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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 疾病与症状 / hodgkin-lymphoma

霍奇金淋巴瘤

霍奇金淋巴瘤是一种淋巴系统恶性肿瘤,以特征性恶性细胞、大量免疫细胞背景及现代治疗下的高治愈率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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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奇金淋巴瘤是淋巴瘤的一种,即起源于免疫系统细胞的癌症。它最常始发于淋巴结,其中的恶性细胞通常来源于B细胞。其主要类型为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特征是在大量非恶性的炎症细胞和免疫细胞背景中,可见霍奇金细胞及里德–斯滕伯格细胞。另一种较少见的疾病,传统上称为结节性淋巴细胞为主型霍奇金淋巴瘤,具有独特的生物学和临床特征,在一些现代分类体系中被单独归类。

霍奇金淋巴瘤在肿瘤医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是最早被证实可通过联合治疗治愈的播散性成人癌症之一。许多患者能够获得持久缓解,包括病变累及多个器官的患者。因此,其诊疗需要兼顾两个相互制约的目标:控制淋巴瘤,以及尽量减少可能在数年乃至数十年后出现的治疗相关疾病。准确的组织学分型、代谢影像学检查以及根据治疗反应调整方案,是实现这一平衡的关键。

历史上的认识与治愈性治疗的发展

1832年,英国医生托马斯·霍奇金描述了七名淋巴结和脾出现异常的患者。他的报告《论淋巴腺和脾的若干病理表现》发表于能够精确定义该病的显微镜技术和免疫学方法问世之前。最初报告的部分病例并不符合现代诊断标准。尽管如此,这份描述确立了一种可辨识的临床表现模式,随后塞缪尔·威尔克斯推动了以霍奇金的名字命名这一疾病。

卡尔·斯特恩伯格于1898年、多萝西·里德于1902年分别详细描述了该病特征性的巨细胞。他们的观察有助于将该病与感染性疾病区分开来,尤其是此前常与之混淆的结核病。后来,人们认识到,这些显眼的细胞在受累组织中仅占很小一部分,由此产生了一个根本性的生物学谜题:恶性病变为何会形成主要由看似非恶性细胞构成的肿块?20世纪90年代的分子研究在分离出的肿瘤细胞中发现了克隆性重排的免疫球蛋白基因,从而证实绝大多数经典型病例的肿瘤细胞来源于B细胞。

早期治疗主要依赖放射治疗。20世纪中叶,亨利·卡普兰及其斯坦福大学同事的研究证实,恰当实施放射治疗可以治愈部分病变局限的患者。鉴于霍奇金淋巴瘤倾向于在相邻淋巴结群之间扩散,当时采用了大范围照射野,包括覆盖膈肌以上主要淋巴结区域的历史性“斗篷野”。这些方法改善了疾病控制,但也使心脏、肺、乳腺组织及其他器官的大量组织受到辐射照射。

联合化学治疗使全身性疾病的治愈成为可能。20世纪60年代,文森特·德维塔及其同事等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开发了MOPP方案,由氮芥、长春新碱、丙卡巴肼和泼尼松组成。该方案使晚期患者获得了持久缓解,但也伴有较高的不育和继发性白血病风险。詹尼·博纳多纳及其米兰的同事开发了ABVD方案,并于20世纪70年代发表相关报告;此后,该方案成为国际上主要的基础治疗方案之一。

后来,多中心协作组的研究证实,可以根据分期、危险因素和早期代谢反应调整治疗。维布妥昔单抗以及阻断PD-1免疫检查点的药物相继问世,为治疗增添了针对恶性细胞独特生物学特征的新手段。因此,霍奇金淋巴瘤成为肿瘤学多个更广泛发展领域的典范,包括联合化疗、多学科治疗、远期不良反应研究,以及利用治疗过程中的疗效评估来减少不必要的治疗暴露。

流行病学及相关危险因素

与许多实体癌以及非霍奇金淋巴瘤总体相比,霍奇金淋巴瘤较为少见。2022年国际癌症估计数据显示,全球约有8.2万例新发病例和2.3万例死亡病例。这些估计涵盖的人群在年龄结构、诊断资源、治疗可及性和生存情况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比较不同国家的情况时,应关注年龄标准化率,而不能仅看病例绝对数。

