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克尔细胞癌(MCC)是一种罕见且侵袭性强的皮肤癌,其特征是恶性细胞兼具上皮和神经内分泌特征。它通常表现为老年人皮肤上迅速增大的无痛性结节,常发生于日光暴露部位。尽管肿瘤有时看起来很小,或在临床上似乎并无大碍,却很容易转移至区域淋巴结和远处器官。
本病的发生主要涉及两条生物学途径:一类由默克尔细胞多瘤病毒驱动,另一类与紫外线引起的广泛遗传损伤有关。两者均深受免疫监视功能的影响。免疫抑制人群患病风险升高,以及免疫检查点阻断疗法对许多晚期患者有效,都体现了免疫系统的重要性。
由于默克尔细胞癌的表现可与其他多种皮肤肿瘤及转移性癌相似,其确诊依赖组织学检查和免疫组织化学检测。治疗方案取决于疾病的累及范围,需结合局部治疗、区域淋巴结评估,并在适当情况下采用全身性免疫治疗。由于本病罕见、临床病程多样,且具有不同的病毒性与非病毒性病因,因此成为研究感染、环境致癌作用与抗肿瘤免疫之间相互作用的重要模型。
认识、分类与细胞特征
西里尔·托克于1972年描述了这种肿瘤,并根据恶性细胞呈条索状和巢状排列的特点,将其称为“皮肤小梁癌”。随后的电子显微镜研究发现了致密核心神经分泌颗粒,确立了其神经内分泌分化特征。默克尔细胞癌这一名称源于肿瘤细胞与正常默克尔细胞的相似性;后者是皮肤中与轻触觉相关的特化细胞。弗里德里希·西格蒙德·默克尔早在1875年就已描述了这些正常细胞。
正常的默克尔细胞主要分布于表皮基底层及特化的感觉结构中,并在这些部位与神经末梢相互作用。它们既表达上皮蛋白,也表达神经内分泌标志物。默克尔细胞癌(MCC)具有其中一些特征,尤其是表达细胞角蛋白20和神经内分泌蛋白。然而,分化特征相似并不能证明所有MCC都起源于成熟的默克尔细胞。大多数肿瘤的中心位于真皮,而非正常默克尔细胞所在的表皮区域,其确切的起源细胞仍未明确。
MCC被归类为高级别神经内分泌癌(上皮性恶性肿瘤)。“癌”表示上皮分化,而“神经内分泌”则描述一种与分泌及神经元特征相关的细胞结构和蛋白表达模式。这一名称并不意味着肿瘤通常会产生具有临床意义的激素。与某些其他神经内分泌肿瘤不同,激素相关综合征并非MCC的典型表现。
2008年,由张远和帕特里克·摩尔领导的团队发现了默克尔细胞多瘤病毒,改变了人们对该病的认识。研究人员通过分子方法在肿瘤中检出了病毒序列,而病毒DNA整合入肿瘤基因组的现象则为其致病作用提供了支持。后续研究证实,病毒阳性与病毒阴性肿瘤在显微镜下可以非常相似,但其发生机制和基因组特征却存在显著差异。
因此,现代分类同时考虑形态学特征和生物学背景。MCC不同于原发于肺或其他器官的小细胞癌的转移性病灶,即便它们都呈现小蓝细胞的形态。罕见的皮肤混合性肿瘤同时含有MCC及另一种肿瘤成分,后者尤其常见于鳞状细胞癌;这类肿瘤通常与紫外线损伤有关,且检测不到肿瘤相关病毒。分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神经内分泌癌的起源和累及范围决定了其分期、治疗方案以及对分子检测结果的解读。
流行病学与危险因素
与基底细胞癌、皮肤鳞状细胞癌或黑色素瘤相比,默克尔细胞癌(MCC)较为罕见。其发病率因地理区域、年龄分布、人群祖源以及病例识别情况而有显著差异。美国一项基于人群的分析显示,发病率从2000年的约每10万人0.5例上升至2013年的每10万人0.7例,估计2013年全美约有2,500例新发病例。这些数据反映的是特定历史时期人群的情况,不应将其视为普遍适用的发病率或当前的全球发病率。
