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生素是能够杀灭细菌或抑制其生长的物质,主要用于治疗或预防细菌感染。历史上,这一术语指微生物产生的抗微生物物质;在现代医学用语中,通常也包括半合成衍生物和全合成抗菌药物。抗生素不能治疗流行性感冒或普通感冒等病毒感染,但在病毒性疾病合并细菌感染时,可以使用抗生素。
在二十世纪,抗生素使许多原本致命的感染变得可以治疗,从而彻底改变了医学。抗生素还降低了细菌感染带来的风险,使复杂的外科学手术、强化癌症治疗和器官移植得以切实开展。抗生素能否发挥疗效,取决于其对细菌结构或生理过程的选择性作用、感染部位能否获得足够的药物暴露量,以及致病菌对药物的敏感性。
使抗生素发挥作用的生物学过程,也决定了其使用存在局限。细菌可能具有或获得耐药性,治疗可能扰乱有益的微生物群落,而某些药物可能引起严重的不良反应。因此,抗生素将分子生物学和药理学与临床诊断、工业生产、农业及公共卫生联系起来。
定义、范围与分类
“抗生素”一词的含义自提出以来已有变化。按其严格的历史定义,抗生素是微生物天然产生的物质,与磺胺类等合成抗菌药物有所区别。在当代临床用语中,两者通常归为一类,因为它们的治疗目的以及实际应用中面临的许多问题相似。含义更广的“抗微生物药物”还包括抗真菌药物、抗寄生虫药物和抗病毒药物。相比之下,抗菌消毒剂用于活体组织,以减少局部的微生物;而物体及其表面则使用消毒剂。这些类别的划分部分取决于用途和组织的耐受性,而非绝对的化学界限。
抗生素可按化学结构、分子靶点、抗菌谱或生物学效应分类。按结构划分的类别包括β-内酰胺类抗生素、氨基糖苷类、四环素类、大环内酯类、糖肽类和氟喹诺酮类。同一类药物通常具有共同的基本分子骨架和作用靶点,但结构修饰可显著改变药物的吸收、组织穿透能力、抗菌范围,以及受耐药机制影响的程度。例如,阿莫西林与抗葡萄球菌青霉素同属一个大类,但对特定细菌的抗菌活性有所不同。
杀菌作用与抑菌作用的区别,是指在规定的实验室条件下,药物是杀死细菌,还是主要抑制其繁殖。β-内酰胺类和氨基糖苷类通常被归为杀菌药;四环素类和许多大环内酯类通常被归为抑菌药。这一区别并非绝对。药物的作用表现可随细菌种类、药物浓度、细菌生长阶段及实验方法而变化。不能仅凭这一分类判断临床治疗能否成功,因为宿主的防御能力、感染部位及实际可达到的药物暴露水平也同样重要。
抗菌谱是指药物能够有效对抗的微生物范围。窄谱药物的作用对象相对有限,而广谱药物的覆盖范围更广。这些是相对概念,并非有精确统一标准的分类。广谱药物未必能覆盖与某种感染有关的所有细菌;对某一种耐药菌有效,也不意味着对其他细菌具有广泛的抗菌活性。对需氧革兰阴性菌有效的药物可能对厌氧菌无效,而某些对革兰阳性菌有效的药物,对革兰阴性菌基本没有实用的抗菌活性。
抗生素还可分为天然产物、半合成药物和全合成分子。天然产物从生物体中获取,或利用其生物合成系统制得;半合成药物则通过对这类产物进行化学修饰制成。全合成药物通过化学合成构建。这些来源并不决定药物的临床价值:每种途径都产生过重要的治疗药物,也都可能产生存在明显局限的化合物。
发现与历史发展
抗生素时代的到来,源于多方面进展的汇合:细菌致病论的确立、微生物的实验室培养、化学合成技术的发展,以及对能选择性杀伤病原体的物质的探索。1909年,保罗·埃尔利希和秦佐八郎发现,一种后来以“洒尔佛散”之名上市的砷化合物对梅毒具有疗效。虽然按最初将抗生素限定为天然产物的定义,它并不属于抗生素,但它帮助确立了一项原则:化学物质对感染性病原体的攻击作用可以强于其对宿主的损害。
