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wiki.page
中文
健康 / 疾病与症状 / diverticulitis

憩室炎

憩室炎是肠道憩室的炎症,通常发生于结肠,可从局限性炎症发展为脓肿、穿孔或其他并发症。

47 个关键词1 个词条链接到这里10 个尚未撰写AI 撰写
炎症大肠腹痛发热阑尾炎小肠发病率肥胖憩室炎

憩室炎是累及一个或多个憩室及其周围组织的炎症。憩室是从消化道壁向外突出的囊袋状结构。憩室炎最常发生于大肠,在西方人群中尤其多见于乙状结肠。它不同于憩室病,后者指存在憩室但不一定伴有炎症;它也不同于憩室出血,后者通常由血管损伤引起,而非急性炎症发作所致。

本病的病情轻重不一,既可表现为局限性、可自行缓解的炎症过程,也可发展为伴有脓肿、游离穿孔、肠梗阻或广泛感染的腹部急症。典型表现包括下腹痛、压痛、排便习惯改变,有时伴有发热。影像学检查,尤其是计算机断层扫描(CT),可将无并发症的炎症与需要引流或手术治疗的情况区分开来。

自20世纪末以来,人们对憩室炎的认识发生了显著变化。目前已认识到,憩室病远比憩室炎常见;并非每次无并发症的憩室炎发作都需要使用抗生素;是否进行择期手术,也不再仅由发作次数决定。现代的分类和治疗更重视解剖学并发症、生理功能紊乱的严重程度、免疫状态,以及疾病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解剖学基础与相关疾病

憩室是空腔器官向外突出的囊袋。大多数后天形成的结肠憩室属于“假性”憩室,即黏膜和黏膜下层经肌层向外突出,而非包含肠壁的全部层次。它们通常形成于细小的穿支动脉(直动脉)穿过肌层的位置。这些部位是天然的相对薄弱点。形成的囊袋通过宽窄不一的开口与肠腔相通,其中可能存有粪便或其他潴留物。

在欧洲和北美的许多人群中,位于降结肠与直肠之间的乙状结肠尤其容易形成憩室。其相对狭窄的肠腔、肌层的组织结构以及节段性收缩,共同构成了有利于憩室形成的力学环境。相关结构变化包括肌层增厚和结缔组织改变。不过,憩室可发生于结肠的任何部位。在东亚的若干人群中,右侧结肠憩室相对更为多见,该部位发生炎症时,表现可与阑尾炎极为相似。

有三个术语分别描述不同的临床状态。憩室病是指存在憩室。憩室相关疾病是一个范围更广的临床用语,指归因于憩室的症状或并发症,但不同文献对其确切范围的界定有所不同。憩室炎则特指累及憩室及邻近组织的炎症。许多有憩室的人终生既不出现症状,也不发生炎症。因此,在因其他原因接受检查时发现憩室,并不能据此认定憩室就是腹部症状的病因。

憩室出血是另一种独立的并发症,通常由与憩室相关的血管受损引起,常表现为无痛性便血。大量出血并非急性憩室炎的典型特征,两者通常各自独立发生。另一种相关疾病是憩室病相关节段性结肠炎,主要累及憩室之间的黏膜,通常发生于左半结肠的某一肠段。其内镜表现、分布及显微镜下特征,均不同于以憩室为中心的炎症。

憩室炎也可发生于结肠以外的部位。小肠,尤其是空肠的后天性憩室,偶尔也会发生炎症或穿孔。梅克尔憩室是胚胎期卵黄管的先天性残留,其解剖结构有所不同:它是包含肠壁全部层次的真性憩室,起自回肠。梅克尔憩室发炎时可表现得类似阑尾炎。尽管这些疾病都可用“憩室炎”这一描述性术语命名,但其病因、解剖关系、诊断难点及外科治疗方式,均不同于常见的结肠憩室炎。

流行病学及相关危险因素

憩室炎的发生频率与憩室病的发生频率密切相关,但两者并不相同。随着年龄增长,憩室病越来越常见,在以左侧结肠病变为主的人群中尤其如此。憩室炎在老年人中也更常见,但年轻成年人同样可能发病,并非老年人特有的疾病。若干高收入国家的研究报告显示,较年轻人群中憩室炎的确诊人数或住院人数正在增加。这类趋势反映了疾病发生情况、影像学检查的使用、住院收治惯例以及人群特征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

较早的文献常称,10%—25%的憩室病患者最终会发生憩室炎。较新的纵向研究则表明,这一风险要低得多。2013年的一项研究对结肠镜检查发现憩室病的人群进行了约11年的随访,发现约4%的人被临床诊断为憩室炎;若采用更严格的定义,要求经影像学检查或手术证实,则这一比例更低。由于研究人群、随访时长和诊断标准各不相同,这一结果并不能提供普遍适用的终生患病概率。但它确实说明,存在憩室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发生炎症性疾病。

