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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

前列腺是环绕尿道近端、依赖雄激素的生殖腺,参与精液形成,可发生多种常见的年龄相关疾病及炎症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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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是生殖系统中由纤维肌组织和腺体组织构成的器官,位于膀胱下方,环绕尿道起始部。其分泌液是精液的组成部分,有助于调节精子输送过程中的物理和生化环境。成年人的前列腺大小约如核桃,但其尺寸会随年龄和疾病状况而有较大差异。由于前列腺位于泌尿道与生殖道的交汇处,前列腺疾病可能影响排尿、射精、生育能力及性功能。

前列腺在临床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良性前列腺增生、炎症综合征和前列腺癌都是常见疾病,但在生物学性质上各不相同。前列腺增大并不一定意味着癌症,排尿症状也不能指向某一种特定的基础疾病,而早期癌症往往没有症状。因此,要了解前列腺,就需要将其正常解剖结构和分泌功能,与组织生长变化、炎症及恶性转化区分开来。前列腺对雄激素的依赖性,也使其成为发育生物学、内分泌学和癌症治疗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

大体解剖与毗邻关系

人的前列腺位于小骨盆内,紧邻膀胱下方、直肠前方。其宽阔的上面称为底,与膀胱颈相连;较窄的下端称为尖,邻近尿道外括约肌和会阴膜。年轻成年人的前列腺通常重约20克,横径约4厘米,上下径约3厘米,前后径约2厘米。这些只是大致的解剖尺寸,并非诊断界限;生长、个体差异和测量方法均可使测量结果产生较大差异。

尿道自膀胱颈向前列腺尖方向穿过腺体。尿道前列腺部的后壁上有精阜,是位于射精管开口附近的一处隆起标志。每条射精管均由精囊排泄管与输精管末端汇合而成,穿过前列腺后开口于尿道。众多较小的前列腺导管也将腺体分泌物排入同一段尿道。这种结构使精液能够进入同时输送尿液的通道,不过,协调的肌肉活动通常会将这两种功能分开。

在后方,一层通常称为狄氏筋膜的结缔组织平面将前列腺和精囊与直肠分隔开。前列腺后部与直肠前壁相距很近,因此可通过直肠检查触及部分腺体。在前方,前列腺与耻骨联合之间隔有耻骨后间隙,其中含有结缔组织和静脉结构。前列腺外周的纤维肌性边界常被称为包膜,但它并不是一层处处界限分明的解剖外壳。在判断肿瘤的扩展范围和制订手术方案时,必须考虑这一边界与邻近结构的连续关系。

前列腺的动脉血供通常来自髂内动脉系统的分支,尤其是膀胱下动脉、阴部内动脉和直肠中动脉的分支,但变异较大。腺体周围有密集的静脉丛,与盆腔静脉相通。经淋巴系统,前列腺的淋巴液引流至盆腔淋巴结,包括闭孔淋巴结和髂内淋巴结群,也可经其他途径到达盆腔其他部位的淋巴结。来自腹下下丛的自主神经调节平滑肌活动和腺体分泌。对阴茎勃起具有重要作用的神经紧贴前列腺后外侧面走行,临床上常将其所在的结构称为神经血管束。这些神经与腺体关系密切,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前列腺手术可能影响勃起功能,尽管勃起本身并非源于前列腺。

分区与显微结构

前列腺并非由均一的腺体组成。现代解剖学将其划分为外周带、中央带和移行带,以及前方的纤维肌性基质。这一分区体系由病理学家约翰·麦克尼尔通过研究建立,在许多临床应用中,比旧有的右叶、左叶、中叶等分叶方法更为实用。各区的导管排列、组织特征及疾病易感性均有差异,其相对比例也会随前列腺的衰老而改变。

在年轻成人中,外周带约占腺组织的70%,构成前列腺后部和两侧的大部分。中央带约占20%~25%,在前列腺底部附近环绕射精管。移行带最初仅占约5%~10%,环绕前列腺部尿道的近端。细小的尿道周围腺紧邻尿道壁。这些比例均为近似值;当移行带增大并压迫其他区域时,这些比例就不再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大多数常规型前列腺腺癌起源于外周带,而良性结节性增生主要发生在移行带和尿道周围区域。