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观察到,培养皿中意外混入的青霉属霉菌抑制了葡萄球菌的生长。他在1929年的报告中描述了这种被他命名为青霉素的抗菌物质。要将这一观察结果转化为可实际应用的药物,还需要完成纯化、实验测试和生产工艺开发;这些工作由更广泛的研究团队推动,其中尤为重要的包括霍华德·弗洛里、恩斯特·鲍里斯·钱恩、诺曼·希特利及其在牛津的合作者。青霉素于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用于全身性治疗,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迅速扩大到工业化规模生产。弗莱明、钱恩和弗洛里共同获得了194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合成抗菌药物的治疗应用与青霉素的发展齐头并进。20世纪30年代初,格哈德·多马克对百浪多息的研究确立了磺胺类药物的价值;这类药物的抗菌活性依赖于母体化合物在体内转化生成的磺胺。这些药物表明,有效的抗菌药物不一定要来源于微生物发酵。它们的问世早于青霉素的广泛供应,为多种全身性感染提供了重要的治疗手段。
随后,对土壤微生物的系统筛选带来了一系列重大发现。1943年,阿尔伯特·沙茨在赛尔曼·瓦克斯曼的实验室中分离出链霉素,伊丽莎白·布吉也为相关研究成果的发表作出了贡献。链霉素成为早期治疗结核病的重要药物,但迅速出现的耐药性也暴露了单药治疗的局限。20世纪中叶,氯霉素、四环素类、大环内酯类和糖肽类抗生素相继问世。其中许多源自放线菌,尤其是链霉菌属的成员。
自20世纪60年代起,许多进展来自对已有化学类别药物的结构改造。半合成青霉素、不断更新换代的头孢菌素,以及后来的氟喹诺酮类药物,拓宽了治疗选择。然而,耐药性仍反复出现,有时在药物投入使用后不久便已产生。因此,抗生素的历史并不是一部感染接连被永久征服的简单历史:药物发现、临床应用、耐药性与新一轮研发始终相互影响,不断改变彼此的发展进程。这段历史也说明了生产和分配的重要性,因为一种在实验室中有效的化合物,只有能够稳定生产并实现大规模供应,才可能成为带来变革的药物。
分子靶点与选择性毒性
抗生素的作用取决于细菌与人体在生物学上的差异。有些靶点,如肽聚糖,在人体细胞中并不存在。另一些靶点,如蛋白质合成装置,则在两者中都存在,但差异足以使药物实现选择性抑制。这种选择性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人体组织仍可能直接受到影响,体内常驻微生物的变化也可能造成损害。
细胞壁合成抑制剂会干扰许多细菌用以抵御渗透压性破裂的结构。β-内酰胺类药物与青霉素结合蛋白结合,其中包括负责肽聚糖交联的酶。对于敏感且正在活跃生长的细菌,这会破坏细胞壁的构建,并可能导致细胞裂解。万古霉素等糖肽类药物则与细胞壁前体中的肽链末端结构结合,阻碍这些前体掺入细胞壁。由于人体细胞不含肽聚糖,这些途径提供了尤为有用的选择性靶点。支原体属(Mycoplasma)等没有常规细胞壁的细菌,天然不受依赖这一结构发挥作用的药物影响。
几大类抗生素通过抑制细菌核糖体发挥作用。细菌核糖体由30S和50S亚基组成,与人体细胞质中的相应装置有所不同。氨基糖苷类药物作用于30S亚基,可诱发遗传信息解码错误。四环素类药物阻碍氨酰转运RNA进入核糖体。大环内酯类药物,包括阿奇霉素,与50S亚基相互作用,干扰正在合成的蛋白质链延长。噁唑烷酮类药物则抑制功能性起始复合物的形成。这些机制解释了同类药物共有的特征,但结合方式和进入细胞能力的差异,使它们具有不同的抗菌谱。
