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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 人体与生理 / large-intestine

大肠

大肠吸收水和电解质,为微生物发酵提供场所,并通过肌肉与神经的协调活动储存和排出粪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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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是消化系统的末端部分,起自与小肠的交界处,止于肛门,包括盲肠及其附属的阑尾、结肠、直肠和肛管。成人的大肠通常长约1.5米,但其长度和形态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大肠”之名指的是其直径通常较大,而非长度较长;小肠实际上要长得多。在临床用语中,“结肠”和“大肠”有时会混用,但从解剖学上说,结肠只是大肠的一部分。

大肠从肠内容物中回收水分和溶解的盐类,为肠道微生物提供主要栖息场所,并协调粪便的形成、储存和排出。大肠黏膜既要吸收有用物质,又要在微生物密集的环境中维持屏障功能。大肠各部位的解剖结构、血液供应、上皮更新和神经调控,不仅决定了其正常功能,也有助于解释许多疾病的分布特点。大肠疾病涵盖常见的肠道功能紊乱、炎症性疾病、肠梗阻以及结直肠癌等。

大体解剖与区域划分

大肠起始于右下腹的回盲交界处,回肠末端在此开口于盲肠。回盲瓣由黏膜皱襞及相关肌肉组成,有助于调节肠内容物的通过,并限制其反流。盲肠是位于这一开口下方的盲端囊袋。细长、形似蠕虫的阑尾自其后内侧壁发出;阑尾根部与盲肠的位置关系相对固定,但尖端的位置变化较大。阑尾可位于盲肠后方、向下伸入盆腔,也可处于其他位置,这些位置差异会影响阑尾炎的临床表现。

结肠分为四个主要部分。升结肠沿腹部右侧向上走行,至结肠右曲,又称肝曲。横结肠横行至结肠左曲,又称脾曲,后者通常位置更高、更靠后。降结肠沿左侧向下走行,乙状结肠则形成形态多变的肠袢,通向盆腔。直肠约起于第三骶椎水平,沿骶骨的弯曲走行,随后移行为肛管。尽管名为“直肠”,它并不是一根笔直的管道。

结肠的大部分可凭借三种外观特征与小肠区分。结肠带是三条纵行的平滑肌带。由于结肠带比相应的肠壁短,因此有助于形成称为结肠袋的囊状膨出。肠脂垂则是从肠壁外表面突出的、内含脂肪的结构。这些特征并非均匀分布于整个大肠:结肠带到达直肠时展开,形成连续的纵行肌层,而直肠没有结肠特有的结肠袋和肠脂垂。肠脂垂扭转并发生缺血时,即使肠管本身没有原发性炎症,也可引起局限性腹部压痛。

大肠与腹膜的关系决定了其活动度。横结肠和乙状结肠由系膜悬系,而升结肠和降结肠在发育过程中附着于后腹壁,通常成为继发性腹膜后器官。这些解剖关系在外科学中十分重要,因为血管、淋巴管和神经均穿行于系膜及邻近的结缔组织中。这些关系也会影响疾病的发生:较长且活动度大的乙状结肠尤其容易围绕其系膜发生扭转。直肠越接近下端,腹膜覆盖的范围越小,因此,在判断穿孔、肿瘤扩散及手术解剖关系时,区分病变位于腹膜内还是腹膜外具有重要意义。

显微结构、血液循环与神经支配

肠壁由黏膜、黏膜下层、固有肌层及最外层的浆膜或外膜构成。与小肠不同,正常结肠黏膜没有绒毛。其表面有大量直管状腺体的开口,这些腺体又称隐窝,内衬细胞主要是具有吸收功能的结肠上皮细胞和分泌黏液的杯状细胞。隐窝底部附近的干细胞不断补充上皮细胞;许多分化后的细胞向表面迁移,数日后脱落。这种快速更新有助于维持屏障,但也使黏膜容易受到干扰细胞分裂的因素损伤,包括某些形式的化学治疗。

杯状细胞分泌黏蛋白,尤其是可形成凝胶的黏蛋白 MUC2。在结肠中,黏液形成具有一定结构的屏障,减少微生物与上皮细胞的直接接触。上皮细胞之间的紧密连接调控物质经细胞间隙的转运。上皮下方的固有层含有血管和免疫细胞,而淋巴滤泡在阑尾中尤为显著。局部免疫系统必须对入侵的微生物作出反应,同时避免对肠腔内的正常内容物产生破坏性反应。这种平衡依赖于上皮信号传导、抗体、免疫细胞调节,以及黏液所提供的物理隔离。

