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生物组是指与特定环境相关的微生物集合,以及它们的遗传物质、活动和所处的生态背景。土壤、海洋、沉积物、建筑物以及动植物体内均存在微生物组。根据所采用的定义,这一术语既可侧重于微生物群落的全部基因组,也可指由群落中的生物、分子及局部环境条件共同构成的更广泛的生态系统。与之相关的术语“微生物群”则更具体地指这些生物本身。
微生物组影响着从消化、免疫系统发育到土壤肥力和全球碳循环的诸多过程。其成员能够转化物质、交换代谢产物、竞争资源,并改变其他生物所处的环境条件。DNA测序技术的进步,使研究人员能够探究仅凭传统培养方法无法充分表征的群落。因此,微生物组研究将微生物学、生态学、医学、农业和地球系统科学联系起来,同时也要求严谨地区分群落组成、生物活动与经证实的因果效应。
定义与领域发展
微生物组的含义随着微生物生态学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在一个广为引用的1988年定义中,微生物生态学家约翰·惠普斯、卡伦·刘易斯和理查德·库克用这个术语指代栖居于界定较为明确、具有独特理化性质的生境中的特征性微生物群落。后来的用法则往往强调相关微生物的全部遗传信息。21世纪初前后,约书亚·莱德伯格在讨论人体相关微生物群落时,推动了这一概念的普及,但这个术语早在那些讨论之前就已出现。当代定义通常将微生物群落与其“活动舞台”区分开来;后者包括参与群落运作的结构组分、代谢物、遗传物质及环境条件。
这些区分在实际研究中十分重要。粪便样本中的细菌物种清单,只能描述肠道微生物群的一部分。群落中所有微生物的基因组共同构成其宏基因组,而其表达的基因、蛋白质、代谢物及相互作用,则揭示了群落活动的不同侧面。样本中可能含有来自死亡细胞的DNA,或从别处迁入的物质,因此,检出某段序列并不一定能证明有活的生物体在当地定居或活动。同样,微生物组也并非天然就是一个边界分明的自然单元。其边界部分取决于所研究的问题:叶片表面、一段肠道、一个土壤团聚体,乃至整个排水系统,都可以成为相关的研究尺度。
这一领域的思想基础远早于现代测序技术。17世纪,显微镜观察揭示了牙齿附着物和水中的微生物。19世纪,路易·巴斯德及其他研究者确立了微生物在发酵和疾病中的作用。此后,谢尔盖·维诺格拉茨基和马丁努斯·贝杰林克通过对微生物介导的物质转化和富集培养的研究,推动了环境微生物学的建立。他们的工作表明,可以通过微生物的化学活动和生态需求来认识它们,而不应仅仅将其视为孤立的病原体。对瘤胃发酵、土壤养分转化和水生微生物食物网的研究,也为当今微生物组研究中的许多问题奠定了先期基础。
利用核糖体RNA序列推断演化关系,带来了这一领域的一次重大转变。卡尔·伍斯和乔治·福克斯于1977年开展的研究,确立了如今称为古菌的这一谱系的独特地位,说明分子证据能够推翻主要依据外观和生理特征建立的分类。此后的环境测序揭示了实验室保藏菌种未能涵盖的广泛多样性。2007年启动的人类微生物组计划以及大型环境研究项目,扩大了标准化群落调查的规模。此后,该领域已不再局限于编制物种清单,而是进一步开展菌株分辨率的分析,培养此前难以获取的生物体,并通过实验将特定微生物活动与宿主或环境中的结果联系起来。
群落组成与空间组织
微生物组可包含细菌、古菌、微型真核生物和病毒。其中的真核生物成员包括真菌、原生生物,以及视研究范围而定的微型动物。病毒群落包括以动物、植物、真菌和微生物为宿主的病毒;噬菌体感染细菌,并可影响细菌的丰度、进化和基因交换。有些定义将微生物群限定为细胞生物,同时将病毒纳入范围更广的微生物组。因此,明确说明研究范围,比假定所有微生物组数据集都涵盖相同的生物类群更有意义。
