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白细胞抗原(HLA)是人类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的名称,更具体地说,是指由其中主要的抗原呈递基因所编码的细胞表面分子。这些分子将蛋白质片段展示给免疫系统,使免疫细胞能够监测细胞内的活动以及从细胞外环境摄取的物质。虽然这一名称源于它们最初在白细胞上的发现,但HLA分子并不只存在于这些细胞上:I类分子几乎存在于所有有核细胞表面,而II类分子则主要分布在专职抗原呈递细胞上。
HLA系统将分子识别与多项重要的生物学和临床过程联系起来。它参与决定哪些微生物来源或肿瘤来源的肽段能够被T细胞识别,有助于建立免疫耐受,同时也是遗传背景不同的个体之间进行移植的主要障碍。特定的HLA变异还会影响个体对某些自身免疫性疾病、传染病及药物超敏反应的易感性。这些影响源于肽段呈递、免疫细胞相互作用及基因调控方面的差异,而不能简单归结为免疫力的“强”或“弱”。
HLA区域位于6号染色体上,是人类基因组中遗传变异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其复杂性体现在多个方面:既包括经典的肽段呈递分子,也包括具有特定功能的非经典分子,还包括邻近的、参与炎症和抗原加工的基因。因此,要理解HLA,需要关注其分子结构、遗传方式、群体多样性、实验室命名规则,以及HLA差异影响免疫功能的不同方式。
HLA系统的发现与确立
HLA系统的发现源于对血细胞抗原和移植组织排斥反应的研究。早期移植实验表明,移植物的存活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供者与受者之间的遗传关系。小鼠研究,尤其是彼得·戈勒和乔治·斯内尔的工作,确立了H-2组织相容性系统的重要性。这些发现为研究人类中类似的遗传差异提供了框架,不过,研究人员无法像研究实验动物那样,通过受控交配实验来研究人类群体。
1958年,让·多塞描述了一种白细胞抗原,它是利用一名多次接受输血者血清中的抗体检测到的。这种抗原特异性最初称为MAC,后来被认定与HLA-A2有关。扬·范·罗德、罗斯·佩恩及其他研究人员开展的相关研究,使用了曾经妊娠的女性和接受过输血者的血清。这些血清有时含有针对他人白细胞的抗体,因为妊娠或输血使免疫系统接触了非自身抗原。抗体结合的模式表明,这些抗原构成了一个遗传系统,而非一组彼此无关的血细胞标志物。
始于1964年的国际组织相容性研讨会,在推动这一领域的协作与规范化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各实验室交换血清和细胞样本组,比较实验结果,并共同制定抗原特异性的定义。家系研究表明,若干HLA抗原决定簇通常一起遗传。这确立了HLA基因座相互连锁的概念,也使研究人员得以区分几个主要抗原系列,即后来的HLA-A、HLA-B以及再后来确定的HLA-C。对混合淋巴细胞反应及相关细胞测定的研究,则帮助确定了Ⅱ类区域。
第二项概念上的突破,明确了组织相容性分子的实际功能。1974年,罗尔夫·辛克纳格尔和彼得·多尔蒂在小鼠病毒感染模型中证明,细胞毒性T细胞的识别既取决于病毒抗原,也取决于宿主的组织相容性类型。这一现象称为MHC限制性,解释了为什么仅有外来物质不足以引发许多T细胞应答。后续研究确定,MHC分子所呈递的物质是短肽。
