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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 疾病与症状 / metastasis

肿瘤转移

肿瘤转移是恶性细胞从原发肿瘤扩散至其他部位并形成继发肿瘤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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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转移是指癌症细胞从最初发生的部位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并在那里形成恶性肿瘤的过程。这一过程产生的继发肿瘤称为转移瘤;若形成多个继发肿瘤,则称为多发转移瘤。继发肿瘤仍保留其来源癌症的性质:乳腺癌扩散至肝脏后,仍属于转移性乳腺癌,而非原发性肝癌。肿瘤转移不同于肿瘤直接向邻近组织蔓延,但二者都属于癌症扩散的形式。

转移瘤的形成需要癌细胞克服多重生物学屏障,包括脱离原发肿瘤、在体内迁移、在陌生的组织环境中存活,以及在远处部位持续生长。这些过程依赖于恶性细胞、血管和淋巴管、支持组织以及免疫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癌细胞播散并不一定会形成可检测到的肿瘤:许多离开原发部位的细胞会死亡,另一些则以休眠状态持续存活。

实体癌所致的严重疾病和死亡,很大一部分归因于肿瘤转移。转移性疾病的表现因癌症类型、分子特征、受累器官及治疗反应而有显著差异。因此,要理解肿瘤转移,既需要从生物学角度阐明肿瘤如何扩散,也需要从临床角度说明如何识别、分类和治疗转移性疾病。

定义、分类与临床意义

原发肿瘤是癌症起始部位的恶性增生病灶。当源自该癌症的细胞在其他部位形成独立的恶性病灶时,就产生了转移。这一区分依据的是细胞来源,而不只是病灶的位置。例如,肺内的腺癌可能是原发性肺癌,也可能是结肠癌的转移灶;区分这两种情况可能改变分期和治疗方案。判断时需要综合考虑病变分布、显微镜下形态、分子检测结果以及患者的临床病史。

局部侵犯、区域扩散和远处转移描述的是相互关联但有所不同的扩展模式。局部侵犯是指肿瘤连续生长并侵入邻近结构。区域扩散通常包括累及附近的淋巴结,但“区域”的具体范围取决于原发癌的类型。远处转移通常指癌细胞扩散至区域引流范围以外的器官或淋巴结群。因此,同一处淋巴结转移灶,在一种解剖背景下可能属于区域转移,在另一种背景下则可能属于远处转移。体腔表面的种植病灶是否算作远处病变,也取决于相应癌种的分期系统。

对于许多实体瘤,TNM分期系统用T描述原发肿瘤,用N描述区域淋巴结,用M描述远处转移。M0表示在相应分期评估中未发现远处转移,M1则表示存在远处转移。许多存在远处转移的癌症被归为Ⅳ期,但并非全部如此。不同癌种的分期规则不能相互套用,有些疾病还采用其他分期系统。转移评估结果为阴性,意味着未检测到扩散,并不能证明不存在已播散的恶性细胞。

转移可分为同时性转移和异时性转移:前者指在原发癌确诊时已存在转移,后者指在此后才发现转移。疾病在原部位再次出现称为局部复发;在远处部位出现则称为远处复发。有些患者在找到原发部位之前,就已发现转移灶。这种情况称为原发灶不明癌,是一个涵盖多种不同生物学情况的临床类别,而非单一疾病。

转移这一概念最直接适用于实体瘤。白血病通常从发病之初就累及造血组织和血液,因此其全身性分布通常不称为转移。淋巴瘤则有自身的播散模式和分期体系。另一方面,有些实体瘤即使不形成远处转移灶,也可通过局部组织破坏而危及生命。因此,转移状态是一项重要的临床描述指标,但仅凭这一指标无法涵盖恶性肿瘤的所有行为方式。

播散途径

癌细胞主要通过淋巴管、血管或体腔播散。这些途径相互交叠,并非彼此排斥。肿瘤可能同时侵入淋巴管和血管,而进入淋巴液的细胞最终也会回到静脉循环。原发器官的结构、肿瘤可利用的血管和淋巴管,以及肿瘤细胞的生物学特性,都会影响哪种播散途径占主导地位。