在显微镜下,可见分支状的腺体和导管分布于基质中,基质内含平滑肌、成纤维细胞、细胞外基质、血管、神经和免疫细胞。腺体的衬覆上皮通常包括内层的分泌性腔面细胞,以及外层有时不连续的基底细胞。腔面细胞产生前列腺液的多种特征性成分,通常表达雄激素受体。基底细胞具有不同的分子特征,并参与上皮的维持。散在的神经内分泌细胞会释放信号分子;不应将这些细胞与可累及前列腺的少见、高侵袭性神经内分泌癌混淆。

这种组织的形态是组织病理学诊断的核心依据。常规型浸润性腺癌通常形成缺乏基底细胞层的异常腺体,但诊断需要综合评估组织结构、细胞特征,有时还需结合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而不能仅凭某一项孤立的发现。良性腺体中可能含有淀粉样小体,这是一种圆形、具有层状结构的小体,随年龄增长而更为常见,并可能发生钙化。它们本身并不构成癌症的证据。基质中的平滑肌也具有重要的功能:其收缩有助于排出分泌物,而肌张力增高即使不伴腺体增大,也可能增加膀胱出口处的阻力。

发育、激素与一生中的变化

前列腺由胚胎尿生殖窦上皮形成的芽状突起向周围间充质组织内生长而发育形成。在人类发育过程中,这一过程始于妊娠早期,约在孕第10周,随后继续发生分支和分化。上皮与间充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导管、分泌腺体以及富含平滑肌的间质的形成。因此,前列腺发育并非一个原已存在的微型腺体单纯长大,而是受激素和局部信号通路调控、有序进行的组织诱导过程。

雄激素对这一过程至关重要。睾丸产生的睾酮在靶组织内经5α-还原酶转化为二氢睾酮,简称DHT。DHT与雄激素受体结合,改变参与分化、生长和分泌的基因的表达。遗传性2型5α-还原酶缺乏症体现了这一通路的重要性:患者的前列腺通常较小或发育不良。依赖雄激素的生殖系统要按通常模式发育,也需要雄激素受体正常发挥功能。这些机制说明,循环中激素浓度的直接作用,与局部代谢和受体活性带来的额外作用有所不同。

前列腺在儿童期的生长相对有限,到青春期则增大,并具备完整的分泌功能。成年后,雄激素信号传导继续维持上皮细胞的存活与功能。实验中的雄激素撤除及其在前列腺癌临床治疗中的应用表明,前列腺组织中相当大一部分会对激素产生反应。不过,这种反应并不一致:上皮与间质的反应有所不同,而癌细胞可获得某些机制,使其即使在循环睾酮水平极低时,仍能维持雄激素受体信号传导。

晚年时期的生长模式与青春期发育不同。随着年龄增长,良性增生结节越来越常见,尤其是在尿道周围,但将其简单归因于睾酮过多并不足以解释这一现象。局部DHT生成、间质与上皮的相互作用、生长因子、炎症过程以及年龄相关的组织变化均参与其中。尽管良性增大越来越常见,循环睾酮水平通常仍随年龄增长而下降。对于因其他原因接受雄激素抑制治疗的人,激素暴露状况也会影响前列腺;除非通过手术切除,否则前列腺组织通常仍会保留。因此,前列腺在一生中解剖学上的持续存在、当前激素浓度、腺体大小和疾病风险虽彼此相关,却不能等同。

前列腺分泌与生殖功能

前列腺是一种外分泌腺,其分泌物经导管排入尿道,而非主要进入血液。前列腺液通常约占射出精液体积的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其余大部分由精囊提供。精子在睾丸内产生,在附睾内成熟,既不在前列腺内生成,也不储存于其中。前列腺的作用是向精液中添加一种特殊液体,其中含有蛋白水解酶、柠檬酸盐、锌、离子以及其他影响精液性质的物质。