此后,结构研究将遗传学与功能联系起来。1987年,帕梅拉·比约克曼及其同事利用X射线晶体学研究HLA-A2,揭示了一个能够结合肽的沟槽。后来解析的Ⅱ类分子结构显示,其整体构造与之相似,但又有所不同。多塞、斯内尔和巴鲁赫·贝纳塞拉夫因发现了由遗传决定、调节免疫反应的结构,共同获得198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辛克纳格尔和多尔蒂则因在细胞介导的免疫识别方面的研究,共同获得1996年同一奖项。
基因组组织与遗传
HLA 区域位于第 6 号染色体短臂的 6p21.3 处,约占 360 万个碱基对。其确切边界取决于讨论的是经典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还是范围更广的扩展 MHC 区域。除编码经典 HLA 分子的基因外,该区域还包含许多其他基因,包括参与抗原加工、炎症信号传导和补体系统的基因。该区域的基因排列异常密集,遗传变异也极为丰富,因此若不进行精细定位,就很难解读这一区域内的关联。
经典 I 类基因为 HLA-A、HLA-B 和 HLA-C。每个基因都编码一条膜结合重链,重链与 β2 微球蛋白结合;后者的基因位于第 15 号染色体,而非 HLA 区域。主要的经典 II 类分子为 HLA-DP、HLA-DQ 和 HLA-DR。DP 和 DQ 均由成对基因座编码的 α 链与 β 链组成,这些基因座主要是 DPA1/DPB1 和 DQA1/DQB1。DR 含有一条由 DRA 编码的 α 链和一条由 DRB1 编码的 β 链;视所遗传的单倍型而定,还可能存在另一个能够表达的 β 链基因,即 DRB3、DRB4 或 DRB5。
通常所称的 III 类区域包含编码补体成分 C2、C4 和 B 因子的基因,以及编码肿瘤坏死因子等炎症介质的基因。“III 类”是基于位置和历史沿用的名称,并不代表存在第三类呈递肽的 HLA 分子。该区域内或附近的其他基因则编码非经典 I 类分子、肽装载机制的组成成分以及应激相关配体。
HLA 基因以共显性方式表达:个体通常会同时表达从父母双方遗传而来的变异形式。一个基因的某种特定形式称为等位基因,而同一条染色体上相互连锁的一组变异则称为单倍型。由于相邻的 HLA 基因座通常一起遗传,家庭成员可能共享一组跨越较大区域的 HLA 变异。在父母各有两个可区分单倍型的标准模型下,同胞兄弟姐妹遗传到完全相同的两个亲本单倍型的概率为四分之一,共享一个单倍型的概率为二分之一,两个单倍型均不相同的概率为四分之一。
这些概率描述的是遗传情况,并不保证分子层面完全一致。该区域内可能发生染色体交叉互换,而且有些家系存在相同或因其他原因无法区分的单倍型。此外,强烈的连锁不平衡——即不同基因座上的变异之间存在非随机关联——也意味着,与疾病相关的 HLA 标记所指示的可能是一段范围更广的遗传片段,而非致病变异本身。
分子结构与肽结合
I类和II类HLA分子都是膜糖蛋白,其肽结合平台位于起支撑作用的免疫球蛋白样结构域上方。两类分子具有相似的结构,因此能够执行相同的基本任务——呈递肽,但它们所呈递肽的来源、长度及结合方式有所不同。大多数具有重要临床意义的HLA多态性集中在肽结合区内或其附近,这些位置的氨基酸序列变化可改变向免疫细胞呈递的肽谱。
经典I类分子由一条重链和β2微球蛋白组成。重链具有三个细胞外结构域,分别称为α1、α2和α3。α1和α2结构域共同形成一个结合槽,槽底为β折叠片,槽的两侧为α螺旋。结合槽两端基本封闭,因此大多数结合肽的长度约为8至11个氨基酸;不过,更长的肽有时也能通过中部隆起或采取其他构象容纳其中。α3区参与与细胞毒性T细胞上的CD8共受体相互作用。
II类分子由一条α链和一条β链组成,两条链共同构成结合平台。其结合槽由α1和β1结构域形成,两端开放。结合肽的长度通常约为13至25个氨基酸,其中中央结合核心约含九个残基,两侧的侧翼序列则不固定。下方的结构域参与结合CD4共受体。这些结构差异有助于解释为何总体上I类分子向CD8 T细胞呈递肽,而II类分子向CD4 T细胞呈递肽。