群落组成可以在不同的分类层级上描述。一个群落在属的层面上可能看似稳定,菌株却可能发生大规模更替。归属于同一物种的菌株,在营养物质利用、与宿主的相互作用、毒素产生或对抗微生物化合物的耐受性方面,可能存在差异。反过来,亲缘关系很远的生物也可能执行相似的生化功能。这种部分的功能冗余有助于解释,为何两个群落的分类组成不同,却能完成相近的过程。不过,功能冗余很少是完全的:具有相似代谢能力的生物,在生长速率、环境耐受性,或发挥这些能力所需的条件方面,仍可能有所不同。
空间结构往往与群落组成同样重要。在生物膜中,细胞附着于表面或彼此黏附,栖居在含有多糖、蛋白质和细胞外 DNA 的基质中。营养物质的消耗和受限的扩散会在微米至毫米尺度上形成梯度。含氧的表层可能紧邻缺氧的内部,使不同形式的代谢能够在看似均一的样本中共存。土壤团聚体、海洋颗粒物和肠道黏液中也存在类似的空间分区。对整个表面进行采样,或将材料均质化,可能掩盖这些局部的空间格局。
群落中的相互作用包括竞争、捕食、寄生,以及使一个或多个参与者受益的物质交换。在交叉营养中,一种生物利用另一种生物释放的产物。在互营中,由于合作伙伴持续移除某种反应产物,一项代谢转化可能在能量上变得可行。例如,消耗氢的产甲烷微生物可以使发酵伙伴进行某些反应,而这些反应若无此类协作,所能提供的可用能量就会过少。另一些生物则通过酸、抗微生物化合物或依赖接触的机制抑制邻近生物。
这些相互作用之间的平衡取决于具体条件,并非固定不变。在一种营养条件下有益于邻近生物的分子,在另一种条件下可能不再发挥作用;在一个部位无害的生物,在另一个部位则可能致病。因此,微生物组成员不能简单地划分为始终有益和始终有害的物种。其生物学效应取决于菌株特性、丰度、活性、所处位置,以及周围群落或宿主的状态。
群落构建、演替与稳定性
微生物组的群落构建反映了扩散、环境筛选、生物相互作用与偶然因素的共同影响。生物体必须先通过水、空气、食物、身体接触或代际传递等途径到达某个生境。此后能否定殖,则取决于当地的条件,例如温度、酸碱度、盐度、氧气可用性以及可利用的营养物质。某种微生物即便反复进入一个生境,如果无法在那里繁殖,也可能始终只是短暂的过客。反之,成功定殖的种群即使丰度低于常规检测的检出限,也仍能持续存在。
到达的先后顺序可通过优先效应影响群落后续的发展。早期定殖者可能消耗限制性资源、占据附着位点,或改变局部化学环境,从而排斥后来者,或为后来者创造有利于定殖的条件。例如,消耗氧气的生物可以为厌氧种群创造适宜的条件。这类过程推动了新暴露表面、发育中的动物肠道以及植物材料分解过程中的生态演替。群落构建并非完全由确定性因素决定:尤其在种群规模较小或扩散事件较少发生时,随机的损失与增加也很重要。
微生物组多样性有几种不同的含义。α 多样性描述单个样本内部的多样性,而 β 多样性描述样本之间的差异。物种丰富度统计检测到的分类单元数量;其他指标还会考虑各分类单元的相对丰度。例如,香农指数为
其中, 为分类单元的数量, 为归属于分类单元 的比例。该指数取决于采样和分析方法的选择,并不直接衡量对生态系统的益处。多样性丰富的土壤群落与健康的阴道群落,其丰度分布模式可能截然不同。任何单一的多样性数值都无法为微生物组的优劣提供普适的评判标准。
稳定性也具有多个维度。抵抗力描述群落在受到扰动时保持不变的能力,而恢复力关注扰动后的恢复情况。群落组成与功能不一定同步恢复。一个群落可能恢复有机质分解等过程,却未恢复到原有的物种组成;也可能重新出现原有的分类单元,但其活动仍处于改变后的状态。扰动包括干旱、洪水、饮食变化、感染以及接触抗生素。这些扰动的影响取决于其强度、持续时间以及群落此前的历史。
演化与生态变化同时发生。突变、自然选择和遗传漂变会改变种群,而水平基因转移则可使性状在不同谱系之间转移。质粒及其他可移动遗传元件能够在物种未被整体替换的情况下,传播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或代谢能力。因此,分类组成稳定的微生物组,其遗传特征和功能仍可能随时间发生变化。