地理差异也很重要。在许多西方人群中,病变以左侧结肠为主;而在若干亚洲人群中,右侧结肠憩室病和憩室炎占病例总数的比例更高。这些分布模式很可能反映了遗传、解剖、环境和行为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比较不同国家的发病率时需要谨慎:行政编码可能将不同类型的憩室相关疾病归为一类,而基于医院的研究则遗漏了许多在院外诊治的发作。断层影像检查日益普及,也可能提高轻症及右侧结肠病例的检出率。

观察性研究发现,憩室炎与肥胖症、吸烟、缺乏身体活动以及某些饮食模式有关。一些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红肉摄入较多,尤其是未经加工的红肉摄入较多,与风险升高有关。富含水果、蔬菜、豆类和全谷物的饮食模式通常与较低的风险有关。这些关联并不能证明某一种暴露因素会直接导致某一次发作。膳食纤维、憩室形成及随后发生的炎症之间的关系,比早期那种认为仅凭纤维摄入不足就能解释整个疾病的理论更为复杂。

药物暴露和遗传易感性也会影响风险。规律使用非甾体抗炎药与憩室炎及其并发症有关。使用皮质类固醇以及其他导致免疫功能受损的因素,与更棘手的临床病程有关。双生子研究和遗传学研究均支持遗传因素在发病中起重要作用,所涉及的生物学通路与结缔组织、肠道运动及免疫调节有关。没有任何单一遗传变异能够解释大多数病例,常规憩室炎评估也不包括常规遗传检测。

炎症与组织损伤的机制

关于憩室炎的经典解释认为,粪便或硬化的粪石堵塞了憩室颈部。随后,内容物潴留、局部压力升高和血液供应受损会损伤黏膜,使细菌得以侵入,并造成微小穿孔。这一过程在某些病例中仍有可能发生,但尚未证实梗阻是所有病例共同的起始事件。目前的模型认为,憩室炎是机械、结构、微生物及宿主炎症过程相互作用的结果,而非由某一种统一机制所致。

后天形成的憩室壁缺乏周围结肠所具有的完整肌层支撑。因此,局部机械应力或黏膜损伤可使肠内容物接触肠外组织。少量渗漏可能被附近的脂肪、肠系膜或邻近器官局限包裹。由此引起的炎症会导致肠壁增厚及周围脂肪的炎性改变,这些都是计算机断层扫描(CT)上的主要表现。尽管这一过程常被称为“微穿孔”,但并非每次无并发症的发作都能直接证实存在穿孔。

免疫系统决定了局部损伤能否得到有效控制。炎症细胞募集、信号分子释放以及局部血管变化可引起疼痛、肿胀,有时还会出现全身症状。脓液在局部积聚便形成脓肿。如果未能将病变局限,肠内容物便可能进入腹膜腔,引起腹膜炎。严重感染引发的全身反应可能进一步发展为脓毒症;此时,器官功能障碍源于机体对感染的反应失调,而不只是因为血液中存在细菌。

肠道微生物组是重要的研究对象,因为结肠微生物既参与已形成的感染,也可能在发作前影响黏膜免疫反应。已有研究报告,憩室病患者的微生物组成和代谢活性存在差异,但研究结果并不一致。饮食、近期抗生素使用、肠道准备、年龄以及炎症本身的影响,都使结果的解读更加复杂。目前尚未确定任何特定微生物或可重复检出的微生物特征是憩室炎的共同病因,微生物组检测也不是憩室炎的标准诊断方法。

反复或持续的炎症可导致组织重塑。纤维化可使肠腔变窄,形成狭窄;而肠道与邻近器官的粘连,则可能进一步发展为异常通道,即瘘管。由于膀胱与乙状结肠相邻,瘘管常通向膀胱。不过,一次发作后症状持续,并不一定意味着组织炎症仍在继续。即使影像学上的炎症表现已经消退,肠道运动改变和内脏神经敏感性升高仍可引起疼痛,因此,区分结构性病变与炎症后感觉功能障碍十分重要。

临床表现与严重程度分级

乙状结肠憩室炎的典型表现为较为持续的左下腹疼痛,常伴有局部压痛和排便习惯改变。便秘和腹泻均可出现。发热、食欲减退和恶心较为常见,但并非所有患者都会出现。症状通常在数小时至数天内逐渐出现。右侧肠道的炎症会引起右侧腹痛,临床上可能难以与阑尾炎区分。位于盆腔内的乙状结肠段发生炎症时,可引起耻骨上区不适、尿路刺激症状,或出现与左下腹体征不相称的症状。