淋巴道播散始于恶性细胞进入淋巴系统的管道。许多起始淋巴管的管壁较薄,细胞间连接相对疏松,周围组织中的液体和细胞因而容易进入。肿瘤细胞可随淋巴液到达引流淋巴结,并在那里死亡、持续存活或增殖。最先接受引流的一个或一组淋巴结称为前哨淋巴结。对于某些癌症,尤其是乳腺癌和黑色素瘤,前哨淋巴结活检可提供区域播散情况的信息。淋巴结阳性具有临床参考价值,但这并不能证明此后发生的每一处远处转移都必然经过该淋巴结。

血行播散发生于癌细胞进入血流之后。静脉回流路径有助于解释几种常见的转移模式。结肠流出的大部分血液经门静脉循环进入肝脏,因此肝脏是结直肠癌的常见转移部位。许多其他组织的血液则经右心进入肺。然而,仅凭循环路径无法解释转移灶的分布:许多细胞流经器官却不形成肿瘤,有些癌症则偏向于在某些部位定植,而这些部位并不只是血流最先遇到的毛细血管床。

经体腔播散是指肿瘤细胞脱落进入体腔,继而种植于体腔表面的过程。卵巢癌常在腹膜腔内播散,在腹膜和大网膜上形成种植灶。肿瘤细胞及相关血管变化可促使液体在腹腔内积聚,形成腹水。胸膜播散同样可引起恶性胸腔积液。这些播散模式在机制上不同于细胞穿过远处血管壁的过程,但仍要求肿瘤细胞能够在脱离原发肿瘤后存活,并在新的表面成功生长。

某些肿瘤通过脑脊液播散,沿脑、脊髓或神经根表面形成肿瘤沉积灶。当受累部位为软脑膜及相关脑脊液腔隙时,这一过程称为软脑膜播散。全身性癌症和某些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均可出现这种播散。相比之下,神经周围侵犯是指肿瘤沿神经或围绕神经生长,通常属于局部或区域性扩展,而非远处转移。区分这些情况十分重要,因为解剖学上的播散途径决定了病变出现的位置,以及哪些诊断方法能够检出病变。

逃离原发肿瘤及转运途中的存活

转移级联过程始于癌细胞脱离其原有组织环境的能力。在上皮性癌中,恶性细胞必须突破或绕过基底膜,并穿过周围的结缔组织。细胞外基质并不只是被动的屏障:其中的胶原纤维、黏附分子以及基质的硬度都会影响细胞运动和信号传导。癌细胞及其附近的基质细胞可以通过机械力和酶的作用重塑细胞外基质,这些酶包括基质金属蛋白酶。有些细胞单独迁移,另一些则在保持与相邻肿瘤细胞连接的同时,以协调一致的群体方式前进。

一个重要的生物学解释框架是上皮—间质转化,简称 EMT。在实验体系中,这一程序可降低上皮细胞的黏附性,并增强其运动能力、侵袭性和抗应激能力。SNAIL、TWIST 和 ZEB 等转录因子参与了这些变化。然而,转移并非由一种从纯上皮状态切换为纯间质状态的通用开关所支配。人类肿瘤中常存在中间状态,一些转移细胞也会在保留上皮特征的同时集体迁移。细胞可塑性,即改变自身状态的能力,可能比永久维持某一种表型更为重要。

细胞进入血管的过程称为血管内渗。这一过程可发生在肿瘤相关血管结构异常的部位,也可发生在恶性细胞、巨噬细胞与内皮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促进细胞穿过血管壁的部位。供氧不足可激活涉及缺氧诱导因子的通路,改变细胞运动、代谢以及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等因子的生成。这些变化将肿瘤局部环境与播散联系起来,但没有任何一条通路是所有癌症发生播散所必需的。

一旦进入血流,循环肿瘤细胞就会遭遇机械应力、免疫攻击,以及依赖细胞附着的存活信号丧失。脱离附着可触发一种称为失巢凋亡的程序性细胞死亡。能够抵御这些压力的细胞可以单独或成簇地在血流中循环。细胞簇可包含多个恶性细胞,有时还伴有非恶性细胞。实验和临床观察表明,成簇播散可具有很强的转移潜能,但其作用大小因肿瘤而异。