年龄是与发病关联最强的因素之一。多数患者在老年期确诊,通常为60~79岁,且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急剧上升。MCC在男性和浅肤色人群中更为常见。儿童和年轻成人中较为罕见,但也有病例发生,尤其是在免疫功能异常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病理诊断识别能力的提高,以及暴露和易感性的变化,都使已记录发病率上升的原因更难解释。
紫外线暴露是重要的致病因素。肿瘤常发生于头部、颈部和上肢,紫外线相关的DNA损伤在病毒阴性病例中尤为突出。不同地区之间的比较具有参考价值:澳大利亚病例系列中病毒阴性肿瘤的比例通常高于北美和欧洲的许多病例系列。因此,病毒阳性比例并不是一个全球固定值;所报告的比例取决于地区以及用于检测病毒是否参与致病的方法。
免疫抑制是另一项重要危险因素。已有研究证实,实体器官移植受者、HIV感染者以及某些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尤其是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MCC发病率升高。这些关联支持细胞免疫监视在遏制病毒相关恶性细胞和紫外线损伤所致恶性细胞方面发挥作用。免疫抑制还与确诊后较差的预后有关,但风险因基础疾病和治疗方式而异。
默克尔细胞多瘤病毒感染本身很常见,而MCC却很罕见。许多健康成人体内存在提示既往接触过该病毒的抗体,正常皮肤上也可检测到该病毒。因此,单凭感染不足以解释肿瘤的发生。病毒驱动的癌症还需要其他事件参与,包括病毒整合、病毒蛋白的肿瘤特异性改变、衰老和免疫逃逸。MCC不会通过日常接触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患有这种癌症也不意味着近期才感染了该病毒。
病毒和紫外线驱动的癌发生
病毒阳性的默克尔细胞癌(MCC)依赖病毒肿瘤抗原的持续表达。在这类肿瘤中,病毒DNA通常整合到宿主细胞的基因组中。病毒整合具有克隆性的证据表明,整合发生于恶性细胞群扩增之前。肿瘤相关病毒基因组通常存在导致大T抗原截短的突变,使其丧失支持正常病毒复制的能力,同时保留促进恶性生长的功能。
其中一项保留下来的重要功能是干扰视网膜母细胞瘤蛋白,后者是细胞周期的主要调控因子。病毒大T抗原破坏这一调控通路,使细胞周期异常推进。小T抗原则通过对蛋白质稳定性、翻译及生长相关信号传导的其他影响参与癌发生。因此,这种癌症并不需要通常意义上能够产生子代病毒的感染,而是依赖特定病毒蛋白的表达,由这些蛋白改变细胞的调控机制。
与病毒阴性MCC相比,病毒阳性肿瘤的体细胞DNA突变负荷通常相对较低。不过,其外源性病毒蛋白仍可为T细胞提供可识别的靶标。肿瘤若要持续存在,就必须逃避或抑制这些免疫反应。相关机制包括抗原呈递减少、免疫细胞募集改变,以及抑制性信号通路激活。这些相互作用有助于解释,为何MCC虽具有很强的免疫原性,却仍可迅速进展。
病毒阴性MCC通常具有较高的肿瘤突变负荷,且常带有特征性的紫外线突变特征,包括双嘧啶位点的胞嘧啶至胸腺嘧啶替换,以及与紫外线损伤相关的串联替换。涉及TP53和RB1的肿瘤抑制通路失活也很常见。总体而言,紫外线相关肿瘤通过宿主基因组突变破坏细胞周期调控,而病毒阳性肿瘤则可通过病毒蛋白产生类似的功能性影响。
这两条途径最终都导致细胞不受控制地增殖并呈现神经内分泌表型,但可供免疫系统识别的抗原有所不同。病毒阳性肿瘤表达病毒抗原;病毒阴性肿瘤则可能表达大量由突变产生的新抗原。这为两类肿瘤均可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产生应答提供了生物学基础。仅凭病毒状态,并不能可靠地决定哪些患者适合或不适合接受免疫检查点治疗。