在许多高收入人群中,发病率在青少年和青年阶段出现明显高峰,并在老年阶段再次上升。这种常见的双峰分布模式并非在所有地区都同样明显。在一些资源较匮乏的地区,儿童病例相对更为多见,病理亚型的分布也存在地域差异。在许多高收入国家,结节硬化型经典霍奇金淋巴瘤在青年人中尤为常见;而在另一些人群中,混合细胞型所占的比例更高。总体而言,男性患病略多于女性,但男女比例随年龄和亚型而有所不同。

EB 病毒是与本病相关的一种重要感染因子。在部分经典霍奇金淋巴瘤的恶性细胞中可以检出病毒成分,尤其是在混合细胞型病例、某些地区的儿童病例以及免疫功能受损相关病例中。有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病史者,日后发生EB病毒阳性霍奇金淋巴瘤的风险升高。然而,全球大多数成年人都感染过这种病毒,霍奇金淋巴瘤却依然罕见。因此,仅凭感染本身不足以解释疾病的发生,而且相当一部分病例为病毒阴性。

免疫功能受损是另一项已确立的相关因素。HIV感染者的患病风险显著升高,其疾病常表现为全身症状、结外受累以及肿瘤细胞EB病毒阳性。霍奇金淋巴瘤也可发生于器官移植及相关免疫抑制的背景下,但在这种情况下,其发生远少于其他几种淋巴组织增殖性疾病。与以往相比,有效的HIV治疗和现代淋巴瘤治疗已改善了患者的预后。

家族聚集现象表明,遗传易感性对本病的发生有一定影响。患者的一级亲属患病相对风险升高,研究也发现了涉及免疫调节区域的关联,其中包括人类白细胞抗原系统。不过,由于本病本身并不常见,大多数亲属的绝对患病风险仍然较低。霍奇金淋巴瘤通常不能用单一遗传突变来解释,也无法通过家族史识别出大多数日后会患病的人。目前尚未建立面向全体人群的筛查项目,也没有常规使用的检测方法能够预测其他方面健康的人是否会发生本病。

细胞起源与肿瘤微环境

在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中,恶性细胞群由单核的霍奇金细胞和体积更大、通常具有多个细胞核的里德–斯特恩伯格细胞组成。典型的里德–斯特恩伯格细胞胞质丰富,核仁显著,有时呈现人们熟悉的“猫头鹰眼”外观。在受累淋巴结的组织中,这些细胞可能仅占很小的比例。因此,它们在诊断中的重要性远超其数量所占的比重。

这些恶性细胞大多起源于生发中心B细胞。生发中心是淋巴组织中的一种结构,活化的B细胞在其中接受筛选,其抗体基因也在此发生修饰。肿瘤细胞保留了表明这一来源的分子证据,包括重排的免疫球蛋白基因,但往往丧失了正常B细胞基因表达程序中的大部分特征。有些肿瘤细胞携带的改变,通常会使B细胞无法产生具有正常功能的抗体,进而导致其被清除。这些肿瘤细胞之所以能够存活,依赖于后天获得的信号传导异常,以及周围细胞环境的支持。

多条信号通路参与维持这些细胞的存活。NF-κB持续活化可增强细胞对死亡的抵抗能力,而JAK–STAT信号传导则支持细胞增殖及其与邻近细胞的相互作用。反复见于染色体9p24.1区域的异常可上调PD-L1和PD-L2的表达,这两种分子通过PD-1抑制免疫应答。同一区域还包含JAK2基因,将这些遗传改变与生长信号传导及免疫逃逸联系起来。这些发现从生物学角度解释了某些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为何对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具有格外显著的疗效。

