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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免疫缺陷

先天性免疫缺陷是免疫发育或功能异常的一类疾病,可导致感染易感性增加、免疫失调,或两者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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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系统免疫缺陷T细胞重症联合免疫缺陷…普通变异型免疫缺…22q11.2缺失综合…艾滋病(HIV/AIDS…基因先天性免疫…

先天性免疫缺陷是一组多种多样的疾病,由免疫系统在发育、功能或调节方面的内在缺陷所致。这些疾病可削弱机体抵御感染的能力,但其影响并不限于免疫缺陷:有些主要表现为自身免疫、过度炎症、严重过敏、淋巴细胞异常积聚,或恶性肿瘤易感性增加。许多疾病有明确的遗传病因,但在经临床诊断的患者中,仍有相当一部分尚未找到明确的分子层面解释。

“先天性免疫缺陷”这一术语正日益取代“原发性免疫缺陷”,因为前者能更好地反映这类疾病在生物学上的广泛表现。“先天性”描述的是其根本缺陷,而非疾病开始显现的年龄。有些疾病在婴儿早期即可危及生命,另一些则直到成年后才首次出现可供临床识别的表现。单独来看,其中大多数疾病都很罕见,但从整体而言,它们不仅是慢性疾病的重要病因,也是揭示人体免疫机制的天然实验。

这一领域涵盖抗体、淋巴细胞、吞噬细胞、补体及免疫信号传导异常相关的疾病,也包括免疫活动未能得到充分调控的疾病。诊断需结合临床表现模式、实验室检测及遗传学检查。治疗方法包括补充缺失的免疫成分、预防感染,以及使用针对特定通路的药物、移植和基因治疗。

生物学范畴与分类

免疫缺陷可涉及免疫细胞的数量、识别威胁的能力、细胞间的信息传递,或终止免疫应答的机制。这些缺陷并不一定导致对各类病原体普遍易感。有些会削弱广泛的防御功能,另一些则只导致对某种特定微生物的易感性显著增加。淋巴细胞发育存在严重缺陷的人可能发生细菌、病毒、真菌和寄生虫感染;而某条信号通路受损的人,则可能主要表现为对分枝杆菌感染或单纯疱疹病毒性脑炎异常易感。

国际免疫学会联合会制定并维护一套专家分类体系,随着新疾病的发现定期修订。其2022年更新版收录了485种先天性免疫缺陷。该体系将疾病分为十大类:影响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免疫缺陷;伴有相关表现或综合征特征的联合免疫缺陷;以抗体缺陷为主的免疫缺陷;免疫失调性疾病;吞噬细胞数量或功能的先天性缺陷;细胞内在免疫与固有免疫缺陷;自身炎症性疾病;补体缺陷;骨髓衰竭;以及先天性免疫缺陷的表型模拟疾病。这些分类是出于实际应用的需要,并不代表彼此完全独立的生物学类别。

联合免疫缺陷会损害T细胞,通常也会影响抗体应答。其中最严重的类型统称为重症联合免疫缺陷(SCID)。以抗体缺陷为主的免疫缺陷包括B细胞几乎完全缺失的疾病、抗体类别转换缺陷,以及普通变异型免疫缺陷(CVID)等临床表现高度异质的疾病。综合征性疾病除免疫异常外,还伴有免疫系统以外的表现,如先天畸形、骨骼改变、神经系统疾病或色素异常。例如,22q11.2缺失综合征可影响胸腺发育,但免疫系统受累的程度差异很大。

表型模拟疾病这一类别涵盖了这样一类疾病:它们虽不存在通常意义上的遗传性致病变异,却可产生与遗传性免疫缺陷相同的功能后果。例如,针对特定细胞因子的中和性自身抗体,以及某些后天获得的体细胞突变。由于纳入了这一类别,该分类体系的范围超出了严格意义上的遗传病名录。

区分先天性免疫缺陷与继发性免疫缺陷仍然十分重要。由HIV感染、细胞毒性治疗、免疫抑制药物、蛋白质丢失或重度营养不良引起的免疫损害,通常归为获得性而非先天性。不过,后天暴露也可能使此前未被识别的内在缺陷显现出来。因此,分类依据的是免疫功能障碍的机制,而不只是感染发生在某次特定暴露之前还是之后。

