DNA修复蛋白Artemis的 DCLRE1C 存在缺陷时,也可产生类似表型。其他一些DNA修复障碍也会导致SCID或与之密切相关的联合免疫缺陷病。由于这些通路还参与更广泛的DNA断裂修复,部分患者对电离辐射和某些预处理药物更为敏感。
腺苷脱氨酶缺乏症,简称ADA缺乏症,通过扰乱嘌呤代谢导致SCID。腺苷代谢产物,尤其是脱氧腺苷衍生化合物的积聚,对淋巴细胞具有毒性,可损害全部三类主要淋巴细胞群。ADA缺乏症的影响并不限于免疫系统,还可能出现肺部、骨骼、神经系统和听觉异常。另一种罕见类型是由 AK2 变异引起的网状组织发育不全,表现为严重的淋巴细胞缺乏和重度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并常伴有感音神经性耳聋。
在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SCID中,父母通常是未患病的携带者。当父母双方均携带同一致病相关基因的致病变异时,每次妊娠生育患儿的概率为25%。对于 IL2RG 变异的女性携带者,每个儿子有50%的概率患病,每个女儿有50%的概率遗传该变异。没有家族史并不能排除SCID:隐性变异可能在多代人中一直未被识别,也可能出现新发变异。分子诊断有助于开展精确的携带者检测和生育相关遗传检测,但仅凭意义未明的变异并不能确诊该病。
临床表现与自然病程
患有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SCID)的婴儿出生时往往看似健康。在出生后的最初几个月,婴儿接触微生物的机会逐渐增多,而经母体传递的免疫球蛋白G水平逐渐下降。此时,缺乏有效适应性免疫应答的问题便会显现,表现为持续、反复、异常严重的感染,或机会性感染。症状出现的时间因基础缺陷、环境暴露情况,以及是否在症状出现前通过筛查发现疾病而异。
常见表现包括持续性口腔念珠菌病、慢性腹泻、体重增长不良,以及反复或严重的呼吸道感染。耶氏肺孢子菌(Pneumocystis jirovecii)引起的肺炎是其特征性表现之一。巨细胞病毒、腺病毒、呼吸道病毒及其他病原体可引起迁延性或播散性疾病。免疫功能正常的婴儿能够轻易控制的微生物,在SCID患儿中却可能危及生命。反过来,出生早期没有频繁发生细菌感染,也不能排除这一诊断,因为母体抗体可能暂时提供部分保护。
体格检查可能发现淋巴组织发育不良,例如扁桃体或淋巴结非常小,但并非所有患儿都有这些表现。胸部影像检查可能显示胸腺影缺如,但这一征象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均不足以将其用作诊断依据。慢性肠道感染和黏膜损伤可导致吸收不良和营养不良,进一步影响生长和康复。有些婴儿首次就诊时即已出现严重脓毒症或呼吸衰竭,此前并没有长期反复患病的病史。
活疫苗中的微生物是并发症的一类特殊来源。在SCID尚未被识别时接种疫苗的婴儿,可能在口服轮状病毒疫苗后发生持续性轮状病毒感染,或在接种卡介苗后发生播散性感染。在常规于出生时接种卡介苗的地区,后一种情况尤其值得关注。这些并发症反映的是婴儿无法控制减毒微生物的复制,而不是接种疫苗后的正常反应。
一种重要的非典型表现是奥门综合征,常与仍保留部分功能的RAG基因变异有关,但其他遗传缺陷也可产生类似的综合征。少量活化的寡克隆T细胞可引起广泛的皮肤炎症,常伴有红皮病、淋巴结肿大、肝脾肿大、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和免疫球蛋白E水平升高。尽管存在这种显著的炎症活动,患儿仍高度易感于严重感染。
母体来源的T细胞也可引起皮疹、肝脏异常、腹泻或类似移植物抗宿主病的表现。这些表现可能与奥门综合征相似,但致病细胞的来源不同。未经治疗的典型SCID通常会在婴儿期或幼儿期进展为难以控制的严重感染;非典型病例的病程则更为多样,可能较晚才以慢性感染、自身免疫或炎症性器官损伤的形式出现。