周围组织中含有不同比例的T细胞、巨噬细胞、嗜酸性粒细胞、浆细胞、成纤维细胞及其他细胞。恶性细胞释放信号分子,招募并影响这些细胞群。反过来,邻近细胞也会提供存活信号,并协助形成一种虽存在免疫应答、却往往无法清除肿瘤的环境。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也参与引发发热、出汗及血细胞计数变化等全身表现。成纤维细胞的活动与胶原沉积有助于形成结节硬化型所特有的纤维带。

在EB病毒阳性的病例中,病毒蛋白可以替代B细胞正常所需的信号。例如,潜伏膜蛋白1可激活类似于CD40所触发的信号通路;CD40是B细胞接受外部刺激的重要受体。病毒作用与后天获得的细胞异常相互影响,而非构成一种完全独立的致病机制。遗传改变、免疫逃逸及组织相互作用共同发挥的重要作用,说明不能简单地将霍奇金淋巴瘤理解为单一细胞类型不受控制的增殖。

病理类别及其区别

在传统上归入霍奇金淋巴瘤的病例中,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约占90%–95%。它分为四种组织学亚型:结节硬化型、混合细胞型、富于淋巴细胞型和淋巴细胞消减型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这些类别描述的是组织结构和炎症背景的细胞组成,具有流行病学和诊断意义。不过,现代治疗决策通常更取决于分期、临床危险因素和治疗反应,而非仅依据经典型的组织学亚型。

结节硬化型的特征是宽大的胶原纤维束将受累组织分隔成结节,并可见特征性的陷窝型恶性细胞。该亚型多见于青少年和年轻成人,常累及胸腔中央的纵隔。混合细胞型可见多种炎症细胞弥漫混杂分布,其中的霍奇金细胞和里德–斯特恩伯格细胞较易辨认。该亚型与EB病毒的关联更为密切,在HIV感染者和某些地理区域的人群中相对常见。

富于淋巴细胞型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含有大量小淋巴细胞,而恶性细胞相对较少。其形态可与其他淋巴系统疾病相似,因此免疫表型评估十分重要。淋巴细胞消减型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较为罕见,表现为恶性细胞相对较多,或存在广泛纤维化且背景淋巴细胞稀少。随着组织分析技术的改进,过去归入这一类别的部分病例如今会被归为其他淋巴瘤。

经典型霍奇金细胞通常强表达CD30,也常表达CD15。与B细胞身份相关的转录因子PAX5通常呈阳性,但表达强度弱于周围正常B细胞。CD20的表达不一,CD45通常不表达。任何单一标志物均不能独立确立诊断,必须结合标志物的整体表达模式、细胞形态、组织结构和临床背景进行判读。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感染和其他淋巴瘤中也可出现里德–斯特恩伯格样细胞。

较少见的结节性淋巴细胞为主型含有淋巴细胞为主型细胞,这类细胞因细胞核轮廓呈折叠状,有时也称为“爆米花细胞”。这些细胞通常表达CD20、PAX5、OCT2和BOB1等B细胞标志物,一般不具有经典型疾病特征性的CD30和CD15表达模式。该病常表现为外周淋巴结受累,而无较大的纵隔肿块;病程可能迁延,并可在较晚阶段复发。部分病例会转化为侵袭性大B细胞淋巴瘤。

分类命名反映了这种生物学差异。《国际共识分类》引入了结节性淋巴细胞为主型B细胞淋巴瘤这一名称,而世界卫生组织分类第5版则保留了结节性淋巴细胞为主型霍奇金淋巴瘤的名称。名称上的差异并不意味着这类疾病与经典型在生物学上等同:淋巴细胞为主型疾病需要在诊断和治疗上单独考量。

临床表现与播散模式

最常见的表现是一个或多个淋巴结持续肿大,通常不伴疼痛。颈部和锁骨上淋巴结是常见的首发部位。淋巴结触感可较硬或有橡皮样弹性,多个相邻淋巴结可融合成较大的肿块。单凭淋巴结肿大并无特异性:感染和许多非恶性疾病也可产生类似表现。霍奇金淋巴瘤的确诊依据是组织的病理异常,而非仅凭淋巴结的大小或触感。