其他抗生素会干扰核酸合成或必需的代谢途径。氟喹诺酮类药物使细菌脱氧核糖核酸与DNA旋转酶或拓扑异构酶IV形成的复合物保持稳定,从而干扰染色体的复制与分离。利福霉素类药物抑制细菌RNA聚合酶,进而抑制转录。磺胺类药物和甲氧苄啶抑制叶酸代谢中的不同步骤;两者联用可阻断同一途径中前后相继的阶段。人体细胞从外界获取叶酸,而不是通过细菌所用的途径合成叶酸,这也是这些药物具有选择性的原因之一。
作用于细胞膜的抗生素利用的是膜成分和组织结构上的差异。多黏菌素类药物与革兰氏阴性菌的外膜相互作用,破坏膜的完整性,但其潜在毒性限制了临床应用。达托霉素通过钙依赖性过程作用于敏感革兰氏阳性菌的细胞膜。肺表面活性物质会抑制其抗菌活性,这说明,即便一种药物在分子层面作用强效,也可能不适用于特定的解剖部位。对于上述所有机制,药物要发挥作用,都必须以足够的浓度到达靶点,并在那里停留足够长的时间,才能对细菌产生影响。
抗菌谱与实验室药物敏感性
区分革兰氏阳性菌和革兰氏阴性菌,是理解抗生素活性的一个有用起点。这种区分反映了革兰氏染色所揭示的细胞包膜结构差异。革兰氏阳性菌通常具有较厚的肽聚糖层,而革兰氏阴性菌则另有一层含脂多糖的外膜。这层外膜会限制许多化合物进入细菌。孔蛋白通道允许某些分子通过,但其数量、结构和调控方式的差异可能显著改变细菌对药物的敏感性。
仅凭菌种鉴定,无法可靠地确定哪些抗生素有效。同一菌种的不同菌株,在耐药基因、靶点突变和药物灭活酶方面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抗微生物药物敏感性试验会检测细菌分离株对特定药物的反应。常用方法包括肉汤稀释法、琼脂稀释法、纸片扩散法和梯度扩散法。实验室自动化系统可以将菌种鉴定与药物敏感性测定结合起来,而分子检测则可快速检出特定的耐药决定因子。
一项核心测量指标是最低抑菌浓度,简称 MIC,即在标准化条件下,能够阻止细菌出现肉眼可见生长的最低受试浓度。MIC 并不直接衡量杀菌作用,也不是一个不受检测方法影响、精确且通用的阈值。相比之下,纸片扩散法测量的是含抗生素纸片周围抑菌圈的直径。解释检测结果时,需要采用相应方法的专用标准,并控制接种菌量,使用适宜的培养基、培养条件和质控菌株。
实验室结果依据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CLSI)、欧洲抗微生物药物敏感性试验委员会(EUCAST)等机构制定的临床折点进行判读。折点综合考虑了 MIC 分布、可达到的药物暴露水平、药理学关系及临床证据。折点可能因微生物、药物、所假定的给药剂量而异,有时也会因感染部位而异。不同体系使用的术语也有所不同:EUCAST 的“I”类别意为“敏感,需增加暴露量”,而不是简单地表示介于敏感和耐药之间的不确定状态。随着证据的积累和耐药模式的变化,折点也可能调整。
药物敏感性结果描述的是标准化实验室体系中的情况,而非感染的全貌。在生物膜、脓肿或灌注不足的组织区域内生长的细菌,其反应可能不同于在肉汤中游离生长的细菌。生长缓慢、氧供应不足、酸碱度改变以及细菌负荷较高,均可能降低药物活性。另一方面,免疫系统以及对感染物质的清除,可以在清除感染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分子检测检出耐药基因可提供很有价值的信息,但若只检测有限的一组靶标,未检出耐药基因并不能证明细菌对所有药物都敏感。因此,临床判读需要综合微生物鉴定、实验室结果、感染部位的解剖学情况以及患者的生理状况。
药代动力学、药效学与组织暴露
