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是指从供者转入受者体内的免疫活性细胞将受者组织识别为异物,并造成组织损伤的一种疾病。它主要发生于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这种移植用于治疗白血病、淋巴瘤、再生障碍性贫血及其他血液或免疫系统疾病。较少情况下,输注含细胞的血液成分或移植含有大量供者淋巴细胞的器官后,也会发生此病。移植排斥反应是受者免疫系统攻击移植物,而GVHD的免疫攻击方向恰好相反。
GVHD分为急性和慢性两种类型,主要依据临床表现区分,而非仅凭移植后的时间长短。急性GVHD主要累及皮肤、胃肠道和肝脏。慢性GVHD可累及多个器官,兼有免疫调节紊乱、炎症和组织瘢痕形成。两种类型均可导致严重病损、残疾和死亡,而治疗又会增加患者对感染的易感性。其核心生物学难题在于,如何控制供者免疫细胞的有害反应,同时保留其抵御病原体的能力,以及针对残留恶性细胞的有益免疫活性。
定义、历史发展与分类
移植免疫学家鲁珀特·比林厄姆于1966年阐明了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发生的必要条件:移植物必须含有具备免疫活性的细胞;受者必须具有供者所不具备的抗原;受者必须无法有效清除输入的细胞。这些原则解释了动物实验中的“矮小病”,也解释了随着骨髓移植的发展而日益得到认识的人类疾病。参与这一过程的供者细胞主要是T细胞,但其他免疫细胞群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慢性疾病中。在造血细胞移植中,供者来源的免疫细胞能够持续存在并不断再生,因此,GVHD的生物学背景不同于短暂接触外来细胞的情形。
过去,急性GVHD被定义为移植后100天内发生的疾病,而第100天后发生的疾病则被归为慢性GVHD。后来发现,这种区分并不充分,因为减低强度预处理、供者淋巴细胞输注以及免疫抑制方案的改变,都可能使急性型表现延迟至更晚出现。反过来,典型的慢性表现也可能在第100天之前出现。因此,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于2005年提出、并于2014年修订的共识框架强调以临床表型进行分类。经典急性GVHD发生于移植后最初100天内,且不具有可诊断慢性GVHD的特征。持续性、复发性或迟发性急性GVHD则发生于第100天后,但仍表现为急性GVHD的临床特征。
慢性GVHD包括经典型和重叠型:前者具有典型的慢性表现而无急性特征,后者则同时具有慢性和急性表现。例如,一名同时存在皮肤硬化性病变和炎症性腹泻的受者,可能患有重叠型慢性GVHD,而不能仅凭移植后经过的时间来分类。急性GVHD的严重程度通常以各器官的分期及总体分级来表示;慢性GVHD则采用各器官的评分,并将总体严重程度分为轻度、中度或重度。这些分类体系的用途不同,不能相互替代。
GVHD也可根据供者淋巴细胞输入受者的情境进行分类。输血相关GVHD通常在输血后数周内出现,其特征性表现包括严重的骨髓衰竭。实体器官移植后发生GVHD较为罕见,但已得到确认,尤其见于肝移植或肠移植后,因为这些移植物携带供者淋巴细胞。自体移植是指患者接受自身细胞,因此不会形成通常意义上的供受者遗传不匹配;对于被称为自体GVHD或GVHD样疾病的综合征,应另行分析,不能直接将其等同于常规的异基因GVHD。
免疫学机制与组织损伤
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的起始事件通常是移植预处理方案造成的组织损伤,预处理可能包括化学治疗和放射治疗。受损组织释放危险信号,而肠道屏障遭到破坏后,微生物产物得以接触免疫细胞。这些信号激活抗原呈递细胞,并促进炎症介质释放。随后,供者T细胞在更有利于免疫激活而非免疫耐受的环境中接触受者抗原。并非所有临床情境下都必须先有预处理损伤才会发生本病,但在常规移植中,这类损伤是炎症过程的重要放大因素。
