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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病毒

EB病毒是一种广泛传播的人类疱疹病毒,可造成终身感染,并与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多种癌症及免疫介导性疾病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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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病毒(EBV)是一种具有双链脱氧核糖核酸基因组的有包膜病毒,可感染人类,并主要在B细胞中终身持续存在。它属于γ疱疹病毒类群,这类病毒的特点是能够在淋巴样细胞中建立持续感染。全球超过90%的成年人有既往感染EB病毒的证据。大多数感染不会引起明显症状,尤其是在幼儿期感染时;但在青春期或成年期初次感染,则可能引发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

EB病毒在病毒学、免疫学和癌症生物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首个被发现与癌症有关的人类病毒,并能在实验室培养条件下诱导人B细胞持续增殖。在感染者体内,病毒持续存在与免疫监视之间通常维持着受调控的平衡,从而避免疾病发生。这一平衡遭到破坏,再加上特定的遗传、环境或免疫条件,可促成多种淋巴瘤、鼻咽癌以及部分胃癌的发生。EB病毒感染与多发性硬化之间也存在尤为密切的流行病学关联。

EB病毒的生物学特性取决于其在产毒性复制与潜伏感染之间的切换:前者产生新的病毒颗粒,后者则使病毒DNA留存在细胞内,同时仅表达部分特定的病毒基因。这两种可相互转换的状态,有助于解释它为何能够高效传播、终身持续存在、与多种疾病相关,也有助于理解为何难以开发出能够彻底清除感染的治疗方法。

发现与科学分类

EB病毒的发现源于对赤道非洲一种罕见儿童肿瘤的研究。1958年,外科医生丹尼斯·伯基特描述了一种独特的恶性肿瘤,常累及颌骨,后来被称为伯基特淋巴瘤。这种肿瘤的地理分布促使研究人员探究感染和环境因素在其发生中的作用。1961年伯基特在伦敦作报告后,病理学家安东尼·埃泼斯坦开始研究肿瘤材料,试图寻找可能存在的致病病毒。

1964年,迈克尔·安东尼·埃泼斯坦、伯特·阿琼和伊冯娜·巴尔报告,在源自伯基特淋巴瘤的培养细胞中发现了疱疹病毒样颗粒。这一发现有赖于在体外维持肿瘤细胞培养,并用电子显微镜进行观察。它确立了一种此前未知的人类病毒与恶性肿瘤之间的关联,但仅凭发现病毒颗粒,还无法说明该病毒是否导致了肿瘤。此后,血清学、分子研究、实验性感染和肿瘤生物学等方面的证据证实,EB病毒直接参与了多种癌症的发生。

另一项重大进展是确立了该病毒与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的联系。在1968年发表的研究中,维尔纳·亨勒、格特鲁德·亨勒及其合作者记录了EB病毒特异性抗体的出现与单核细胞增多症之间的关系。随后针对学生开展的前瞻性观察表明,EB病毒原发感染可先于该病特征性临床综合征的出现。这些发现将一种常见的急性疾病与一种最初通过癌症研究发现的病毒联系了起来。

EB病毒属于正疱疹病毒科(Orthoherpesviridae,过去广泛称为疱疹病毒科,即 Herpesviridae)、γ疱疹病毒亚科(Gammaherpesvirinae)、淋巴隐病毒属(Lymphocryptovirus)。与其近缘的淋巴隐病毒也可感染其他灵长类动物。EB病毒又称人疱疹病毒4型,不过,病毒名称、正式的物种名称和临床缩写分别遵循不同的命名惯例。EB病毒在淋巴组织中持续感染,这与单纯疱疹病毒和水痘-带状疱疹病毒主要潜伏于神经元中的特点不同。

EB病毒大致分为两型,通常称为1型和2型,二者最显著的差异见于编码EB病毒核抗原2及EBNA3家族部分成员的序列。在标准培养体系中,1型通常能更高效地使B细胞发生转化。两型均在人群中传播,但在不同地理区域的流行比例有所不同,也可发生混合感染。全基因组DNA测序揭示的病毒多样性远超这一两型分类所能涵盖的范围,包括重组现象和具有地域特征的病毒谱系。实验室参考株B95-8的影响尤为深远,但与许多流行毒株相比,它的基因组存在一段缺失,因此无法代表自然状态下EB病毒生物学特性的所有方面。