流行病学与新生儿筛查
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SCID)的检出频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病例的识别方式。在开展人群筛查之前,相关估计主要依据出现症状并接受专科诊疗的患儿。因感染死亡但未接受免疫学检测的婴儿可能被漏计,不同遗传背景的群体也未得到同等程度的代表。此外,以家系为基础的病例识别方式,也使易于辨认的遗传类型在统计中所占比例偏高。
基于人群的新生儿筛查提供了更可靠的估计。2014年的一份报告涵盖美国11个筛查项目中的300多万名新生儿,共发现52名患有典型SCID、非典型SCID(leaky SCID)或奥门综合征的婴儿,相当于每58,000名新生儿中约有1名患儿。这一估计常被用作总体参考,但并非普遍适用的生物学常数。在存在创始者变异或近亲婚配比例较高的人群中,患病频率可能显著更高。
大多数筛查项目使用出生后不久采集的干血斑,检测其中的T细胞受体切除环,通常缩写为TREC。TREC是T细胞受体重排过程中产生的小型环状DNA。它们不会随细胞分裂而复制,因此,其含量反映的是新生成T细胞的数量,而不只是循环中T细胞的总数。TREC水平极低提示胸腺生成T细胞的能力下降。
威斯康星州于2008年开始在全州开展TREC筛查。2010年,SCID被纳入美国推荐统一筛查项目清单,此后筛查逐步推广至全国。其他国家也采用相关方法,开展了全国性或区域性筛查项目。筛查的主要益处在于,将确诊时点从发生严重感染之后,提前到婴儿看似健康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实施根治性治疗,通常预后更好。
TREC检测结果偏低并非SCID所特有。早产、某些先天性综合征、新生儿重症疾病,以及其他导致T细胞减少的原因,都可能造成异常结果。因此,筛查也能发现主要目标疾病以外、具有临床意义的疾病。各筛查项目采用的阈值、针对早产儿的重复采样流程,以及紧急确证评估的转诊路径各不相同。这些方案设计上的选择,会影响转诊率和确诊所需的时间。
TREC筛查也存在局限。它不直接检测T细胞功能,因此,某些早期T细胞生成尚未受损的联合免疫缺陷病可能无法检出。罕见的迟发型缺陷或部分性缺陷也可能被漏检。筛查覆盖率、实验室出结果的速度、转诊能力,以及获得根治性治疗的机会,都会影响筛查在实际应用中的效果。因此,新生儿筛查结果正常并不能排除所有免疫系统疾病,而结果异常也只是筛查发现,并不等于最终诊断。
诊断确认与鉴别诊断
诊断评估需结合细胞计数、功能检测和分子分析。血常规可能显示淋巴细胞减少,但解读结果时必须采用婴儿专用的参考范围:健康婴儿的循环淋巴细胞数量通常远高于成人。因此,对成人而言尚属可接受的计数,在婴儿早期却可能提示异常。反过来,母源T细胞、残存的异常T细胞或保留的B细胞,也可能掩盖潜在缺陷的严重程度。
流式细胞术可测定主要淋巴细胞群,通常包括CD3阳性T细胞、CD4和CD8亚群、CD19或CD20阳性B细胞,以及CD16/CD56阳性自然杀伤细胞。分析初始T细胞和记忆T细胞的标志物,有助于区分近期胸腺生成的T细胞与既有少量细胞群的扩增。幼龄婴儿的T细胞若以记忆样表型为主,应警惕母源细胞植入或异常的寡克隆扩增。
功能检测用于评估淋巴细胞能否对刺激作出反应。植物血凝素刺激后的淋巴细胞增殖试验应用广泛,因为增殖能力严重受损可支持重度T细胞功能障碍的诊断。解读结果时,需同时考虑可供检测的T细胞数量、标本质量、实验室方法及临床背景。血清免疫球蛋白测定也能提供有用信息,但母源免疫球蛋白G可能掩盖婴儿自身无法产生抗体的情况。仅凭免疫球蛋白浓度,既不能确诊,也不能排除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SCID)。