抗生素必须在感染部位达到适当的药物暴露水平,同时不引起不可接受的毒性。药代动力学描述药物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消除;药效学描述药物暴露与生物效应之间的关系。这两门学科共同解释了为什么在实验室中活性相近的药物,在患者体内可能表现不同,也解释了为什么解读药敏结果时,不能脱离治疗方案所对应的药物暴露水平。
不同抗生素的吸收情况差异很大。有些抗生素的口服生物利用度较高,口服给药所产生的全身药物暴露可接近静脉给药。另一些则吸收不良,或会在胃肠道内降解。例如,口服万古霉素主要在肠腔内发挥作用,不能提供可靠的全身治疗效果。食物、胃内环境以及与金属离子的结合均可影响吸收。四环素类和氟喹诺酮类药物可与多价阳离子形成复合物,从而降低可供吸收的药物比例。
药物分布取决于分子大小、脂溶性、电荷、蛋白结合、血流以及生物屏障。未与蛋白结合的游离部分通常是能够参与分布并发挥抗菌作用的部分。药物进入中枢神经系统受到血脑屏障及相关界面的限制;脑膜炎症可改变药物的穿透程度。血液中的药物浓度不一定能代表骨组织、肺部分泌物、细胞内或脓肿内的药物浓度。危重症还可通过体液转移、毛细血管渗漏及器官功能变化,进一步改变药物分布。
抗菌药理学中常用三种暴露指标:游离药物浓度超过最低抑菌浓度(MIC)的时间比例、峰浓度与MIC的比值,以及总暴露量与MIC的比值。最后一项常表示为
其中, 是24小时内游离药物浓度—时间曲线下面积。β-内酰胺类药物的活性通常与浓度高于MIC的持续时间有关;氨基糖苷类药物的活性具有很强的浓度依赖性;而对于氟喹诺酮类、万古霉素等药物,暴露量与MIC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具体目标值因药物、病原体、感染情况及所测量的结局指标而异。
药物通常经肾脏、肝脏或两者共同消除。肾功能下降可延长经肾清除药物的暴露时间,而某些危重患者的肾清除增强则可能使药物暴露水平出现意外降低。血液透析及其他体外治疗可清除某些抗生素。治疗药物监测通过测定药物浓度,帮助评估特定药物的暴露情况,尤其适用于药代动力学变异或毒性具有重要影响的情况。解读这些测量结果时,应结合采样与给药的时间关系、器官功能、病原体药物敏感性及临床病程,而不能将其视为孤立的数值。
治疗与预防用途
抗生素用于治疗各种细菌感染,从局限性皮肤感染到血流感染及脓毒症。其临床应用取决于疾病是否由细菌引起、可能涉及哪些病原体,以及检出的微生物是否确实致病,而非仅在某一表面定植。许多细菌通常栖居于皮肤、口腔和肠道中,并不引起疾病。因此,培养结果阳性并不必然表明存在需要抗菌治疗的感染。
抗感染治疗通常分为经验性治疗和目标性治疗。经验性治疗是在尚未完全明确致病微生物及其药物敏感性之前,根据感染的临床综合征、可能的病原体、当地耐药情况以及患者个体临床因素开始的治疗。目标性治疗则以微生物学及其他诊断结果为依据。这类治疗的例子包括对肺炎、尿路感染、细菌性脑膜炎和感染性心内膜炎的治疗。即使是同一种临床综合征,相关病原体和治疗要求也会因年龄、解剖特点、暴露史、免疫状态和医疗环境而有所不同。
抗生素不能替代控制感染源所需的处置措施。脓肿可能需要引流,受感染的医疗器械可能需要移除,伴有梗阻的尿路感染可能需要解除梗阻。失活组织中或植入材料上的微生物可能难以清除,原因包括药物难以充分到达感染部位、细菌储存灶持续存在,以及生物膜形成。抗菌治疗与感染源控制之间的这种相互配合,在深部感染和涉及假体材料的感染中尤为重要。