病毒粒子结构与基因组组织

EB病毒粒子具有疱疹病毒典型的分层结构。其DNA包裹在二十面体衣壳内,衣壳外依次为富含蛋白质的被膜层和表面带有病毒糖蛋白的脂质包膜。完整病毒粒子的直径通常约为150–200纳米,但其测得的尺寸会随样本制备和成像方法而变化。包膜在病毒组装过程中由宿主细胞膜形成,但嵌入其中的病毒蛋白决定了病毒附着、膜融合及宿主细胞识别等方面的重要特性。

病毒的线性基因组长约170千碱基对,不同毒株之间的差异部分源于重复序列和序列缺失。它编码数十种蛋白质,包括结构组分、复制酶、转录调控因子及免疫调节产物。它还产生大量非编码RNA和多种微小RNA。其中,EBER1和EBER2这两种小RNA在许多潜伏感染细胞中大量积累,因此尤其适合作为实验室检测标志物。

病毒粒子DNA的两端存在末端重复序列。基因组进入细胞核后,两端通常会连接起来,形成环状的染色体外DNA分子,即游离体。在潜伏感染期间,这种DNA与组蛋白及其他细胞蛋白结合,形成有助于调控病毒基因表达的染色质结构。与其他一些肿瘤病毒不同,EB病毒通常无须整合到宿主染色体中,即可持续存在或发挥致癌作用。

基因组的不同区域分别支持不同的生物学程序。潜伏复制起点oriP与病毒蛋白EBNA1使游离体得以在分裂中的细胞内维持。另有独立的裂解期复制起点,支持制造新病毒粒子所需的大规模DNA扩增。在产生子代病毒的复制过程中,表达的病毒基因包括编码DNA聚合酶、其辅助因子、衣壳蛋白,以及参与DNA包装和感染性病毒粒子组装的蛋白质的基因。潜伏维持与产生子代病毒的复制过程彼此分离,是该病毒响应细胞状态变化的关键。

包膜糖蛋白的功能相互补充,并非可以彼此替代的附着因子。含量丰富的糖蛋白gp350/220主要通过补体受体2(又称CD21)促进病毒附着于B细胞。gH/gL复合物、gp42和gB参与受体结合与膜融合。这些糖蛋白的相对含量影响病毒能够高效进入哪些细胞。病毒的非结构性产物对致病同样重要:潜伏膜蛋白改变细胞信号传导,核抗原重塑转录活动,而病毒微小RNA既影响感染细胞的存活,也影响其与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因此,基因组不仅编码制造病毒粒子所需的机制,还编码了一套精密的调控系统,用于在两次复制活动之间控制受感染细胞。

传播、人群分布与细胞进入

EB病毒在全球广泛传播,人类是其主要的天然宿主。病毒主要通过唾液传播,包括亲密接触及其他形式的唾液交换。没有症状的人也可能排出具有感染性的病毒,这既可发生在初次感染后,也可在长期携带期间间歇性发生。这种持续且往往不易察觉的排毒,有助于解释感染为何如此普遍。病毒也可通过移植器官或血液制品传播,但这些并非维持普通人群中感染流行的主要途径。

初次感染的年龄因社会和环境条件而异。在许多人群中,感染主要发生于幼儿期,通常没有临床症状,或表现得与其他儿童常见轻症疾病相似。在感染推迟至青春期或成年早期的人群中,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则更为常见。这些差异反映的是接触病毒的模式,而不是存在分别针对儿童和成人的不同病毒。感染后,个体的EB病毒抗体通常会持续呈阳性,因此,人群血清学调查有助于还原不同年龄段接触病毒的情况。

口腔和口咽部是病毒进入人体和排出的主要部位。EB病毒既能感染B细胞,也能感染上皮细胞,但自然感染过程中细胞层面事件的确切先后顺序尚未完全厘清。扁桃体淋巴组织使这两类细胞能够密切接触。实验系统支持多种病毒转移途径,包括受感染B细胞与上皮细胞之间的直接相互作用;而游离病毒的感染效率则随细胞类型和实验条件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

在进入B细胞时,gp350与CD21结合,使病毒富集于细胞表面。病毒糖蛋白gp42与Ⅱ类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分子相互作用,帮助触发膜融合机制。因此,EB病毒感染并不只是简单的附着:受体结合必须与gH/gL和gB的作用相协调,才能将衣壳送入细胞。经过细胞内运输后,病毒DNA到达细胞核,并启动与新感染细胞相适应的转录程序。