血小板可黏附于循环中的癌细胞,参与形成微栓子,并改变癌细胞与免疫细胞及血管壁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使播散与凝血联系起来,也有助于解释癌症与血栓形成之间的部分生物学关联。然而,在循环中存活只意味着完成了一个中间步骤。从肿瘤中释放出来的细胞,大多数并不会形成临床可见的转移灶。细胞会在多个阶段被淘汰,即使到达远处器官,也可能无法在那里存活或生长。因此,从单个细胞的层面来看,转移级联是一个效率低下的过程,尽管它会给患者带来重大后果。

器官偏好与转移微环境

转移性癌症具有器官趋向性,即倾向于在特定组织中形成肿瘤,而非随机分布。乳腺癌常转移至骨、肝、肺和大脑;前列腺癌明显倾向于累及骨;结直肠癌则经常累及肝。这些是群体层面的规律,并非适用于每个肿瘤的固定法则。器官偏好既反映了癌细胞到达该处的路径,也反映了癌细胞与所遇组织之间的适配程度。

细胞在远处血管中停留后,可能通过称为血管外渗的过程穿过血管内皮层。有些细胞因机械性阻挡而滞留在狭窄的毛细血管中,另一些则通过分子间相互作用黏附于血管壁。血脑屏障为细胞进入大脑设置了特殊障碍,包括内皮细胞间的紧密连接,以及内皮细胞与支持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脑转移灶可改变这一屏障,但由此形成的血肿瘤屏障仍具有异质性。这既影响肿瘤的生物学特性,也影响某些药物进入各个病灶的能力。

癌细胞能否成功定植,取决于转移微环境,其中包括成纤维细胞、免疫细胞、血管细胞、细胞外基质、信号分子以及局部营养物质。组织既可能抑制恶性肿瘤生长,也可能为其提供支持。癌细胞可通过血管生成获得血液供应,但有些转移灶则沿既有血管生长并利用这些血管,这一过程称为血管共选。基质细胞发出的信号可促进癌细胞存活、改变其代谢,或抑制抗肿瘤免疫。因此,同一癌细胞群体在不同器官中可能表现出不同的行为。

骨组织中的相互作用是一个研究尤为深入的例子。正常骨组织的维持依赖于负责骨吸收的破骨细胞与负责骨形成的成骨细胞协同发挥作用。在溶骨性转移灶中,肿瘤来源的信号可增强破骨细胞的活性。骨吸收会释放储存在骨基质中的生长因子,而这些因子又可进一步支持肿瘤生长,形成相互强化的循环。乳腺癌常引起溶骨性或混合性病灶。前列腺癌通常引起以成骨性改变为主的病灶,不过,骨形成增加并不意味着新形成的骨在结构上正常,而且骨吸收也可能同时活跃。

在尚未检测到恶性细胞定植之前,原发肿瘤就可能改变远处组织。转移前微环境一词描述的正是这类准备性变化,包括细胞外基质重塑、血管通透性改变,以及特定免疫细胞或骨髓来源细胞的募集。实验模型研究提示,肿瘤分泌的因子和细胞外囊泡参与了这些过程。但具体的微环境机制在不同人类癌症中发挥作用的程度,尚未得到充分阐明。这一理论框架是对解剖学解释的补充,而非替代:癌细胞被输送到何处、能否存活,以及到达的组织是否支持其生长,共同决定了转移灶的最终分布。

休眠、演化与转移定植

恶性细胞到达远处器官,并不等于已经形成持续生长的继发肿瘤。播散的细胞可能死亡,可能以孤立细胞的形式存留,可能形成显微镜下可见的微小病灶,也可能进展为明显的转移灶。建立持续生长的能力,即转移定植,往往是一个重大的生物学瓶颈。细胞必须获得生存信号,适应局部的营养供应和物理条件,逃避免疫清除,并维持足够的增殖,使新增细胞的数量超过丢失的数量。

肿瘤休眠涵盖不止一种状态。细胞休眠是指单个细胞很少分裂或不分裂的状态,通常与可逆性地退出活跃的细胞周期有关。肿瘤群体休眠则是指一个小型细胞群体的增殖与细胞死亡相平衡,或其生长受到血管支持不足等因素的限制。免疫控制也可使细胞群体维持在临床可检测生长的阈值以下。这些状态未必永久持续,而且很难在患者体内直接加以区分。