临床表现因年龄、免疫状态和炎症范围而异。老年患者即使病情较重,发热或压痛也可能不明显。接受免疫抑制治疗的患者,炎症体征也可能较轻。有时可触及局限性炎性包块。相比之下,广泛的腹膜炎症或严重全身性病变可伴有弥漫性压痛、腹肌防御、腹壁强直、循环不稳定或精神状态改变。仅凭症状和体格检查,无法可靠地确定病变的解剖范围。

临床实践中最常用的分类,是将憩室炎分为单纯性和复杂性两类。单纯性憩室炎是指局限性炎症,不伴较大脓肿、瘘管、梗阻或未被局限包裹的穿孔。复杂性憩室炎则伴有上述一种或多种结构性病变。各指南的定义并不完全一致:如果仅在紧邻肠壁的肠外区域存在少量气体,而无全身性病变或积液,并非所有指南都将其归为复杂性憩室炎。因此,影像学描述往往比单纯的严重程度标签更有参考价值。

E. John Hinchey及其同事于1978年发表的Hinchey分期,最初用于描述憩室病穿孔患者的术中所见。Ⅰ期为结肠周围脓肿,Ⅱ期为盆腔、腹腔内或腹膜后脓肿,Ⅲ期为弥漫性化脓性腹膜炎,Ⅳ期为弥漫性粪性腹膜炎。改良分期纳入了计算机断层扫描结果,并将局限性炎症与不同类型的脓肿加以区分。由于存在多种改良版本,若只给出分期数字而未指明所用分期系统,其含义可能不明确。原始分期也未能涵盖门诊单纯性憩室炎的全部病情范围。

部分患者的主要表现是并发症,而非典型的疼痛发作。结肠膀胱瘘可引起反复尿路感染、排尿时排出气体,或尿液中出现粪性物质。结肠阴道瘘可导致气体或粪便经阴道排出。肠道狭窄可引起进行性腹胀、便秘或肠梗阻。这些表现需与恶性肿瘤及其他肠道疾病相鉴别。无论是疼痛强度,还是既往发作次数,单独来看都无法可靠地预测患者存在何种结构性并发症。

诊断评估与鉴别诊断

评估需结合病史、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并在必要时进行影像学检查。相关信息包括疼痛的部位及持续时间、既往经影像学确诊的发作史、肠道及泌尿系统症状、用药情况、免疫状态以及既往腹部手术史。体格检查需明确压痛是局限性还是弥漫性,以及是否存在脱水、梗阻或全身性病变的征象。仅凭临床表现作出的初步判断缺乏足够的特异性:多种肠道、泌尿系统、妇科及血管疾病都可能引起类似症状。

血常规可能显示白细胞计数升高,而C反应蛋白可用于衡量全身炎症程度。这两项指标均不具有憩室炎特异性,结果正常也不能完全排除憩室炎。炎症标志物浓度较高往往伴随更广泛的病变,但任何实验室指标的界值都不能替代影像学检查或临床评估。肾功能检查有助于评估生理状态,并为是否静脉使用对比剂提供依据。尿液分析可能有助于发现泌尿系统疾病,但膀胱附近的炎症本身也可引起尿液检查异常。

在许多医疗体系中,腹部及盆腔X射线计算机断层成像(CT)是主要的横断面影像学检查方法。典型表现包括憩室、节段性结肠壁增厚,以及周围脂肪内的炎性条索影。影像学检查还可显示脓肿、肠腔外气体、梗阻或疑似瘘管。静脉注射对比剂通常有助于更好地评估并发症和其他可能的诊断。在适当条件下,CT的诊断敏感度和特异度均约为95%,但其表现取决于检查技术、阅片者经验以及受检人群。对于无并发症的病例,并非都需要仅为确认病变消退而重复进行影像学检查。

超声成像不涉及电离辐射,可识别发炎的憩室、增厚的肠壁及邻近组织的炎性改变。其效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操作者的专业水平、患者体型、肠道气体以及受累肠段的深度。一些医疗体系首先采用超声检查,在结果不明确或怀疑存在并发症时再进行CT检查。磁共振成像是另一种不涉及电离辐射的选择,但设备可及性、检查耗时及急诊工作流程限制了其常规应用。怀孕期间选择影像学检查时,需兼顾诊断需求与胎儿的辐射暴露。