联合治疗有几种不同的目的:在可能涉及多种病原体时扩大初始抗菌覆盖范围,治疗多种微生物共同引起的感染,产生互补的抗菌作用,或降低治疗期间出现耐药性的概率。结核病是最后一种用途的重要例子:治疗时需联合使用多种有效药物,因为单药治疗不足时,耐药亚群可迅速被选择出来。根除幽门螺杆菌也采用联合治疗方案。不过,联合治疗并不天然优于单药治疗;增加药物可能加重毒性和对微生物生态的扰动,却不改善治疗结局。
预防性应用包括对特定手术实施围手术期预防用药,以及在明确的高危情境下预防特定感染。手术预防用药的目的是在可能发生污染的时段内,使组织中的药物达到有效浓度,而不是让患者无限期地处于无菌状态。抗生素也用于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及某些免疫抑制状态下的临床诊疗,因为这些情况下细菌感染可能迅速进展。无论用于预防还是治疗,适宜的用药时长都因适应证而有很大差异。临床研究支持对若干种感染采用较短疗程,而其他一些疾病,包括某些骨感染、心脏瓣膜感染和分枝杆菌感染,则需要明显更长的治疗时间。
不良反应与微生物群落扰动
抗生素的安全性涉及直接毒性、免疫介导的反应、与其他药物的相互作用,以及对目标病原体以外其他生物的影响。常见不良反应包括胃肠道症状、恶心和腹泻,但不同药物引起这些反应的频率和严重程度差异很大。治疗期间出现的反应不一定由抗生素引起:感染本身也可导致皮疹、实验室检查结果异常和器官功能障碍。准确判定反应的性质十分重要,因为不准确的不良反应记录可能在此后多年影响治疗选择。
过敏是不良反应的一种。即刻发生的免疫介导反应可包括荨麻疹、气道受累和严重过敏反应。迟发反应则从相对轻微的皮疹,到累及皮肤和内脏器官的罕见严重综合征不等。病历中记录的青霉素过敏,并不总意味着患者仍存在具有临床意义的超敏反应。β-内酰胺类药物之间的交叉反应,部分取决于分子侧链的相似性,而不只是因为它们同属β-内酰胺类。因此,区分过敏与不耐受,并辨别不同的免疫机制,是临床评估的重要环节。
不同药物的直接毒性有其特征。氨基糖苷类可损伤肾脏以及听觉或前庭系统。万古霉素可能导致肾损伤,也可引起输注相关反应,后者在机制上不同于典型的免疫球蛋白E介导的过敏。某些大环内酯类和氟喹诺酮类药物可延长心脏复极过程,因此对易感患者或合用存在相互作用的药物时,需要关注相关风险。长期使用利奈唑胺可抑制血细胞生成;它还具有抑制单胺氧化酶的活性,这是某些药物相互作用的基础。这些是与特定药物类别或药物相关的毒性,并非每位用药者都会出现。
抗生素还可扰乱人体微生物组,包括其中有助于抵御外来微生物定植的微生物。肠道内具有保护作用的微生物群落受到抑制后,艰难梭菌便可能增殖并产生毒素,引发从腹泻到重度结肠炎等不同程度的疾病。微生物群落的改变也可能使真菌过度生长。这种生态影响取决于药物的抗菌谱、药物在肠道内的浓度、疗程长短,以及原有微生物群落的状况。即使治疗针对的是肠道以外的感染,药物也可通过胆汁排泄或其他途径影响肠道微生物。
药物相互作用可由代谢、转运、吸收或肠道微生物活性的改变引起。利福平可诱导多种药物代谢酶和转运系统,降低多种其他药物在体内的暴露水平。某些抗生素可通过多种机制改变华法林的抗凝作用。怀孕期间、婴儿期、高龄阶段及器官功能受损时,用药安全方面的考量也有所不同。药物上市后仍需持续开展药物警戒,因为罕见不良反应、药物相互作用,以及在临床试验中代表性不足的人群所面临的风险,可能尚未在上市前试验中得到充分评估。
耐药性、耐受性与细菌进化
抗生素耐药性是指细菌能够耐受某种药物暴露的能力,而同一群体中对该药敏感的细菌在这种暴露下会受到抑制。耐药性是微生物的属性,而非接受治疗者的属性。它可以是某一物种固有的,也可以通过遗传变化获得。它属于范围更广的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的一部分,后者还包括病毒、真菌和寄生虫的耐药性。抗生素暴露会产生选择压力:敏感微生物受到抑制,而具有有利耐药性状的微生物则得以存活并繁殖。