这两条途径都无法完全解释肿瘤的细胞起源。已提出的模型包括上皮祖细胞发生恶性转化,随后向神经内分泌方向分化;实验结果也支持细胞谱系具有可塑性。前体细胞、病毒整合、紫外线损伤与最终肿瘤表型形成之间的关系,仍是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因此,必须明确区分许多MCC已有充分证据支持的致病因素,与目前尚未确定的肿瘤起始细胞身份。
临床表现与播散模式
典型的原发皮损为质地坚实、生长迅速的无痛性结节,可呈红色、粉红色、紫红色或接近正常肤色,表面通常光滑、有光泽。部分皮损会发生溃疡,但溃疡并非诊断的必要条件。肿瘤常见于头颈部或四肢等日光暴露部位的皮肤,但躯干、臀部及其他较少受到日晒的部位也可受累。
由于外观缺乏特异性,临床上较难识别默克尔细胞癌(MCC)。它可类似于囊肿、发炎的毛囊、血管性病变、良性皮肤结节或其他恶性肿瘤。研究者根据一组临床病例提出了“AEIOU”助记法,用来概括其常见特征:无症状或无压痛、生长迅速、免疫抑制、年龄超过50岁,以及发生于浅肤色人群的紫外线暴露部位。这些特征有助于提高临床警觉,但不能作为诊断试验;缺乏这些特征也不能排除本病。
肿瘤局部浸润可累及皮下组织,较晚期的病变还可侵犯更深层结构。仅凭肿瘤大小无法全面判断其生物学风险。即使病灶相对较小,也可能已发生显微镜下可见的淋巴结播散。区域性病变可表现为淋巴结肿大,而移行转移则表现为原发部位与区域淋巴结引流区之间、沿淋巴引流通路分布的皮肤或皮下组织转移灶。
MCC具有很强的肿瘤转移倾向。常见的远处转移部位包括非区域淋巴结、皮肤和皮下组织、骨、肺及肝脏。脑等其他器官也可能受累。转移性病变的症状取决于病变所在部位,早期可能没有症状。区域播散与远处播散按解剖位置区分,这一区别对分期有重大影响;预期区域引流范围之外的淋巴结受累,并不等同于邻近区域淋巴结受累。
部分患者就诊时表现为淋巴结MCC,却找不到皮肤原发灶。可能的解释包括皮肤病灶在免疫作用下消退,或隐匿性原发灶过小而无法检出。这类病例并不一律归为远处转移性疾病。当病变仅表现为区域淋巴结受累时,分期体系会将原发灶不明的情况单独考虑。多项病例系列研究报告称,原发灶不明的淋巴结病变患者,其结局优于淋巴结病变程度相当但原发灶已知的患者。这可能反映了免疫控制能力的差异,但这一关联并不能证实某一种特定机制。
组织病理学与鉴别诊断
明确诊断需要进行活组织检查及病理学检查。在常规组织切片中,梅克尔细胞癌(MCC)通常表现为真皮内成片、成巢或呈小梁状排列的小至中等大小的恶性细胞,并常向皮下组织延伸。肿瘤细胞的细胞质稀少,核染色质呈细颗粒状,核分裂象多见。凋亡碎片和坏死可较为明显。肿瘤上方的表皮通常不受累,但也可能出现表皮受累,或伴有上皮性肿瘤成分。
根据这些特征,MCC在组织病理学上被归入“小圆蓝细胞”肿瘤。仅凭形态学可能无法可靠地将其与淋巴瘤、转移性小细胞癌、形态不典型的黑色素瘤或某些其他低分化肿瘤区分开来。因此,免疫组织化学检查至关重要。大多数MCC表达广谱细胞角蛋白和细胞角蛋白20,且常呈特征性的核旁点状染色。突触素、嗜铬粒蛋白和INSM1等标志物可为神经内分泌分化提供依据。
没有任何一种染色具有百分之百的敏感性或特异性。少数MCC的细胞角蛋白20染色为阴性,某些标志物的表达模式也与其他肿瘤重叠。甲状腺转录因子1在MCC中通常为阴性,而在肺小细胞癌中常为阳性,但由于存在例外,不能将其作为绝对的鉴别依据。白细胞标志物有助于支持淋巴瘤的诊断,黑色素细胞标志物则有助于鉴别黑色素瘤。结果判读需结合一组染色结果、临床背景及影像学表现。
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病毒大T抗原,可识别许多病毒相关肿瘤。分子检测也可检出病毒DNA,但检出病毒序列并不一定等同于证实肿瘤由病毒驱动,因为周围组织中也可能存在低水平的病毒。检测方法的敏感性、样本质量、病毒拷贝数及所检测的靶标都会影响结果。病毒检测可提供肿瘤生物学方面的信息,但对于其他证据已充分支持的病例,并非都必须通过病毒检测才能确诊。