肽结合具有选择性,但并不局限于某一种特定序列。结合槽内的口袋偏好肽链特定位置上具有某些侧链性质的残基。例如,一些HLA-B27分子优先结合第二位为精氨酸的肽。这类偏好称为结合基序。肽的锚定残基对其与HLA的结合起重要作用,而其他残基可能朝向外侧,与T细胞受体接触。因此,某个残基的变化可能影响结合稳定性、T细胞识别,或同时影响两者。
T细胞受体通常识别的是肽与HLA共同构成的表面,而非单独的游离肽。结构和生化研究表明,结合强度、复合物稳定性、肽的丰度以及受体的几何构型都会影响识别。不过,肽能够与HLA结合,本身并不足以证明它会诱导免疫应答:该肽还必须经过生成、转运和呈递,并在适宜的激活条件下与相应的T细胞相遇。在解读针对候选免疫靶标的计算预测结果时,这一区别十分重要。
抗原加工与呈递途径
HLA 呈递依赖一系列细胞内途径,负责生成肽、将其转运至适当的区室,并装载到 HLA 分子上。总体而言,I 类途径呈递来自细胞内蛋白质的肽,II 类途径则呈递来自进入内体区室的蛋白质的肽。这些只是主要途径,而非绝对规则:特化细胞可以将细胞外物质转入 I 类呈递途径,细胞内物质也可以进入 II 类区室。
在 I 类呈递中,许多肽来源于经蛋白酶体降解的蛋白质,包括普通的细胞蛋白、蛋白质合成过程中产生的缺陷产物、病毒蛋白,以及肿瘤细胞产生的异常蛋白。炎症信号可改变蛋白酶体的组成,使其形成具有不同切割偏好的免疫蛋白酶体。由此产生的许多肽由 TAP 转运至内质网;TAP 是由 TAP1 和 TAP2 组成的转运蛋白。内质网氨肽酶,尤其是 ERAP1 和 ERAP2,可将肽前体修剪至适合结合的长度。
新合成的 I 类重链与 β2 微球蛋白及肽装载复合体结合,后者包含 tapasin、钙网蛋白和 ERp57。这套机制促进复合体的组装,并筛选出足够稳定的肽–HLA 复合体。完成肽装载的分子经高尔基体运输至细胞膜表面。表面复合体最终会被内化,随后被降解或回收利用。有些 I 类分子的配体通过不依赖 TAP 的途径或其他特化途径产生,因此,某一加工组分出现缺陷,并不一定会使所有形式的 I 类呈递完全消失。
II 类分子遵循不同的途径。在内质网中,新形成的 α 链和 β 链与恒定链 CD74 结合;恒定链可阻止肽过早结合,并引导复合体进入内体区室。蛋白水解会去除恒定链的大部分,只留下称为 CLIP 的片段占据结合槽。随后,HLA-DM 促进 CLIP 的释放和肽交换,有利于稳定复合体的积累。在特定细胞类型和细胞状态下,HLA-DO 可调节 HLA-DM 的活性。许多装载的肽来源于经内吞作用或吞噬作用摄入的蛋白质,这些蛋白质在酸性的内体和溶酶体区室中被分解。
交叉呈递是细胞内与细胞外这种简单划分的一个重要例外,在这一过程中,细胞外抗原由 I 类分子呈递。某些树突状细胞利用这一过程,激活针对病毒或肿瘤的 CD8 T 细胞,即使这些抗原呈递细胞本身并未受到相应病毒的直接感染,也并非肿瘤细胞。反过来,自噬及相关递送途径可将细胞内蛋白质送入 II 类区室。因此,所呈递的肽谱是细胞活动经调控后形成的样本,受到蛋白质丰度、降解、转运、HLA 结合偏好以及呈递细胞活化状态的共同影响。
细胞表达、免疫识别与耐受
几乎所有有核细胞都表达HLA I类分子,使细胞毒性T细胞能够监视大多数组织。成熟的红细胞是一个主要例外。不同组织中的表达水平有所差异,并可在干扰素的作用下升高,尤其是在感染或炎症期间。HLA II类分子主要表达于专职抗原呈递细胞,包括树突状细胞、B细胞和巨噬细胞,以及特化的胸腺细胞。γ干扰素可通过涉及II类反式激活因子CIITA的调控通路,诱导其他类型的细胞表达HLA II类分子。
