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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 诊疗与医学 / cancer-screening

癌症筛查

癌症筛查对无症状人群进行检测,以发现癌症或癌前病变,旨在减少患病和死亡,同时尽量降低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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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筛查是有系统地运用检测手段,在尚未出现所筛查疾病症状的人群中,识别可能存在的癌症或癌前异常。它属于医学筛查,并非确切的诊断:结果异常通常需要进一步检查,而结果正常也不能排除所有癌症。其主要目的是减少特定癌症导致的死亡;对于能够发现并切除癌前病变的癌症,筛查还旨在预防浸润性癌的发生。

筛查不同于出现症状后及时进行的检查,也不同于癌症治疗后的随访监测,以及对既往已发现异常者的监测。同一种技术可能用于上述多种目的,但其获益、结果解读方式及可接受的风险,取决于目标人群和临床情境。有助于诊断有症状患者的检测方法,并不一定适合用于筛查数百万名表面健康的人。

癌症筛查既包括针对特定人群开展的乳腺癌、宫颈癌、结直肠癌和肺癌等成熟筛查项目,也包括针对其他恶性肿瘤、适用范围更为有限的筛查方式。对筛查进行科学评估时,必须将健康结局的真正改善,与仅仅提前给疾病贴上诊断标签、检出无害异常,以及参加筛查者与未参加者之间的差异区分开来。因此,有效筛查依赖于涵盖筛查资格判定、检测、诊断评估、治疗和质量保证的完整流程,而非仅靠一项检测。

生物学依据与筛查流程

如果癌症在症状出现前存在一个可被检测发现的阶段,而且在这一阶段进行干预能够改变其后续病程,筛查就可能改善患者的健康结局。不同肿瘤在生物学上为筛查提供的机会差异很大。有些肿瘤经过多年由可识别的前驱病变逐步发展而来;另一些则很早就发生播散,或进展极快,以至于定期检测也很少能发现有利的治疗时机。即使发生在同一器官,癌症的生长速度、分子特征和肿瘤转移潜能也各不相同。

宫颈癌和结直肠癌筛查体现了通过发现前驱病变来预防癌症的原理。某些型别人乳头瘤病毒的持续感染可导致宫颈癌前病变,而许多结直肠癌则由腺瘤性或锯齿状病变发展而来。去除具有临床意义的前驱病变,可以降低日后发生浸润性癌的风险。乳腺癌和肺癌筛查则更多地着眼于在治疗效果较好的阶段发现已经存在的恶性肿瘤。这些差异会影响合理的筛查间隔,也决定了筛查预期降低的是癌症发病率、死亡率,还是两者兼有。

可检出的临床前期并不等同于从肿瘤最初形成至今的时间。病变必须达到特定技术能够识别的大小、位置或生物学状态。乳腺X线摄影能够在某些组织变化尚无法触及时将其检出,而血液生物标志物检测则要求生物学信号足够强,并且能够与其他信号区分。因此,检测的敏感度可能随肿瘤大小、亚型、解剖位置及周围组织特征而变化。

筛查流程首先要明确符合条件的目标人群,随后依次涉及邀请参与或提供筛查途径、知情参与、样本采集或影像检查、结果判读、结果告知以及诊断性评估。例如,粪便检测结果异常并不意味着结直肠癌筛查已经完成,通常还需要进行结肠镜检查。乳腺影像检查发现可疑异常时,可能需要加拍其他体位的影像、进行超声检查或活组织检查。确诊检查用于确定是否存在癌症,并提供治疗所需的信息。

这些环节之间的相互依赖说明,不能脱离提供筛查服务的卫生系统,单独评价某项筛查检测。如果发现异常后无法及时获得诊断性评估和有效治疗,筛查可能只会带来心理困扰,而无法实现预期的健康获益。反过来,治疗水平的提高也会使筛查所带来的额外价值随时间发生变化。因此,筛查政策既要考虑疾病的生物学特征,也要考虑能否在实际条件下可靠地完成整个临床流程。

衡量检测性能与临床获益

诊断敏感度与特异度这两项基本指标描述了检测如何区分患有和未患有目标疾病的人。敏感度是患病者中检测结果呈阳性的比例;特异度是未患病者中检测结果呈阴性的比例。单独使用其中任何一项指标,都无法告诉受检者阳性结果有多大可能意味着患有癌症。这一概率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筛查人群中该疾病的患病率。