采样、测序与功能测量
微生物组研究首先需要决定采集什么样本、在何处采样以及何时采样。粪便、唾液、组织活检样本、海水过滤样本和土壤柱芯分别涵盖微生物生境的不同部分。粪便便于研究肠道群落,但不能全面代表小肠中的微生物或与肠壁相关的微生物。在环境研究中,采样深度、季节、颗粒大小以及储存方式都可能显著影响结果。冷冻、防腐剂、氧气暴露和处理前的延迟均可能改变可测得的群落特征,因此采集规程本身就是科学测量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操作安排上的细节。
标记基因测序利用选定的遗传区域来鉴定生物。细菌和古菌调查通常以16S核糖体RNA基因为靶标;真菌调查则常以内转录间隔区为靶标。这些方法通常涉及聚合酶链式反应扩增,能够高效地描绘群落组成。不过,引物选择、扩增效率以及标记基因拷贝数的差异都会引入偏倚。对于许多亲缘关系密切的菌株,这些方法的分辨能力也有限,而且仅凭这些方法无法确定所检出生物的完整代谢能力。
鸟枪法宏基因组学对所采样材料中的各种DNA进行测序,而非仅针对单一标记。测序读段可以与参考数据库比对,也可以组装成更长的序列,再据此重建宏基因组组装基因组。这种方法能够检出功能基因、区分部分菌株,并获得此前尚未得到表征的生物的基因组信息。其效果取决于测序深度、群落复杂程度以及参考数据库的覆盖范围。组装过程未必能准确地合并或区分亲缘关系密切的种群,而重建出的基因组也不一定等同于经过培养并通过实验表征的生物。
功能测量可提供互补证据。宏转录组学测量群落中的RNA,能够提示哪些基因正在表达。宏蛋白质组学测量群落中的蛋白质,而代谢组学则研究小分子。质谱法、显微观察、流式细胞术以及稳定同位素示踪可以将化学转化与特定种群联系起来。培养仍是检验生理特性及相互作用的关键手段。厌氧培养系统、高通量培养以及组成明确的实验群落与测序方法相辅相成,而非被后者取代。
解释结果时,必须考虑相对丰度与绝对丰度之间的差别。如果测序报告的是 ,那么即使某一分类单元的绝对丰度 不变,其所占比例也可能仅因其他种群减少而升高。细胞计数、定量PCR或内标有助于消除这种歧义。污染对低生物量样本的影响尤其严重,因为来自试剂或操作过程的DNA所产生的信号可能与样本本身的生物学信号相当。因此,阴性对照、模拟群落、考虑批次效应的分析以及独立重复验证都是关键的质量保障措施。仅检出DNA,并不能证明生物仍然存活、在当地生长或具有生物学活性。
人体栖息地及生命历程中的发育变化
人体微生物组由与不同身体部位相关的各具特点的群落组成,而非一个均一的集合。大肠中栖居着密集的微生物种群,它们适应低氧条件和复杂的营养来源。口腔包含牙齿、舌头、唾液和牙龈沟等多种栖息地。皮肤微生物群落随湿度、温度、暴露状况和分泌物而变化:油性、潮湿和干燥部位分别支持不同微生物的生存。阴道和呼吸道也各有其独特的生态条件。因此,即使在相邻的解剖部位之间,微生物组成也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在结肠中,许多丰度较高的微生物属于传统上称为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的细菌类群;在修订后的分类体系中,这两类群如今常分别称为 Bacillota 和 Bacteroidota。这些宽泛的类别涵盖了功能差异显著的微生物,仅凭这些分类本身不足以判断健康状况。一些人体内存在史密斯甲烷短杆菌(Methanobrevibacter smithii)等古菌,它们在产生甲烷的过程中消耗氢气。真菌和病毒也是微生物组的组成部分,但目前对它们的了解尚不充分。口腔体现了空间组织的重要性:牙齿表面提供了持久的附着位点,而人体许多其他表面的细胞则会不断脱落。