分子检测可采用靶向基因检测组合、外显子组测序或全基因组测序。明确遗传病因有助于开展遗传咨询、识别非免疫系统并发症、选择预处理方案,以及判断是否适合接受针对特定基因的治疗。对于疑似腺苷脱氨酶(ADA)缺乏症的患儿,酶活性检测和代谢物测定尤其有用。母源细胞植入检测通过比较婴儿细胞与母体的遗传标记来判断是否存在母源细胞,而T细胞受体分析则可揭示异常受限的受体库特征。
鉴别诊断包括其他先天性免疫缺陷和导致淋巴细胞减少的获得性病因。严重的胸腺发育障碍,包括部分22q11.2缺失综合征病例伴有的完全性胸腺缺如,可表现得与SCID相似,但其生物学本质不同。肠道淋巴液丢失、某些先天性心脏或淋巴系统疾病、早产、药物及重病,也可导致循环T细胞数量下降。HIV感染与艾滋病也是细胞免疫功能受损的原因之一,但其机制和诊断检测方法不同。
由于病情可能迅速恶化,各项诊断工作往往同时开展,而非依次进行。免疫表型分析、病原体检测、遗传分析以及恢复免疫功能治疗的准备工作可能同步推进。分子检测结果固然重要,但在依据生理功能确立重度T细胞缺陷的诊断之前,并不总能获得这一结果。
感染预防与支持治疗
支持治疗涵盖婴儿缺乏有效免疫功能的阶段,以及接受根治性治疗后免疫功能逐渐建立的阶段。它并不能纠正根本的遗传缺陷。其主要内容包括减少病原体暴露、预防性使用抗微生物药物、免疫球蛋白替代治疗、及时开展感染排查,以及提供营养和器官功能支持。
临床诊疗中会根据婴儿的病情和治疗环境,采取相应的保护性环境措施和暴露防护措施。历史上广为人知的、患者终生生活在无菌隔离舱内的形象,并不能代表当代诊疗的全貌。现代管理将环境防护措施与微生物学监测及针对性治疗相结合。防护尤为重要,因为对其他儿童而言症状轻微的感染,在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患儿中可能持续不愈或发生播散。
免疫球蛋白替代治疗提供来自供者血浆的抗体,部分弥补抗体生成能力的不足,但不能恢复T细胞介导的免疫功能。预防性抗微生物治疗通常包括预防耶氏肺孢子菌(Pneumocystis jirovecii)感染,并根据年龄、暴露情况、当地诊疗规程和拟实施的治疗,选择其他药物。已经发生的感染需要针对具体病原体进行治疗;在免疫重建之前,巨细胞病毒感染、腺病毒感染、真菌感染以及持续性呼吸道病毒感染尤其难以控制。
确诊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后应避免接种减毒活疫苗,因为其中的减毒病原体可能不受控制地复制。非活疫苗不会引起相应的感染,但在免疫功能恢复之前,机体可能无法产生充分的免疫应答。因此,疫苗接种情况和暴露史也是临床评估的内容。既往接种过卡介苗或轮状病毒疫苗,可能会影响所需的检查和治疗。
血液制品的选择是另一个重要的安全问题。含细胞血液成分中的活性供者淋巴细胞,可使严重免疫缺陷的受血者发生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对相应的含细胞血液成分进行辐照,可阻止供者淋巴细胞增殖。减少巨细胞病毒传播的措施也很重要。这些预防措施不同于单纯去除白细胞,后者不能可靠地预防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
巨细胞病毒尤其值得关注,因为它可在出生前、分娩过程中、经母乳或通过接触受感染的血液制品传播。因此,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诊疗中的喂养方案会综合考虑母亲的感染状态、婴儿的检测结果及当地诊疗规程。当腹泻、黏膜病变或严重疾病限制摄入时,可能需要通过专门的肠内或肠外营养方案提供营养支持。治疗规划还需考虑现有的肺、肝及其他器官损伤,因为这些情况会影响移植和预处理的风险。