阳性预测值可表示为

PPV=Se pSe p+(1−Sp)(1−p),\mathrm{PPV}= \frac{\mathrm{Se}\,p} {\mathrm{Se}\,p+(1-\mathrm{Sp})(1-p)},

其中,Se\mathrm{Se} 表示敏感度,Sp\mathrm{Sp} 表示特异度,pp 表示患病率。假设某人群有10,000人,癌症患病率为1%,使用敏感度为90%、特异度为95%的检测,大约会得到90例真阳性结果和495例假阳性结果,阳性预测值约为15%。这说明,在低患病率人群中开展筛查时,尤其需要谨慎控制假阳性结果。

要证明临床获益,仅有准确性证据还不够。随机对照试验可以比较邀请人群接受筛查与常规医疗照护或另一种筛查策略的效果。特定癌症死亡率是一项主要结局指标;如果治疗癌前病变能够预防癌症,浸润性癌症发病率也很重要。全因死亡率涵盖所有原因导致的死亡,但由于目标癌症所致死亡仅占全部死亡的一部分,研究可能需要非常大的规模。晚期癌症发病率可以提供有用信息,但不能因此就将其视为经过验证的死亡率替代终点。

单独以确诊后的生存期作为衡量指标,尤其容易产生误导。领先时间偏倚是指筛查使确诊日期提前,却未推迟死亡时间,从而使测得的生存期看起来更长。病程长度偏倚则源于定期筛查更容易检出生长较慢、可被检出的临床前期较长的肿瘤。参与筛查者与未参与者在健康行为和医疗服务可及性方面也可能存在差异,从而在观察性比较中产生选择效应。

解释结果时,绝对效应至关重要。基础风险为百分之一时,相对风险降低20%的意义,与基础风险为万分之一时并不相同。有用的报告应明确列出受邀或接受筛查的人数、随访时长、筛查轮次、避免的癌症死亡人数以及主要危害。意向性治疗分析按照参与者最初的随机分组进行分析,从而保留随机分组比较的效力;不过,受邀者未参加筛查以及对照组成员接受筛查,都可能缩小试验组间观察到的差异。

假阳性与假阴性结果、过度诊断及治疗相关危害

假阳性筛查结果是指受检者并未患有筛查所针对的癌症,检查结果却提示异常。其后果可能包括重复检测、额外的影像学检查、侵入性操作、经济支出和心理困扰。有些异常经过简短评估即可排除,另一些则需要持续数月的监测。假阳性率取决于阳性判定阈值、结果判读规则、既往检测结果以及受筛人群的特征。经过多轮筛查后,至少出现一次假阳性结果的累积概率,可能远高于单轮筛查中的概率。

假阴性结果是指检测未能识别出实际存在的目标疾病。原因包括取样误差、病灶被周围组织遮蔽、病变的生物学特征导致可检测信号微弱,以及判读错误。间期癌是指在一次筛查结果为阴性之后、下一次计划筛查之前确诊的癌症。这类癌症可能在此前的筛查中被漏检,当时尚未达到检测阈值,也可能是在此后迅速发生的。其发生频率和特征是衡量筛查项目成效的重要指标。

过度诊断与假阳性不同。它指的是诊断出确实存在、但在受检者余生中本不会引起症状或导致死亡的癌症或癌前病变。这可能是因为病变生长极其缓慢、在生物学上不再进展,或患者在病变产生临床影响之前已因其他原因死亡。由于病理检查可能准确识别出恶性细胞,因此仅提高诊断准确性并不能消除过度诊断。

过度诊断可能导致过度治疗,包括无法改善患者癌症结局的外科手术、放射治疗或药物治疗。然而,这些干预仍可能引起感染、器官功能障碍、持续性症状或其他不良反应。过度诊断很难量化,因为对于筛查发现的某个癌症,通常无法知道它在不接受治疗的情况下会在患者一生中如何发展。人群层面的估计需要长期随访,并审慎考虑诊断提前时间、基础发病率的变化趋势以及其他死因造成的竞争性死亡风险。

筛查操作本身也有风险。结肠镜检查可能引起出血或穿孔,尤其是在切除病灶时。影像学检查可能涉及电离辐射,而偶然发现的异常可能引发与目标癌症无关的进一步检查。获益与危害之间的平衡会随年龄、基础癌症风险、其他疾病和预期寿命而变化。获益可能需要数年才能显现,而许多危害会立即发生。因此,共同决策关注的不仅是检查能否发现癌症,还包括其预期后果是否符合个人的具体情况和偏好。客观均衡的信息应明确区分降低癌症死亡率与保证不会患癌或死亡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

