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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 诊疗与医学 / histopathology

组织病理学

组织病理学通过显微镜检查病变组织,以识别疾病、对肿瘤分类、评估组织损伤并指导临床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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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病理学是研究病变组织并对其进行显微镜检查的学科。作为病理学的一个分支,它将细胞和组织结构的改变与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及临床表现联系起来。其主要研究材料是通过活组织检查、手术切除或尸体解剖获取的组织标本。与测定血液或其他体液中物质的检验不同,组织病理学保留了组织内的空间关系,能够显示哪些细胞存在异常、这些细胞如何排列,以及它们与周围结构如何相互作用。

组织病理学在许多疾病的诊断和分类中具有核心地位,尤其是癌症,也包括炎症性、感染性、代谢性和遗传性疾病。组织病理学检查可用于确定病变是良性还是恶性、明确器官损伤、识别微生物,或判断肿瘤是否已累及手术切缘。现代组织病理学实践将常规显微镜检查与基于抗体的染色、分子检测和数字成像相结合。对检查结果的解读不仅取决于切片中的形态表现,还取决于标本质量、临床资料、影像学所见,以及对疾病随时间演变规律的认识。

研究范围与历史发展

组织病理学将研究正常组织结构的组织学方法应用于疾病研究。其独特优势在于,能够同时观察单个细胞及其所处的组织结构背景。一群异型细胞局限于腺体内、浸润周围结缔组织,或位于血管内,所代表的意义可能各不相同。仅凭分离的细胞,往往无法还原这些关系。因此,检查脱落或穿刺抽吸所得细胞及小细胞团的细胞病理学与组织病理学密切相关,但并不相同。

这门学科的形成,源于人们对疾病的解剖学解释逐渐发生转变。1761年,乔瓦尼·巴蒂斯塔·莫尔加尼出版了《通过解剖探究疾病的部位与原因》(De sedibus et causis morborum per anatomen indagatis),将临床疾病与死后在器官中发现的异常联系起来。19世纪初,玛丽·弗朗索瓦·泽维尔·比沙主要通过解剖观察而非显微镜检查,强调组织是构成器官的基本成分。这些研究取代了此前主要将疾病视为体液失调、而不认为其具有局部结构基础的解释。

显微镜的改进和细胞学说的发展,使从细胞层面解释疾病成为可能。鲁道夫·菲尔肖于1858年发表的《细胞病理学》(Cellularpathologie),推动确立了应通过细胞变化来理解疾病这一原则。19世纪至20世纪初,固定、石蜡包埋、切片和染色技术的进步,使组织显微镜检查成为一种可重复的实验室操作。这些技术使人们能够制备薄而耐久的切片,对其进行比较、保存和复查,而不再只能观察新鲜的组织碎片。

20世纪,观察手段拓展到了常规光学显微镜之外。电子显微镜揭示了细胞的超微结构;免疫荧光技术能够定位组织中的抗体及其他分子;免疫组织化学则可在保留形态结构的同时鉴定细胞蛋白。20世纪90年代,抗原修复方法被引入常规实践,大幅拓展了抗体染色在福尔马林固定材料中的应用。随后,分子技术使研究者能够结合组织形态检查遗传改变。

组织病理学的专业范围因医疗卫生体系而异。在一些国家,该专科涵盖外科病理学、尸检病理学以及细胞病理学的部分内容;在另一些国家,这些领域则作为解剖病理学下的独立服务部门设置。亚专科通常按器官系统划分,包括胃肠病理学、乳腺病理学、皮肤病理学、肾脏病理学和神经病理学。尽管管理架构有所不同,其核心工作始终一致:通过形态学检查,辅以适当的辅助检测,对组织变化作出有充分依据的判读。

标本采集、固定与组织处理

诊断过程在组织置于显微镜下之前就已开始。标本必须能够代表病变,保留足够的组织结构,并且与患者身份及解剖部位明确对应。穿刺组织条、内镜活检标本、皮肤环钻活检标本、刮取物以及大型手术切除标本所能提供的信息量差异很大。一小条穿刺组织可能足以确定肿瘤类型,却未必能显示完整的浸润范围或肿瘤与手术切缘的关系。与从病变中仍有活力的部位取材相比,从溃疡或坏死中心取材所获得的组织,诊断价值可能较低。