在T细胞于胸腺内发育的过程中,HLA分子既帮助建立有效的识别能力,也帮助形成必要的制约机制。阳性选择有利于能够与自身肽–HLA复合物相互作用的发育中T细胞存活。相反,对特定自身复合物的强烈识别可导致克隆删除,或促使细胞走向特定的分化命运,包括形成某些调节性T细胞群体。这些过程与胸腺外的作用机制共同维持免疫耐受。但这些机制并不能完全清除所有潜在的自身反应性细胞:成熟T细胞库中仍可能存在此类细胞,因此外周调控十分重要。
单有HLA表达,通常不足以激活尚未受到初始致敏的T细胞。抗原识别会与T细胞共刺激信号、抑制性受体及细胞因子的作用相整合。这解释了为什么同一种肽–HLA复合物会因呈递细胞及周围炎症环境的不同而产生不同后果。HLA限制性也意味着,在某一个体内经过选择的T细胞,适应的是该个体遗传获得的那组HLA分子。
HLA还调节自然杀伤细胞,这类细胞并不通过常规T细胞受体识别肽–HLA复合物。抑制性杀伤细胞免疫球蛋白样受体可识别部分HLA-C、HLA-B和HLA-A分子。另一种抑制性受体CD94–NKG2A则识别HLA-E。这些相互作用参与NK细胞的教育过程,并帮助其识别自身HLA表达降低的细胞,后者通常称为“自身缺失”识别。不过,细胞是否被激活仍取决于多种抑制性和激活性信号之间的平衡,而非仅由HLA缺失决定。
非经典I类分子的功能更为专门化,其序列多样性通常也低于HLA-A、HLA-B和HLA-C。HLA-E通常呈递源自其他HLA分子的前导序列肽,因此其细胞表面表达与I类分子的组装通路相联系。HLA-G的表达范围有限,包括母胎界面,并可与抑制性免疫受体相互作用。HLA-F的构象及其与受体的相互作用则随具体环境而变化。这些分子表明,HLA家族的功能并不限于向CD8 T细胞进行常规的肽呈递。
多态性、群体变异与进化
无论是已知等位基因的数量,还是不同变体在人群中共同存在的频率,HLA 的多样性都极为突出。官方 IPD-IMGT/HLA 数据库收录了数以万计的已命名等位基因,且随着测序规模扩大,总数仍在增加。等位基因的数量并不等于具有不同功能的抗原呈递蛋白的数量:有些等位基因仅在非编码序列上存在差异,有些编码的蛋白质序列完全相同,还有些不能正常表达。因此,必须从多个层面评估其功能多样性。
其中有两个特征尤为重要。该系统具有多基因性,因为多个不同的 HLA 基因座都编码抗原呈递分子;同时也具有多态性,因为单个基因座存在许多等位基因。因此,一个个体可以表达多种具有不同肽结合偏好的 I 类和 II 类分子。与携带两个相同的等位基因拷贝相比,某一基因座处于杂合状态时,其可呈递的肽的总体范围可能更广,但功能拓展的程度取决于这两种分子之间的差异有多大。即使两个等位基因的序列不同,它们所结合的肽集合仍可能高度重叠。
自然选择有助于维持这种多样性。支持平衡选择的证据包括:肽结合位点具有异常丰富的变异,以及等位基因跨越不同进化谱系持续存在的模式。提出的机制包括杂合子优势、不断变化的病原体压力,以及负频率依赖选择;在最后一种机制中,病原体适应了宿主中常见的变体,使较罕见的变体暂时获得优势。这些机制的相对贡献因基因座、群体和历史条件而异,不能用一种普遍适用的进化解释来概括 HLA 的多样性。
群体历史同样重要。遗传漂变、奠基者效应、迁移和混合都会影响等位基因及单倍型的频率。有些 HLA 变体在特定人群中很常见,在其他人群中却很少见,不同群体之间的扩展单倍型也可能存在显著差异。这些模式对群体遗传学研究很有价值,但并不意味着人类可以被划分为界限分明的生物学类别。按大陆划分祖源等宽泛标签掩盖了群体内部的大量变异,而仅凭外貌或笼统的祖源分类,也无法可靠地推断个体的 HLA 基因型。