遗传结构与分子机制

许多先天性免疫缺陷由单个基因的致病性改变引起,但“单基因病”并不意味着临床结局简单或一致。变异可能使蛋白质无法产生、降低或增强其活性、改变其定位,或干扰正常拷贝所产生的蛋白质。因此,同一基因中的不同变异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疾病。STAT1 功能缺失变异可损害依赖干扰素的防御机制,而功能获得变异通常会引起慢性皮肤黏膜念珠菌病,也可能导致自身免疫或其他感染。

遗传方式可以是常染色体隐性、常染色体显性或 X 连锁遗传。隐性遗传病通常要求同一基因的两个拷贝均存在致病变异。显性遗传病可由单倍剂量不足引起,即仅有一个功能正常的基因拷贝不足以维持正常功能;也可由活性过强或具有干扰作用的异常蛋白质引起。BTK 相关无丙种球蛋白血症等 X 连锁遗传病主要累及男性,但也存在例外。看似孤立的病例可能由新发变异引起,因此,没有明显的相关家族史并不能排除遗传病。

不同的分子缺陷可能导致相同的细胞表型。在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SCID)中,IL2RG 变异会破坏多种细胞因子受体共用的 γ 链所介导的信号传导。JAK3 缺陷则会干扰同一受体系统下游的信号传导。两者通常均导致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极低,而 B 细胞仍然存在,但功能不足。相比之下,RAG1 或 RAG2 缺陷会干扰抗原受体基因的重排,使 T 淋巴细胞和 B 淋巴细胞均无法正常发育。腺苷脱氨酶缺乏则通过有毒嘌呤代谢产物的积聚,损害发育中的淋巴细胞。

并非所有致病性改变都存在于每一个细胞中。体细胞嵌合现象源于受精后发生的遗传改变,由此产生遗传组成不同的细胞群。嵌合变异可引起自身炎症性疾病,而局限于造血细胞的获得性变异则可导致成年起病的综合征。与体细胞 UBA1 变异相关的 VEXAS 综合征说明,获得性的分子事件如何将全身性炎症与血细胞发育异常联系起来。反之,罕见的自发性遗传回复突变可使部分免疫细胞恢复一定功能。

外显率和表现度进一步增加了基因型与表型关系的复杂性。一些携带疾病相关变异的人在临床上仍然健康,而携带相同变异的亲属却可能出现不同表现。残余蛋白质功能、其他遗传变异、年龄、感染以及环境暴露均可影响结局。因此,分子检测发现的临床意义,需要结合其遗传方式、实验室功能检测结果及观察到的表型来判断,而不能仅凭该变异的存在来确定。

感染易感性与特征性模式

先天性免疫缺陷患者发生的感染,往往反映了受损的免疫功能。抗体生成缺陷通常会引起反复发作的细菌性中耳、鼻窦和肺部感染,尤其是由肺炎链球菌和流感嗜血杆菌等有荚膜微生物引起的感染。部分患者还会发生持续性贾第虫肠道感染。反复的下呼吸道感染可促成支气管扩张症,即气道发生永久性变形和扩张;即使开始免疫替代治疗,这种结构异常仍可使感染持续或反复发生。

严重的T细胞缺陷会呈现出不同的感染模式。患有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SCID)的婴儿可能出现持续性念珠菌病、慢性腹泻、生长不良,以及严重的病毒感染或机会性感染。耶氏肺孢子菌肺炎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母体抗体可在出生后早期暂时保护婴儿免受某些病原体侵袭,但不能纠正其细胞免疫缺陷。因此,患病新生儿最初可能看似健康,随后却出现迅速进展的疾病。

吞噬细胞缺陷可影响这类细胞的生成,也可损害其杀灭已吞入微生物的能力。重度先天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患者容易发生细菌和真菌感染,因为到达感染组织的中性粒细胞数量过少。在慢性肉芽肿病中,吞噬细胞NADPH氧化酶复合物的缺陷损害了抗微生物防御所需的呼吸爆发。典型病原体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黏质沙雷菌、洋葱伯克霍尔德菌复合群、诺卡菌和曲霉。患者可出现深部脓肿、肺炎、骨感染和炎性肉芽肿,但不同患者的致病微生物和临床病程各不相同。