纵隔受累在结节硬化型经典霍奇金淋巴瘤中尤为常见。胸部肿块可能在检查中偶然发现,也可能引起咳嗽、胸部不适或呼吸困难。较大的肿块可压迫气道或主要静脉。腹部病变可累及腹膜后淋巴结、脾脏或其他淋巴组织结构,在进行影像学检查前可能一直没有临床表现。疾病常在相邻淋巴结区域之间逐步扩展,但也可出现不连续的播散和结外病变。

三种全身表现对分期具有特定意义,统称为B症状:原因不明、体温超过 38∘C38^\circ\mathrm{C} 的发热,湿透衣被的盗汗,以及此前六个月内非有意的体重下降超过10%。这些症状的正式定义十分重要,因为非特异性出汗、轻微体温波动或其他原因导致的体重变化并不等同于B症状。B症状在晚期疾病中更为常见,但也可见于淋巴结受累范围较局限的患者。

其他表现包括疲劳、全身瘙痒、食欲减退和运动耐量下降。瘙痒可能在确诊前就已出现,也可不伴原发性皮疹,但不归为B症状。饮酒后受累淋巴结疼痛是早已得到认识的一种表现,但并不常见。这些表现均缺乏足够的特异性,不能据此确诊霍奇金淋巴瘤;没有全身症状也不能排除本病。

实验室检查异常可同时反映肿瘤负荷和炎症状态。患者可出现贫血、炎症指标升高、中性粒细胞计数增多、淋巴细胞减少及血清白蛋白降低。病变更广泛时,可累及肝脏、肺、骨或骨髓。血细胞减少可能由骨髓受累、炎症、免疫介导的细胞破坏或其他并存疾病引起。少见表现包括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和副肿瘤综合征。

临床表现因年龄和免疫状态而异。儿童常见颈部病变,而青少年的表现可能与年轻成人相似,出现纵隔受累。老年患者更常存在合并疾病,使症状的判断和治疗耐受性的评估更为复杂。既往资料显示,HIV相关霍奇金淋巴瘤患者更常出现晚期病变、骨髓受累和结外部位受累。这些特点会影响诊断评估,但不能替代组织病理学确诊。

确诊与鉴别诊断

确诊需要检查受累组织。切除式活组织检查会完整切除一个位置便于取材的淋巴结,通常最有利于明确判断,因为恶性细胞和周围组织的结构都具有重要诊断意义。在许多情况下,足够大的粗针穿刺标本也能用于确诊,尤其是在受累部位较深或难以手术切除时。单纯细针穿刺抽吸通常不足以确诊,因为这种方法可能遗漏数量稀少的肿瘤细胞,也无法保留淋巴结的组织结构。

组织病理学检查评估细胞形态、纤维化、结节性结构及炎性背景。随后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检测,确定CD30、CD15、PAX5、CD20和CD45等蛋白的分布。EB病毒检测通常采用针对病毒RNA的原位杂交技术。这些检查的目的不只是找到形似里德–斯特恩伯格细胞的细胞,更要判断整体表现是否支持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淋巴细胞为主型疾病,或其他诊断。

需要重点鉴别的情况包括病毒感染相关的反应性改变、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原发性纵隔大B细胞淋巴瘤,以及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某些纵隔淋巴瘤兼具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与大B细胞淋巴瘤的特征,需要专门分类。EB病毒相关淋巴增殖性疾病中也可能出现醒目的大细胞。在结核病常见的地区,感染性淋巴结炎可能是临床上尤其需要鉴别的疾病,但两者偶尔也可同时存在。

初步评估包括采集病史、进行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查。常见检查项目包括血常规、肾功能和肝功能、白蛋白及炎症指标。这些检查有助于了解疾病对身体的影响,并为治疗提供基线资料,但任何一项血液检查都不能单独确诊霍奇金淋巴瘤。HIV感染和病毒性肝炎等感染的检测也可能有必要,因为免疫状态及病毒再激活的风险会影响治疗方案的制定。