大肠的动脉供血分布反映了其胚胎发育来源。肠系膜上动脉的分支为盲肠、升结肠及横结肠近侧约三分之二供血。肠系膜下动脉的分支为横结肠其余部分、降结肠、乙状结肠和直肠上段供血。边缘动脉沿结肠边缘连接各动脉分支,但侧支吻合情况存在差异。结肠脾曲和直肠乙状结肠交界区是临床上重要的供血交界区,血流减少时可能发生缺血性损伤。直肠的供血还包括来自髂内动脉系统的分支。静脉血主要回流至门静脉循环,而直肠下段和肛管的静脉则与体循环相通。

肠神经系统包括主要参与肌肉活动的肌间神经丛,以及参与分泌和局部血流调节的黏膜下神经丛。这些神经网络无需中枢神经系统持续发出指令,就能产生协调活动,但仍受到中枢神经系统的显著影响。支配近端结肠的副交感神经纤维主要经迷走神经传入,支配远端结肠和直肠的副交感神经纤维则经起自骶髓 S2–S4 节段的盆内脏神经传入。交感神经系统通常抑制推进性运动,并影响血管张力和括约肌活动。感觉通路将肠道扩张、化学环境及组织损伤的信息传递至肠神经回路和大脑。

胚胎发育与先天性变异

大肠由胚胎时期的原始肠管发育而来。其上皮和腺体主要起源于内胚层,而平滑肌、结缔组织及大部分供血血管则来源于周围的中胚层。肠神经元及起支持作用的胶质细胞来源于迁移而来的神经嵴细胞。这些不同的发育来源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个器官外观上看似完整,却可能因神经支配未能正常建立而存在严重的功能缺陷。

盲肠、阑尾、升结肠及横结肠近端由中肠发育而来。在胎儿发育早期,逐渐伸长的中肠会暂时突入脐带内,随后返回腹腔。在这一过程中,中肠围绕肠系膜上动脉旋转,从正面观察,通常描述为总计逆时针旋转约270度。返回腹腔后,盲肠最初的位置较高,之后逐渐下降至右下腹。旋转和固定过程中的异常可导致肠管位置异常,或使肠系膜附着部过窄。这些情况可能增加肠扭转的风险;发生扭转时,肠腔及其血供均可能受阻。

横结肠远端、降结肠、乙状结肠和直肠由后肠发育而来。后肠末端最初开口于泄殖腔,这是一个与发育中的泌尿道和肠道出口有关的共同腔室。这一区域经分隔后,形成彼此独立的肛直肠通道与泌尿生殖通道。肛管具有双重发育来源:上部起源于内胚层,下部则由外胚层发育而来。齿状线标志着一个重要的分界,其上下在上皮类型、血管与淋巴回流以及感觉神经支配方面均存在差异。齿状线以上主要为内脏感觉;齿状线以下则由躯体神经支配,因此对切割、触碰和温度尤其敏感。

先天性巨结肠是由远端肠管一定长度范围内缺乏肠神经节细胞所致,受累肠段的长度不一。无神经节细胞的肠段无法正常舒张,造成动力性梗阻及近端肠管扩张。该病通常在出生后早期因胎便排出延迟、腹胀或肠梗阻而显现。诊断依赖于对规范取材的直肠活组织检查标本进行评估,证实神经节细胞缺如,并结合相关组织学表现作出判断。其他先天性异常包括肛门直肠畸形、结肠闭锁和肠重复畸形。其中一些伴有与泌尿道或生殖道之间的异常交通,反映出这些结构在胚胎泄殖腔区域内密切的发育关系。

水、电解质及代谢产物的转运

在肠内容物到达结肠之前,大部分营养物质和胃肠道液体已被吸收。尽管如此,每天通常仍有约1~2升液体进入大肠,具体量随饮食、分泌量和小肠功能的不同而有较大变化。结肠通常会吸收其中的大部分水分,使最终随粪便排出的水量相对较少,通常约为每天100~200毫升。结肠还具有一定的吸收储备能力,但液体负荷过大或转运功能受损时,仍可能超出其吸收能力。这一功能是维持全身稳态的重要环节。

钠的吸收是推动水分移动的主要动力之一。上皮细胞基底外侧膜上的钠钾ATP酶维持电化学梯度,使钠能够从肠腔进入上皮细胞。在近端结肠,钠氢交换与氯离子—碳酸氢根交换协同作用,促进盐的净吸收。上皮钠通道在远端结肠尤为重要,其活性受到醛固酮的影响,而醛固酮是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的组成部分。水随着溶质的吸收,经跨细胞和细胞间途径被吸收。这两条途径各自所占的比例因肠段和生理状态而异。