乳腺癌筛查

乳腺癌筛查主要采用乳腺X线摄影。这是一种低剂量X线检查,能够显示肿块、结构扭曲和微钙化。现代技术包括数字乳腺X线摄影和数字乳腺断层合成成像,后者通过多个投照角度获取的影像重建图像。乳腺X线摄影可以检出浸润性肿瘤和导管原位癌;导管原位癌是一种非浸润性异常病变,其进展风险因情况而异。并非所有检出的病变都会危及生命。

乳腺X线摄影筛查的随机试验自20世纪60年代起陆续开展,包括纽约的健康保险计划试验和瑞典的多项试验。这些试验的综合证据支持:筛查能够降低某些年龄组的乳腺癌死亡率,但对获益大小和过度诊断程度的估计,会随研究设计、随访情况和分析假设而变化。自这些试验开展以来,治疗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因此难以将早期研究中的绝对获益直接套用于当今情境。

各组织对证据的权衡以及对利弊的取舍不同,因此指南建议的筛查起始年龄、间隔和年龄上限也不一致。2024年,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建议,40—74岁、处于一般风险水平的女性每两年接受一次乳腺X线摄影筛查。其他组织采用不同的筛查安排,而有组织的国家筛查项目往往只邀请更窄年龄范围内的人群参加。这类建议属于人群层面的政策,并不意味着某一年龄段内每个人的风险都相同。

乳腺密度会影响影像判读,因为致密的纤维腺体组织可能在乳腺X线影像上遮蔽肿瘤,而且乳腺密度高本身也与乳腺癌风险升高有关。在特定情况下,补充进行超声成像或磁共振成像可以检出更多癌症,但也可能增加假阳性结果和活检次数。对于某些因遗传因素或家族史而风险显著升高的人群,磁共振成像在筛查中的作用已得到确立,通常与乳腺X线摄影联合使用。证明某项补充检查能够检出更多病变,并不等于证明它能够降低死亡率。

乳腺癌筛查也体现了诊断阈值与治疗决策之间的相互影响。导管原位癌的自然病程存在差异,而对其是否会进展的预测仍不够准确,因此它是引发过度诊断担忧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即使定期参加筛查,有些侵袭性强的肿瘤仍会在两轮筛查之间出现。临床乳腺检查已在特定情境下得到研究,但其证据基础和实施方式与乳腺X线摄影不同。大型随机研究尚未证实,规范化的乳腺自我检查项目能够降低乳腺癌死亡率。人群筛查与对新发现的乳腺异常进行诊断性评估,仍是两类不同的临床活动。

宫颈癌筛查

宫颈癌筛查所针对的疾病具有明确的感染性病因,以及可识别的癌前阶段。致癌型人乳头瘤病毒感染持续存在,是几乎所有宫颈癌的核心致病因素。大多数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会自行清除,不会继续进展,因此检出HPV并不意味着已经患癌。筛查策略需要区分一过性感染与提示具有临床意义的癌前病变或浸润性癌的情况。

宫颈细胞学检查通常称为巴氏试验,通过检查从宫颈采集的细胞,寻找形态学异常。该方法的建立与乔治·帕帕尼科拉乌及其同事的研究密切相关,他们的工作帮助确立了一种在症状出现前发现宫颈病变的实用方法。20世纪,一些国家开展有组织的细胞学筛查后,宫颈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大幅下降。这类筛查的有效性取决于定期参与筛查、实验室质量以及可靠的随访。

以高危型HPV检测作为初筛,检测的是致病性感染,而不只是细胞变化。对于具有重要临床意义的宫颈癌前病变,其检测灵敏度高于细胞学检查;在适宜人群中,阴性结果也可支持延长筛查间隔。由于阳性结果相对常见,尤其是在较年轻人群中,筛查项目会采用HPV分型、细胞学检查、复查或这些方法的组合进行分流。诊断性评估可能包括阴道镜检查和定向活检。

治疗具有临床意义的癌前病变,可以阻断其向浸润性癌进展。切除性治疗将病变组织切除并送检,而消融治疗则破坏符合治疗条件的病灶,不提供切除标本。具体选择取决于病灶特征、能否排除浸润性癌,以及筛查项目可用的资源。对于可能自行消退的异常,过度检查或治疗可能造成危害;切除性治疗与后续某些不良怀孕结局的风险增加有关,切除范围较大或反复切除时尤其如此。