补体系统缺陷说明,特定的分子缺陷如何导致相对局限的感染表型。终末补体成分缺乏,尤其是C5至C9缺乏,与侵袭性奈瑟菌感染密切相关。相比之下,影响补体级联反应较早环节的成分缺陷,则可能同时导致感染易感性增加和自身免疫表现。同样,白细胞介素-12–干扰素-γ信号传导受损可导致孟德尔遗传性分枝杆菌病易感性,其中包括由通常致病性较弱的分枝杆菌引起的疾病。TLR3通路中的某些缺陷可使患者易患单纯疱疹病毒性脑炎,这表明有时仅一次严重感染就可能暴露潜在的免疫障碍。

仅凭感染频率并不能可靠地区分是否存在免疫缺陷。健康儿童也可能多次发生呼吸道感染,而先天性免疫缺陷患者的感染次数可能相对较少,但感染却异常严重、迁延不愈、具有侵袭性,或在病原微生物方面具有特殊性。因此,感染部位、治疗反应、伴随的炎症表现以及家族史,都是临床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病原体暴露情况、器官损伤和免疫功能的变化,感染易感性也会随时间改变。

自身免疫、自身炎症、过敏与恶性肿瘤

免疫保护不仅依赖于对病原体作出应答,也依赖于区分有害靶标与机体自身组织的能力。这种识别能力的缺陷可导致自身免疫,即使抗微生物防御功能已经受损,两者也可能同时存在。因此,血细胞的自身免疫性破坏、炎症性肠病、关节炎和内分泌疾病,都可能是先天性免疫缺陷的首发表现。感染与自身免疫并存并不矛盾:免疫应答的不同组成部分可能同时存在效能不足和调控失常。

多种疾病揭示了免疫耐受的不同机制。AIRE 缺陷会损害胸腺内 T 细胞选择过程中组织特异性抗原的呈递,导致自身免疫性多内分泌腺病–念珠菌病–外胚层营养不良。FOXP3 缺陷会扰乱调节性 T 细胞的发育或功能,引起 IPEX 综合征,常以早发肠病、湿疹和内分泌自身免疫病为特征。涉及 CTLA-4 或 LRBA 的缺陷会削弱对免疫应答的抑制性调控,可导致淋巴细胞积聚、抗体缺乏和自身免疫性损伤。这些例子表明,正常的免疫调节既需要中枢选择,也需要在外周组织中持续施加抑制。

自身炎症性疾病主要涉及先天性炎症通路的不当激活,而非常规的抗原特异性自身免疫。家族性地中海热与 MEFV 变异有关,这些变异会影响由 pyrin 蛋白介导的炎症调控。NLRP3 的功能获得性变异可使炎症小体过度活化、白细胞介素-1 信号传导过强,从而导致冷吡啉相关周期性综合征。I 型干扰素病涉及抗病毒干扰素通路的不当激活。根据分子缺陷的不同,这类疾病可表现为皮肤病变、血管损伤或神经系统炎症。

严重过敏也可能是内在免疫障碍的一部分。DOCK8 缺乏症兼有病毒性皮肤感染、过敏性疾病和恶性肿瘤风险升高。显性负效应的 STAT3 变异可导致高 IgE 综合征,表现为湿疹、特征性感染,以及结缔组织或骨骼异常。单纯 IgE 升高并不是这些疾病的特异性指标;普通过敏性疾病要常见得多。其诊断意义在于免疫、感染及非免疫表现的组合。

某些先天性免疫缺陷会增加癌症的易感性,尤其是淋巴瘤和与持续性病毒感染相关的恶性肿瘤。在某些细胞毒性淋巴细胞疾病中,对EB 病毒的控制能力受损尤为重要。DNA 修复障碍是导致恶性肿瘤的另一条途径,例如共济失调–毛细血管扩张症和奈梅亨断裂综合征。慢性炎症、免疫监视功能紊乱及治疗相关暴露,可能进一步增加风险。不同疾病的癌症风险程度和类型差异显著,不能用单一估计值概括整个疾病群体。

流行病学、发病年龄与自然病程

先天性免疫缺陷的流行病学特征很难用单一数字来概括,因为估计值取决于纳入哪些疾病,以及对人群开展调查的力度。轻度抗体异常远比严重联合免疫缺陷常见。在某些欧洲血统人群中,选择性 IgA 缺乏症的发生比例约为每 600 人中有 1 人,但其频率因祖源和地理区域而有显著差异,且许多受累者没有症状。因此,有症状患者的疾病登记与基于实验室检测的调查所涵盖的是不同人群。