结肠也会分泌物质。碳酸氢根的分泌有助于中和微生物代谢产生的酸,并保护黏膜环境。氯离子分泌,包括经CFTR通道进行的转运,可使钠和水进入肠腔。分泌活动过强是某些类型腹泻的成因之一,而吸收不足或肠内容物通过过快,也可经由不同机制产生类似结果。结肠对钾的处理较为复杂:既能吸收钾,也能分泌钾,其净转运受到饮食、激素、肠腔液体流动及全身钾平衡的影响。当肾脏功能严重下降时,结肠钾分泌的增加可能尤为重要。

微生物产生的短链脂肪酸通过多种转运途径被结肠上皮细胞吸收。这种吸收有助于从原本难以消化的碳水化合物中回收能量,也可促进钠和水的吸收。丁酸是正常结肠上皮细胞进行氧化代谢的重要能源,而吸收后的丙酸和乙酸则进入更广泛的代谢途径。然而,结肠无法替代小肠广大的营养物质吸收表面。正常情况下,结肠很少吸收膳食脂肪或完整蛋白质;微生物产生的维生素B12也不是可靠的营养来源,因为其主要生理性摄取机制位于结肠上游的回肠末端。因此,结肠吸收表面的丧失,例如结肠切除术后的情况,对体液平衡的影响比对大多数必需营养素吸收的影响更为普遍。

微生物生态与发酵

大肠拥有消化道中最密集的微生物群落。肠内容物通过速度相对缓慢、氧气供应有限,加上未被吸收的底物持续供给,共同造就了一个以厌氧细菌为主的复杂生态系统。其中也存在古菌、噬菌体及其他病毒、真菌,以及数量较少的真核生物。微生物的丰度和组成不仅因人而异,在肠腔与黏液相关生境之间也有所不同。粪便样本有助于研究,但无法同样充分地反映结肠各个区域或微环境的情况。

微生物会发酵未经小肠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包括抗性淀粉和多种膳食纤维。主要产物包括乙酸、丙酸和丁酸,统称为短链脂肪酸。发酵还会产生氢气和二氧化碳等气体。一些古菌利用氢气生成甲烷,其他微生物代谢途径则会产生硫化氢。产气量并不直接决定腹胀的严重程度:气体的移动、腹壁的反应、内脏敏感性以及气体的排出也会影响症状。发酵的具体模式既取决于可利用的底物,也取决于能够利用这些底物的微生物。

微生物的活动不仅是分解食物残渣,还会改变许多化合物。细菌将初级胆汁酸转化为次级胆汁酸,并将氨基酸代谢为多种产物,包括吲哚类、酚类、氨和支链脂肪酸。一些代谢产物参与上皮细胞和免疫系统的信号传递;另一些则可能在浓度足够高或特定生物学条件下产生危害。微生物群落还会通过竞争营养物质和附着位点,以及改变局部化学环境,来提供定植抵抗作用。使用抗微生物药物后,这些功能若受到破坏,便可能使艰难梭菌得以增殖,并产生损伤结肠内壁的毒素。

肠道菌群的组成与许多肠道及肠外疾病有关,但仅凭相关性本身并不能确立因果关系。疾病可以改变饮食、肠道转运、用药情况和氧气供应,而这些因素中的每一项都可能改变微生物群落。采用组成明确的微生物培养体系、动物模型和人体干预研究开展的实验工作,有助于区分这些可能性。粪菌移植和受监管的微生物群制品,已在复发性艰难梭菌感染的某些情形下显示出临床价值,但针对这一疾病的研究发现,并不意味着它们对其他无关疾病也具有同等益处。目前的研究越来越注重微生物的功能及其代谢产物,而不再将某一种微生物的存在与否视为结肠健康状况的完整解释。

肠道运动、粪便储存与排便

大肠并非一根将内容物持续输送至肛门的简单管道。其肌肉活动在混合、储存、向前推进以及一定程度的反向运动之间交替进行。局部收缩使内容物与具有吸收功能的肠黏膜表面接触,而协调的传播性收缩则将内容物推送至更远处。通过大肠通常需要数小时至数天,但具体数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测量方法,健康个体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粪便的稠度反映了转运时间、水分转运、膳食残渣、微生物生物量及分泌活动的共同作用。