病理报告还提供与局部治疗及分期有关的信息,包括肿瘤大小、周边及深部切缘状态、淋巴管和血管侵犯、向深部结构浸润的情况,以及所取样淋巴结的受累情况。前哨淋巴结内的微小转移灶可能需要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检查才能检出。区分隐匿性淋巴结转移与淋巴结未受累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因为这会改变病理分期。
诊断过程需要分别回答两个问题:肿瘤是什么,以及肿瘤已扩散到何种程度。组织学确诊回答第一个问题;临床检查、淋巴结评估及合理选择的影像学检查回答第二个问题。对于形态学上明确符合MCC的皮肤病灶,不能仅因其体积小或未触及肿大淋巴结,就认定病变仍局限于局部。
分期与预后
癌症分期采用肿瘤、淋巴结和远处转移(TNM)分期框架。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第八版分期系统于2018年开始使用,将原发肿瘤按大小分为不超过2厘米、大于2厘米但不超过5厘米,以及大于5厘米三类。无论肿瘤直径多大,只要侵入筋膜、肌肉、软骨或骨等深部结构,就归入更高的原发肿瘤类别。仅累及皮肤和皮下组织,并不等同于侵入这些深部结构。
I期和II期通常表示局限性疾病,无区域淋巴结转移或远处转移,具体分期依据原发肿瘤的特征加以区分。III期表示区域性扩散,包括淋巴结转移和特定形式的移行转移;IV期则表示远处转移。临床分期与病理分期有所区别,因为体格检查未发现异常,并不能提供与区域淋巴结显微镜检查相同的信息。
前哨淋巴结活检通过淋巴引流定位,确定最先接受肿瘤区域淋巴引流的一个或多个淋巴结,并对其取样。在许多病例系列研究中,临床检查未发现淋巴结转移的默克尔细胞癌患者,约有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存在隐匿性淋巴结转移,不过这一比例会因肿瘤和患者特征而异。头颈部的淋巴引流可能涉及多个淋巴结引流区,因此定位在技术上可能较为困难。既往手术、引流路径改变以及病理取样的局限性,都可能导致假阴性结果。
断层影像学和功能影像学检查可发现体格检查未能察觉的病灶。由于默克尔细胞癌通常代谢活跃,使用氟脱氧葡萄糖的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具有实用价值,且通常与计算机断层成像联合使用。X射线计算机断层成像可用于解剖结构评估,而磁共振成像则适用于某些特定情况,包括评估疑似中枢神经系统受累。影像学检查无法可靠地排除所有显微镜下才能发现的淋巴结转移灶,因此不能简单地替代前哨淋巴结评估。
预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期,但年龄、免疫状态、其他可能影响生存的疾病、淋巴结肿瘤负荷及治疗也很重要。既往基于人群的分析显示,局限性疾病患者的生存情况明显优于发生远处转移的患者。对此类估计值需谨慎解读:总生存率将无关原因所致的死亡也计入在内;相对生存率将实际观察到的生存情况与一般人群的预期生存情况进行比较;疾病特异性生存率则取决于对死亡原因的判定。这些指标不能相互替代。
复发主要集中在确诊后的最初几年,尤其是最初两至三年。免疫抑制是不良预后因素,而淋巴结的病理检查信息有助于改进风险评估。既往的生存统计数据也无法完全反映现代晚期患者的结局,因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已使部分患者获得持久缓解,而这些患者过去可选择的有效全身治疗方案很少。