病毒进入上皮细胞时利用的受体环境不同,也不遵循同样的gp42依赖性机制。Ephrin受体A2是已确定的上皮细胞进入因子之一,在某些特定模型中,整合素及其他细胞蛋白也可参与这一过程。产生病毒的细胞还会影响病毒随后对不同细胞的嗜性。由于gp42在病毒产生过程中会与Ⅱ类分子相互作用,B细胞产生的病毒粒子往往含有较少的gp42;这些粒子感染上皮细胞的效率可能相对较高。上皮细胞产生的病毒粒子则可能携带更多gp42,并能高效感染B细胞。这种相互对应的关系,从机制上解释了病毒如何通过在上皮组织与淋巴组织之间转移来维持感染,但仅凭这一点,尚不能确定病毒在人类传播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

潜伏、再激活与终身持续感染

EB病毒进入B细胞后,可启动促使细胞增殖的生长程序。在体外培养条件下,这一过程可产生持续生长的淋巴母细胞样细胞系,是研究病毒介导的细胞转化的重要实验系统。然而,在健康人体内,免疫系统以及病毒基因表达范围的逐步收窄,通常会阻止细胞无限制生长。病毒的长期持续感染主要与静息记忆B细胞有关;这些细胞能够保留游离体形式的病毒基因组,同时仅表达极少量的病毒蛋白。

根据病毒基因表达模式,可区分出几种潜伏程序。III型潜伏表达的产物包括EB病毒核抗原EBNA1、EBNA2、EBNA-LP和EBNA3蛋白,以及潜伏膜蛋白和非编码RNA。这一程序支持B细胞生长,但也暴露出大量可被免疫系统识别的靶标。II型潜伏通常表达EBNA1和潜伏膜蛋白;I型潜伏的特征则是在常规潜伏蛋白中主要表达EBNA1。0型潜伏指的是静息感染细胞中检测不到这些潜伏蛋白表达的状态。这些分类是有用的分析框架,但并未穷尽所有组织中可能出现的每一种转录状态。

潜伏蛋白会调控B细胞的正常信号传导。EBNA2通过细胞内的DNA结合因子激活病毒和宿主的基因转录。LMP1可提供类似于CD40受体被激活时产生的信号,并能刺激NF-κB及其他与细胞存活和增殖有关的通路。LMP2A能够提供类似于B细胞受体产生的信号,使细胞在正常受体信号缺失或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仍可存活。EBNA1与oriP结合,支持病毒基因组以游离体形式维持,并帮助病毒基因组在感染细胞分裂时分配到子细胞中。

感染细胞的分化状态与病毒进入潜伏还是复制密切相关。记忆细胞的形成可为病毒提供一个相对静默的储存库,而细胞向分泌抗体的浆细胞分化则可能促进病毒再激活。病毒即刻早期蛋白BZLF1和BRLF1会启动转录变化,激活裂解程序。BZLF1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它能识别某些甲基化的病毒DNA序列,从而使潜伏病毒基因组的表观遗传状态参与向产毒性感染的转变。

在裂解性复制过程中,早期蛋白支持病毒DNA合成,晚期蛋白则负责构建和包装新的病毒颗粒。衣壳在细胞核内形成;随后的步骤包括核出胞、获得间层,以及通过细胞膜性区室完成最终的包膜形成。与病毒以游离体形式静默持续存在不同,产毒性复制可能损伤或破坏感染细胞。并非每次病毒基因表达被激活后都会完成这一整套过程:在某些情况下,裂解程序会中止或未能完整进行。因此,终身携带病毒涉及多种不同的感染细胞状态,而不是一种均一、持续产毒的感染;无症状再激活也不等同于一次新的原发感染。

免疫控制与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

EB病毒感染会引发先天免疫与适应性免疫的协同应答。自然杀伤细胞参与早期感染控制,尤其能够对抗处于裂解性感染阶段的细胞。随后,病毒特异性T细胞识别呈递病毒肽的感染细胞,而抗体则可中和细胞外的病毒颗粒,并作为既往感染的持久证据。这种免疫应答通常能够限制感染细胞群体的扩增,却无法清除所有潜伏的病毒基因组。由此形成的平衡使病毒得以在其他方面健康的宿主体内终身持续存在。

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最常见于青春期或成年期发生的原发性EB病毒感染。潜伏期通常约为四至六周,随后出现的典型症状包括发热、咽炎、淋巴结肿大和疲劳。患者可能出现脾脏及肝脏肿大,肝酶水平升高也很常见。病情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各不相同:明显的咽喉症状可能先行缓解,而疲劳和体能下降仍会持续。幼儿发生原发性EB病毒感染时,较少出现这一典型综合征。