休眠有助于解释,为何在原发肿瘤看似已得到成功治疗的多年后,仍可能出现远处复发。晚期复发在某些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及前列腺癌中尤为重要。不过,较长的间隔并不能证明存在某一种特定机制:肿瘤在影像学检测阈值以下缓慢、持续地生长,也可能呈现出类似真正静止期的表现。组织取样存在局限,而对人体内同一群休眠细胞进行反复观察,通常难以实现。

癌症通过可遗传的变异和选择而演化。原发肿瘤包含多个亚群,它们具有不同的突变、基因表达模式和生存能力。转移灶通常与原发癌具有共同祖先所携带的分子改变,但也可能获得额外的改变,或通过选择富集这些改变。比较肿瘤基因组的研究支持多种不同的演化历程:一些转移灶源于原发肿瘤演化过程中较晚出现的分支,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播散发生得更早,随后经历长期的平行演化。不存在适用于所有癌症的统一时间表。

转移扩散的过程还可能更为复杂,并非总是由一个原发肿瘤分别向每个继发部位播种。基因组重建研究发现,有证据支持转移灶向其他转移灶播散;在某些情况下,也存在多个克隆共同播种的证据。治疗又增加了一重选择压力:对药物敏感的细胞群体可能缩小,而耐药群体则持续存留或扩增。因此,不同病灶之间的差异,既可能反映各自不同的演化历史,也可能反映其所处环境的差异。来自某一部位的样本虽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却未必能代表体内的所有恶性细胞群体。这些动态变化解释了为何转移性肿瘤的生物学行为和分子特征会随时间改变。

临床表现、检出与确诊

转移性病变可能因引起症状而被发现,也可能在分期检查中被检出,或在日后复发的检查过程中被发现。有些转移灶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引起症状。其临床表现取决于病灶的位置和肿瘤负荷,而非某一种特征性的“转移”症状。骨受累可引起疼痛、骨折或脊髓压迫。脑部病灶可导致癫痫发作、局灶性神经功能缺损或头痛。肺和胸膜病变可引起咳嗽或呼吸困难,而广泛的肝脏受累则可损害肝功能。

影像学检查用于确定可疑病变的解剖分布。X射线计算机断层成像广泛用于评估胸部、腹部和盆腔。磁共振成像可对脑、脊柱、骨髓及某些软组织进行细致评估。骨显像检测的是骨代谢活动的分布模式,而非癌细胞本身。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常与CT联合使用,通过放射性示踪剂显示特定的代谢或分子过程。氟脱氧葡萄糖摄取情况对许多癌症的评估有用,但并非恶性肿瘤所特有,而且有些肿瘤的摄取水平较低。

影像学结果需要结合具体背景解读。感染、炎症、良性结节、愈合中的骨折及其他情况都可能呈现类似转移灶的影像表现。反之,显微镜下才能识别的转移灶和某些微小病灶仍低于影像学的检出限。因此,癌症患者出现的新病灶并不一定就是转移灶,也可能是与原有癌症无关的良性病变,或第二原发恶性肿瘤。其为转移灶的可能性取决于病灶的形态、位置、出现时间,以及原有癌症已知的生物学行为。

活组织检查可确定病灶的性质,并提供用于组织病理学和分子分析的材料。病理医师会将细胞组织结构和免疫组织化学标志物的表现,与各个可能原发部位的预期特征进行比较。联合使用一组标志物通常比单项染色提供更多信息。分子检测可识别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变,或帮助厘清不同肿瘤之间的关系,但其结果仍须结合形态学和临床信息进行解读。并非每个疑似转移灶都会取样;是否进行病理确认,取决于具体临床情境,以及组织检查结果是否会改变疾病分类或诊疗方案。

血液检测可提供补充信息。已确立临床用途的肿瘤标志物有助于监测某些癌症,但大多数标志物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不足以单独用于诊断肿瘤转移。液体活检通过检测循环肿瘤DNA或循环肿瘤细胞等肿瘤来源物质开展分析。这些方法可识别某些分子改变,并追踪反映病情变化的信号。阴性结果不能排除转移性病变,因为肿瘤来源物质的释放量随肿瘤大小、解剖部位和生物学特性而变化。检出分子信号、确定病变的解剖位置,以及证实存在具有活性且正在生长的转移灶,是相互关联但又不同的发现。