前列腺最广为人知的分泌产物之一是前列腺特异性抗原,简称 PSA,也称为激肽释放酶相关肽酶 3。PSA 是一种丝氨酸蛋白酶,其生理功能与分解主要来自精囊的精液凝固蛋白有关。射精后,精液通常会立即形成松散的凝块。随后,蛋白水解作用使凝块液化,帮助精子从凝胶状基质中释放出来。因此,正常情况下,精浆中的 PSA 含量很高,而进入血液循环的量很少。PSA 之所以可用作血液标志物,是因为它由前列腺组织产生,而不是因为它与恶性肿瘤有独特的关联。

与许多其他组织相比,正常前列腺分泌细胞内积聚的锌和柠檬酸盐浓度异常高。锌会影响线粒体酶的活性,包括抑制顺乌头酸酶,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些细胞会积聚并分泌柠檬酸盐,而不是通过三羧酸循环将其全部氧化。许多前列腺癌中,这种特殊的代谢会发生改变,癌组织中的柠檬酸盐浓度往往低于正常腺体组织。前列腺分泌物通常呈弱酸性,而精液的最终 pH 值则取决于多个器官分泌物的共同作用,通常呈弱碱性。因此,将“中和阴道酸性环境”的作用完全归于前列腺,是对相关化学过程的过度简化。

在排精阶段,交感神经活动使前列腺及其他生殖结构的平滑肌收缩,将分泌物推送至后尿道。膀胱颈闭合可限制精液逆流进入膀胱,随后协调的肌肉收缩将精液排出体外。这些过程与性高潮和勃起有关,但彼此不同。切除前列腺和精囊后,便不再有通常的精液射出,但仍可能出现性高潮。改变膀胱出口结构的手术则可能导致逆行射精,即精液流入膀胱。这些影响说明,分泌、精子输送、出口闭合及感觉体验分别依赖于不同的解剖结构和神经组成部分。

良性增大与下尿路功能障碍

良性前列腺增生(BPH)是一种组织学过程,表现为间质细胞和上皮细胞数量增加,通常发生于移行区和尿道周围组织。它并非单纯的单个细胞体积增大,也不是癌前病变。随着年龄增长,显微镜下可见的良性前列腺增生越来越常见:经典尸检系列研究发现,50多岁的男性中约有一半存在这种改变,而在高龄男性中,绝大多数都有这种改变。这些数据描述的是组织学发现,并不代表出现困扰性症状或需要治疗的人群比例。

几个术语分别指代相互关联但并不相同的现象。良性前列腺增生指组织层面的增生过程;良性前列腺增大指腺体体积增加;良性前列腺梗阻则指由前列腺引起的尿液流出受阻。下尿路症状包括尿频、尿急和夜尿等储尿期症状,以及排尿踌躇、尿流细弱、间断排尿和排尿费力等排尿期症状,也可出现排尿后滴沥和尿不尽感。这些类别彼此重叠,但任何一类症状都不能确定病因。膀胱功能障碍、尿道狭窄、神经系统疾病、感染或夜间尿量增加,都可能引起类似的不适。

梗阻既有解剖性因素,也有功能性因素。增大的结节可压迫尿道或使其变形,而前列腺和膀胱颈的平滑肌张力会增加膀胱出口阻力。增生的形态和位置也很重要:即使前列腺总体积并不特别大,突入膀胱内的组织也可能妨碍膀胱出口开放。因此,腺体大小与症状及梗阻程度并不完全对应。膀胱最初会通过产生更高的压力进行代偿,但持续的负荷可能伴随膀胱肌层增厚、感觉改变、不自主收缩或收缩效能下降。

并发症可包括急性尿潴留、反复发生的尿路感染、膀胱结石和出血。严重且长期的膀胱出口梗阻可能导致上尿路扩张,并损害肾脏功能,但这并非单纯前列腺增大的通常结局。尿潴留发作也可能由药物、麻醉、便秘或急性疾病诱发,而非腺体突然增大所致。由于膀胱异常与出口异常可能同时存在,解除解剖性梗阻并不一定能消除所有症状。在解读临床试验结果和个体治疗结局时,这一区别十分重要:尿流改善、症状评分降低和尿潴留预防,衡量的是疾病的不同方面。