标本接收后,需进行登记编号、核对身份信息并开展肉眼检查。在这一“大体检查”过程中,病理医师或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会记录标本的尺寸、外观、解剖关系及相关病变。切除标本可依据外科医师留置的缝线或其他标记确定方位。使用不同颜色的墨水标记外表面和切缘,以便随后在显微镜下辨认这些部位与病变的关系。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组织块,放入带有标识的包埋盒;体积很小的活检标本则可全部送检。

大多数常规组织使用10%中性缓冲福尔马林保存,其中含约4%的甲醛。固定可抑制酶促自溶和微生物分解,并主要通过蛋白质的化学修饰与交联使组织结构稳定。固定并非瞬间完成:组织厚度、固定液能否充分渗入、温度及固定时间都会影响保存效果。延迟固定可导致组织自溶,并改变可检测的蛋白质或核酸;固定时间过长则可能干扰某些辅助检测。因此,固定要求应根据具体检测项目和标本类型确定,而不能统一规定一个适用于所有情况的固定时长。

固定后,常规组织处理先用梯度乙醇脱水,再以透明剂置换乙醇,随后用熔融石蜡浸透组织。制成的蜡块为切片提供支撑,可用切片机切成通常约3~5微米厚的薄片。切片随后被转移到载玻片上,经过干燥、脱蜡和染色。石蜡块仍是重要的存档材料:只要剩余组织充足,日后还可加切更深层次的切片、进行抗体染色或开展分子检测。

有些标本需要采用不同的处理流程。矿化的骨组织可能需要脱钙,但强酸处理会损伤核酸,并影响某些染色的效果。疑似淋巴瘤的标本可能需要留取新鲜组织进行流式细胞术检测,而肾活检组织通常会分成数份,分别用于光学显微镜、免疫荧光和电子显微镜检查。用于微生物培养的组织必须与福尔马林固定的材料分开处理。对于微小标本,合理分配组织尤为重要,因为将全部可用组织放入同一种保存液,可能导致其他检查无法进行。

染色、显微镜检查与组织形态模式的识别

大多数组织病理学实验室采用的常规染色是苏木精-伊红染色,通常简称为 H&E 染色。苏木精与媒染剂配合使用,可将细胞核及其他富含核酸的结构染成蓝色至紫色。伊红则将许多细胞质蛋白和细胞外蛋白染成深浅不一的粉红色。两者结合,可显示细胞核的细节、细胞边界、结缔组织、血管,以及腺体或其他结构的排列方式。正是由于能够提供广泛的信息,即使已有先进的分子检测手段,H&E 染色仍是组织病理学检查的起点。

显微镜检查通常需要在不同放大倍数之间切换。在低倍镜下,观察者评估病变的整体分布、病变与正常组织的交界,以及结节状、片状、腺体样或弥漫浸润等形态模式。高倍镜则可显示染色质、核仁、细胞质内容物、核分裂象及微小生物。细胞核增大或核仁显著本身并不意味着恶性:活化的免疫细胞和再生上皮细胞也可能同时出现这两种表现。判断需要综合多种特征及其所处的组织结构背景。

一项核心任务是区分可逆性应激、细胞死亡、修复和异常生长。组织损伤可引起细胞肿胀、脂肪蓄积、正常分化特征丧失或坏死。细胞凋亡通常通过受调控的过程发生于单个细胞,伴随细胞皱缩和碎裂。这些形态表现并非完全对应某一种病因。缺血、毒素、感染和免疫损伤可产生相互重叠的形态模式,而取样时间会影响所能观察到的病变阶段。