选择与人口历史的共同作用会直接影响研究。在一个群体中观察到的疾病关联,在另一个群体中可能较弱或并不存在,因为相关等位基因的频率、与之连锁的变异、环境暴露或对照群体有所不同。同样,供者登记库即使收录了大量个体,对代表性不足的单倍型仍可能覆盖不均。因此,要作出准确解读,就需要使用适合相应群体的数据,关注连锁不平衡,并区分统计关联与已得到证实的分子机制。
命名、分型与实验室结果解读
HLA命名体系区分血清学上较宽泛的抗原类别与精确定义的基因等位基因。例如,HLA-A2指的是历史上通过抗体检测确定的一种抗原特异性,而HLA-A*02:01则以特定的序列分辨率标识一个等位基因。现行以冒号分隔的命名规则于2010年引入。等位基因名称以基因名称开头,后接星号及由冒号分隔的数字字段。
第一字段标识等位基因组,通常与某种血清学抗原相关。第二字段区分编码不同蛋白质序列的等位基因。第三字段区分编码序列中的同义差异,第四字段则区分编码序列以外的差异。因此,HLA-A*02:01:01:01包含四个层次的信息。后缀可表示表达特征:例如,N表示无表达等位基因,L表示细胞表面低表达。其他后缀用于表示另外一些表达模式或表达情况尚不确定。报告的字段较少,通常意味着结果的分辨率较低,并不一定意味着省略字段的内容相同。
过去,HLA分型主要依赖补体依赖性细胞毒试验。在该试验中,抗体与细胞上的HLA分子结合后,可引发补体介导的细胞损伤,从而呈现出相应的反应模式。细胞学试验也曾用于鉴别Ⅱ类HLA的差异。随后,直接检测脱氧核糖核酸的分子方法彻底改变了HLA分型。这些方法包括序列特异性引物检测、序列特异性寡核苷酸杂交和基于序列的分型。聚合酶链式反应是其中许多方法的核心技术,而高通量和长读长DNA测序则日益有助于扩大检测覆盖范围并提高分辨率。
HLA分型面临特殊的计算难题,因为相关基因座具有相似的序列,而且每个基因座都可能存在许多彼此高度相似的等位基因。短读长序列可能比对到不止一个基因座,也可能无法确定哪些变异共同位于同一条染色体上。后一种问题称为相位歧义。测序不完整还可能导致无法区分一个有表达的等位基因与一个无表达等位基因,因为两者的差异可能位于检测区域之外。“G组”和“P组”提供了标准化的归类方式,用于将抗原识别结构域中具有特定相同核苷酸序列或蛋白质序列的等位基因归为一组。
基因分型与抗体检测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分型用于确定一个人携带哪些HLA变异;抗体检测则用于研究针对HLA靶标的免疫反应性。单抗原微珠检测有助于确定抗体特异性,而交叉配型则利用供者细胞评估供受者相容性;虚拟交叉配型则依据对抗体检测数据和分型数据的解读来进行评估。检测信号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解读,因为抗原密度、蛋白质构象、干扰因素和实验室设定的阈值都会影响结果。某一平台给出的信号数值,并不是抗体浓度或临床损伤程度的直接、通用标准化指标。
移植与同种异体免疫应答
HLA差异是决定移植相容性的重要因素,因为免疫系统可能将他人的HLA分子识别为异物。与识别任一常规抗原相比,T细胞识别非自身HLA的频率异常高。这反映了T细胞受体的交叉反应性,以及其在选择过程中形成的与肽–HLA复合物表面相互作用的倾向。即使HLA分子只有少量序列差异,也可能使其识别表面发生显著改变。
同种异体识别可通过多种途径发生。在直接同种异体识别中,受者T细胞识别供者来源细胞上完整的供者HLA–肽复合物。在间接同种异体识别中,受者抗原呈递细胞加工包括供者HLA分子在内的供者蛋白,并通过受者自身的HLA呈递这些蛋白产生的肽。另一条途径通常称为半直接识别,涉及受者细胞获取完整的供者HLA复合物。这些机制在时间上相互重叠,对急性及持续性移植物损伤的作用可能有所不同。