鉴别诊断包括结直肠癌、阑尾炎、感染性或缺血性结肠炎、炎症性肠病、肾结石、泌尿系统感染及妇科疾病。网膜垂炎是结肠表面的小脂肪垂发生梗死所引起的炎症,其影像学表现与憩室炎相似,是需要重点鉴别的疾病。急性炎症活动期通常暂缓结肠镜检查,因为器械操作可能较为困难,并可能增加穿孔风险。恢复后,结肠镜检查可发现此前表现类似憩室炎的癌症或其他黏膜疾病,尤其适用于初次发作时存在并发症或影像学表现不典型的患者。

急性憩室炎的非手术治疗

许多憩室炎发作适合采用非手术治疗,但具体治疗强度有所不同。部分病情轻微、无并发症的患者可接受门诊治疗,其他患者则需要住院观察、静脉补液、止吐治疗或更密切的监测。决定是否收治住院时,需考虑生理状态是否稳定、能否耐受经口摄入、合并疾病、免疫状态、疼痛控制情况,以及能否及时复诊评估。因此,门诊治疗与住院治疗的选择并非仅由 CT 检查所提示的疾病分类决定。

支持治疗着重于维持体液平衡、缓解症状,以及应对暂时的进食困难。急性发作期间,有时会短期限制饮食或采用清流质饮食,以减轻不适,并随着症状改善逐步放宽饮食限制。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每次无并发症的发作都必须让肠道长时间休息。经口摄入不足或存在脱水时,应给予静脉补液。镇痛药的选择取决于具体临床情况、既有疾病及用药风险。如果患者持续无法进食,或恢复速度比预期慢,可能需要重新评估是否存在尚未发现的并发症,或是否应考虑其他诊断。

临床实践的一项重大变化是,对无并发症的憩室炎选择性使用抗生素,而不再一律使用。2012 年发表的瑞典—冰岛 AVOD 试验和 2017 年发表的荷兰 DIABOLO 试验,均在经过筛选、影像学确诊为无并发症憩室炎的患者中,比较了使用抗生素与不使用抗生素的治疗策略。在这些人群中,两项试验均未发现,常规使用抗生素能在所评估的各项临床结局上带来明确获益。后续分析和专业指南也支持,对部分免疫功能正常、病情轻微且无全身性病症的患者,可不使用抗生素而进行观察。

这些发现并不意味着抗生素在憩室炎治疗中没有作用。对于伴并发症的憩室炎及存在全身性感染的患者,抗生素的使用仍是公认的治疗措施。指南也倾向于对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使用抗生素;对于部分无并发症但病情较重、存在重要合并症、症状持续时间长或难以缓解、出现呕吐,或实验室及影像学检查有令人担忧表现的患者,也建议使用抗生素。需要使用抗生素时,治疗方案通常应覆盖肠道革兰阴性菌和厌氧菌。药物选择与疗程取决于疾病严重程度、过敏史、器官功能、当地耐药情况,以及感染性积液或脓肿是否已得到充分控制。

观察是一种积极的临床策略,并不意味着认定炎症无害。是否继续采用当前治疗,取决于病情变化、经口摄入情况、疼痛、发热及并发症征象。如果病情恶化或未见改善,可能需要进一步影像学检查、住院或采取干预措施。避免不必要的抗生素使用,可减少药物不良反应、艰难梭菌(Clostridioides difficile)感染及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风险。支持选择性使用抗生素的证据,最直接适用于随机对照试验中按严格标准纳入的人群,不能自动推广到每一位被诊断为憩室炎的患者。

脓肿引流与手术治疗

脓肿的形成会改变治疗策略,因为抗生素可能难以充分渗入已形成包裹的感染性积液,而持续的污染又会使感染迁延。小脓肿通常仅用抗生素治疗;较大且穿刺可及的积液则可在影像引导下经皮引流。引流时,通常在 CT 或超声引导下,经皮将导管置入积液腔内。已发表的指南采用的大小界值并不一致,通常约为 3~5 厘米。大小只是考量因素之一,脓肿位置、有无安全的穿刺路径、患者的生理状况以及对治疗的反应也同样重要。

经皮引流属于介入放射学的诊疗范畴,可在不立即实施大手术的情况下控制感染。若之后仍需切除病变肠段,引流可为炎症组织的炎症消退争取时间。并非所有脓肿都有安全的引流路径,有些脓肿还含有多个分隔腔室,难以充分引流。脓毒症持续不缓解、积液增多或非手术治疗失败时,可能需要手术。引流获得的液体可送培养;若发现有临床意义的病原体或耐药特征,即可据此调整抗生素治疗。