炎症的形态模式提供了另一种判读框架。以中性粒细胞为主的炎症常伴随急性组织损伤或细菌感染,而淋巴细胞和浆细胞在许多慢性炎症性疾病中较为突出。嗜酸性粒细胞可见于过敏、寄生虫感染、药物相关反应及其他反应。肉芽肿是巨噬细胞有序聚集形成的结构,其中的巨噬细胞常呈上皮样形态,并可见多核巨细胞。肉芽肿有助于缩小鉴别诊断范围,但仅凭这一表现,不能确诊某种特定感染或免疫性疾病。

特殊染色可突出显示 H&E 染色难以清楚区分的成分。过碘酸-雪夫染色可突出显示某些糖类、基底膜及多种真菌;银染色可显示真菌细胞壁或纤细的支撑纤维;三色染色可将胶原与其他组织成分区分开来。刚果红染色通过特征性着色及偏振光下的双折射现象,有助于识别淀粉样物质沉积。抗酸染色可显示分枝杆菌,但染色阴性并不能排除感染。每种染色都有其明确的检测目的,必须结合对照、形态学表现及临床发现进行解读,而不能将其视为孤立的阳性或阴性结果。

免疫组织化学、超微结构与分子检测

免疫组织化学利用抗体定位组织切片中的抗原。一种常用方法是让抗体与其靶标结合,再通过检测系统产生可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到的有色沉积物。这为形态学观察增添了分子层面的鉴别信息:病理医师不仅可以判断某种蛋白质是否存在,还能确定哪些细胞表达该蛋白,以及染色位于细胞核、细胞膜还是细胞质。采用加热或酶处理进行抗原修复,可以提高对固定过程中被遮蔽靶标的检出能力。

成组使用抗体有助于确定细胞谱系,并区分形态相似的疾病。广谱细胞角蛋白支持上皮分化;选定的淋巴细胞标志物可用于鉴定B细胞或T细胞群;其他标志物则可支持黑色素细胞、肌性或神经内分泌分化。任何单一染色都无法完全准确地识别上述任一类别。异常表达、染色偏弱、背景信号和抗原丢失均可能造成误判,因此诊断价值在于综合染色模式,而非阳性标志物的数量。组织内的内对照成分和外部对照切片有助于判断染色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

免疫组织化学也用于检测具有临床意义的生物标志物。在乳腺癌中,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和HER2检测有助于明确肿瘤特征及选择治疗方案。错配修复蛋白染色可识别肿瘤中特定修复蛋白的表达缺失,并为林奇综合征的评估提供依据。这类缺失本身并不能确诊遗传性疾病,因为散发性机制也可导致类似结果。预测性检测采用明确的评分系统和验证要求,因为阈值与染色模式可能直接影响临床决策。

免疫荧光使用荧光标记,而非形成永久性有色沉积物。在肾脏病理学和某些大疱性皮肤病中,这项技术尤为重要,因为免疫球蛋白和补体的分布有助于区分损伤机制。电子显微镜技术从另一尺度提供证据,可显示基底膜改变、免疫性沉积物以及特化细胞结构异常等特征。虽然这项技术仅在特定情况下使用,但在某些肾脏疾病和遗传性疾病中,超微结构仍具有重要的诊断价值。

分子检测用于检查组织中的脱氧核糖核酸、RNA或染色体改变。原位杂交可保留空间定位信息,而提取出的材料则可通过聚合酶链式反应或测序进行分析。这些方法可检测基因重排、突变、扩增或病毒核酸。其检测性能取决于肿瘤含量、固定情况、核酸质量及检测灵敏度。组织病理医师可在提取前标出肿瘤富集区域,以便富集肿瘤成分。分子检测结果需与形态学表现结合解读:同一种遗传改变在某种情境下可能用于界定诊断类别,而在另一种情境下则可能具有不同意义。

肿瘤的诊断、分级、分期及预测性评估

在肿瘤病理学中,首先需要判断病变是否为肿瘤性病变、属于何种细胞谱系,以及是良性、中间性还是恶性。肿瘤是一种异常增生,其分类取决于起源组织、分化程度、组织结构,有时还取决于具有界定意义的分子改变。反应性增生可能类似肿瘤,而某些恶性肿瘤的形态却看似温和。因此,不能仅凭细胞核大小、生长迅速或核分裂象计数高等单一特征来判定恶性。