已发生转移的肿瘤的治疗

治疗取决于原发癌的类型、分子特征、转移部位及范围、既往治疗,以及患者的临床状况。由于转移通常涉及多个部位的病灶,或存在超出可见病灶范围的微小病灶,全身治疗具有核心地位。不过,转移性癌症并不能归为单一的治疗类别。有些恶性肿瘤对治疗高度敏感,即使已经播散,仍有可能治愈;另一些则需要通过接续采用不同治疗来减轻肿瘤负荷、延缓进展或缓解症状。

化学治疗通过损伤 DNA、干扰细胞分裂等机制发挥作用。内分泌治疗通过干扰激素的产生或信号传导,治疗对其敏感的肿瘤,包括许多乳腺癌和前列腺癌。靶向治疗则抑制肿瘤所依赖的特定分子机制。例如,针对 HER2 阳性乳腺癌使用的 HER2 靶向药物,以及针对肺癌中特定 EGFR 或 ALK 变异的抑制剂。依据分子特征选择治疗十分重要:癌症中存在可能作为治疗靶点的通路,通常并不意味着所有作用于该通路的药物都有效。

癌症免疫治疗可使部分转移性癌症患者获得持久的治疗应答。免疫检查点抑制剂通过调节可能限制 T 细胞抗肿瘤活性的抑制性信号发挥作用。其疗效因癌症类型和生物学背景而异,部分肿瘤存在原发性或获得性耐药。其他药物类别包括抗体药物偶联物,这类药物将基于抗体的靶向组分与细胞毒性载荷相结合。治疗选择可以依据经过验证的生物标志物,但没有任何一种生物标志物能够在所有情境下完美预测治疗获益。

局部治疗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外科学中的手术治疗可以切除经过筛选的转移灶,而放射治疗可以控制特定部位的病灶或缓解症状。在特定情况下,也会采用热消融及其他影像引导下的操作。部分经过筛选的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在治疗后可实现长期疾病控制,有时甚至可以治愈。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可用于部分脑转移和颅外转移。这些治疗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癌症类型和患者筛选,不能推广至所有仅能观察到少数病灶的情况。

寡转移性疾病是指一种转移范围有限、可能对所有可见病灶实施全面治疗的状态。其定义因癌症类型和研究而异,仅凭病灶数量并不能确认其具有独特的内在生物学特征。“寡进展”是指其他病灶仍得到控制时,仅少数部位出现进展。评估局部治疗的临床试验必须将治疗本身的作用与筛选出预后较好患者所带来的影响区分开来。在实施针对肿瘤的治疗的同时,缓和医疗着眼于症状、功能、沟通和生活质量;它可以与积极的抗癌治疗同时开展,而非仅限于生命末期。

预后、疗效评估与复发预防

转移性癌症的预后差异很大。相关因素包括组织来源、分子亚型、治疗敏感性、受累器官、疾病负荷和功能状态。仅有少量转移灶的患者,其预后可能不同于多个器官受累且病情迅速进展的患者,但解剖学范围只是其中一个维度。某些具有特定分子特征的肿瘤可对有效的全身治疗产生持久应答,而一些看似局限的癌症却表现出很强的侵袭性。用单一的生存期估计来概括所有转移性癌症,会掩盖具有重要临床意义的差异。

人群生存统计数据描述的是群体情况,而非某位患者未来的病程。解读这些数据还取决于统计的起点,例如初次诊断或发现转移的时间,以及所用指标是总生存率、癌症特异性生存率,还是相对生存率。由于入选标准和获得治疗的机会不同,临床试验中观察到的结局可能与更广泛人群中的结局有所差异。检出技术的进步也可能影响不同时期之间的比较:更早发现较小的转移灶,可以延长从确诊转移开始计算的生存期,却未必改变死亡日期。

治疗反应通常通过影像学检查、症状、体格检查及相关实验室检测来评估。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RECIST)等标准化体系,通过对选定病灶进行规定的测量,判定治疗反应或疾病进展。这些体系提高了评估的一致性,但也存在局限。骨病灶在愈合过程中可能出现硬化加重,而大小并不明显缩小。免疫治疗偶尔会产生非典型的反应模式,例如表观病变负荷先增加、随后减少。肿瘤标志物的变化可以提供有用信息,但并不总是与各个转移部位的变化一致。