局限期和区域期疾病的治疗
对于有望治愈的默克尔细胞癌(MCC),治疗既要控制原发部位病灶,也要评估和处理区域淋巴结病变。外科学治疗通常包括切除原发肿瘤,并确保组织学切缘阴性。在解剖条件和功能允许的情况下,常采用约1~2厘米的切缘,但适宜的切除范围取决于肿瘤部位、重建方案、计划采用的放射治疗以及患者自身因素。切除后留下的组织缺损较大,并不必然意味着肿瘤治疗效果更好,尤其是在进一步切除组织会造成严重功能损害的情况下。
前哨淋巴结评估通常在原发肿瘤根治性手术之前或同期进行,因为广泛切除或重建可能改变淋巴引流,影响淋巴定位。当前哨淋巴结中发现肿瘤时,区域治疗可包括淋巴结放射治疗、淋巴结清扫,或在特定情况下联合采用两者。对于临床上已显现的淋巴结病变,其评估方式不同于仅通过前哨淋巴结活检发现的显微镜下受累。淋巴结病变的肿瘤负荷、分布和可切除性都会影响治疗选择。
MCC通常对放射治疗敏感。术后放射治疗可以减少局部和区域复发,尤其适用于病理或临床特征提示复发风险较高的情况。根据病变分布和既往治疗情况,照射野可涵盖原发肿瘤瘤床、区域淋巴引流区,或同时涵盖两者。常规术后放射治疗的总剂量通常约为50~60戈瑞;对于残留病灶,有时会采用更高剂量。具体剂量和分割方案因适应证及技术而异。
如果因肿瘤位置、患者身体状况或预期治疗损伤而未行手术,根治性放射治疗可以实现局部控制。局部和区域治疗的证据中,许多来自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而非大型随机对照研究。观察性研究中看似存在的生存获益,可能受到患者选择、治疗可及性、分期及其他混杂因素的影响。局部控制的改善与总生存期的改善相互关联,但属于不同的结局指标。
MCC患者多为老年人,因此治疗带来的影响尤为重要。手术可能需要植皮或皮瓣重建,淋巴结治疗则可能导致淋巴水肿。放射治疗可能引起急性皮肤炎症、不适和疲劳,以及后期的纤维化或组织改变。头颈部治疗还可能因照射范围不同而影响邻近结构。在多学科诊疗中,需要权衡这些影响与复发风险。
对于已完全切除的局限期疾病,常规辅助细胞毒性化疗尚未被证实可带来生存获益,也不能将其等同于对存在可测量病灶的转移性癌症的治疗。术前或根治性局部治疗后的免疫治疗已在临床试验中开展研究。这些应用情境需要各自的证据支持:免疫治疗在晚期疾病中有效,并不意味着在已无可测量残留肿瘤时,其获益与风险之间的平衡也已得到证实。
晚期疾病的全身治疗
对于无法切除的复发性或转移性默克尔细胞癌(MCC),癌症免疫治疗改变了治疗格局。靶向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或其配体PD-L1的抗体,可以解除抑制抗肿瘤T细胞活性的信号。与细胞毒性药物不同,这些药物并非主要通过直接损伤正在分裂的肿瘤细胞发挥作用。它们依赖正常运作的免疫应答,这有助于解释为何部分患者的肿瘤能得到持久控制,以及为何会出现独特的炎症性毒性反应。
抗PD-L1抗体阿维鲁单抗于2017年在美国获批用于治疗转移性MCC。在JAVELIN Merkel 200研究中,既往接受过治疗的患者队列中约三分之一出现客观缓解,其中部分患者的缓解持续了数年。这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因为以往化疗所带来的缓解往往持续时间较短。该试验为单臂研究,因此其结果并不构成与化疗的随机头对头比较。
抗PD-1抗体帕博利珠单抗于2018年在美国获批用于治疗复发性局部晚期或转移性MCC。KEYNOTE-017研究纳入了50例既往未接受治疗的晚期患者,客观缓解率约为56%,且获得缓解的患者中有相当一部分缓解持久。病毒阳性和病毒阴性肿瘤均可出现缓解。另一种抗PD-1抗体瑞替凡利单抗于2023年在美国获批用于治疗成人转移性或复发性局部晚期MCC;其关键性研究报告的客观缓解率约为52%。不同国家和地区批准的适应证有所不同。