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SCID)说明了系统性筛查如何改变对疾病发生频率的估计。2014 年报告的一项研究涵盖了美国 11 个筛查项目中接受筛查的约 300 万名新生儿,发现其发病率约为每 58,000 名活产儿中有 1 例。这高于此前许多基于临床确诊病例作出的估计。筛查可在婴儿发生感染之前检出疾病,也能发现没有提示性家族史的病例。此外,筛查还可发现一些可能不符合 SCID 定义的 T 细胞淋巴细胞减少症。

群体遗传学因素影响着特定疾病的分布。奠基者变异可使某种疾病在特定地理区域或文化群体中相对常见。近亲婚配会增加孩子遗传到同一罕见隐性变异两个拷贝的概率,因此在某些人群中,隐性遗传的免疫疾病在病例中所占比例更高。X 连锁遗传会使某些疾病出现性别差异,但从整体来看,这组疾病可累及所有性别;如果不明确具体的诊断类别,就不能将其概括为以男性患者为主。

确诊年龄既反映疾病的生物学特点,也反映疾病被识别的时机。严重的发育缺陷往往在婴儿期便已显现,而某些抗体缺陷和免疫调节障碍则在青少年期或成年期才被确诊。成年后才出现临床表现,可能是由于此前未被识别、遗传缺陷较轻、外显率不完全,或在生命后期才获得的体细胞异常。因此,成年后确诊并不能证明此前免疫功能正常。

自然病程差异很大,可从无症状的实验室指标异常,到早期即危及生命的疾病。反复感染可导致慢性肺损伤;持续的肠道炎症可影响生长和营养吸收;持续的免疫激活则可损伤肝脏、血管或其他器官。通过更早诊断、免疫球蛋白替代治疗、抗微生物治疗及根治性治疗,许多疾病的预后已有改善,但结局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疾病及既存的器官损伤。

报告的患病率也反映了专科实验室检测、基因测序和长期医疗照护的可及性。疾病登记可能未能充分涵盖尚未确诊者、转诊前已死亡者,以及主要表现为自身免疫而非感染的患者。因此,比较不同国家的数据时,不仅要看登记病例数,还必须关注诊断定义和病例识别方式。

临床与实验室诊断

诊断应从疾病的表现模式入手,而非依赖某一种通用的筛查检测。需要关注的特征包括致病微生物、感染部位、严重程度、复发情况、治疗反应、生长情况、炎症症状、先天异常及家族史。亲属早逝、异常的疫苗相关感染,或多名家庭成员出现相关表现,都可能提供诊断线索。同样重要的是鉴别诊断,需考虑获得性免疫缺陷、解剖结构异常、慢性误吸,以及囊性纤维化等可因反复呼吸道病变而表现得类似免疫缺陷的疾病。

初步实验室检查通常包括血常规及白细胞分类计数,以及血清免疫球蛋白测定。细胞绝对计数十分重要:淋巴细胞百分比正常,可能掩盖其绝对计数偏低的情况。检查结果需参照相应年龄的标准解读,尤其是在婴儿期,此时正常淋巴细胞数量和免疫球蛋白浓度与成人值存在显著差异。有些疾病仅间歇性出现异常,因此,某次评估结果看似正常,并不能排除所有类型的免疫功能障碍。

流式细胞术可识别免疫细胞群,并评估特定蛋白的表达情况。T细胞、B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计数有助于对重症联合免疫缺陷进行分类。更深入的分析可以区分初始T细胞与记忆T细胞,或评估B细胞的成熟状态。功能研究则用于解答细胞计数无法解决的问题:淋巴细胞增殖试验测量细胞对刺激的反应,而二氢罗丹明试验评估中性粒细胞的氧化爆发功能,广泛用于慢性肉芽肿病的检查。