单核细胞增多症因血液循环中出现形态异常的淋巴细胞而得名,但这些细胞主要是活化的细胞毒性T细胞,而非受感染的B细胞本身。EB病毒特异性CD8 T细胞可大量扩增,其中针对病毒裂解期抗原的细胞尤为明显。因此,临床病症既反映感染本身,也反映机体对感染产生的强烈免疫应答。组织炎症、淋巴组织肿大及循环中的免疫介质,有助于解释为何长期携带病毒的感染细胞库相对较小,全身症状却仍可能十分显著。

EB病毒还会通过多种机制限制免疫识别。一些裂解期蛋白会干扰抗原加工或呈递,另一些病毒产物则会改变细胞因子信号传导。BCRF1编码一种与白细胞介素-10同源的病毒蛋白,具有免疫调节作用。EBNA1含有一段甘氨酸–丙氨酸重复序列,可降低某些抗原生成和呈递途径的效率,但这并不意味着免疫系统完全无法识别EBNA1。潜伏期内限制所表达的病毒蛋白种类,本身就是减少免疫监视识别机会的一种有效手段。

大多数无并发症的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会消退,不会遗留持久的器官病变,但已知并发症包括淋巴组织肿胀导致的上呼吸道梗阻、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血小板减少症以及神经系统表现。脾破裂虽不常见,但后果可能十分严重。EB病毒并非引起单核细胞增多症样疾病的唯一原因:巨细胞病毒感染、急性HIV感染、弓形虫病及其他一些疾病,也可产生相似的临床表现。反过来,仅凭持续疲劳并不能证明EB病毒仍在复制;即使急性疾病早已结束,仍可能检测到强烈的抗体应答。

在人类癌症发生中的作用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EB病毒列为对人类具有致癌性的病原体。它在不同肿瘤发生中的致病作用各不相同,仅凭感染本身不足以解释癌症的发生。绝大多数感染者终其一生都不会患上EB病毒相关恶性肿瘤。肿瘤风险取决于病毒持续存在、宿主遗传因素、体细胞突变、免疫控制及环境暴露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同肿瘤还会选择不同的病毒潜伏感染程序,这表明EB病毒并非通过一种通用机制促进所有相关恶性肿瘤的发生。

伯基特淋巴瘤的一个标志性特征是细胞MYC基因的调控失常,通常由涉及免疫球蛋白基因座的染色体易位引起。在非洲地方性伯基特淋巴瘤病例中,多数可检出EB病毒;而在其他地区的散发病例中,EB病毒阳性的比例较低。恶性疟原虫感染的高强度暴露可通过刺激B细胞、改变免疫控制等作用,促成地方性伯基特淋巴瘤的流行病学格局。许多伯基特淋巴瘤中的病毒基因表达受限的潜伏感染模式,与EB病毒在体外培养中使正常B细胞转化时所呈现的广泛促生长程序明显不同。

部分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中也存在EB病毒。在这些肿瘤中,病毒产物定位于恶性的霍奇金细胞和里德-斯滕伯格细胞,而非仅存在于组织内与肿瘤无关的受感染淋巴细胞中。在B细胞受体功能异常或无效的细胞内,LMP1和LMP2A可支持信号传导及细胞存活。EB病毒阳性病例的比例随年龄、地理区域、组织学亚型和免疫状态而异。此外,EB病毒也参与其他多种B细胞以及T细胞或自然杀伤细胞来源的淋巴系统恶性肿瘤的发生。

在上皮性癌中,鼻咽癌与EB病毒的关联尤为密切,尤其是中国南方和东南亚部分地区常见的非角化型鼻咽癌。病毒与遗传易感性及环境因素共同参与发病;这种关联不能仅用人群中EB病毒感染的普遍程度来解释。EB病毒相关胃癌构成另一个独特的分子亚群,在许多病例系列中约占胃癌的十分之一,但各项研究之间差异较大。这些肿瘤具有特征性的DNA甲基化模式及其他分子变化。

多方面证据可用于区分病毒真正参与肿瘤发生与偶然伴随的感染。关键在于证实EB病毒存在于恶性细胞内,而非邻近的免疫细胞中。相同的病毒末端重复序列模式可支持病毒感染发生在肿瘤克隆扩增之前的判断;功能研究则揭示了潜伏期蛋白、病毒RNA及宿主调控的改变如何促进细胞存活和生长。某些肿瘤细胞仍依赖病毒功能,但具体的依赖机制因癌症类型而异。因此,EB病毒的存在可提供生物学信息,有时也具有诊断价值,但并不意味着所有EB病毒阳性肿瘤都有相同的生物学行为,或需要相同的治疗。