不应将这些缓解率视为来自同一项比较试验的数据并据此排序。这些研究在既往治疗、入选标准、随访情况及患者特征方面存在差异。客观缓解是依据预先设定的标准衡量肿瘤缩小的指标,并不等同于治愈、症状改善或总生存期延长。部分患者存在原发性耐药,另一些患者则在初始缓解后复发。
免疫检查点阻断治疗可在皮肤、肠道、肝脏、肺、内分泌器官及其他组织中引起免疫介导的不良反应。实体器官移植受者的治疗尤其棘手,因为免疫激活可能诱发移植排斥反应。许多关键性试验中,患有严重自身免疫性疾病或处于明显免疫抑制状态的人群也缺乏充分代表性,因此不能将试验结果直接推广至这些群体。
化学治疗对MCC仍有抗肿瘤活性,既往常用方案包括铂类药物联合依托泊苷。治疗初期肿瘤可能明显缩小,但通常会出现耐药,且缓解的持久性一般不及有效的免疫检查点阻断治疗。细胞毒性治疗还可能导致骨髓抑制、感染风险增加及其他毒性反应。对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耐药后的治疗,目前正在研究的策略包括其他免疫联合方案、以放疗为基础的联合方案以及细胞治疗;这类患者的情况高度异质,不能认为上述任何策略对所有患者均有效。
随访监测、生物标志物与研究方向
治疗后的随访监测重点是原发部位、区域淋巴结、移行转移通路及远处器官的复发情况。临床评估包括皮肤及相关淋巴结引流区的检查。影像学检查的频率和范围因分期、免疫状态、症状及估计的复发概率而异。由于复发风险主要集中在早期,最初几年的监测通常更为密集。发现无症状复发能否带来获益,与某项检查能否检出更多异常,是两个需要分别考量的问题。
针对默克尔细胞多瘤病毒致癌蛋白抗体的血清学检测,已成为适用于部分患者的一种成熟的生物标志物检测方法。这些抗体不同于针对病毒衣壳蛋白的抗体;后者在普通人群中很常见,主要提示既往曾接触过该病毒。只有一部分默克尔细胞癌(MCC)患者在确诊时会产生可检出的致癌蛋白抗体。对于这部分患者,治疗后抗体滴度下降以及随访期间滴度升高,可提供有关疾病活动情况的信息。
检测结果的解读取决于基线结果和所用的检测方法。对于不产生可检出致癌蛋白抗体的患者,连续监测这一标志物的变化并无实际意义。阳性结果或滴度升高并不能确定肿瘤的位置,而看似令人放心的结果也无法排除所有复发。因此,病毒抗体检测是临床和影像学评估的补充,不能单独用于判定疾病状态。
循环肿瘤DNA是另一个重要的研究与临床开发领域。基于肿瘤特征的检测方法先识别患者肿瘤中的突变,再在血液中寻找相应的DNA片段。这种方法有望同时用于监测病毒阳性和病毒阴性病例。前瞻性研究表明,检出循环肿瘤DNA与复发风险相关,但检测性能取决于肿瘤负荷、采样时间、分析方法及阈值。要判断由生物标志物指导的干预能否改善结局,还需要超越其与复发相关性证据的进一步证据。
预测免疫治疗的疗效仍然困难。病毒状态、PD-L1表达和肿瘤突变负荷可以提供生物学信息,但无法将患者明确划分为治疗应答者和无应答者。目前正在研究肿瘤浸润淋巴细胞、抗原呈递、T细胞特异性及免疫微环境,以解释治疗抵抗的机制。针对病毒抗原的研究尤其受到关注,因为这些蛋白并非正常人体细胞蛋白,却可成为不同患者肿瘤共有的靶点。
其他研究正在探索新辅助免疫检查点阻断治疗、辅助全身治疗、与放射治疗联合的方案,以及针对病毒抗原的过继细胞治疗。罕见病研究必须应对符合入组条件的人群规模小、标准治疗方案变化迅速等挑战。国际合作、前瞻性登记研究和精心设计的临床试验,对于区分持久的临床获益与仅仅看似有希望的病理学应答或生物标志物变化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