抗原识别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人类白细胞抗原(HLA)分子,这些分子将肽片段呈递给T细胞。显著的HLA不匹配可引发强烈的供者免疫反应,但即使在HLA匹配的同胞之间进行移植,也可能发生移植物抗宿主病。在这种情况下,具有遗传差异的蛋白质会产生供受者之间不同的次要组织相容性抗原。其中一些广泛表达,另一些则主要表达于造血细胞。活化的供者T细胞扩增并迁移至靶组织,通过释放穿孔素和颗粒酶、启动死亡受体信号传导等细胞毒性途径造成损伤。肿瘤坏死因子、干扰素γ以及多种白细胞介素等细胞因子,使免疫细胞持续募集并加重组织损伤。
肠道既是疾病的靶器官,也是疾病的放大器。肠道干细胞和上皮细胞受损会妨碍组织再生,削弱黏膜屏障。肠道微生物组的变化部分与抗生素、饮食、预处理和炎症有关,并可进一步改变免疫调节。微生物多样性降低以及特定细菌类群占据优势,与不良移植结局存在关联;但这种关联并不能证明某种特定的微生物组成模式会直接导致移植物抗宿主病。因此,实验和临床研究会区分两类依据:一种是生物学机制上具有合理性,另一种是有证据表明改变微生物组能够提高生存率。
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涉及更广泛的免疫耐受失调。胸腺损伤可干扰经过适当选择的T细胞库的形成,而调节性T细胞功能受损则削弱了对自身反应性和同种异体反应性免疫应答的控制。异常的B细胞活化、抗体生成改变、巨噬细胞信号传导以及成纤维细胞活化,共同促成持续性炎症和纤维化。因此,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可表现出类似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特征,但并不等同于这些疾病。活动性炎症与既有结构性损伤的相对程度因器官而异,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抑制免疫活动不一定能够逆转瘢痕形成、挛缩或固定性气流受限。
发生频率、危险因素与移植背景
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的发生频率因研究人群、移植物来源、供受者关系、HLA配型相合程度、预处理方案、预防性治疗和诊断标准而有很大差异。在许多异基因移植情境下,既往约有30%~50%的受者发生Ⅱ~Ⅳ级急性GVHD,约有30%~50%的长期存活者发生慢性GVHD。这些只是供参考的大致范围,并非普遍适用的发生率。现代预防措施可使结果出现显著差异;如果将所有严重程度的疾病、不同观察期或高危受者比例不同的数据混在一起比较,就容易产生误导。发病率还取决于竞争事件:早期死亡或恶性肿瘤早期复发的患者,可能在慢性GVHD发生之前就已不再处于相应的风险状态。
HLA不相合是一个主要危险因素,但其影响取决于所采用的预防方案。单倍体相合移植是指供者与受者共享一个遗传而来的HLA单倍型;通过移植后应用环磷酰胺等方法,这类移植已得到广泛开展。在HLA高度相合并采取适当预防措施的情况下,使用无关供者也可成功完成移植。供者年龄、受者年龄、预处理强度,以及供受者的性别组合和生育史等因素,都可能影响风险。曾经怀孕的女性供者可能对怀孕期间接触过的抗原保有免疫记忆,在某些情况下可增强同种异体反应性。
移植物的细胞来源与慢性GVHD尤为相关。外周血干细胞移植物所含的T细胞通常多于骨髓移植物,且往往与更高的慢性GVHD风险相关。因此,在某些情况下,骨髓移植在降低慢性GVHD风险方面可能更有优势,但移植物的选择还需考虑植入、疾病控制、供者因素及预防方案。脐带血移植在免疫重建和同种异体反应性方面具有独特模式,不能简单套用成人供者移植的风险估计来预测其结局。
既往发生过急性GVHD是公认的慢性GVHD危险因素,但没有明确急性发作记录的患者也可能发生慢性GVHD。供者淋巴细胞输注有时用于增强供者免疫细胞对复发恶性肿瘤的作用,但也可能诱发急性或慢性GVHD。治疗背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供者的同种异体反应性并非全然有害:移植物抗白血病效应可以减少恶性肿瘤复发。GVHD与抗肿瘤免疫在生物学机制上有所重叠,但并非不可分离。因此,预防研究在评估GVHD发生频率的同时,也会评估复发、感染、移植物植入失败和生存情况,而不会仅凭尽可能低的GVHD发生率,就认定某种移植策略的总体效果最佳。