HPV疫苗接种会改变未来接受筛查人群的特征,但并不意味着可以立即停止筛查。已接种疫苗的人群中,疫苗所覆盖型别的HPV感染及相关癌前病变的发生率较低,因此最终需要重新评估筛查起始年龄、筛查间隔和分流阈值。2020年,世界卫生组织通过了消除宫颈癌战略,提出到2030年实现以下目标:90%的女孩在15岁前完成HPV疫苗接种,70%的女性在35岁和45岁时接受高效能检测方法的筛查,以及90%被确诊患有宫颈病变的女性获得适当治疗。HPV自采样可以提高筛查可及性,但阳性结果仍需要完善的后续随访流程。

结直肠癌筛查

结直肠癌筛查既能发现已经存在的恶性肿瘤,也能通过识别可切除的病变来预防癌症。许多癌症经由腺瘤—癌序列逐步发展,另一些则通过锯齿状病变途径发生。这些过程往往持续数年,因此有机会在症状出现前进行检测。不过,并非所有息肉都会进展,而且有些病变因形态扁平、位置特殊或外观不明显而难以发现。

粪便检测旨在寻找与癌症或进展期癌前病变相关的证据。愈创木脂法粪便隐血试验检测血红素的化学活性,而粪便免疫化学试验(FIT)检测人血红蛋白。FIT通常更便于使用,而且可以调整阳性判定阈值,从而同时改变检出情况和所需的结肠镜检查数量。多靶点粪便DNA检测将分子标志物检测与血液成分检测相结合。粪便检测结果呈阳性时,通常需要进行结肠镜检查以查明原因。

内镜检查可直接观察肠道。软式乙状结肠镜检查评估直肠和远端结肠;结肠镜检查则在肠道准备充分且检查完整的情况下,可观察整个结肠。结肠镜检查过程中可以进行活检和息肉切除。其效果取决于肠道准备情况、检查是否完整、是否仔细观察黏膜、能否识别病变,以及是否完整切除病变。CT结肠成像利用X射线计算机断层成像评估结肠,但无法切除病变,也可能发现肠道以外的异常。

针对反复进行愈创木脂法粪便隐血检测和软式乙状结肠镜检查的随机试验表明,这两种筛查方式均可降低结直肠癌死亡率;乙状结肠镜检查试验还显示,结直肠癌发病率也有所下降。支持结肠镜筛查的证据包括观察性研究和随机试验。2022年报告的NordICC试验发现,在受邀接受一次筛查性结肠镜检查的人群中,约十年后的结直肠癌发病率较低,但在该次随访时,结直肠癌死亡率的下降尚无统计学意义。受邀者中仅约42%实际接受了检查,这说明有必要区分发出筛查邀请所产生的效果与实际参与者的结局。

2021年,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建议,对45~75岁的一般风险成人开展筛查;对76~85岁人群,则根据健康状况、既往筛查情况和个人意愿,有选择地开展筛查。其他筛查项目采用的年龄范围和检测时间安排有所不同。患有林奇综合征、具有某些家族史、既往有进展期息肉,或长期患有累及结肠的炎症性肠病的人群,应遵循不同的监测方案。从筛查项目整体来看,粪便检测的有效性取决于受检者能否持续参加定期检测,以及阳性结果出现后能否及时接受结肠镜检查,而不只是发放检测试剂盒。

肺癌筛查

肺癌筛查采用低剂量计算机断层扫描(CT),在风险足够高的人群中识别肺结节及其他可疑异常。早期采用胸部X线摄影和痰细胞学检查的筛查方法,未能证实具有降低死亡率的益处,而后来的低剂量CT筛查则证实了这一点。筛查的主要证据来自大量吸烟的人群,而非一般人群。

美国国家肺癌筛查试验纳入了超过53,000名年龄为55至74岁、有重度吸烟史的参与者。该试验于2011年发表的初步报告发现,与胸部X线摄影相比,每年进行一次、共三轮的低剂量CT筛查使肺癌死亡率相对降低了20%。荷兰与比利时开展的NELSON试验于2020年公布结果,同样表明,将结节体积和生长情况纳入考量的CT筛查策略能够降低肺癌死亡率。这些试验证实,在特定条件下,CT筛查能够改善结局。

筛查发现的结节大多并非癌症。因此,结节管理体系会依据大小、形态、生长情况及其他特征,判断某项发现应继续按常规接受筛查,还是需要短期内复查CT、进行其他影像学检查或取组织样本检查。体积评估有助于区分稳定的良性结节与呈现可疑生长的病灶。标准化报告系统可以减少处理方式不一致的情况,但任何分类方法都无法完全消除假阳性或癌症漏诊。