免疫缺陷、慢性活动性疾病与多发性硬化

免疫监视功能失效,可使原本大体受到控制的EB病毒感染转变为严重淋巴细胞增殖的病因。在实体器官移植或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免疫抑制可能使受感染的B细胞大量增殖,导致移植后淋巴增殖性疾病(PTLD)。这一类别涵盖多种病理类型,而非一种表现一致的疾病。许多早期病例与EB病毒有关,但也存在EB病毒阴性的类型。EB病毒血清学阴性的受者接受EB病毒阳性供者的移植物,是免疫抑制状态下发生原发感染的重要高风险情形。

在HIV相关免疫缺陷的晚期阶段,EB病毒参与某些淋巴瘤和口腔毛状白斑的发生。后者是一种通常无痛的舌部白色病变,与上皮中的病毒产毒性感染有关。遗传性免疫疾病尤其能够揭示控制EB病毒所需的特定免疫功能。SH2D1A基因编码信号蛋白SAP,其致病性变异所引起的X连锁淋巴增殖性疾病,可使患者在感染EB病毒后出现严重病情。其他影响T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活化、杀伤或协同功能的缺陷,也会增加发生严重EB病毒相关疾病的风险。

慢性活动性EB病毒病是一种罕见的全身性疾病,并非单核细胞增多症后长期疲倦的同义词。其特征包括持续或反复出现的全身症状、升高的EB病毒载量,以及可证实的EB病毒感染细胞群;在现行分类所界定的全身性疾病类型中,受感染细胞通常为T细胞或自然杀伤细胞。器官受累可表现为肝炎、脾大、血细胞减少及炎症性并发症。明确受感染细胞的类型十分重要,因为仅凭血液PCR检测阳性,并不能确诊这种疾病。

EB病毒也是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多症的重要感染性诱因,这是一种以严重免疫活化为特征的综合征。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过度活化会产生高水平的细胞因子,并可损伤多个器官。感染、细胞毒功能受损与炎症放大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其发病机制的核心。因此,在这些情况下,EB病毒相关疾病并不总能仅用病毒数量来解释;受感染细胞的谱系以及免疫应答的性质同样重要。

EB病毒与多发性硬化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极为有力的纵向研究证据支持。2022年一项针对美国军人的研究发现,在最初EB病毒检测阴性的参与者中,EB病毒血清学转阳后,多发性硬化的发生风险增加约32倍;这是特定队列中的相对风险估计值,并非个人患多发性硬化的概率。提出的机制包括EB病毒蛋白与神经系统抗原之间的分子模拟、B细胞生物学特性的改变,以及持续的免疫调节紊乱。实验研究已发现涉及EBNA1与人类蛋白GlialCAM的交叉反应。EB病毒感染仍远比多发性硬化常见,这些发现并不意味着单凭感染就足以致病,也不意味着完整的发病机制已经阐明。

实验室诊断与结果解读

EB病毒的实验室检测有多种不同用途:识别近期原发感染、确认既往感染、在特定高风险情境下测定病毒DNA,以及证实病变组织中存在病毒。这些问题需要采用不同的检测方法。对某一用途有参考价值的结果,用于另一用途时可能产生误导。尤其需要注意,检出抗体不一定意味着当前存在病毒复制,而仅凭检出EB病毒DNA,也无法确定患者症状的病因。

血清学检测通常测定针对病毒衣壳抗原(简称VCA)和EB病毒核抗原(通常为EBNA1)的抗体。VCA特异性IgM通常在原发感染早期出现,并在随后数周或数月内消失。VCA特异性免疫球蛋白G在急性感染期间出现,通常终身持续存在。EBNA1抗体一般出现较晚,常在症状出现后两至四个月产生。因此,VCA IgM阳性而EBNA抗体阴性,支持近期原发感染;VCA IgG与EBNA IgG同时阳性,通常提示既往感染。个体的抗体检测模式可能不典型,免疫功能低下者尤其如此。

嗜异性抗体试验常以Monospot之名为人所知,其检测的是能够与EB病毒自身抗原以外的抗原发生反应的抗体。在临床表现相符的情况下,这类试验可辅助识别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但并不具有EB病毒特异性。其在病程早期和幼儿中的敏感性较低,也会出现假阳性结果。早期抗原抗体也不是判断活动性疾病的理想标志物:部分既往感染过的健康人仍保留此类抗体。因此,抗体滴度较高或持续存在,不能被解读为对持续病毒活动的直接测量。