基线评估通常还会根据拟用药物进行心肺功能检查。蒽环类药物可能影响心功能,而博来霉素可能造成肺损伤。生育功能评估及既有器官功能损害的记录,同样属于治疗风险评估的一部分。这些检查与活组织检查的目的不同:它们评估的是患者的生理储备和潜在治疗风险,而不是确认淋巴瘤的具体类型。

当组织标本有限、标志物表达不典型,或拟定诊断与临床病变分布不符时,专科复核尤其重要。由于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结节性淋巴细胞为主型疾病及若干与之相似的疾病有着不同的治疗路径,诊断的准确性会直接影响疾病控制与治疗毒性之间的权衡。

分期、预后评估与疗效评价

霍奇金淋巴瘤的解剖学累及范围通常采用安阿伯分期系统及其后续修订方案(包括卢加诺分期框架)来描述。Ⅰ期指累及单个淋巴结区域或单个局限性结外部位。Ⅱ期指累及膈肌同侧的两个或更多淋巴结区域。Ⅲ期指累及膈肌两侧的淋巴结区域。Ⅳ期指肝脏或骨髓等结外器官受到弥漫性或播散性累及,而不只是受累淋巴结数量更多。

后缀 A 表示无 B 症状,B 表示存在 B 症状。在适用的早期病例中,标记 E 可用于描述淋巴结病变直接向邻近结外组织结构的局限性侵犯。大肿块病变需单独记录,即使解剖分期仍属局限期,也具有临床意义。各研究组对大肿块的定义有所不同;肿块直径超过 10 厘米是常用标准,另一些方案则采用纵隔肿块大小与胸廓直径的比值作为标准。

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联合X射线计算机断层成像,通常使用氟脱氧葡萄糖作为示踪剂,是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分期的核心检查。该检查可识别代谢活跃的病变,并为后续比较提供基线。由于氟脱氧葡萄糖摄取并非癌症所特有,判读时必须考虑感染、炎症和生理活动的影响。对于已通过 PET–CT 完成充分分期的霍奇金淋巴瘤患者,通常不必常规进行骨髓活检,但异常临床发现仍可能提示需要进一步检查。

早期疾病常根据大肿块、炎症指标、结外侵犯及受累淋巴结区域数量等因素,进一步分为预后良好组和预后不良组。各协作组的具体定义有所不同。对于晚期疾病,传统的国际预后评分采用七项因素:年龄至少 45 岁、男性、Ⅳ期、低白蛋白、低血红蛋白、白细胞计数升高及淋巴细胞减少。这些因素反映的是群体层面的风险,无法确切决定个体的结局,而且其风险区分能力也会随着治疗方法的进步而变化。

治疗反应通常采用多维尔五分量表评估,将既往受累部位的示踪剂摄取水平与纵隔血池和肝脏进行比较。在标准治疗结束时,1~3 分通常表示完全代谢缓解,但个别临床试验方案可能采用不同的阈值来调整治疗。残留肿块可能由瘢痕组织构成,而非仍有活性的淋巴瘤,因此代谢反应比单纯的大小变化更能反映疗效。

治疗中期的影像学检查通常在两个化疗周期后进行,在经过验证的治疗策略中,可为升级或降阶治疗提供依据。治疗结束时的影像学检查用于评估缓解情况。仅凭一次扫描阳性并不总能确定疾病存在耐药,尤其是在接受可激发免疫活性的治疗之后;如果检查结果会实质性改变后续治疗,可通过组织取样确认,或间隔一段时间后复查评估。

初始治疗与疗效适应性策略

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的初始治疗通常采用全身治疗,并选择性地联合放射治疗。主要决策依据包括疾病分期、不良预后因素、年龄、器官功能,以及治疗策略的循证依据。外科学在本病中的作用主要是获取诊断,而非实现治愈,因为除临床可见的淋巴结病变外,其他部位也可能存在显微镜下才能发现的病变。由于患者长期生存的可能性很高,避免不必要的累积性治疗暴露尤为重要。