急性临床表现与严重程度分级
皮肤通常是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最先出现明显临床表现的靶器官。斑丘疹性皮疹可始于面部、耳部、手掌、足底或躯干,随后扩散。轻症可类似药疹或病毒性出疹。重症可出现全身性皮肤发红、水疱及表皮剥离,造成大面积皮肤屏障缺失。皮肤分期依据受累面积占体表面积的比例判定,最严重的阶段则表现为伴有水疱或脱屑的广泛皮肤损伤。仅凭皮损外观不足以确诊,尤其是在受者使用多种药物且面临多种感染风险的情况下。
胃肠道受累的表现从食欲减退、持续恶心和呕吐,到大量水样腹泻、绞痛、出血和肠麻痹不等。即使没有明显腹泻,上消化道病变也可能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下消化道病变可导致大量液体和蛋白质丢失、吸收不良及严重腹痛。传统分期采用腹泻量作为指标,儿童则需结合年龄和体型进行判断。即使测得的粪便量并不突出,严重腹痛、肠麻痹或肉眼血便也可能提示病情已发展至较严重阶段。肠道屏障损伤还会增加血流感染的风险。
肝脏受累最常表现为胆汁淤积型改变,包括胆红素和碱性磷酸酶升高,但也可能出现以氨基转移酶显著升高为特征的肝炎型改变。病情较重时可出现明显黄疸。由于移植受者发生肝功能障碍的潜在原因很多,包括药物毒性、病毒感染、脓毒症和肝窦阻塞综合征,因此仅凭肝功能检查异常不能确诊GVHD。经典的急性肝脏受累分期主要依据胆红素浓度,但临床判断需综合考虑各项生化指标及移植相关背景。
急性GVHD的总体分级通常为Ⅰ至Ⅳ级,综合皮肤、肝脏和胃肠道受累的严重程度确定。Ⅰ级一般表示病变较局限,通常仅累及皮肤;Ⅳ级则表示危及生命的受累。改良Glucksberg分级系统和西奈山急性GVHD国际联盟(MAGIC)标准是广泛用于规范评估的方法。单个器官的分期并不等同于总体分级:患者的最终分级取决于各器官的受累组合情况。初诊时的严重程度及后续治疗反应均具有预后判断价值。糖皮质激素难治性的下消化道或肝脏病变尤其令人担忧,但不能仅凭某一项症状或实验室指标推断病程。
慢性表现与器官评分
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常在皮肤及相关组织中引起具有特征性的改变。扁平苔藓样皮损表现为炎症性改变,常呈紫红色;硬化性病变则导致皮肤增厚、紧绷和活动度下降。病变累及更深层时,可影响皮下组织和筋膜,造成关节挛缩及胸壁活动受限。也可出现色素改变、脱发和指(趾)甲异常,但这些表现的特异性较低。有些表现反映了活动性免疫损伤,另一些则是炎症消退后遗留的持续性损害。区分两者至关重要,因为即使炎症成分对治疗有反应,活动受限仍可能持续存在。
口腔可出现扁平苔藓样白色改变、红斑、溃疡、敏感及唾液分泌功能下降。唾液腺功能障碍可增加龋齿和口腔感染的风险。眼部病变通常影响泪液分泌和眼表,导致眼干、异物感、畏光及视觉障碍;严重时可损伤角膜。生殖器受累可引起炎症性病变、瘢痕、粘连或狭窄。这些表现即使不会立即危及生命,也可能严重影响进食、视力、性功能和日常活动。
肺部慢性GVHD最具特征性的相关表现是闭塞性细支气管炎综合征,这是一种导致气流受阻的小气道疾病。在明显症状出现之前,可能通过肺功能下降发现早期病变。后期表现包括活动时呼吸困难、咳嗽和运动耐力下降。评估采用连续多次的肺量测定、影像学检查,并排查感染或其他导致气流受阻的原因。慢性GVHD可伴有胃肠道和肝脏表现,但腹泻或肝功能检查异常不能单独作为慢性GVHD的诊断依据,因为这些表现也可见于急性GVHD及多种其他移植并发症。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器官评分系统通常对受累部位按0至3分评分,涵盖皮肤、口腔、眼、胃肠道、肝脏、肺、关节与筋膜以及生殖道。总体严重程度为轻度时,通常仅累及一至两个器官,各器官受损评分均为1分,且无肺部受累。中度包括更广泛的轻度受累、某一器官评分为2分,或轻度肺部受累。重度包括某一器官评分为3分,或较严重的肺功能损害。明确异常的归因仍然十分重要:完全由其他疾病或状况导致的异常不应计为GVHD。评分也有局限性,因为它可能将活动性病变与不可逆损伤合并计入,也未必能充分反映疲劳、症状负担,或多处轻度损害同时存在时对实际生活造成的影响。