耐药机制可分为几大类。酶可以破坏或修饰药物,例如β-内酰胺酶能够破坏对其敏感的β-内酰胺类药物。靶点改变可降低药物的结合能力,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中发生改变的青霉素结合蛋白就是一例。通透性降低可限制药物进入细胞,而外排泵则将化合物排出细胞。有些细菌会获得替代性代谢途径或靶点保护机制。同一细菌可能兼具多种机制,从而对多个药物类别产生耐药性,缩小有效治疗的选择范围。
耐药性可通过突变或水平基因转移产生。质粒、转座子及其他可移动遗传元件可使耐药决定因子在细菌群体内部及不同群体之间转移。转移可通过接合、摄取环境中的DNA或噬菌体介导的过程发生。赋予细菌对多种互不相关药物耐药性的基因可能被共同携带,因此,暴露于一种药物可通过共同选择作用维持对其他药物的耐药性。进化结果取决于传播、药物暴露、适应性代价、补偿性突变及生态条件。
耐药性不同于耐受性和持留性。耐药性通常使细菌能够在更高的抗生素浓度下生长,往往表现为最低抑菌浓度(MIC)升高。耐受性是指细菌被杀灭的速度减慢,而MIC不一定改变。持留性则是指某个细菌亚群尽管不具备稳定的耐药表型,却仍能在药物暴露后存活,这通常与暂时性的生理状态有关。生物膜可同时涉及物理结构、代谢梯度、生长缓慢的细胞以及遗传物质交换等因素,使其难以清除,但又无法简单归入某一种耐药类别。
耐药性的后果并不局限于某一次处方治疗失败。耐药微生物可在人与人之间、不同医疗机构之间传播,也可通过食品生产环节及环境储存库传播。一项针对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的重要分析估计,约有127万例死亡可直接归因于细菌耐药性,约有495万例死亡与之相关。这两项指标采用了不同的反事实比较,不能互换使用。耐药性还可能增加治疗的复杂程度、毒性、住院需求,以及对昂贵或较难获得药物的依赖。耐药性的分布因病原体、地区、人群及医疗环境而异,因此地方和国家层面的监测至关重要。
药物管理、可及性与“同一健康”视角
抗微生物药物管理是通过协调行动,改善抗微生物药物的使用,同时维持治疗有效性的工作。它涵盖药物选择、给药途径、药物暴露和疗程,并要求在获得诊断信息后及时重新评估治疗方案。其目的并非单纯减少处方量。药物可及性不足、治疗延误以及药品无效都可能造成严重危害,而不必要的药物暴露则会带来本可避免的毒性和选择压力。因此,合理使用既意味着在抗生素无益时克制使用,也意味着在细菌性疾病需要治疗时提供可靠的治疗。
药物管理项目通常采用本地治疗指南、微生物学支持、处方审核、反馈,以及对特定药物的使用限制等措施。医院可在获得初步培养结果后重新评估经验性治疗,寻找缩小抗菌谱的机会,或评估是否仍有必要继续静脉给药。社区项目则着重改善呼吸道及其他临床综合征的处方使用,因为这些综合征的细菌性与非细菌性病因可能表现相似。诊断是其中的核心:快速鉴定检测可以缩短诊断不确定的时间,但只有正确解读检测结果并据此作出治疗决策,检测才能改善结局。
世界卫生组织制定了 AWaRe 分类,以支持监测和药物管理。该分类于2017年推出,根据抗生素的作用定位及与耐药性相关的管理需求,将其分为可及类(Access)、慎用类(Watch)和储备类(Reserve)。可及类包括对常见感染治疗具有重要意义、耐药性方面的风险相对较低的抗生素。慎用类抗生素引发耐药性选择的风险更高,而储备类则用于涉及高度耐药微生物的特定情形。AWaRe 分类是政策工具,并非药效强弱的排名,也不是适用于所有个体病例的统一用药指令。