数十年来,ABVD一直是主要化疗方案之一,由多柔比星、博来霉素、长春碱和达卡巴嗪组成。多柔比星通过包括抑制拓扑异构酶Ⅱ在内的多种机制损伤DNA;博来霉素可造成DNA链断裂;长春碱破坏微管;达卡巴嗪则是一种烷化剂。这些药物的作用机制各不相同,使联合治疗能够有效发挥作用,但每种药物也会带来其特有的毒性,包括骨髓抑制、周围神经病变、心脏损伤和肺损伤。

早期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常采用有限疗程的化疗,随后进行受累部位放疗。与过去的扩大野放疗相比,现代受累部位放疗技术所照射的组织体积小得多。在经筛选的预后良好患者群体中,临床试验已证实,缩短疗程的化疗联合相对低剂量放疗具有良好疗效。另一些试验则评估了中期PET检查阴性后省略放疗的策略。在其中多项研究中,省略放疗虽然减少了放射暴露,却增加了复发风险;即便如此,由于后续治疗有效,总生存率仍保持较高水平。

对于晚期疾病,基于ABVD的治疗策略越来越多地根据PET结果决定是否停用博来霉素。在RATHL试验中,接受两个周期ABVD后PET检查阴性的患者,在后续治疗中停用博来霉素,仍可获得相近的疾病控制效果,同时肺毒性更低。包括剂量递增BEACOPP在内的更高强度方案可实现良好的疾病控制,但其急性和长期毒性也更大。BrECADD以维布妥昔单抗替代一种强化治疗方案中的部分组分;HD21试验对其与剂量递增BEACOPP进行了比较评估。

维布妥昔单抗是一种靶向CD30的抗体药物偶联物。将其与多柔比星、长春碱和达卡巴嗪联合使用,可避免博来霉素暴露,但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周围神经病变和中性粒细胞减少风险。在ECHELON-1试验中,与ABVD相比,这一联合方案改善了晚期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患者的治疗结局。阻断PD-1的抗体纳武利尤单抗也已与同样的化疗骨架联合应用。2024年报告的S1826试验显示,纳武利尤单抗联合AVD组的估计两年无进展生存率约为92%,维布妥昔单抗联合AVD组则约为83%。

儿童通常采用根据风险和治疗反应调整的儿科方案,旨在减少远期不良影响。结节性淋巴细胞为主型霍奇金淋巴瘤则采用不同的治疗路径:局限性病变可采用放疗,或在特定情况下于完整切除后进行观察;全身治疗则可包括靶向CD20的治疗。其治疗策略不能与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的治疗策略简单互换。

复发和难治性疾病

复发性霍奇金淋巴瘤是指疾病缓解后再次出现;难治性疾病则指初始治疗未能充分控制病情,或疾病在治疗期间进展。这两类疾病涵盖了生物学特征和临床表现各不相同的情况。治疗结束后不久即复发,通常比多年后复发的预后更差。病变范围、既往治疗、器官功能以及对后续治疗的反应,都会影响治疗方案的选择。

通常需要再次活检以确认复发,尤其是在临床表现不典型或距初次发病时间较长时。影像学检查中的异常可能由感染、炎症、其他恶性肿瘤或治疗相关改变引起。对于结节性淋巴细胞为主型霍奇金淋巴瘤,复发也可能意味着疾病已转化为侵袭性B细胞淋巴瘤。因此,即使最初的诊断明确,确定复发病变的病理性质仍然十分重要。

对于符合条件的复发或难治性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患者,一项长期沿用且有望实现治愈的策略是先进行挽救治疗,随后给予大剂量化疗及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自体”是指在大剂量治疗后,将事先采集的患者自身造血细胞回输。这些细胞用于恢复骨髓功能,主要的抗肿瘤作用则来自高强度治疗。移植前达到代谢缓解,与移植后更好的疾病控制相关。

传统的挽救性联合治疗包括含铂类药物或含吉西他滨的化疗方案。维布妥昔单抗和PD-1抑制剂扩大了治疗选择,既可单药使用,也可联合应用。这些药物能够使常规化疗耐药的患者产生治疗反应,也可作为移植前的桥接治疗。维布妥昔单抗还被用于研究复发风险较高患者的移植后巩固治疗,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AETHERA试验。