抗体也可通过另一途径造成损伤。妊娠、输血或既往移植所带来的暴露可诱导产生抗HLA抗体。供者特异性抗体可与移植物细胞结合,尤其是血管内皮细胞,并促进补体活化或募集免疫效应细胞。不能仅凭检出抗体就确诊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评估时还需考虑移植物功能、组织学所见及其他证据。HLA配型可减少某些免疫差异,但无法消除所有排斥反应的原因,因为次要组织相容性抗原、非HLA靶标及非免疫性损伤同样会产生影响。
在实体器官移植中,HLA配型的重要性及其在实际决策中的权重因器官类型、移植紧迫程度、供者可获得性及其他临床因素而异。肾移植依据HLA进行器官分配和相容性评估已有悠久历史。HLA-DR和HLA-DQ差异在许多抗体形成及长期结局的研究中尤其受到关注。更精细的评估方法会分析氨基酸错配、肽呈递,或抗体可接近的结构构型,后者有时称为表位微簇(eplet)。这些指标提供的信息超出了简单的抗原错配计数,但不同算法不能相互替代。
在造血干细胞移植中,供者免疫系统可能攻击受者组织,引起移植物抗宿主病,而受者免疫系统也可能参与移植物排斥。高分辨率配型通常涵盖HLA-A、HLA-B、HLA-C和HLA-DRB1,并根据具体移植情境考虑其他位点。HLA-DPB1差异可使用容许性模型进行分类;半相合移植则在专门的治疗方案下,有意选择与受者共享一个亲本来源单倍型的供者。相容性始终只是影响结局的因素之一,其他因素还包括疾病状态、供者特征、移植物来源、预处理方案及免疫抑制治疗。
自身免疫性疾病与药物超敏反应
在多种免疫介导的疾病中,HLA相关性是关联强度最高且可重复验证的遗传学发现之一。解读这些关联时,必须区分易感性与必然发病。风险相关等位基因会改变特定背景下的患病概率,但单凭这一等位基因,通常既不是发病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由于HLA等位基因往往以彼此关联的区块形式共同遗传,发现某种关联并不意味着就找到了起作用的分子、氨基酸或生物学通路。
乳糜泻是肽呈递参与疾病发生的一个研究较为透彻的例子。大多数患者携带HLA-DQ2.5或HLA-DQ8,但也有部分病例涉及其他相关的DQ分子。组织转谷氨酰胺酶通过脱酰胺作用修饰特定的麸质肽,将其中某些谷氨酰胺残基转变为谷氨酸残基。这些带负电荷的残基可增强肽与疾病相关DQ分子的结合,从而激活对麸质产生反应的CD4 T细胞。相关HLA分子的携带率远高于乳糜泻的患病率,这说明其他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也十分重要。
HLA-B27与强直性脊柱炎及相关类型的中轴型脊柱关节炎有很强的关联,但大多数携带者并不会发病。提出的机制包括特定肽的呈递、异常的重链构象,以及涉及蛋白质折叠或先天免疫通路的作用。这些机制各自的贡献仍在研究之中。在类风湿关节炎中,一组编码“共同表位”的HLA-DRB1变异尤其与存在抗瓜氨酸化蛋白抗体的疾病类型相关。1型糖尿病同样与特定的HLA-DR–DQ单倍型有很强的关联,其中某些组合增加易感性,另一些则具有保护作用。
药物超敏反应体现了另一种依赖HLA的识别方式。HLA-B57:01与阿巴卡韦超敏反应密切相关。结构与功能研究表明,阿巴卡韦可结合于HLA-B57:01的肽结合槽内,改变其呈递的自身肽谱。HLA-B15:02与卡马西平相关的史蒂文斯–约翰逊综合征和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有关,在该等位基因较常见的人群中尤为如此。HLA-B58:01则与别嘌醇引起的重症皮肤不良反应有关。这些关联具有药物和表型特异性,并非所有药物都具有的一般特征。