结肠的运动活动包括分节收缩和传播性压力序列。其中,力量尤为强劲的高振幅传播性收缩可推动内容物通过较长的一段结肠,且常与觉醒或进食有关。餐后结肠活动增强通常称为胃结肠反应。这并不意味着刚摄入的食物已经到达结肠,而是上消化道发出的神经和化学信号改变了结肠的运动活动。昼夜节律、身体活动、睡眠和药物也会影响肠道转运。作用于阿片类药物受体的药物通常会减慢推进运动并改变分泌活动,体现了肠神经信号传导与肠道功能之间的密切联系。

蠕动依赖于协调的平滑肌活动、肠神经反射,以及部分由卡哈尔间质细胞组织形成的电节律。肠壁扩张和化学刺激可激活感觉通路,使团块状内容物一侧的肠壁收缩,另一侧舒张。然而,人类结肠的运动模式远比这一简化描述更为多样。某些传播性运动沿反方向进行,可能有助于延缓内容物进入直肠。肠道运动障碍可能源于神经疾病、肌肉功能障碍、感觉改变或协调异常,而非单一的“肠道力量”不足。

直肠起储存作用,其充盈可产生感觉,并触发直肠肛门抑制反射,即直肠扩张引起肛门内括约肌舒张。控便能力还依赖于肛门外括约肌、耻骨直肠肌、盆底支撑、直肠顺应性以及完整的感觉通路。排便时,肛门外括约肌与耻骨直肠肌协调舒张,使肛直肠角变直,同时直肠收缩力和腹压帮助排出粪便。即使结肠转运正常,盆底不能正常舒张也可能造成排便梗阻。反之,括约肌或神经损伤、直肠容量减小或粪便稀溏,都可能在不存在原发性结肠推进功能障碍的情况下导致大便失禁。

非肿瘤性疾病

便秘和肠易激综合征体现了症状、生理异常与器质性疾病之间的区别。便秘可表现为排便次数减少、粪便干硬、排便费力、排便不尽感或直肠排空障碍。有些病例与结肠传输缓慢有关,有些与排便功能障碍有关,还有些与药物或全身性疾病有关。肠易激综合征是一种肠脑互动障碍,其特征是反复出现腹痛,且与排便或排便频率、粪便性状的改变相关。肠道动力、内脏敏感性、免疫信号传导及中枢信息处理的改变均可参与其中,但这种疾病并不以常规内镜检查可见的破坏性病变为特征。

炎症性肠病包括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恩病。溃疡性结肠炎通常始于直肠,向近端连续蔓延,炎症主要局限于黏膜。克罗恩病可累及胃肠道的任何部位,病变常呈节段性分布,并可累及肠壁全层,导致狭窄、脓肿或瘘管。显微镜下结肠炎则是另一类疾病,常引起慢性水样腹泻,但内镜下结肠外观正常或接近正常。其诊断有赖于对黏膜活检标本进行显微镜检查。

结肠憩室病通常表现为后天形成的囊状突出,即黏膜和黏膜下层经肠壁肌层的薄弱处向外突出,这些薄弱处常位于血管穿入部位。憩室在老年人中很常见,但其分布因人群而异。许多憩室并不引起症状。憩室炎是以憩室及其周围组织为中心的炎症,可并发脓肿、穿孔及瘘管形成。憩室出血是另一种独立的病理过程,通常与憩室相关血管的损伤有关,并不一定与憩室炎同时发生。

感染性结肠炎可由不同病原体通过不同机制引起,包括侵入黏膜或产生毒素。当血液供应不足以满足组织需求时,就会发生缺血性结肠炎,其严重程度可从可逆性黏膜损伤到肠壁全层坏死不等。机械性肠梗阻可由肿瘤、狭窄或肠扭转引起,而急性结肠假性梗阻虽无实际的机械性阻塞,却会造成结肠显著扩张。中毒性巨结肠是指在严重结肠炎的背景下,结肠严重扩张并伴有全身中毒表现。这些疾病均可出现腹胀、排便改变或疼痛,但其内在机制有很大差异。评估时需区分肠腔梗阻、血液供应障碍、炎症性损伤及神经肌肉功能衰竭,因为相似的外在症状背后,可能是截然不同的组织病理过程。

息肉与结直肠恶性肿瘤

结直肠息肉是黏膜表面的隆起,并非某一种特定的病理诊断。息肉可分为炎症性、错构瘤性、增生性或肿瘤性。传统腺瘤和某些锯齿状病变是结直肠癌的重要前驱病变。腺瘤根据组织结构和异型增生程度分类,而锯齿状病变则依据特征性的显微形态,以及随发生部位而异的临床行为加以区分。病变已含有或将来发展为进展期肿瘤性病变的概率,取决于大小、组织学类型和异型增生程度等特征;并非所有息肉都会进展为癌症。