前列腺炎与慢性盆腔疼痛综合征

“前列腺炎”涵盖多种病症,并非全都由细菌感染引起,也并非全都能证实存在前列腺炎症。广泛采用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分类法将其分为急性细菌性前列腺炎、慢性细菌性前列腺炎、慢性前列腺炎/慢性盆腔疼痛综合征,以及无症状性炎症性前列腺炎。这一分类取代了过去将盆腔疼痛、排尿障碍和炎症表现的各种组合统称为同一种病症的做法。由于各类别的发病机制、实验室检查结果和治疗证据各不相同,这一分类至今仍有实用价值。

急性细菌性前列腺炎是一种感染,可引起发热、寒战、排尿疼痛、盆腔或会阴疼痛,以及膀胱排空困难。常见致病菌为肠道革兰阴性菌,尤其是大肠埃希菌(Escherichia coli)。感染可沿尿路上行发生,也可发生于尿路器械操作之后。前列腺可出现肿胀和压痛,严重时可发生血流感染或脓毒症。前列腺脓肿虽不常见,却是重要的并发症,在易感患者中尤其值得注意。临床评估依据病情表现和微生物学证据;怀疑急性细菌感染时,应避免用力按摩前列腺,以免引起疼痛并造成感染扩散。

慢性细菌性前列腺炎的特征是前列腺内持续存在或反复发生细菌感染,有时表现为同一种微生物引起的反复尿路感染。细菌可持续存留于前列腺导管内,药物能否有效到达感染部位,部分取决于其向前列腺组织内的渗透能力。这种疾病不同于慢性前列腺炎/慢性盆腔疼痛综合征;后者表现为盆腔区域持续疼痛,但常规检查无法确定细菌性病因。疼痛可累及会阴、阴茎、睾丸或耻骨上区,也可在射精时出现。排尿症状和性功能相关症状可同时存在,但无论这些症状是否出现、程度如何,都不能据此证明存在持续感染。

目前认为,慢性盆腔疼痛综合征具有异质性。可能参与其发生的机制包括盆底肌功能障碍、局部免疫活动、外周神经信号传导异常,以及中枢疼痛处理机制的改变。前列腺液或精液中可能检出炎症细胞,也可能没有,而且这些检查结果与症状严重程度并不总是一致。慢性疼痛还可与睡眠、情绪及日常功能相互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其病因可以完全归结为心理因素。相比之下,无症状性炎症性前列腺炎是在因其他原因接受检查时偶然发现的。因此,在上述各类别中使用“前列腺炎”一词时,需要明确其具体含义:它可能指已证实的感染、慢性疼痛综合征,或偶然发现的组织异常,而不是病因单一的某一种疾病。

恶性疾病及其扩散模式

前列腺癌通常是起源于腺上皮细胞的腺癌。其生物学行为差异很大:既可能是体积小、生长缓慢、终生都不会产生临床影响的病灶,也可能是能够早期播散的侵袭性肿瘤。许多前列腺癌发生于远离尿道的外周带。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局限性前列腺癌往往不引起排尿症状,而移行带的良性增生却可能造成明显梗阻。不过,晚期前列腺癌也可导致尿路梗阻,而且良性增生与恶性肿瘤可能同时存在于同一个前列腺中。

年龄、家族史和遗传易感性是已明确的风险决定因素。BRCA2及某些DNA修复基因等基因中的致病变异,可增加患病易感性,并影响疾病的临床表现。不同人群的发病率也有所不同,原因包括年龄结构、与祖源相关的风险、检测方式以及获得诊断的机会等方面的差异。PSA检测能够发现原本不会被检出的癌症,因此会显著影响记录的发病率。所以,比较不同人群的发病率时,必须区分疾病的实际发生情况与检查力度的影响。

显微镜下的组织学分级评估的是肿瘤的组织结构,而不只是异常细胞的大小。格里森分级系统根据腺体形成程度划分不同的组织学模式,目前的病理报告通常同时列出格里森评分和1—5级的分级组。3 + 4和4 + 3的总分虽然都是7分,但后者中预后较差的组织学模式所占比例更高,因此被归入不同的分级组。癌症分期回答的则是另一个问题:病变是否仍局限于前列腺内,是否已超出前列腺、累及区域淋巴结,或已扩散至远处部位。分级与分期为预后评估提供相互补充的信息。