诊断评估与生物标志物
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的诊断以临床判断为基础,必要时通过组织检查和排除其他可能病因来提供支持。评估需综合考虑移植时间、供者与移植物特征、预防用药、近期用药调整、感染情况、体格检查结果以及器官专项检查。活组织检查可提高诊断的可信度,但阴性或非特异性结果并不总能排除本病。取样可能遗漏斑片状分布的病变,既往治疗也可能改变组织形态。反过来,某些与GVHD相关的显微镜下特征也可见于药物反应或感染。对于重症患者,诊断评估与治疗可同步进行,而不必等待某一项确诊性检查的结果。
急性皮肤GVHD的组织病理学表现可包括表皮与真皮交界处损伤、角质形成细胞凋亡,严重时还可出现表皮分离。胃肠道活组织检查可见上皮细胞凋亡、隐窝损伤、隐窝丢失及黏膜剥脱。即使显微镜下已存在病变,内镜下表现仍可能很轻,容易造成误判。评估腹泻时,还需考虑药物毒性、预处理相关损伤、艰难梭菌感染、巨细胞病毒及其他病原体感染。肝活组织检查可见小胆管上皮损伤和胆汁淤积,但是否进行该检查,需权衡出血风险、其他诊断的可能性,以及检查结果对诊疗决策的影响。
慢性GVHD的诊断思路不同于仅仅记录持续存在的症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诊断框架将临床表现分为两类:一类为诊断性表现,在适当的临床背景下即可据此确诊慢性GVHD;另一类为特征性表现,尚需其他证据支持。扁平苔藓样改变和某些类型的硬化属于特征尤为鲜明的表现。仅有眼干、体重下降或肝酶异常,特异性均不足。功能检查、专科检查、影像学检查和组织取样有助于确定器官受累情况,并将慢性GVHD与感染、药物作用、恶性肿瘤复发及无关疾病区分开来。
血液生物标志物推动了风险评估的进展,但不能替代临床诊断。ST2是白细胞介素-33受体某一组分的可溶性形式,REG3α则是一种与肠上皮反应相关的蛋白质,二者均被纳入MAGIC算法概率评分。该算法用于估计不良结局的风险,尤其是与急性GVHD相关的非复发死亡风险,并可在临床分级之外提供额外信息。其最为确立的用途是判断预后,而非证实GVHD的存在。生物标志物的阈值、检测方法、采样时间及治疗背景均会影响结果解读。目前,慢性GVHD尚无一种得到广泛认可、可单独用于确诊的血液检测;候选标志物的评估也必须考虑受累器官和疾病状态的多样性。
预防与供者免疫功能的平衡
预防工作始于移植前,包括选择供者、评估人类白细胞抗原(HLA)、选择移植物来源,以及确定预处理和免疫抑制策略。完全消除供者细胞的同种异体反应性未必是理想目标,因为这可能影响植入、免疫重建或抗肿瘤效应。因此,预防方案旨在减少具有临床意义的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同时保留足够的供者免疫功能。对于接受全相合供者移植物、单倍体相合移植物,或因非恶性疾病接受移植的患者,同一方案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其中,非恶性疾病患者并不需要移植物抗白血病效应。
常规药物预防通常将他克莫司或环孢素等钙调神经磷酸酶抑制剂与甲氨蝶呤或吗替麦考酚酯联合使用。钙调神经磷酸酶抑制剂通过干扰白细胞介素-2产生所需的信号传导,减少T细胞活化。甲氨蝶呤抑制增殖中的细胞,并具有免疫调节作用;吗替麦考酚酯则限制淋巴细胞内的核苷酸合成。抗胸腺细胞球蛋白可降低供者或受者的T细胞活性,并被纳入某些移植方案。这些方法对植入、病毒再激活、复发、器官毒性和免疫重建的影响各不相同,并非只是降低某一项风险、可以相互替代的手段。
移植后使用环磷酰胺已成为一项重要的预防策略,最初主要用于单倍体相合移植,随后应用范围逐渐扩大。环磷酰胺通常在移植物输注后早期给药,作用于快速增殖的同种异体反应性淋巴细胞,同时也重塑调节性免疫细胞群及正在恢复的免疫细胞群。2023年报告的BMT CTN 1703随机试验显示,在所研究的减低强度预处理外周血干细胞移植情境中,与他克莫司联合甲氨蝶呤相比,移植后环磷酰胺联合他克莫司和吗替麦考酚酯的方案提高了1年无GVHD、无复发生存率。两组的估计1年生存率分别为52.7%和34.9%。这一复合终点涵盖重度急性GVHD、需要全身治疗的慢性GVHD、复发或进展以及死亡,而非所有GVHD事件。