造血干细胞移植
造血干细胞移植可提供来自供者、能够生成有功能免疫细胞的前体细胞。自1968年首次报告成功病例以来,造血干细胞移植一直是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SCID)的根治性治疗方法。供者细胞能够重建T细胞群体,并可根据具体的遗传缺陷及植入情况,恢复其他血细胞谱系。移植可纠正该病在造血系统方面的缺陷,但未必能逆转已经形成的器官损伤或所有非免疫系统表现。
供者来源包括HLA相合的同胞、其他相合亲属、相合的无关供者、脐带血或部分相合的亲属供者。人类白细胞抗原的相合程度会影响移植物排斥和移植物抗宿主病的风险。现代移植物处理技术和药物治疗策略扩大了部分相合供者的应用范围。具体选择取决于供者的可获得性、治疗的紧迫程度、SCID亚型、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以及移植中心的经验。
预处理是在输注前进行的治疗,旨在为供者干细胞腾出空间,并调节受者的免疫环境。部分SCID患儿无需接受细胞毒性预处理,也能实现较好的T细胞免疫重建,尤其是在某些特定的供者条件和疾病类型下。然而,不进行预处理或预处理强度有限,可能导致供者干细胞或B细胞植入不足,从而使抗体缺乏持续存在,或使免疫重建的持久性较差。减低强度或更高强度的预处理方案旨在改善多谱系植入,但也会带来药物毒性和远期不良影响。
基因型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存在DNA修复缺陷的患者可能对烷化剂和放射线格外敏感。在仍保留较强自然杀伤细胞活性或存在其他植入障碍的SCID类型中,供者细胞可能更难成功植入。活动性感染也会改变快速恢复免疫功能的需求与预处理风险之间的权衡。因此,没有一种移植方案适用于所有类型的SCID。
主要并发症包括移植失败、移植物抗宿主病、治疗相关器官损伤,以及在尚未建立足够免疫力期间发生的感染。T细胞恢复需要时间,体内出现供者细胞并不意味着免疫功能会立即恢复正常。连续评估的指标包括T细胞数量、初始T细胞生成情况、增殖反应、抗体生成情况,以及供者细胞在不同血细胞谱系中所占的比例。
移植时的年龄和感染状态是决定预后的主要因素。2014年发表的一项北美研究纳入了240名于2000—2009年间接受移植的婴儿,其中在3.5月龄或更早接受移植的患儿,五年生存率为94%。月龄较大但既往未发生感染的婴儿,生存率也很高;存在活动性感染的患儿则预后较差。这些发现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新生儿筛查的临床价值:筛查使患儿有可能在感染造成不可逆损伤之前接受移植。
基因治疗与酶替代治疗
SCID在基因治疗的发展史上占据着核心地位。其基本策略是将受累基因的功能性拷贝导入患者自身的造血细胞,使经过纠正的细胞能够产生具有正常功能的免疫子代细胞。由于使用的是自体细胞,这种方法无需进行常规的供者配型,也可避免供者来源的移植物抗宿主病。不过,这种方法仍需要采集细胞、开展专门的制备工作,而且许多治疗方案还需要进行预处理。
1990年,在一项早期基因转移试验中,腺苷脱氨酶(ADA)缺乏症患者接受了经基因修饰的T细胞。后来的方法则以造血干细胞和祖细胞为靶标,旨在建立一个能够持久产生经纠正免疫细胞的来源,而非仅对成熟淋巴细胞进行修饰。ADA缺乏型SCID(ADA-SCID)成为尤其重要的适应证,因为经过纠正的淋巴细胞在原本具有毒性的代谢环境中具有生存优势。
针对X连锁SCID的基因治疗试验始于21世纪之交前后,并显示出显著的免疫功能恢复效果。然而,数名接受早期γ-逆转录病毒载体治疗的患者发生了白血病。在这些病例中,载体整合促成了包括 LMO2 在内的生长调控基因的激活。这些事件使插入性致癌成为一项重大安全隐患,并推动了载体的重新设计以及长期监测要求的确立。