抗体评估并不限于免疫球蛋白总浓度。检测机体对既往接种疫苗的抗原,或为诊断而选用的疫苗抗原的反应,可以判断抗原特异性抗体的生成功能是否完好。结果解读取决于年龄、疫苗接种史、检测方法及既往接受的治疗。免疫球蛋白替代治疗会引入供者抗体,可能使后续检测结果难以解读。补体检测同样分为通路整体筛查与单个组分测定,前者包括经典途径和替代途径活性检测。

组织检查和影像学检查主要用于评估并发症,而非直接确诊每一种免疫缺陷。活组织检查可用于明确肠道炎症、肉芽肿性病变或异常淋巴结的特征。胸部影像学检查和肺功能测定可用于记录慢性呼吸系统损伤。这些结果需要结合整体免疫表型解读,因为感染、免疫失调或恶性肿瘤都可能造成相似表现。

遗传学和功能检查结果需与上述临床资料综合分析。检出致病性分子变异可能确立精确诊断,但检测结果阴性并不能排除先天性免疫缺陷。反过来,罕见的序列变异也不一定具有致病性。诊断的可靠程度取决于所提出的机制能否解释患者的表型,以及是否有相应的分子、细胞和遗传证据支持。

新生儿筛查与基因组检测

新生儿筛查将检出时间提前至严重感染发生之前,改变了重度T细胞缺陷的发现方式。目前最成熟的方法是检测干血斑中的T细胞受体切除环(TREC)。TREC是T细胞受体基因重排过程中产生的小型环状DNA片段。由于它们不会随细胞分裂而复制,其含量可作为新生T细胞的间接指标,而不能直接衡量T细胞功能的所有方面。

TREC水平极低可提示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SCID),以及其他导致显著T细胞淋巴细胞减少的疾病。但这一结果不能明确分子诊断,筛查阳性者仍需接受确诊评估。早产、先天性综合征、淋巴系统异常及其他情况也可能导致T细胞数量减少。反之,对于T细胞存在但功能异常的疾病,这种筛查可能无法检出。威斯康星州于2008年开始开展面向人群的SCID筛查,2010年美国将SCID纳入《推荐统一筛查项目清单》。其他地区的实施情况则因司法辖区而异。

筛查的主要临床价值在于,有机会在感染及其他并发症影响治疗效果之前发现严重疾病。筛查也会改变人们所观察到的疾病自然史:通过筛查发现的婴儿,其临床表现可能不同于以往发病后才获诊的患儿群体。因此,评估生存率和治疗成功率时,必须考虑年龄、感染状态及病例发现方式的差异,而不能将所有改善都归因于某一种干预措施。

基因组检测的范围从针对某个疑似致病基因的分析,到多基因检测组合、外显子组测序及全基因组测序不等。高度特征性的临床表现或生化特征可能提示采用范围较窄的靶向检测,而相互重叠或不典型的表现往往需要更广泛的分析。测序可以发现未曾预料的诊断、明确遗传方式、区分免疫学特征相似的疾病,并揭示检测结果对亲属的意义。当不同分子病因需要采用不同治疗策略时,测序也可为治疗提供指导。

技术和结果解读方面仍存在较大局限。常规检测可能漏检某些结构变异、调控区变异、重复序列扩增或低比例嵌合。外显子组测序主要关注蛋白质编码区,无法涵盖所有可能相关的变异。意义未明变异意味着证据不足,而不是已经确诊。家系共分离分析、RNA分析、蛋白质测定及细胞功能研究,可能有助于判断候选变异是否为致病原因。

遗传咨询旨在解释已明确的检测结果对遗传方式、家系检测及生育风险的影响。重新评估也很重要,因为基因与疾病之间的关联及变异分类会不断更新。随着更多临床观察资料、更先进的测序技术或新的生物学知识出现,尚未确诊的病例可能获得分子层面的解释。

感染控制、免疫替代治疗与靶向药物

治疗取决于具体的缺陷及其并发症;没有一种疗法适用于所有先天性免疫缺陷。管理措施可包括补充缺失的免疫产物、预防和治疗感染、控制过度炎症,以及监测器官损伤。这些措施分别针对疾病的不同方面。抑制有害的免疫激活可以改善组织病变,却也可能同时增加感染风险,因此,在免疫失调综合征中权衡两者尤为复杂。