其他方法包括通过移植物处理去除特定T细胞群,以及阻断共刺激信号。阿巴西普是一种CTLA-4–免疫球蛋白融合蛋白,可阻断CD80/CD86介导的T细胞共刺激;该药于2021年在美国获批,与其他药物联用,用于特定非亲缘供者移植情境下的急性GVHD预防。输血相关性GVHD的预防则依赖另一项措施:对适用的细胞性血液成分进行辐照,以阻止输入的淋巴细胞增殖。常规去白细胞处理并不能可靠地提供同等保护。对血液成分进行辐照不同于对患者进行照射,是否需要采取这项措施,取决于输血情境以及已知的受者或供者相关风险。
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的治疗
治疗强度取决于受累器官、总体严重程度、病情进展,以及症状确由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引起的可能性。局限性皮肤病变通常可采用局部治疗,同时维持或调整现有的全身性预防方案。具有临床意义的胃肠道、肝脏病变或广泛皮肤病变,通常需要全身使用皮质类固醇。常用药物为泼尼松或静脉注射甲泼尼龙,许多方案采用的初始剂量相当于每日泼尼松约 1–2 mg/kg。这是对临床实践的描述,而非普遍适用的治疗方案:剂量、给药途径及后续减量安排,均随病情严重程度、药物吸收情况、治疗反应和并发症而异。
疗效评估是一个动态过程。评估时既要观察皮疹、排便量、腹部症状、胆红素水平及整体功能状况的改善,也要关注是否有新的器官受累。足量使用类固醇数日后病情仍进展,或在预先规定的较长时间内未见改善,可判定为类固醇难治性疾病,但各项试验和治疗方案的具体定义有所不同。一些患者起初对治疗有反应,却在减量期间复发,表现为类固醇依赖。长期使用类固醇与肌无力、高血糖、骨量流失、精神方面的不良反应及感染有关。因此,除短期症状改善外,疗效能否持久以及能否减少类固醇暴露量,也是重要的结局指标。
芦可替尼是一种 Janus 激酶 1 和 2 抑制剂,已成为类固醇难治性急性 GVHD 的成熟治疗选择。它通过干扰细胞因子信号传导,影响参与供者免疫激活和组织炎症的多条通路。2020 年发表的 REACH2 随机对照试验显示,芦可替尼组第 28 天的总体缓解率为 62.3%,而由研究者选择治疗方案的对照组为 39.4%。不良反应包括血细胞减少和感染性并发症;第 28 天出现治疗反应,并不一定意味着完全恢复,也不意味着每个亚组都能获得生存获益。后续治疗的选择取决于既往治疗、器官功能障碍、感染状况,以及相关疗法在当地是否已获监管批准并可供使用。
在特定情况下采用的其他方法包括体外光分离置换疗法、抗胸腺细胞球蛋白、其他靶向细胞因子的治疗,以及间充质基质细胞制剂。2024 年 12 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 remestemcel-L 用于治疗两个月及以上儿童患者的类固醇难治性急性 GVHD。无论采用何种免疫靶向药物,支持治疗始终至关重要:体液和电解质丢失、营养障碍、疼痛、黏膜损伤及机会性感染,均可单独危及生命。急性 GVHD 治疗试验越来越重视持久缓解、类固醇累积暴露量、非复发死亡率和生存情况,而不再仅以临床分级的早期下降作为疗效依据。
慢性疾病与功能障碍的治疗
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的治疗取决于受累器官的数量、疾病活动度、对功能的影响,以及炎症与既有损伤的相对程度。局限性病变可采用针对受累器官的治疗,包括用于皮肤或口腔的局部抗炎药物,以及针对眼表疾病的治疗。病变范围较广或对功能影响较大的患者通常需要全身应用糖皮质激素,有时还需联合另一种免疫抑制剂。治疗往往持续数月乃至数年。治疗中的一个主要难点在于,一个器官的病情改善可能伴随着另一个器官的病情进展;即使免疫活动减弱,瘢痕形成也可能使症状持续存在。