筛查的危害包括累积辐射暴露、偶然发现、过度诊断,以及侵入性检查引起的并发症。对良性结节进行活检或手术可能造成严重伤害,对呼吸功能受损者尤其如此。因此,是否适合接受筛查,不仅取决于发生肺癌的可能性,还取决于发现癌症后能否通过治疗获益。即使癌症风险很高,严重的其他疾病也可能限制这种获益。

2021年,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建议,年龄为50至80岁、吸烟史至少为20包年、目前仍在吸烟或戒烟未满15年的成年人,每年接受一次低剂量CT筛查。一包年是指每天吸烟一包、持续一年,或与之相当的累积吸烟量。其他组织采用不同的筛查资格标准,例如使用风险模型,或对戒烟年限作出不同规定。筛查不同于针对呼吸道症状开展的诊断性评估,也不能预防烟草暴露造成的众多非癌症后果。戒烟仍是一项独立的干预措施,其益处远不止预防肺癌。因此,筛查实施研究既关注影像质量,也关注如何将筛查与其他相关服务相结合。

前列腺癌筛查及其他选择性筛查方法

前列腺癌筛查通常采用血液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检测。PSA 由前列腺组织产生,并非癌症特异性指标:良性前列腺增生、炎症及其他情况都可能使其水平升高。PSA 水平较高意味着患癌的可能性有所变化,但不能据此确诊。反过来,有些前列腺癌患者的 PSA 浓度也可能相对较低。

大型随机研究的结果受到筛查频率、常规诊疗中的 PSA 检测情况、活检方式以及随访时间等因素的影响。欧洲前列腺癌筛查随机研究表明,基于 PSA 的筛查可降低前列腺癌死亡率,但同时也增加了确诊和接受治疗的人数。美国 PLCO 试验未显示死亡率下降,但其对照组中有大量受试者接受了 PSA 检测,使结果的解读更加复杂。这些结果说明,试验的具体背景与“筛查与不筛查”这一标签同样重要。

目前的诊疗路径可能会在决定是否需要活检之前,采用重复 PSA 检测、风险计算工具、其他生物标志物检测及前列腺磁共振成像(MRI)。MRI 可以帮助更准确地定位可疑病灶,并减少部分不必要的活检,但无法检出所有具有临床意义的癌症。确诊后,对部分低风险癌症采取主动监测,可以减少立即接受治疗的情况;但这需要持续监测,也无法消除最初可能存在的过度诊断。因此,面向人群的建议通常强调知情决策,而非普遍开展 PSA 检测。

对于其他几种癌症,尚无证据表明,对一般风险人群进行常规筛查能够实现利大于弊。采用 CA-125 和超声检查的大型卵巢癌筛查试验并未显示死亡率显著下降;英国卵巢癌筛查协作试验(UKCTOCS)的最终死亡率结果于 2021 年公布。筛查可能导致受检者因良性异常而接受手术。常规甲状腺超声筛查能够检出许多微小乳头状癌,却未显示相应的死亡率获益,是过度诊断的一个突出例子。

基于风险的监测则属于另一类情况。肝硬化患者或部分慢性乙型肝炎感染者可能需要接受肝癌监测,通常采用超声检查,有时结合甲胎蛋白检测。部分具有较强遗传性或家族性胰腺癌易感性的人群,可纳入专门采用 MRI 和内镜超声的监测项目。包括日本和韩国在内的一些胃癌高发国家已开展胃癌筛查;这些国家的人群基础风险和可用的内镜诊疗基础设施,与低发地区有所不同。这些例子说明,来自高风险人群的证据,不能直接作为开展普通人群筛查的依据。

项目组织、公平与知情参与

有组织的筛查项目会界定符合条件的人群、发出筛查邀请、制定检测和转诊规程,并监测结果。机会性筛查则是在个人就医过程中提供检测,不具备同样覆盖整个人群的组织架构。这两种方式都能发现癌症,但有组织的项目更便于衡量覆盖率、识别未覆盖的人群,并在整个流程中保持一致的质量。

仅看参与率并不能完整衡量项目成效。项目还必须追踪样本不合格率、召回率、阳性预测值、诊断流程完成率、从发现异常到开始治疗的时间、并发症、间期癌以及癌症分期分布。癌症登记系统和公共卫生监测系统有助于将筛查活动与后续的确诊及死亡情况关联起来。评估需要长期随访,因为短期内检出的癌症数量增加,可能反映的是诊断提前或过度诊断,而非预防成效。