微生物在出生过程中及出生后开始大规模定殖。分娩情况、与母亲的接触、喂养方式、家庭环境暴露以及抗生素使用,都会影响早期群落的发育。母乳既提供微生物,也提供某些婴儿相关细菌能够利用的母乳低聚糖。部分双歧杆菌具有代谢这些化合物的专门系统。对于健康妊娠期间胎盘中存在稳定常驻微生物组的说法,采取污染控制措施的研究尚未提供一致支持;在这类低生物量材料中检测微生物,需要格外谨慎。
儿童期引入固体食物、生理变化以及反复接触环境,都会重塑微生物群落。成年人的微生物群落可随时间保留个体特征,同时仍会对饮食、药物、感染或生活条件的变化作出响应。老年人群的微生物组也会发生变化,但不能仅用实际年龄来解释:饮食、居住环境、疾病和用药情况往往也随年龄一同变化。要区分持续存在的个体特征与短期波动,需要进行纵向采样。
人体微生物组调查的地理覆盖范围各不相同,早期测序研究过多地集中于工业化社会人群。在不同环境中开展的研究记录了与生计方式、饮食、环境卫生及其他环境条件相关的差异。这些发现并不能证明存在单一的祖先型人体微生物组,也不能证明存在普遍最优的人体微生物组。宿主遗传因素会影响某些微生物的丰度,但共同环境和暴露经历同样具有显著影响。因此,家庭成员微生物组的相似性,既可能源于微生物传播和共同生活条件,也可能源于宿主的遗传性状。
与宿主的代谢和免疫关系
宿主相关微生物拓展了动物体内化学转化的范围。在人类结肠中,微生物的酶可分解宿主酶无法充分消化的膳食纤维成分及其他碳水化合物。发酵会产生短链脂肪酸,包括乙酸、丙酸和丁酸。这些化合物可被宿主吸收利用;丁酸是结肠上皮细胞的重要供能底物。它们的作用还涉及受体、基因调控和局部化学条件,因此,不能仅凭某一种产物生成菌的丰度来推断这些化合物的生物学意义。
微生物的转化作用并不限于膳食碳水化合物。肠道微生物还会修饰胆汁酸、代谢氨基酸,并以膳食和宿主来源的分子为原料生成化合物。它们能够合成某些维生素,但能合成某种产物,并不意味着宿主一定能获得在营养上具有实际意义的量。微生物也能改变药物。某些肠道细菌可将地高辛转化为活性较低的形式,其效果取决于菌株层面的遗传能力和环境条件。这些例子说明,仅靠分类学调查无法充分预测药物代谢。
微生物组与免疫系统之间存在广泛的相互作用。上皮屏障、黏液、抗微生物分子和分泌型抗体共同帮助限制微生物接触或进入宿主组织。固有免疫所识别的信号会影响免疫系统的发育和活动。适应性免疫的组成部分,包括免疫球蛋白A和调节性T细胞,有助于维持与共生微生物之间受到调控的相互作用。无菌动物实验表明,接触微生物会影响肠道的解剖结构和免疫特征,不过,这些模型与具有常规微生物定植的人类存在显著差异。
已经建立的微生物群落能够提供定植抗性,即通过资源竞争、产生抑制性物质以及改变栖息环境,抵御外来生物入侵。胆汁酸转化是与艰难梭菌(Clostridioides difficile)有关的一个机制实例。某些微生物产物会抑制艰难梭菌生长过程中的特定阶段,而抗生素造成的扰动可能清除其竞争者,并改变局部化学环境,从而使其得以扩增。定植抗性是群落层面的属性,而非任何单一物种恒定不变的特性;病原体还可能利用炎症过程中产生的营养物质或形成的条件。
宿主与微生物之间的关系也涉及代价与冲突。以肠道黏液为食的微生物可能参与正常的营养物质循环,但在特定条件下也可能促使屏障受损。同一种微生物产物的作用可能因其浓度以及接触它的组织而异。全生物体概念将宿主及其相关微生物视为一个整体,但这并不能证明所有参与者都具有共同利益,或作为单一的整合单位演化。传播途径、宿主的调控以及微生物种群之间的冲突,都会影响它们的演化轨迹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一致。
疾病关联与因果证据
研究已在多种疾病中发现微生物组的差异,包括炎症性肠病、代谢性疾病、结直肠癌症和感染性疾病。这些关联所具有的证据意义各不相同。疾病可能改变饮食、肠道转运、免疫活动、氧气可用性以及药物暴露,而这些因素都能重塑微生物群落。因此,与疾病相关的某种微生物,可能参与了病理过程,也可能受益于改变后的栖息环境,或只是反映了另一种致病因素。患者组与对照组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本身并不能确立疾病机制。