多种靶向药物为初始治疗失败后的患者提供了更多选择。伊布替尼可抑制布鲁顿酪氨酸激酶及其他与B细胞和T细胞活性有关的信号通路。对于糖皮质激素难治性或依赖性慢性GVHD,芦可替尼的疗效有随机试验支持:2021年发表的REACH3试验显示,芦可替尼组第24周的总体缓解率为49.7%,而研究者选择的最佳可用治疗组为25.6%。贝舒地尔可抑制参与炎症和纤维化通路的激酶ROCK2,在部分国家或地区获准用于既往接受过多种全身治疗的患者。这些药物的证据基础、不良反应特征、适用年龄及获批治疗顺序各不相同。
阿沙替利单抗是一种靶向集落刺激因子1受体的抗体,可作用于参与慢性炎症和纤维化的单核细胞及巨噬细胞通路。2024年,该药在美国获批用于治疗既往接受过至少两种全身治疗的慢性GVHD,适用人群为成人及体重至少40千克的儿科患者。体外光分离置换疗法也是部分患者可采用的一种成熟治疗方案:采集循环中的白细胞,在体外使其接触光敏剂并接受长波紫外线(UVA)照射,然后回输体内。其免疫学效应包括改变抗原呈递和免疫调节,而非简单地清除所有致病细胞。由于各项试验在器官受累情况、既往治疗、缓解定义及随访方面存在差异,因此这些疗法之间的跨试验比较存在局限。
功能管理不同于免疫抑制治疗,但二者相辅相成。物理治疗和作业治疗用于改善活动受限、无力、挛缩及日常活动能力受限。肺部病变可能需要定期进行肺功能评估及针对肺部的治疗,而口腔和眼部病变通常需要专科诊治。营养状况受损可能源于伴有疼痛的口腔病变、吞咽困难、胃肠道受累,或治疗相关的代谢变化。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疗效评价标准和患者报告结局测量工具有助于记录治疗效果的不同维度。炎性病变减少、关节活动改善、症状缓解以及成功减少糖皮质激素用量,是相互关联但又各自独立的结局,任何单一评分都无法全面反映这些结局。
预后、长期后果与研究重点
预后差异很大。轻度急性皮肤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可能消退,不留下持久的器官功能损害;而严重的糖皮质激素难治性胃肠道或肝脏病变则可能致命。慢性GVHD最终可能进入非活动期,使患者得以停用全身治疗,但部分患者需要长期治疗,或遗留永久性器官损伤。非复发死亡包括由GVHD本身及相关感染或治疗并发症导致的死亡。因此,分析时必须区分恶性疾病复发与其他死因,并考虑两者之间的竞争风险。如果一种治疗虽然减少了GVHD,却显著增加复发或致命感染的风险,就未必能改善总生存率。
长期后果既源于疾病本身,也源于治疗。长期免疫抑制会增加对病毒、真菌和细菌感染的易感性,而黏膜屏障受损又为病原体提供了额外的入侵途径。糖皮质激素的使用可导致骨质疏松症、肌肉萎缩、代谢并发症、白内障和缺血性骨损伤。持续存在的口腔慢性GVHD和长期免疫功能障碍与口腔鳞状细胞癌风险升高有关。肺部受累可造成持久的呼吸功能障碍,硬化性病变则可能限制活动能力或生活自理能力。鉴于这些后果,器官功能和生活质量是衡量疾病负担不可或缺的指标,而非次要考量。
GVHD还会使移植后的免疫重建更加复杂。即使供者来源的造血功能已稳定建立,机体对某些特定病原体的防御能力仍可能尚未完全恢复。持续的免疫抑制和活动性疾病可能削弱疫苗应答,因此,移植后的疫苗接种方案不同于免疫功能正常人群的常规接种方案。疲劳、睡眠紊乱、疼痛、外貌改变,以及工作或学业受限,可能与可测量的器官异常同时持续存在。因此,心理健康和社会功能也是长期结局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存活者都会同样经历这些困难。
研究致力于将供者免疫的保护作用与造成组织损伤的同种异体免疫反应分离。正在研究的方法包括调节性T细胞疗法、对供者淋巴细胞群进行选择性调控、组织保护策略、针对微生物组的干预,以及由生物标志物指导治疗强度的策略。一些重要的方法学问题仍有待解决:某项标志物能否预测患者会从特定疗法中获益,而不只是提示预后不良;如何区分活动性慢性炎症与不可逆的纤维化;以及如何衡量反应速度不同的各器官是否获得了有实际意义的改善。临床研究越来越多地将生物学测量指标与器官功能、治疗负担、复发、生存及患者报告的症状相结合,因为单个部位出现短暂反应,本身并不能证明疾病已得到持久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