当污染无法控制、出现弥漫性腹膜炎或生理状况恶化,需要彻底控制感染源时,急诊外科手术的指征最为明确。通常的术式是切除受累结肠段。哈特曼手术切除病变的乙状结肠,封闭直肠残端,并建立结肠末端造口。这样可避免立即进行肠吻合,但留下的造口可能需要另一次较大的手术才能还纳。有些患者因后续疾病、手术风险或个人意愿而始终未接受造口还纳。

另一种方案是切除病变肠段并行一期吻合,即在首次手术中重新连接剩余肠道,有时同时建立临时性转流性回肠造口。随机研究支持在经过筛选、病情足够稳定的患者中采用这一方案;与哈特曼手术相比,这些患者最终摆脱造口的可能性更高。方案选择取决于循环稳定性、器官功能障碍、污染程度、组织质量、合并疾病以及手术团队的专业能力。腹腔镜灌洗术仅冲洗清除感染性液体,而不切除乙状结肠,也曾在经过筛选的化脓性腹膜炎患者中开展研究。但由于担忧病变未获根治、脓肿形成及再次干预的需要,该术式尚未成为替代切除术的常规方案。

康复后择期手术的目标有所不同,包括治疗瘘管或引起症状的狭窄、预防某些复发性并发症,或减轻持续存在的严重疾病负担。过去在发作两次后便一律建议切除的做法,如今已基本被弃用。目前的决策会综合考虑病情严重程度、复发模式、免疫状态、手术风险及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在条件允许时,通常采用腹腔镜技术进行切除。即使成功切除了受累肠段,也无法保证所有腹部症状都会消失,尤其是在疼痛部分源于内脏敏感性改变而非活动性炎症的情况下。

复发、随访与远期结局

大多数患者在一次非复杂性憩室炎发作后能够康复,不会出现严重并发症。不过,复发并不少见,因此也是长期管理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临床指南汇总的基于人群的研究表明,约五分之一的患者在首次发作后十年内会复发,但具体估计值因病例定义和随访方法而异。随着发作次数增加,复发的可能性也会升高。与首次发作为非复杂性憩室炎的患者相比,既往发生过憩室脓肿的患者此后复发的风险也更高。

复发性憩室炎并不遵循每次发作都比上次更加危险的简单规律。许多严重并发症发生在首次确诊时,而反复发生的非复杂性憩室炎也并不必然最终导致游离穿孔。这一观察结果促使临床不再将发作次数作为决定是否择期手术的主要标准。另一方面,反复发生的非复杂性憩室炎也可能因疼痛、反复检查、误工以及病情的不确定性而给生活造成很大干扰。因此,临床严重程度与个人承受的疾病负担是相互关联但又彼此不同的结局维度。

发作后进行结肠镜检查,主要是为了排除其他诊断,尤其是结直肠癌,而不是证实憩室仍然存在。一项被广泛引用、纳入31项研究的荟萃分析报告,在憩室炎发作后接受评估的患者中,约1.9%患有结直肠癌;复杂性憩室炎患者的这一比例明显高于非复杂性憩室炎患者。这种关联并不能证明憩室炎会导致癌症:原本存在的肿瘤可能表现得类似炎症发作,也可能促成一次看似炎症的发作。各专业学会的随访建议有所不同,具体取决于发作的严重程度、CT表现、警示征象,以及既往结肠镜检查的质量和时间。如果需要在急性发作后进行结肠镜检查,通常会推迟约六至八周,或等到症状消退后再进行。

对于持续疼痛或排便习惯改变,需要鉴别其原因是持续性炎症、肠道狭窄、其他肠道疾病,还是炎症后的功能性症状。“迁延性憩室炎”是指症状持续存在,并伴有持续的炎症性改变;而没有可证实炎症的症状,则可能与肠易激综合征重叠。这一区分十分重要,因为对于后一类患者,进一步使用抗生素或进行肠段切除,可能无法解决症状的根源。包括DIRECT和LASER随机试验在内的择期手术研究发现,经过筛选的反复发作或症状持续的患者可从手术中获得生活质量方面的改善,但同时也要承担结直肠手术固有的风险。

有关降低长期风险的研究考察了饮食、身体活动、吸烟、体重和药物等因素。前瞻性研究并不支持一种传统说法,即坚果、种子或爆米花会卡在憩室内并诱发炎症。与任何单一食物具有预防作用的证据相比,整体上更健康的饮食模式与较低憩室炎风险之间关联的证据更为充分。临床试验尚未证实美沙拉嗪能够有效预防憩室炎复发,也没有足够证据支持为此常规使用益生菌或周期性使用利福昔明。这些发现说明,看似合理的生物学解释、观察性研究发现的关联,以及经证实能够改善临床结局的干预措施,三者之间存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