微生物群失调一词被广泛用于描述受到扰乱的微生物群落,但它并没有统一的操作性定义。在不同研究中,它可能指特定微生物的丧失、机会致病微生物种群的扩增、多样性的改变,或代谢活动的紊乱。如果没有明确的测量指标和生物学解释,这个术语可能只是换一种说法,重复表明不同组别之间的微生物群落存在差异。同样,主要细菌类群之间的总体比例也不是普遍适用且可靠的健康指标。要作出诊断性解释,需要有适用于目标人群和临床情境的证据。
更有力的因果证据来自相互补充的研究方法。纵向研究可以确定某种变化是否发生在某个结局之前。受控干预则用于检验,改变微生物暴露是否会引起表型变化。无菌动物和定植了组成明确的微生物群落的动物,使研究者能够开展在人类中难以实施或无法实施的实验;微生物突变体则可用于确定参与其中的特定基因或代谢物。不过,将人类微生物群落移植到小鼠体内,也意味着将其置于不同的饮食、解剖结构、免疫系统和生态环境中。在这种模型中重现某种表型,支持的是实验条件下的某种机制,并不意味着它自动等同于人类疾病。
复发性艰难梭菌(C. difficile)感染,是微生物组靶向治疗获得临床验证的一个重要实例。抗生素暴露后出现的微生物群扰乱,可能削弱机体对这种病原体的定植抵抗力。粪菌移植试验表明,向经过选择的患者引入来自经筛查供者的微生物材料,可以预防感染复发。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2022年批准了经直肠给药的产品Rebyota,并于2023年批准了口服产品Vowst,用于预防因复发性艰难梭菌感染而接受抗菌治疗后的成人患者再次感染。这些适应证具有明确的限定范围,并不能证明这些产品对无关疾病有效。
微生物治疗也存在安全性挑战,因为生物材料可能传播病原体或抗微生物药物耐药决定因子。因此,供者筛查、生产过程控制和监测是临床应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许多其他拟议中的微生物组干预措施,证据仍取决于所研究的具体产品、菌株、人群和结局。不能仅凭一条看似合理的作用通路或某种关联,就推断其对情绪、体重或整体健康状况的影响。随机对照试验、机制实验和可重复的测量分别针对因果问题的不同方面;当它们的研究结果相互印证时,最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环境微生物组与行星尺度过程
环境微生物组介导着对生态系统至关重要的物质转化。土壤微生物群落分解有机质、释放养分、与根系相互作用,并参与矿物表面结合有机化合物的形成与分解。这些过程影响着土壤结构和碳储存。微生物活动并不只是加速碳流失:微生物残体也能在土壤中以稳定形式保存下来。最终结果取决于底物的化学性质、水分、温度、与矿物的相互作用以及养分的可获取性,因此,微生物多样性与碳持久性之间的关系随具体环境条件而异。
微生物承担着氮循环中的主要步骤。固氮将大气中的氮转化为生物可利用的形式;硝化作用氧化还原态氮化合物,反硝化作用则将氧化态氮重新转化为气态。厌氧氨氧化是另一条生成氮气的途径。这些转化可能发生在同一片土壤或沉积物中彼此相邻的微环境里。有些途径会产生氧化亚氮这种温室气体,另一些途径则会消耗它。了解相关基因的分布和表达情况,有助于解释氮的保留与流失,但仅凭基因检测无法确定过程速率。
海洋微生物组将初级生产与有机质的再循环和输出联系起来。在许多海域,包括原绿球藻属(Prochlorococcus)和聚球藻属(Synechococcus)在内的蓝细菌对光合作用有重要贡献。异养微生物消耗溶解态和颗粒态有机质,使养分重新进入循环。病毒裂解宿主细胞,将细胞物质转入溶解态物质库;而与下沉颗粒相关的微生物则能影响到达深层水体的碳量。在缺氧水体和沉积物中,微生物群落利用替代性电子受体,进行那些仅能通过有氧呼吸生存的生物无法完成的转化。