肿瘤局部蔓延可累及前列腺周围组织、精囊或膀胱颈。肿瘤可经淋巴途径扩散至盆腔淋巴结,而远处肿瘤转移则常累及骨骼,尤其是中轴骨骼。骨病灶在影像学上常呈成骨性改变,但也可同时存在骨破坏与骨形成过程。晚期疾病可能引起疼痛、贫血、骨折或脊髓压迫。在分子层面,雄激素受体信号传导是许多肿瘤的重要驱动因素,但疾病进展也可能涉及受体活性改变、DNA修复缺陷、细胞代谢变化及细胞谱系可塑性。这种多样性解释了为什么仅凭“前列腺癌”这一组织病理学诊断,并不能确定肿瘤可能的进展速度或对治疗的反应。

临床检查、生物标志物与影像学检查

前列腺评估应从具体的临床问题出发,而不是依赖某一种通用检查。采集病史有助于区分疼痛、感染相关症状、排尿梗阻、储尿功能障碍、血尿,以及因癌症风险而产生的担忧。直肠指检可通过触及的前列腺后表面,评估腺体的大致大小、对称性、质地、有无压痛或结节。但它既不能可靠地测量整个腺体,也不能排除癌症:有些病灶过小、位置过于靠前,或因其他原因无法触及。尿液检查、肾功能检测和残余尿评估则分别用于了解症状可能造成的不同后果,或寻找其他可能病因。

PSA(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是与前列腺相关的生物标志物,而不是癌症特异性检测指标。除癌症外,良性增生、炎症、尿潴留及某些医疗操作也可使其血液浓度升高。反之,有些癌症患者的PSA浓度相对较低。解读结果时,可综合考虑年龄、既往检测结果、腺体体积、用药情况、检查所见和家族史。PSA密度是血清PSA浓度与前列腺体积的比值,但其意义取决于这两项测量的准确性。5α-还原酶抑制剂通常会显著降低PSA水平,使其与未接受治疗人群的比较更为复杂。

超声成像可用于估算腺体体积、评估残余尿,并为医疗操作提供引导。磁共振成像,尤其是多参数MRI,可显示前列腺的分区解剖结构,并结合T2加权像表现、弥散特征,有时还包括对比增强表现来识别病灶。前列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PI-RADS)对具有临床意义的癌症的可能性评估进行了标准化。MRI可引导靶向活组织检查,且常与系统性取样同时进行,但阴性扫描结果并不能排除所有具有临床意义的肿瘤。组织样本可用于确立组织学诊断。经会阴取样无需让穿刺针穿过直肠壁,其感染风险通常低于经直肠取样。

对无症状人群进行检测属于癌症筛查,有别于针对症状开展检查或对已确诊疾病进行监测。关于PSA筛查的随机研究表明,在某些情况下,筛查可降低前列腺癌死亡率,但也会增加对原本不会造成危害的癌症的诊断。过度诊断不同于假阳性结果:癌症确实存在,但发现它并未延长当事人的寿命,也未改善其健康。因此,不同筛查政策在适用年龄范围、筛查间隔和风险评估方面各有差异。共同决策旨在权衡早期发现、进一步接受影像学检查或活检、不必要的诊断,以及治疗相关伤害等相互交织的可能后果,而不是将PSA视为简单的阳性或阴性判定。

药物、手术与肿瘤治疗原则

良性膀胱出口梗阻性疾病、感染、慢性疼痛综合征和恶性肿瘤的治疗原则有根本区别。对于良性前列腺增大引起的症状,α1肾上腺素能受体拮抗剂可降低前列腺和膀胱颈的平滑肌张力,但不去除组织。非那雄胺和度他雄胺可抑制5α还原酶,减少双氢睾酮(DHT)的生成,并使许多前列腺增大患者的前列腺体积逐渐缩小。这类药物起效较慢,在适宜的患者群体中,还可降低尿潴留及后续需要干预的风险。其他药物则用于治疗伴随的膀胱储尿功能障碍;他达拉非也可改善下尿路症状,其作用机制不同于缩小前列腺体积。