后续的载体平台包括自失活慢病毒载体,其设计旨在减少增强子介导的邻近基因激活。针对X连锁SCID和ADA-SCID的临床研究报告,许多接受治疗的患者实现了持续的免疫重建。针对Artemis缺乏型SCID的基因治疗也已进入临床研究阶段。这些方法仍具有基因特异性:为纠正 IL2RG 缺陷而设计的载体,无法治疗与之无关的RAG或ADA缺陷。治疗的可及性和监管批准状态因产品和司法管辖区而异。
ADA缺乏症还有一种独特的生化治疗方法,即补充缺失的酶。聚乙二醇修饰的ADA制剂可降低血液循环中有毒代谢产物的水平,并改善免疫功能。酶替代治疗可作为移植或基因治疗前的过渡治疗,也可在特定情况下作为持续治疗。它不能修复遗传缺陷,免疫功能可能无法完全恢复,也可能随时间推移而下降。纠正全身代谢也不等于能够预防或逆转所有神经系统或发育方面的并发症。
患者年龄、感染状态、基因型、供者可获得性、预处理方案和随访时长等方面的差异,使移植、基因治疗和酶替代治疗之间的比较变得复杂。患者数量少,加之技术迅速变化,难以对这些治疗方法作简单的优劣排序。基因治疗后的长期监测关注免疫功能恢复的持久性、载体整合模式、克隆扩增和恶性肿瘤;移植后的随访除此之外,还着重关注移植物功能、移植物抗宿主病及预处理相关影响。
长期结局与持续开展的研究
患者在成功接受免疫功能重建治疗后存活,并不一定意味着免疫系统的所有组成部分都恢复正常。有些患者的T细胞功能恢复良好,但B细胞功能仍然不足,需要长期接受免疫球蛋白替代治疗。另一些患者则能实现更全面的免疫重建,最终可在接种疫苗后产生保护性免疫应答。具体的恢复情况取决于基础缺陷、治疗方式、供者细胞的植入情况,以及新生成的初始T细胞能否持续存在。
长期评估需要区分细胞数量与免疫功能质量。即使循环血中的T细胞计数达到理想水平,也可能同时存在受体谱受限、胸腺输出不足或对刺激的应答较弱等问题。反之,即便实验室指标超出相应年龄的参考范围,患者有时仍可保持稳定的临床健康状态。因此,评估应综合考虑感染史、生长情况、实验室指标、适用情况下的疫苗应答,以及是否有炎症性疾病或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证据。
晚期并发症可能源于原发疾病、治疗前已发生的感染,或治疗本身。早期严重的呼吸道感染可能导致慢性肺病。预处理药物可能影响生长、内分泌功能、生育能力及其他器官。腺苷脱氨酶(ADA)缺乏症患者可能出现神经系统、行为或听力异常,而这些异常不能完全用当前的免疫状态来解释。对于存在DNA修复障碍的患者,需要特别关注其更广泛的细胞脆弱性。单一的生存率统计数据无法反映这些结局。
因此,除生存情况和免疫细胞恢复情况外,生活质量和发育结局也已成为重要的研究终点。研究关注就学参与情况、神经发育、治疗负担、家庭功能,以及长期隔离或住院带来的影响。解读研究结果时,必须考虑两类儿童之间的显著差异:一类是在发病前经筛查确诊的儿童,另一类是在发生严重感染后才接受治疗的儿童。
当前研究致力于降低免疫重建治疗的毒性,同时提高其疗效的持久性。基于抗体的预处理以特定造血细胞群为靶点,有望替代具有广泛毒性的化学治疗。基因组编辑方法旨在纠正致病相关变异,或在选定的基因组位置插入功能性序列,但其临床价值取决于编辑效率、干细胞功能的保留,以及对非预期改变的控制。这些策略与已有的基于载体的基因添加疗法仍属不同的技术路径。
其他有待解答的问题包括:不同基因型的最佳治疗方案是什么,供者来源或经纠正的干细胞需要达到何种贡献水平才能维持终身免疫力,以及胸腺输出在远期下降的原因是什么。由于SCID各亚型均属罕见,国际登记数据库和协作队列尤为重要。在人群层面,筛查研究关注漏诊病例、对非SCID性T细胞减少症的适当随访,以及获得专科诊断和根治性治疗的机会不平等所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