多种不同机制均可导致HLA相关的药物反应,包括肽谱改变、药物与蛋白质形成共价修饰,以及药物与免疫受体之间的直接药理相互作用。因此,临床解读取决于具体的等位基因、药物暴露情况、人群和反应表型。对于某些特定的药物–等位基因组合,HLA检测已纳入现行的处方用药规范,但基因型检测结果阳性本身并不能证明已有症状由药物引起。反之,未携带某一特定风险等位基因,也不能排除该药物引起的所有不良反应。
感染、癌症与特化的组织界面
HLA 变异主要通过改变可呈递的病原体来源肽以及可形成的 T 细胞应答来影响感染。在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中,对未经治疗的队列开展的研究发现,某些 HLA-B57 和 HLA-B27 等位基因与平均而言更好的病毒控制能力相关。这些关联涉及针对特定病毒区域的免疫应答,以及病毒借助突变逃避免疫识别时所受到的限制。但这种关联并非绝对:病毒序列、宿主的其他基因、既往免疫经历及治疗都会显著影响个体结局。
病原体可在多个环节干扰 HLA 通路。一些病毒蛋白会抑制依赖 TAP 的肽转运,使 I 类分子滞留在细胞内,或加速其降解。I 类分子介导的抗原呈递减少,可帮助受感染细胞逃避 CD8 T 细胞识别,但也可能使其更容易被 NK 细胞识别。病毒可通过保留特定的 HLA 信号,或产生能与抑制性受体结合的分子,部分抵消这种不利影响。因此,宿主与病原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涉及适应性免疫识别与先天免疫监视之间的平衡,而非单一的逃逸机制。
在癌症中,HLA 分子可呈递源自异常蛋白的肽,包括突变产生的新抗原。肿瘤反应性 T 细胞能够识别其中一些肽–HLA 复合物,为多种免疫疗法提供了基础。然而,肿瘤仍可通过丢失某个 HLA 等位基因、使 β2-微球蛋白发生功能缺陷、改变抗原加工相关基因,或改变炎症信号传导来逃避免疫。丢失一个 HLA 单倍型,可在保留其他 I 类分子的同时,使某些肿瘤抗原不再得到呈递。其后果取决于此前受到识别的是哪些抗原,以及哪些替代性免疫通路仍然活跃。
这些机制影响着肽疫苗、T 细胞受体疗法,以及靶向肽–HLA 复合物的抗体或双特异性分子的开发。此类疗法往往仅适用于携带特定 HLA 等位基因的人群,因为治疗性受体识别的是特定的肽–HLA 组合。计算模型有助于筛选候选靶标,而对 HLA 结合肽进行质谱法分析,则可提供抗原呈递的直接证据。无论是预测能够结合,还是检测到相应肽,单凭其中任何一项都不足以确定疗效或安全性;靶标丰度、组织分布、受体交叉反应性和肿瘤异质性仍是需要分别考察的问题。
母胎界面体现了另一种特化形式。侵入母体子宫组织的绒毛外滋养层细胞,其典型表达模式是表达 HLA-C 以及非经典的 HLA-E 和 HLA-G,而不呈现通常的经典 HLA-A 和 HLA-B 表达模式。它们与母体子宫 NK 细胞及其他免疫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参与调控胎盘形成和组织重塑。这并非简单地对免疫系统“隐身”:母体细胞能够检测到胎儿相关信号,而局部受体相互作用、细胞分化和调控网络共同塑造了应答。对母体 KIR 与胎儿 HLA-C 组合的研究表明,即使没有移植或感染,HLA 也能影响两个遗传背景不同的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