在原发肿瘤接受根治性治疗后实施辅助性全身治疗,其目的之一是预防远处复发。即使未检测到转移灶,体内仍可能存在残留的恶性细胞,此类治疗正是以这些细胞为靶点。在手术或其他根治性局部治疗前实施的新辅助治疗,也可在治疗原发肿瘤的同时控制全身性病变。治疗获益的证据因癌症类型和治疗方案而异,需要通过衡量复发、生存等结局的研究来确立。治疗后检测残留的肿瘤来源DNA是当前活跃的研究领域,但某项检测具有预后价值,并不意味着依据其结果调整治疗就一定能改善结局。

转移相关并发症对预后的影响可独立于所测得的肿瘤大小。脊髓压迫、病理性骨折、器官衰竭和恶性积液均可造成严重的功能障碍。癌症及其治疗还可能导致营养不良、贫血、疲乏和血栓栓塞性疾病。这些影响说明,疗效评估不能只依靠影像学检查,还应包括患者的身体功能和症状。一种治疗可能在显著降低疾病负荷的同时产生毒性,因此,规范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将患者报告结局与疾病进展及生存终点一并纳入评估。

历史发展与研究方法

人们对肿瘤转移的认识,从解剖观察逐步发展为一门实验科学和分子科学。19世纪,临床医生和病理学家发现,继发肿瘤的分布存在反复出现的规律,但仅靠机械性输送并不足以解释为何特定癌症倾向于转移至特定器官。1889年,英国外科医生斯蒂芬·佩吉特分析了乳腺癌患者的尸检记录,提出“种子与土壤”假说:癌细胞是种子,适宜其生长的组织则提供土壤。他的解释强调,继发肿瘤的生长取决于两者之间的相容性。

1928年,美国病理学家詹姆斯·尤因强调了循环系统的解剖结构和机械因素对转移分布的影响。后续研究表明,解剖结构所决定的输送路径与组织相容性是相互补充的解释,而非彼此排斥的理论。血流影响肿瘤细胞到达何处,局部条件则影响它们能否存活并形成持续生长的病灶。这一综合观点至今仍是阐释器官趋向性的基础。

20世纪的实验研究使肿瘤转移成为一个可以分阶段剖析的过程。1973年,艾赛亚·菲德勒报告了在小鼠中筛选出转移能力更强的黑色素瘤细胞群体的研究。菲德勒与玛格丽特·克里普克随后开展的研究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肿瘤内存在转移能力各不相同的细胞亚群。这些实验帮助确立了肿瘤异质性与选择作用的核心地位。后续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可逆性细胞状态、免疫相互作用以及器官特异性适应的重要性,使对转移的解释不再局限于固定不变、完全由遗传因素决定的“转移细胞”表型。

不同的研究模型用于回答不同的问题。将肿瘤细胞注入静脉,可以检验它们在血液循环中的存活能力,以及在经该路径到达的器官内定植的能力,但这种方法绕过了局部侵袭和进入血管的过程。原位模型将肿瘤置于其起源器官内,能够重现自发转移级联过程中的更多环节。基因工程动物模型可使肿瘤在特定组织中发生,并携带选定的遗传改变。患者来源模型保留了人类肿瘤的部分特征,但移植过程、宿主免疫和实验室条件下的选择作用都可能改变其行为。没有任何一种模型能够重现人类肿瘤转移性疾病的所有方面。

现代研究方法包括活体显微成像、谱系示踪、多个肿瘤部位的基因组比较、单细胞分析和空间特征分析。这些方法可以揭示细胞的移动、重建细胞谱系,并描绘转移灶组织内的相互作用。各种方法的局限性有所不同:根据已取样病灶推断出的进化树,无法还原所有未取样的细胞群体;分子特征图谱也往往只是某个时点的快照,而非连续记录。主要研究问题包括:休眠细胞如何恢复生长,不同器官中的免疫控制如何失效,以及为何某些播散细胞群体仍对治疗敏感,而另一些却产生耐药性。检验针对这些过程的干预措施时,需要采用能够区分细胞播散减少、可检测复发延后和临床结局改善的终点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