区分非浸润性与浸润性上皮病变尤为重要。原位癌局限于上皮内,尚无明确证据表明其穿透基底膜、侵入支持组织。浸润性癌则已越过这一界限。当标本定向不佳、组织破碎,或炎症掩盖了交界面时,判断可能较为困难。加做切片和选用适当的免疫染色有助于厘清二者的关系,但仍须考虑标本本身的局限性。

肿瘤分级描述的是在特定肿瘤类型中评估的生物学特征,不能与分期混为一谈。分级系统可纳入分化程度、核分裂活性、细胞核特征或坏死等指标。浸润性乳腺癌的诺丁汉分级系统综合评估腺管形成、细胞核多形性和核分裂象计数。前列腺癌的分级则通过格里森模式及相应的分级组,着重评估腺体结构。这些系统各有不同的标准,不应视为适用于所有癌症的通用量表。

分期描述的是肿瘤在解剖学上的累及范围。TNM分期系统根据原发肿瘤、区域淋巴结及远处肿瘤转移情况,对多种实体瘤进行分期,但具体规则因部位而异。病理分期依据切除组织提供的证据,与主要依据临床检查和影像学检查作出的分期有所区别。切除标本的病理报告可记录肿瘤大小、浸润深度、受累淋巴结、淋巴管和血管侵犯情况,以及肿瘤与邻近结构的关系。某些癌症采用其他分期框架,而且并非所有分期要素都能通过单份标本确定。

切缘评估用于判断肿瘤是否到达指定的切除表面,或测量肿瘤与该表面的距离。其意义取决于肿瘤类型、解剖部位、标本定向及手术方式。所取样切缘为阴性,并不能保证已排除所有可能的残留肿瘤灶。同样,淋巴结阴性结果也仅适用于实际检查的淋巴结及所采用的检查方法。在全身治疗或放射治疗后,组织病理学检查可评估存活的残留肿瘤、治疗相关纤维化及淋巴结的治疗反应。这些评估有助于判断预后和开展多学科综合分析,但不能替代完整的临床资料。

非肿瘤性疾病与不同器官的病理解读

组织病理学同样关注不涉及肿瘤的疾病。在炎症性疾病中,即使无法确定单一病因,组织损伤的分布及其组成特征也可能有助于区分大致的致病机制。在炎症性肠病中,活检评估的内容包括组织结构紊乱、慢性炎症浸润范围扩大、中性粒细胞活动及其他变化。综合不同肠段的病变模式、内镜表现和临床发现,有助于区分疾病类别。感染、药物作用和缺血可产生相互重叠的形态学表现。

肾脏病理学体现了多种技术如何相互结合,以解释器官功能障碍。光学显微镜可识别肾小球细胞增多、节段性瘢痕形成、新月体形成或间质炎症等病变模式。免疫荧光可显示沉积的免疫反应物的组成与分布,电子显微镜则可确定沉积物的位置,并揭示超微结构损伤。在狼疮性肾炎中,分型反映了肾脏病变的分布与性质。对活动性炎症和慢性瘢痕的评估分别反映损伤的不同维度;广泛且已形成的组织损害可与持续的活动性病变并存。

在肝组织中,组织病理学可区分肝细胞损伤、胆管损伤、胆汁淤积、脂肪蓄积及纤维化等病变模式。纤维化是反复或持续损伤后细胞外基质蓄积的结果,而肝硬化则涉及伴有纤维间隔和再生结节的弥漫性组织结构重塑。组织学模式可支持某些特定病因,但多种疾病在晚期可呈现相似的形态。由于穿刺活检仅能获取肝脏的一小部分组织,纤维化及其他病变的分布会造成取样差异。

对于感染性疾病,组织检查可直接显示病原体,也可显示其周围的宿主反应。有时可在显微镜下识别真菌形态、寄生虫、病毒包涵体和细菌菌落。不过,鉴定到物种水平可能仍需依靠培养、抗原检测或分子方法。在结核病中,坏死性肉芽肿性炎症是一种有用的病变模式,但并不具有特异性,而且病原体数量可能很少。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可能发生严重感染,却仅有轻微得出乎意料的炎症反应,这表明组织反应不仅取决于病原体,也取决于宿主的免疫状态。