微生物活动也影响着甲烷。产甲烷古菌在湿地、沉积物和动物消化系统等无氧环境中生成甲烷。其他微生物则在甲烷进入大气之前将其氧化,这一过程可以利用氧气,也可以在某些环境下通过微生物之间的合作利用替代性电子受体。甲烷产生与消耗之间的平衡对水位、温度和底物可利用性的变化十分敏感。在正在融化的多年冻土中,新近变得可利用的有机质和不断变化的水文条件会改变微生物代谢途径,进而促成生态系统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反馈。
植物相关微生物组分布于根系、叶片、内部组织及周围土壤中。根际是受根系影响的土壤区域,根系释放的糖、有机酸及其他化合物进入该区域,选择性地促进特定种群的生长。有些微生物能改善植物的养分获取或抑制植物病原体,另一些则会引发疾病。造礁珊瑚同样与细菌、古菌、病毒以及能进行光合作用的真核微生物共生,但这些伙伴的功能各不相同,不应将它们视为可以相互替代。在各种环境系统中,微生物活动将微观尺度的局部相互作用与养分可利用性、生产力及大气化学的可测量变化联系起来。
生物技术、干预与研究治理
早在“微生物组”一词广泛使用之前,人们就已长期将微生物群落用于食品生产、废物处理和农业。奶酪、酸面团及其他发酵食品都依赖微生物群落,其中的成员会改变食品的酸度、质地、香气和抗腐败能力。工业生产中的控制不仅需要关注目标微生物是否存在,还需要关注它们的演替和相互作用。即使原料清单相似,两次发酵也可能因发酵剂中的微生物种群、温度、盐浓度、氧暴露程度或污染情况不同而产生不同结果。
污水处理体现了大规模微生物群落工程的应用。活性污泥系统保留多样的微生物种群,将有机污染物和营养物质转化。运行条件会对群落施加选择压力,使其具备硝化、反硝化和生物除磷等功能。厌氧消化器利用相互作用的群落将有机物转化为沼气,由发酵微生物、互营伙伴和产甲烷古菌依次完成各个步骤。当代谢链中某一环节的速率超过另一环节时,抑制性化合物就可能积累,导致系统失效。因此,群落监测可作为化学处理效能测定的补充。
农业应用包括微生物接种剂、抑病微生物群落,以及旨在改变根系相关微生物种群的策略。这些方法在受控实验中的表现未必能够预测田间效果。引入的微生物必须在储存期间存活,到达目标生境,与原有种群竞争,并在多变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下保持活性。生物修复同样需要使微生物的能力与环境限制条件相匹配。一个群落即使含有降解污染物的基因,也可能因氧气、营养物质、污染物的可接近性或适宜的伙伴不足,而无法去除该污染物。
人工设计的群落有时称为合成微生物联合体,为检验和利用明确的相互作用提供了一种途径。研究人员可以将代谢功能互补的菌株组合起来,并追踪移除某个成员或基因后群落效能如何变化。基因组编辑和可控生物反应器进一步拓展了这些可能性,但对开放生态系统进行工程改造,比控制密闭容器中的系统更为困难。扩散、竞争、进化变化和遗传物质转移都可能改变引入种群的行为。因此,除了评估预期的生化功能,还必须单独评估其持续存在的能力及生态影响。
研究治理涉及可重复性、公平采样,以及对人体相关数据的负责任处理。测序在获取微生物DNA的同时,也可能获取宿主的遗传物质,从而引发数据隐私问题。跨研究比较还依赖透明的采集规程、参考数据库、分析软件和报告标准。商业和临床检测都需要针对其具体用途进行验证;技术上准确的微生物特征分析结果,并不自动等同于具有临床意义的诊断。在环境研究和人体研究中,一个核心的实践挑战都是:将可重复的测量结果与明确的机制以及能够独立验证的结果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