质量保证措施因检测方法而异。乳腺X线摄影筛查项目评估影像质量和判读质量;宫颈筛查项目监测标本是否合格以及实验室检测质量;结肠镜检查服务则监测肠道准备情况、检查完成情况、病变检出情况及并发症。肺癌筛查需要一致的CT检查规程和结节管理方案。信息系统必须区分常规复筛通知与尚未得到妥善处理的异常结果,以免用下一轮筛查邀请代替必要的诊断性检查。

筛查服务的可及性受到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影响,包括收入、地理位置、语言、带薪休假、交通条件以及初级卫生保健的可及性。名义上免费的检测,仍可能因出行、检查准备、儿童照护或收入损失而产生费用。后续诊断检查造成的障碍可能比初次筛查更大。如果项目只扩大检测规模,却不解决这些后续环节的障碍,就可能只是增加了发现异常的数量,而未能使不同人群的健康状况获得相应改善。因此,健康公平不仅关乎是否接受筛查,也关乎后续流程的完成情况和最终结果。

知情参与要求以易于理解的方式,同时说明筛查的益处和危害。与仅提供相对降幅相比,注明时间范围的绝对发生频数通常更容易理解。决策辅助工具可以解释假阳性、过度诊断、治疗后果,以及不参与筛查这一选项。是否达到了参与率目标,并不能充分体现参与者是否作出了知情同意。

经济评估涵盖整个流程,包括邀请、检测、随访、治疗、并发症以及服务能力需求。结果可以用每增加一个生命年或一个质量调整生命年所需的成本来表示,但评估结果取决于当地的癌症发病率、价格水平、参与率以及治疗的可获得性。数据关联有助于改善评估,同时也带来了保护数据隐私、保障数据安全以及确保合理使用的责任。因此,项目治理必须将临床服务成效、公共问责与个人信息保护结合起来。

风险分层与新兴检测技术

风险分层筛查旨在根据个体患有临床上重要的癌症的可能性,以及早期干预的预期获益,来安排检测的频率和强度。现有筛查项目已经将年龄、吸烟史、家族史和已知遗传综合征纳入考量。更精细的方法则将临床因素与乳腺密度、既往检测结果、环境暴露或遗传信息相结合。其目标不仅是识别可能被诊断出癌症的人,更是改善健康结局,同时减少不必要的检查和操作。

遗传风险评估既包括效应较大的罕见致病变异,也包括多基因风险评分,后者综合了许多单独效应较小的常见变异。这些指标不能相互替代。由于遗传变异、基础发病率以及相关人群在数据中的代表性存在差异,在一个祖源人群中开发的评分,在另一个祖源人群中的表现可能不同。遗传咨询可以成为遗传性癌症易感性相关诊疗流程的一部分。根据遗传风险评分提出的筛查方案,需要验证其临床实用性,而不能仅凭这些评分能够预测风险的证据。

基于血液的检测是另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肿瘤可向血液循环中释放循环肿瘤DNA、蛋白质及其他信号。研究中的多癌种早期检测方法可能通过分析DNA甲基化、突变、片段特征或多种标志物的组合,识别癌症相关信号,有时还能推测其组织来源。体积极小或因其生物学特性而向血液中释放信号较少的肿瘤可能难以检出,而非癌性过程也可能产生干扰判断的信号。

这些技术面临的挑战不只在于实验室检测的区分能力。如果检测到阳性信号,却无法确定病灶位置,可能导致反复进行影像学检查、内镜检查或活检。检出更多早期癌症,本身并不能证明晚期癌症或死亡有所减少。覆盖多种癌症的检测还可能掩盖不同器官、分期及肿瘤生物学特征之间显著的灵敏度差异。要证实其获益,需要开展前瞻性研究,明确诊断流程,采用具有临床意义的结局指标,同时监测过度诊断和检查操作带来的危害。

人工智能正被研究和应用于辅助影像判读、分诊及质量控制。算法可以改善某些检测指标,或减少阅片工作量,但其表现可能随设备、人群和临床工作流程的不同而变化。评估时必须考虑漏诊的癌症、召回复查、后续检查与操作,以及人与算法的交互是否引入新的错误。无论是计算工具还是分子检测,获得监管批准、具有诊断准确性以及能够在市场上获取,都不等于已经证实其对人群有益。目前的研究正在检验,这些方法能否改善整个筛查流程,而不只是增加检出的异常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