对移植器官的活检,需要评估排斥反应、感染、药物相关损伤、原有疾病复发及其他并发症。针对不同器官制定的标准化评估框架有助于描述病变,但解读结果时仍需结合移植后时间、器官功能、用药情况和实验室检查结果。类似原则也适用于皮肤、肌肉、肺和神经系统的活检:同一种形态学变化可能有多种原因;当取样病变、疾病阶段和待解答的临床问题相互吻合时,诊断的可靠性就会提高。

术中检查与病理报告

有些关于组织的问题需要在手术尚未结束时作出判断。冰冻切片检查通过将新鲜组织冷冻、使用恒冷切片机切片并快速染色,迅速完成显微镜下评估。常见用途包括判断取样病变的性质、评估特定切缘,或确定标本中是否含有进一步检查所需的组织。由于检查受到时间和组织质量的限制,术中需要回答的临床问题通常比最终报告所涉及的问题更为局限。

冷冻会产生伪影,在脂肪含量高、含水量高或质地脆弱的组织中尤为明显。冰晶会使细胞变形,而且快速切片所呈现的细节通常不如制备良好的石蜡切片。有些诊断需要广泛取材、特殊染色,或需要在更大范围内证实浸润,而这些在术中无法可靠地完成评估。因此,病理医师可能只作出有限的判断,或推迟诊断,待常规石蜡切片制备完成后再作结论。冰冻切片结果是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对所取材料作出的判读,并不保证最终分类与之完全一致。

最终的组织病理学报告将观察结果转化为可供临床使用的记录。报告内容视标本而定,包括组织来源、诊断、相关显微镜下所见,以及必要的限定说明。癌症切除标本的报告通常采用结构化或概要式格式,以确保肿瘤类型、分级、大小、浸润情况、切缘及淋巴结所见得到一致记录。美国病理学家学会、国际癌症报告协作组织等机构制定的规范,有助于确保报告完整、术语统一,同时兼顾不同肿瘤部位和标本类型之间的差异。

临床背景对判读至关重要。年龄、解剖部位、既往恶性肿瘤史、相关用药、影像学所见及既往活检结果,都可能使原本相似的显微镜下形态具有不同意义。与既往肿瘤进行比较,有助于区分新发原发病变与转移性病变。多学科会议上的讨论可将病理所见与影像学、术中观察及其他检查结果相互印证、综合分析。如果组织诊断无法解释所观察到的病变,可能需要重新评估取材或判读,而不应直接将其视为定论。

报告也需要传达不确定性。“符合”“疑为”或“不能排除”等措辞表达了不同程度的诊断把握,尽管这些措辞在实际应用中的理解可能有所不同。清晰的报告会指出不确定性的来源,例如组织量过少、治疗影响,或尚未解决的鉴别诊断问题。补充报告通常记录随后获得的辅助检查结果;修订报告则记录对先前已出具结果的更正或修改。保留可追溯的记录十分重要,因为在原始标本检查结束很久之后,病理报告仍可能为临床决策提供依据。

质量保证、伪影与诊断局限

可靠的组织病理学检查需要对从标本采集到报告出具的整个流程进行控制。身份识别错误、取材部位标注错误、送检延迟、固定不充分以及微小组织碎片丢失,都可能在判读开始之前就影响诊断。实验室的保障措施包括有据可查的标本接收程序、唯一标识、追踪系统以及交接环节的核查。这些措施属于患者安全的一部分,因为即使切片的技术质量极佳,一旦被错归于其他患者或解剖部位,也会造成危害。

制备过程中产生的伪影可能模拟病变,或掩盖重要结构。挤压可使小淋巴样细胞变形;电灼会在手术切缘附近造成热损伤;组织折叠会造成看似增厚的假象;切片震颤则会形成交替出现的受压条带。从其他标本带入的微小碎片可能表现为意外出现的组织“漂浮物”。识别这些伪影,需要考察可疑所见与标本其余部分的关系,与其他切片进行比较,并在必要时回顾标本处理记录。