由于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往往依赖PD-L1介导的免疫逃逸,纳武利尤单抗或帕博利珠单抗阻断PD-1的治疗在该病中具有尤为显著的活性。这些药物通过重新激活部分抗肿瘤免疫功能发挥作用,而不是直接损伤DNA。其不良反应不同于细胞毒性化疗,包括甲状腺、肺、肝或肠道等器官的免疫介导性炎症。这些药物有效并不意味着每位患者都能获得永久缓解,部分患者仍需接受后续治疗。

使用供者细胞的异基因移植可通过免疫介导的移植物抗淋巴瘤效应,实现持久的疾病控制,但也存在移植物抗宿主病和治疗相关死亡等风险。由于可能发生免疫并发症,免疫检查点抑制治疗与异基因移植的先后安排需要特别谨慎。靶向CD30的CAR-T细胞疗法及其他细胞治疗方法仍处于临床研究阶段。对于无法接受高强度治疗的患者,可采用强度较低的全身治疗、局部放疗及以缓解症状为重点的照护来控制疾病。

治疗结局、晚期效应与康复后管理

与许多其他癌症相比,霍奇金淋巴瘤在群体层面的预后较好,但治疗结局会因分期、年龄、生物学特征、合并症及医疗服务可及性而存在显著差异。美国癌症登记系统近年报告的总体五年相对生存率约为89%,其中局限期患者超过90%,远处播散期患者仍高于80%。癌症登记所用的分类与临床分期并不完全对应,而且这些数据涵盖了接受不同治疗的患者。这些数字是群体层面的估计值,并非对某位患者结局的预测。

必须区分淋巴瘤的控制情况与总体长期健康状况。许多复发发生在治疗后的最初几年内,而心血管疾病和第二原发癌可能在数十年后才出现。因此,早年接受治疗的长期生存者为了解迟发性损害提供了重要信息,但他们的经历无法准确量化现代较小照射野和较低药物累积暴露量所带来的风险。由于治疗技术改进对晚期死亡率的全部影响可能需要多年才能显现,因此有必要开展长期研究。

蒽环类药物暴露可增加心肌病和心力衰竭的风险。累及心脏的放射治疗可促发冠状动脉疾病、心脏瓣膜病和心包损伤。博来霉素可引起肺炎和肺纤维化。累及颈部的放射治疗可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症。这些效应的发生概率和严重程度取决于剂量、受照组织体积、接受治疗时的年龄、同期接受的其他治疗以及其他健康状况。

第二原发恶性肿瘤也是一项主要隐患。既往采用的胸部放射治疗与此后乳腺癌风险升高有关,尤其是在年轻时接受照射的人群中。其他与放射相关的癌症也可能经过较长潜伏期后,在受照器官中发生。烷化剂及某些其他细胞毒性药物可引起治疗相关性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或急性髓系白血病。对于接受过相关治疗的长期生存者,烟草暴露可进一步增加肺癌风险。这些发现推动了大照射野放疗的弃用,也促使临床在存在有效替代方案时减少使用性腺毒性较强的化疗。

对生殖功能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治疗方式。强化使用烷化剂的方案和大剂量治疗可损伤卵巢或睾丸功能,而ABVD方案的性腺毒性通常低于较早的MOPP类方案或含烷化剂的更高强度方案。年龄和治疗前的生殖储备也有影响。即使癌症治疗成功,患者仍可能出现持续疲劳、身体意象改变、就业中断和心理困扰。因此,生活质量评估能够反映仅凭缓解率或生存统计数据无法体现的影响。

长期生存者管理项目通常依据既往治疗暴露记录来安排长期评估,涵盖心脏、内分泌、生殖功能及第二原发癌风险。对于处于缓解期且无症状的患者,通常不常规反复进行PET监测,因为假阳性结果、辐射暴露和额外检查或操作带来的不利影响,可能超过已证实的获益。目前的研究正利用循环肿瘤DNA等方法探索残留病灶和更早发现复发的可能性,但这些方法尚未普遍取代既有的临床疗效评估或随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