预防措施通过减少感染本身来降低对抗生素的需求。疫苗接种、安全用水、环境卫生、医疗机构中的感染预防以及可靠的外科操作规范,都能发挥作用。公共卫生监测将抗生素使用量、细菌药物敏感性、疫情暴发和临床结局等信息联系起来。解读这些信息时必须注意采样情况:从治疗失败的住院患者中分离出的菌株,其耐药率可能远高于更广泛社区中传播的细菌。实验室方法和检测实践的变化也可能改变表面上呈现的趋势。
“同一健康”视角强调人类、动物与环境健康之间的联系。抗生素用于兽医诊疗、水产养殖和食用动物生产,耐药微生物或耐药基因可以在这些系统之间传播。污水、畜禽粪便、制药生产排放物和医疗废水,都可能将药物残留及耐药微生物带入环境。它们各自的相对贡献因具体环境而异,不能仅凭某种耐药基因的存在就作出推断。与此同时,药品短缺、供应链薄弱以及药价难以负担,也限制了许多地区的治疗。因此,可持续的抗生素政策涉及农业、环境管理、生产质量和卫生系统,而不仅仅是处方行为。
生产、发现与新兴方法
抗生素生产融合了微生物学、化学工程和药品质量控制。许多天然产物类抗生素通过发酵生产,即让选定的微生物菌株在温度、酸碱度、供氧和营养供应均受控的条件下生长。产物的形成可能取决于特定的生长阶段,或受到严格调控的生物合成途径。工业生产菌株通过筛选或工程改造获得,以提高产量并保证生产的一致性。发酵结束后,必须将活性化合物与细胞及其他物质分离,经过纯化,再制成稳定的剂型。
半合成生产以发酵获得的核心结构为基础,进一步进行化学或酶促修饰。以6-氨基青霉烷酸为起始原料的工艺开发,使人们得以生产多种在稳定性、吸收特性和抗菌活性方面有所改变的青霉素衍生物。全合成药物则依靠化学合成,有时涉及多个步骤,并需要严格控制立体化学。生产质量在临床上至关重要:活性药物含量不准确、污染、稳定性差或溶出表现不可靠,都可能影响药物暴露水平和用药安全。无菌注射制剂在无菌性、内毒素控制和微粒污染方面还有额外要求。
抗菌药物的发现仍然困难重重,因为一个抗菌分子必须同时满足多项条件:到达细菌必需的靶点,穿过相关的通透性屏障,避免被外排机制清除,在体内保持稳定,并具有可接受的安全范围。革兰氏阴性菌的进入屏障尤其难以突破。筛选可能发现某些化合物能够抑制分离出的酶,但对完整细菌却不起作用,因为这些化合物无法进入细菌,或很快就被排出。相反,全细胞筛选可以在分子靶点尚不明确时发现抗菌活性,但之后仍需进一步研究,以明确其作用机制及潜在的耐药性问题。
当前的研究包括探索以往难以培养的微生物、通过基因组挖掘寻找生物合成途径、基于结构的设计,以及计算筛选。人工智能可以帮助确定候选分子的优先研究顺序,但其预测仍需实验验证、药理学表征和临床评价。β-内酰胺酶抑制剂体现了另一种策略:保护已有抗生素,使其免遭细菌酶的破坏,而不是仅仅依靠新的抗菌靶点。新型抑制剂所能阻断的酶家族各不相同,因此其价值取决于细菌实际存在的耐药机制。
替代和辅助治疗手段包括噬菌体、噬菌体来源的酶、抗毒力化合物、抗体,以及改变微生物群落的方法。这些手段各自在递送、特异性、耐药性、生产和临床获益验证等方面面临不同问题。新产品最终必须通过设计恰当的临床试验进行评估;由于高耐药性感染具有异质性且难以预测,试验往往面临受试者招募困难。抗菌药物的经济开发模式也有其特殊性:成功的抗菌药物管理可能会合理限制一种有价值的新药的使用,但开发成本依然高昂。公共资金支持、开发合作伙伴关系,以及与销量部分脱钩的支付模式,都是用于缓解这一矛盾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