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可测定EB病毒DNA,在移植和某些恶性肿瘤的诊疗中发挥重要作用。检测结果取决于样本类型。全血包含受感染的循环细胞内的DNA,而血浆检测更多反映游离于细胞之外的物质,这些物质可能来自组织损伤、肿瘤细胞更新或其他来源。血浆、全血和分离细胞的检测结果不能互换使用。检测方法、报告单位和临床情境之间的差异,也限制了采用单一通用阈值预测疾病的可行性。

在组织诊断中,针对EB病毒编码的小RNA(EBER)的原位杂交,是定位受感染细胞的主要方法之一。它能够显示哪些细胞含有病毒,因此在淋巴瘤和上皮性肿瘤中尤为有用。针对特定病毒蛋白的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可提供补充信息,但若相应的潜伏表达程序不表达相关蛋白,检测结果便可能为阴性。在鼻咽癌中,循环血浆EB病毒DNA可作为反映肿瘤负荷的生物标志物,并在特定情境下辅助风险评估或病情监测。这些应用均不意味着单独一项EB病毒阳性结果就等同于癌症诊断;组织形态学以及更全面的临床背景仍是判断的根本依据。

治疗、预防与实验性方法

潜伏感染与裂解性感染之间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治疗策略。抑制病毒DNA聚合酶的药物主要在病毒进行生产性复制、复制机制处于活跃状态时发挥作用。这类药物无法可靠地清除静息B细胞中携带的潜伏病毒游离体。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实验室体系中观察到的抗病毒活性或唾液排毒量的减少,并不一定意味着感染得以清除,也不一定能显著改善无并发症的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

普通单核细胞增多症的治疗以支持治疗为主,而非以根除EB病毒为目标。尽管阿昔洛韦及相关药物能够影响病毒排出,但临床试验尚未证实,将其常规用于无并发症病例能带来明确的临床获益。皮质类固醇并非EB病毒感染的常规治疗药物,其临床应用仅限于某些严重并发症。对于EB病毒相关恶性肿瘤和严重淋巴组织增殖性疾病,情况则有所不同:治疗方案取决于病理诊断、免疫状态及受累器官,而不能仅依据是否存在病毒来决定。

在移植相关疾病中,降低免疫抑制程度有助于恢复机体对病毒的免疫控制,但其可行性受到移植物受损风险的限制。利妥昔单抗是一种靶向CD20的抗体,在许多CD20阳性B细胞移植后淋巴组织增殖性疾病(PTLD)的治疗中具有重要作用,有时会与化疗或其他干预措施联合使用。它靶向的是B细胞,而非病毒蛋白,因此并不适用于所有EB病毒感染细胞谱系的治疗。同样,霍奇金淋巴瘤、伯基特淋巴瘤、鼻咽癌和胃癌虽然可能都与该病毒有关,但各自的治疗方法存在显著差异。

过继性细胞治疗旨在更直接地恢复缺失的抗病毒免疫应答。EB病毒特异性T细胞能够识别感染细胞所呈递的病毒抗原,尤其已被用于治疗移植后疾病。Tabelecleucel是一种异体EB病毒特异性T细胞制品,于2022年获得欧盟批准,用于符合特定条件的复发或难治性EB病毒阳性PTLD。其他正在研究的方法包括工程化细胞疗法、靶向EBNA1或病毒所依赖环节的策略,以及尝试诱导裂解期基因表达,使肿瘤细胞更易受到抗病毒药物或免疫系统的攻击。这些策略的成熟程度各不相同,不能相互替代。

疫苗研发主要着眼于预防感染、减少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的发生,或增强暴露后的免疫控制。候选抗原包括gp350,以及旨在诱导中和抗体、同时阻断B细胞和上皮细胞感染的入侵相关糖蛋白组合。早期一项gp350疫苗随机试验减少了单核细胞增多症的发生,却未显示出明确的预防感染效果,表明预防发病和预防感染是两个不同的结局指标。较新的技术平台包括多价蛋白疫苗和信使RNA疫苗。疫苗接种能否同时降低EB病毒相关癌症或多发性硬化症(MS)的发生风险,仍需更长期的随访和设计恰当的研究加以确定,因为相较于感染,这些结局较为少见,且可能在初次暴露多年后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