对于某些抗体产生障碍,免疫球蛋白替代治疗是一项核心治疗措施。由多名供者的混合血浆制备的制剂含有种类广泛的 IgG 抗体,可经静脉或皮下给药。替代治疗能够减少许多患者的严重细菌感染,但不能恢复正常的 B 细胞发育,也无法保证纠正所有炎症并发症。此外,这种治疗对黏膜表面分泌型 IgA 的直接补充作用很小。除血清 IgG 浓度外,临床反应和感染负担也是衡量疗效的重要指标。

抗微生物治疗和预防方案需根据预期病原体和免疫受损程度进行调整。例如,甲氧苄啶–磺胺甲噁唑可用于预防相关 T 细胞缺陷患者的肺孢子菌感染,也可为慢性肉芽肿病患者提供抗菌保护。对于某些吞噬细胞障碍,预防性抗真菌治疗十分重要。长期使用抗微生物药物也会带来毒性、药物相互作用及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等方面的担忧,因此,不同疾病的用药方案有所不同,同一疾病在治疗过程中也可能需要调整。

接种疫苗时,既要考虑安全性,也要考虑可能的有效性。灭活疫苗及其他非活疫苗不能复制,但在某些免疫缺陷患者中,其保护效果可能降低。当相关免疫防御功能严重受损时,减毒活疫苗可能引发疾病。严重联合免疫缺陷病(SCID)患者和抗分枝杆菌免疫缺陷患者均曾在接种卡介苗后发生播散性感染。这些风险并非在所有先天性免疫缺陷中都相同:轻度抗体异常与重度联合免疫缺陷对疫苗接种的影响截然不同。

随着对分子通路的认识不断深入,某些疾病已可采用靶向治疗。白细胞介素-1 阻断治疗能够控制多种自身炎症综合征中的炎症。阿巴西普是一种 CTLA-4–免疫球蛋白融合蛋白,可用于某些 CTLA-4 和 LRBA 通路异常疾病,以减轻过度的 T 细胞共刺激。2023 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磷脂酰肌醇 3-激酶 δ 抑制剂 leniolisib,用于治疗 12 岁及以上的活化 PI3Kδ 综合征患者。其他针对特定通路的药物是否适用,取决于分子诊断及相应的临床证据。

支持治疗也需处理累积的器官损伤及全身性后果。即使感染频率已下降,慢性气道疾病仍可能需要呼吸系统护理。肠病可能需要营养支持,而自身免疫性血细胞减少症和炎症性器官疾病则可能需要额外的免疫调节治疗。因此,治疗结局需从多个方面进行评估,包括感染频率、炎症控制、器官功能、生长状况、治疗负担和生活质量。

移植、胸腺治疗与基因治疗

造血干细胞移植可用供者来源的细胞替代存在缺陷的造血细胞和免疫细胞。它是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SCID)公认的根治性治疗方法,也用于部分联合免疫缺陷病、吞噬细胞疾病和免疫失调综合征。其疗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致病缺陷作用于何处。如果疾病主要累及血液来源的细胞,移植可能使其得到更彻底的纠正;如果同一基因还导致其他组织出现严重异常,移植的纠正作用则可能较为有限。

移植需要就供者选择、预处理方案以及所需的供者细胞植入程度作出决策。预处理药物通过腾出空间或充分抑制宿主免疫,使供者细胞得以植入,但也可能引起急性毒性和长期不良影响。在特定情况下,一些SCID患者可以在很少进行或不进行预处理的情况下接受移植;另一些患者则需要预处理,才能持久纠正多个免疫细胞谱系的缺陷。DNA修复障碍会使患者对辐射和某些化疗药物更加敏感,从而显著影响移植方案的选择。

重要并发症包括免疫恢复期间的感染、移植物失功,以及供者免疫细胞攻击受者组织所致的移植物抗宿主病。年龄、已有感染、器官损伤、供者相合程度及基础疾病都会影响结局。SCID患者在发生严重感染并发症之前接受移植,通常能获得更好的结果,这也是新生儿筛查具有重要临床意义的原因之一。即使成功植入,也不一定能消除既有的结构性损伤,例如已经形成的支气管扩张。

有些疾病需要替代的是另一类生物学组织。先天性无胸腺症是由胸腺组织缺如或严重不足所致,而不只是造血干细胞本身存在缺陷。植入经培养的胸腺组织,可以为受者的T细胞前体提供发育环境。2021年,美国批准了一种用于治疗儿童先天性无胸腺症的培养胸腺组织产品。这一区别说明,准确了解受累组织对于选择根治性治疗至关重要。