取材从根本上限制了诊断的准确性。切片是三维结构中的一个二维平面,而许多大型标本仅有选定区域会被包埋。小块活检组织可能漏掉局灶性病变,也可能未能涵盖最具诊断价值的区域。深切片可能显示初始层面未见的结构,但无法找回从未取到的组织。同样,在所检查的材料中未见病原体或恶性细胞,并不等于证明患者全身各处均不存在这些病原体或细胞。

判读差异是另一项局限。有些类别具有明确的形态学界限,另一些则处于生物学连续谱之中,或依赖于不同观察者可能赋予不同权重的特征。交界性上皮病变、分级系统以及某些炎症模式的判读,均可能存在观察者间分歧。明确的标准、专科复核、多学科综合评估以及经过验证的辅助检测能够提高一致性,但不能消除不确定性。组织病理学常在诊断研究中用作参考标准,但仍会受到测量误差、取材误差和分类变化的影响。

质量保证包括设备维护、染色质控、检测方法验证、能力验证、选择性二次复核,以及对结果不一致情况和报告周转时间的监测。实验室可采用 ISO 15189 等认可框架来构建质量体系。验证必须与预期用途相匹配:证明某种抗体能够产生可见染色,与证明某种特定评分方法能够可靠地支持临床决策,是两回事。发现结果不一致时,区分问题发生于采集、处理、判读还是沟通环节,有助于明确需要在哪个环节采取纠正措施。

数字病理学、计算方法与研究应用

数字病理学将玻璃切片转换为可供电子阅览、共享和分析的图像。全切片扫描仪采集多个相邻视野,并将其拼接成可自由浏览的组织切片图像。这有助于开展远程会诊、教学、档案查阅,以及病理医师使用经验证的显示设备判读病例等工作。不过,图像仍然只是制备后切片的数字呈现:扫描无法弥补固定不佳的问题,无法找回未取样的组织,也无法自动解决诊断中的疑难问题。

临床应用需要对整个系统进行验证,包括扫描仪性能、对焦、图像完整性、显示条件、软件及用户工作流程。体积庞大的切片图像文件对存储和网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且并非所有显微信息都同样容易采集。常规扫描通常只记录一个焦平面,而有些标本则需要在多个深度进行观察。实验室还需要制定相应流程,以应对扫描仪故障、扫描不完整,以及仍须复核玻璃切片的情况。

计算图像分析可对细胞计数、染色面积、细胞核特征或不同细胞群之间的空间关系等特征进行量化。机器学习系统可经训练用于检测肿瘤、识别需要复核的区域或估计生物标志物的表达水平。其性能取决于训练数据的质量和代表性、标注的可靠性,以及所评估的临床任务。在某一组数据上表现良好的模型,在染色方法、扫描仪、患者群体或疾病患病率发生变化时,可能会有不同表现。

因此,评估不能仅限于模型在一组易于获取的图像上的准确率。需要考察的问题包括模型在独立材料上的表现、假阳性和假阴性结果的后果,以及病理医师使用系统时的行为。根据常规图像预测分子异常是当前活跃的研究领域,但统计关联并不一定意味着这种预测足以在临床上替代经过验证的分子检测。相关治理还涉及数据隐私、网络安全、版本控制,以及算法输出结果的可追溯性。

组织病理学还通过组织档案、实验研究和临床试验发挥更广泛的科研作用。存档的石蜡块使研究者能够将形态学及分子特征与后续结局联系起来,但回顾性收集的样本可能存在选择偏倚,保存状况也可能参差不齐。在试验中,集中病理复核有助于统一入组资格判定、确认诊断,并评估以组织检测为依据的终点。多重成像和空间分子技术日益将细胞类型、分子活动与解剖位置结合起来,使传统组织病理学所关注的“有哪些成分”进一步扩展到“相邻细胞与各组织区室如何组织排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