结直肠癌发生的一条主要通路涉及生长调控基因的逐步失常。影响 APC 和 Wnt 信号传导的变化可启动腺瘤形成,而 KRAS、TP53 等基因的进一步改变则推动许多肿瘤继续进展。这通常称为“腺瘤—癌序列”。它是一种有用的生物学模型,并不意味着每一种癌症都必须遵循这一固定顺序。另一条重要通路涉及锯齿状病变,常与 BRAF 改变、广泛的 DNA 甲基化有关,部分肿瘤还会丧失 DNA 错配修复功能。错配修复缺陷会导致微卫星不稳定性,这一分子特征对遗传风险评估和治疗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大多数结直肠癌患者并无已知的高外显率遗传综合征,但遗传性疾病仍具有重要意义。林奇综合征由影响 DNA 错配修复或相关机制的遗传性致病变异引起,会增加结直肠癌及其他多种癌症的风险。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通常与 APC 基因的致病变异有关,可导致大量结直肠腺瘤,未经治疗者发生结直肠癌的风险极高。长期的炎症性结肠炎也会通过涉及持续组织损伤与修复的通路增加患癌风险。这些情况在生物学上不同于散发性疾病,临床监测方式也各有特点。

大多数结直肠恶性肿瘤是起源于腺上皮的腺癌。肿瘤分期主要取决于浸润深度、区域淋巴结受累情况以及是否存在远处肿瘤转移。静脉回流途径有助于解释肝脏为何是常见的转移部位,不过肺和腹膜也可能受累。结肠癌与直肠癌在解剖位置上的区别具有重要临床意义:直肠位于空间有限的盆腔内,邻近自主神经和其他器官,因此制定治疗方案时常需进行详细的局部影像学检查。包括错配修复状态和特定基因改变在内的分子检测结果,正日益成为传统组织病理学的补充。这些结果可影响靶向药物或癌症免疫治疗的使用,但不能替代对肿瘤解剖范围的评估。

检查、诊断方法与手术的影响

评估大肠状况需要综合考虑症状、病史、体格检查所见、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以及对黏膜的直接观察。直肠指检可用于评估直肠下段肿块、粪便嵌塞、括约肌功能以及盆底协调性的某些方面,但无法检查结肠的大部分区域。不同的粪便检查用于回答不同的问题:病原体检测用于排查感染,粪便钙卫蛋白反映肠道炎症,而粪便隐血检测则用于特定的诊断或医学筛查场景。这些检查都无法全面反映肠道状况,异常结果通常需要结合临床情况加以解读。

结肠镜检查可以直接观察结肠,通常还可观察回肠末端,同时能够采集活检标本并切除多种息肉。其发现病变的能力取决于肠道准备情况、检查是否完整、病变特征以及操作者的技术水平。与隆起性息肉相比,扁平病变或形态不明显的锯齿状病变可能更难识别。这项技术也有局限:它主要显示肠腔内表面,无法完整呈现肠壁外病变的范围,并存在出血、穿孔等风险。软式乙状结肠镜检查仅检查远端肠道,而非整个结肠。

X射线计算机断层成像尤其适合评估肠梗阻、憩室炎、穿孔以及黏膜表面以外的病变。CT结肠成像通过重建经过肠道准备并充分扩张的结肠影像,检出某些结构性病变,但无法同时进行活检或切除。磁共振成像能够显示直肠壁、周围的直肠系膜及邻近结构,因此在许多直肠癌的局部分期中发挥核心作用。功能检查则用于解答另一类问题:结肠传输试验评估肠内容物在肠道中的移动情况,肛门直肠测压检查测量压力和反射反应,排粪造影则显示排便过程及盆底的力学活动。

手术范围可以小至切除一小段病变肠段,也可以大至全结肠切除或全结直肠切除。剩余肠段可通过吻合术重新连接,也可改道至腹壁上的开口,即气孔(造口)。结肠造口术将结肠引至腹壁,回肠造口术则将小肠引出。结肠切除后,由于水分和盐分的回收减少,排出物通常更稀、排出次数更多,但适应情况会随保留的解剖结构而有所不同。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切除结肠和直肠后可构建回肠储袋,以提供储存空间。手术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切除肠段的长度,还取决于直肠、回盲部、盆腔神经、肛门括约肌和小肠的保留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