基因治疗通常旨在体外纠正患者自身的造血干细胞,再将其回输体内。在基因添加策略中,病毒载体将相关基因的一个功能性拷贝导入细胞。已开展临床研发的疾病包括腺苷脱氨酶缺乏型SCID、X连锁SCID、威斯科特–奥尔德里奇综合征和慢性肉芽肿病。由于使用的是自体细胞,可以避免经典的供者来源移植物抗宿主病,但预处理及其他治疗相关风险仍然存在。

早期试验也暴露出一个重大的安全性问题:某些逆转录病毒载体整合事件激活了促进细胞生长的基因,并促成白血病的发生。此后,人们开发了包括自失活载体在内的新型载体设计,以降低这一风险。基因组编辑则提供了另一种策略,即改变特定的基因组序列,而不是简单地添加一个基因拷贝;不过,纠正效果能否持久、对干细胞适应性的影响、非预期编辑以及细胞克隆的长期行为,都需要仔细评估。基因类治疗的可及性与监管批准状况因疾病及司法管辖区而异。

历史发展与持续研究

这一现代临床领域兴起于二十世纪中叶。1952 年,奥格登·布鲁顿(Ogden Bruton)报道了一名反复发生细菌感染、血清中缺乏丙种球蛋白的男孩,由此确立了后来被称为 X 连锁无丙种球蛋白血症的临床疾病实体。免疫球蛋白替代治疗减少了感染,证明可以通过治疗补充体内缺失的循环免疫产物。直到很久以后,其分子机制才得到解释:1993 年,研究人员鉴定出 BTK 基因,将该病与阻断 B 细胞发育的信号传导缺陷联系起来。

其他里程碑式的观察揭示了宿主防御的不同组成部分。慢性肉芽肿病于 20 世纪 50 年代得到认识,后续研究将其感染表现与吞噬细胞氧化杀伤功能缺陷联系起来。关于严重淋巴细胞缺乏患儿的报道,界定了后来被统称为重症联合免疫缺陷(SCID)的一组综合征。1968 年,研究人员报道了通过骨髓移植成功治疗严重免疫缺陷的病例,使这类疾病成为最早通过移植替代缺陷细胞系统的疾病之一。

分子遗传学使疾病分类从以描述为主转向以机制为基础。过去因临床表现相似而归为一类的疾病,被证实可能有多种不同病因;而同一基因的变异,有时又能解释此前被视为彼此独立的综合征。FOXP3、AIRE 以及许多信号传导相关基因的发现表明,免疫调节缺陷与病原体防御缺陷一样,都可能是疾病的根本所在。这种认识的拓展推动了涵盖范围更广的术语“先天性免疫缺陷”的采用。

这些疾病也改变了免疫学的整体认识。对高度选择性感染易感性的研究表明,某些免疫通路对抵御特定病原体不可或缺,但在抵御其他病原体时,其作用则可部分由其他通路代偿。对细胞毒性淋巴细胞缺陷的研究,阐明了控制病毒感染细胞和过度免疫激活的机制。补体相关疾病则揭示了微生物防御与免疫复合物清除之间的联系。这些发现表明,在真实的暴露条件下,哪些功能对人类至关重要,从而补充了模式生物实验的结果。

当前研究着力弥合从遗传学发现到全面预测临床结局之间的巨大鸿沟。研究人员利用单细胞分析、蛋白质组学、患者来源的细胞系统及功能检测,解析遗传变异如何改变免疫发育和信号传导。研究尤其关注不完全外显率、体细胞变异、非编码区遗传变异,以及相互作用的基因所起的作用。对于存在明确免疫功能障碍、却尚未获得分子诊断的患者,这些问题尤为重要。

临床研究面临着一个现实困难:许多具体疾病的患者人数极少。因此,登记系统和多中心队列对于描述疾病自然史、治疗结局及晚期并发症至关重要。移植和基因治疗研究需要长期观察免疫重建、生育力、器官功能、恶性肿瘤及血细胞克隆性演变。对于较新的靶向药物,一项持续的研究任务是确定:控制信号传导异常,能否转化为对感染、组织损伤及其他长期并发症的持久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