针对良性梗阻的操作旨在扩大排尿通道。经尿道切除术通过置入尿道的器械切除造成梗阻的组织。激光技术可用于汽化组织,或沿解剖层面剜除增生的腺瘤样组织。其他方法包括机械性牵开、水蒸气消融、水射流组织切除和前列腺动脉栓塞。这些干预方式在组织去除程度、疗效持久性、再次治疗率、出血情况、麻醉要求及对射精的影响等方面各有不同。对于体积很大的良性前列腺增生,单纯前列腺切除术切除的是内部造成梗阻的腺瘤组织;它不同于治疗癌症的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后者切除整个前列腺,通常还包括精囊。

细菌性前列腺炎采用抗生素治疗,具体药物需根据可能的病原体、培养结果、药物的组织穿透能力以及感染严重程度来选择。慢性盆腔疼痛综合征则没有类似的、针对单一病原体的治疗方法。已研究的治疗方式包括针对特定症状的药物、盆底干预以及更广泛的疼痛管理策略,不同患者亚组的证据支持程度不一。必须区分在未证实感染时反复使用抗生素与治疗已确诊的细菌感染,尤其要考虑不良反应和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

对于局限性前列腺癌,可采取主动监测、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或放射治疗。主动监测通过定期临床评估、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检测、影像学检查和重复组织取样,发现经筛选适合监测的低风险癌症是否出现风险上升的证据;它并不意味着不进行随访。对于更晚期的疾病,可在特定情况下采用雄激素剥夺治疗、雄激素受体通路抑制剂、化疗、分子靶向药物或放射性药物。疗效评估不能仅关注肿瘤控制。根治性治疗可能影响尿控能力、射精和勃起功能,而全身性激素治疗则可能影响骨密度、身体成分、代谢健康和性功能。保留解剖结构及保留神经的技术可减少部分功能损害,但无法将其完全消除。

历史研究与当代研究

古代解剖学著作中已有与前列腺相对应的结构描述,但历史上的术语并不总能与现代所指的这一器官准确对应。其名称源于希腊语,含有“位于前方”或“立于前面”之意。文艺复兴时期的尸体解剖以及后来的显微镜研究,逐渐厘清了前列腺与膀胱、尿道和生殖管道的关系。然而,数百年来,人们对这一腺体的认识,既来自对其分泌生物学的了解,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它所引发的问题,尤其是老年男性的尿潴留。随着病理检查和临床检查手段的进步,良性增生、感染与恶性肿瘤才得以可靠地区分。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麻醉、抗菌措施和手术技术的发展,切除造成梗阻的组织变得更加可行,外科治疗也取得了显著进展。1904年,休·汉普顿·扬实施了早期的一例经会阴前列腺癌根治术。后来,经尿道器械的发展使医生无需开放切口便可治疗良性梗阻。20世纪80年代初,帕特里克·沃尔什及其同事开展的解剖学研究,厘清了前列腺与参与勃起的神经之间的关系,为保留神经的前列腺根治术提供了依据。这些进展将日益精细的解剖学知识用于手术,使治疗不仅着眼于切除病变,也致力于保留功能。

1941年,内分泌学领域取得了一项重大发现:查尔斯·哈金斯和克拉伦斯·霍奇斯报告,减少雄激素刺激可使晚期前列腺癌患者对治疗产生反应,其疗效评估部分依据血清酸性磷酸酶的变化。这项工作确立了激素调控作为治疗基础的地位;哈金斯因在前列腺癌激素治疗方面的发现,于1966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此后,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检测改变了前列腺癌的检出与随访方式。20世纪后期,这类检测在临床上得到广泛应用,也使过度诊断以及治疗惰性病变所带来的后果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当代研究将组织解剖学与分子特征分析、影像学及长期临床结局相结合。单细胞研究能够区分上皮细胞、基质细胞和免疫细胞群体,而不再将前列腺视为单一的组织区室。类器官和其他实验系统使研究人员得以探索发育、治疗耐药性及不同细胞类型之间的相互作用,但这些系统无法再现完整器官的所有特征。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成像和靶向放射性配体治疗,拓展了晚期癌症的诊疗手段;这种膜蛋白与血液检测中测定的分泌型PSA并不相同。当前研究仍在探索如何更精准地识别具有临床重要性的病变、解释表现各异的慢性盆腔疼痛,以及区分前列腺增大与膀胱功能障碍各自对排尿症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