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膦酸盐是一类能与骨的矿物成分结合,并抑制骨吸收细胞分解骨组织的药物。其主要用途包括预防骨质疏松症患者发生骨折、治疗骨佩吉特病,以及处理癌症相关的骨骼并发症。不同药物在化学结构、效力、在骨骼中的滞留时间、给药途径及获批适应证方面各有差异,并非在所有临床用途中都能相互替代。
这类药物的独特之处在于,既能选择性地蓄积于骨骼,又能抑制破骨细胞的功能。因此,即使药物已从血液循环中清除,其作用仍可持续;长期治疗后,有时在停药数年后仍有作用。这种持久性既是其具有临床价值的原因之一,也说明了治疗持续时间为何需要慎重考虑。双膦酸盐的临床应用以其预防骨折和控制病理性骨破坏的证据为基础,同时需要权衡胃肠道和肾脏方面的使用限制、急性输注反应,以及颌骨坏死、非典型股骨骨折等少见并发症。
化学结构、主要药物与发展历史
双膦酸盐是无机焦磷酸盐的合成类似物,后者是一种天然存在的矿物形成调节物质。焦磷酸盐含有磷—氧—磷连接结构,而双膦酸盐则具有磷—碳—磷骨架。用碳替代中央的氧,使这一骨架能够抵抗那些可迅速分解焦磷酸盐的酶。与中央碳原子相连的两个侧基通常分别记为 和 ,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化合物对矿物的亲和力及其生物活性。
两个膦酸基团可与骨骼主要矿物成分羟基磷灰石表面的钙结合。几种重要药物的 位带有羟基,可增强这种相互作用。 基团对药物在细胞水平上的效力尤为重要。通过改变这一侧链,研究人员相继开发出抗骨吸收活性显著增强的化合物,但仅凭实验室测得的效力并不能推断其临床疗效。剂量、给药途径、矿物结合特性、疾病适应证以及临床试验所测量的结局指标,都会影响药物的临床表现。
双膦酸盐的一项主要分类依据是是否含氮:不含氮类包括依替膦酸盐、氯膦酸盐和替鲁膦酸盐;含氮类则包括帕米膦酸盐、阿仑膦酸盐、利塞膦酸盐、伊班膦酸盐和唑来膦酸。两类药物通过不同的细胞内机制抑制破骨细胞。含氮类药物在当代骨质疏松症治疗及许多肿瘤相关应用中占据主导地位。氯膦酸盐在一些国家仍用于特定适应证,而各地的药物供应情况和监管批准范围有所不同。
具有双膦酸盐化学结构的化合物早在19世纪就已被合成,远早于人们认识到其医学价值之时。由于这类化合物能够干扰钙盐沉积,它们也被用于工业领域。现代生物学研究尤其在20世纪60年代取得了进展,赫伯特·弗莱施、R. 格雷厄姆·G. 拉塞尔及其同事围绕焦磷酸盐、矿化和骨吸收开展了研究。其中的核心发现是:稳定的焦磷酸盐类似物能够在具有实用治疗价值的暴露水平下抑制骨吸收。
依替膦酸盐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用于临床,最初用于治疗佩吉特病等疾病。后续研发逐渐使抑制骨吸收的作用与不希望出现的矿化抑制作用分离。20世纪90年代,阿仑膦酸盐被引入骨质疏松症治疗,此后其他口服和静脉制剂相继问世,使这类药物的应用从相对少见的代谢性疾病扩展到面向大规模人群的骨折预防。随后出现的每周或每月一次口服方案,以及每年一次的骨质疏松症静脉给药方案,进一步降低了给药频率。这些进展不仅提高了用药便利性,也改变了药物暴露、治疗依从性与长期骨骼效应之间的实际关系。
对破骨细胞的抑制及其对骨重塑的影响
骨通过骨重塑不断更新,在此过程中,破骨细胞清除原有骨组织,成骨细胞则形成新骨予以替代。这两种活动在局部的骨重塑单位内相互耦联。在骨质疏松症及其他一些骨骼疾病中,骨吸收超过骨形成,或骨吸收速率过快,削弱了骨的结构。双膦酸盐主要作用于这一循环中的骨吸收环节,而非直接促进新骨生成。
破骨细胞紧密附着于矿化表面,形成一个封闭的骨吸收腔隙。腔隙内的酸化使骨矿物质溶解,蛋白水解酶则降解有机基质。富集于该表面的双膦酸盐在矿物质溶解过程中释放,并被摄入细胞。这种靶向机制使正在活跃吸收骨组织的破骨细胞局部接触到相对较高浓度的药物,而其他组织中的药物浓度仍然较低。因此,药物在骨骼中的分布受到血液供应、暴露的矿物质表面及局部骨转换速率的影响。
不含氮双膦酸盐可在细胞内代谢为不能被水解的三磷酸腺苷类似物。这些代谢产物会干扰依赖能量的细胞过程,并可促进程序性细胞死亡。含氮双膦酸盐则抑制法呢基焦磷酸合酶,这是一种参与甲羟戊酸途径的酶。这种抑制作用会减少蛋白质异戊二烯化所需的异戊二烯类化合物的生成;异戊二烯化是一种化学修饰,可使多种信号蛋白正确地结合到细胞膜上。
小分子GTP结合蛋白,包括Rho、Rac和Rab家族的成员,均依赖异戊二烯化来维持正常功能。这些蛋白的功能受损,会妨碍破骨细胞的细胞骨架功能、细胞内运输、皱褶缘形成以及骨吸收装置的维持。破骨细胞的活性随之降低,存活时间也可能缩短。因此,治疗作用并不要求立即清除所有破骨细胞;显著削弱其功能即可抑制骨吸收。
由于骨形成与骨吸收相耦联,骨形成标志物通常会在骨吸收标志物下降后随之下降。因此,双膦酸盐被归为抗骨吸收药物,而非促骨形成药物。测得的骨密度升高反映了多个过程:骨重塑腔隙减少、已有的骨形成周期完成,以及保留下来的骨组织经历更长时间的继发性矿化。骨折抵抗能力的改善并不能仅用骨密度来解释,因为骨小梁连接性的保留以及皮质骨孔隙率的变化也同样重要。
在药物暴露量足够高时,某些双膦酸盐可直接干扰骨矿化。这一点对依替膦酸盐尤为重要,因为与常用的含氮药物相比,其抗骨吸收作用与抑制矿化作用所对应的剂量范围更为接近。区分抑制过度骨转换与损害正常矿物质沉积,是理解不同药物之间差异以及以往给药方案的关键。
吸收、骨骼内滞留与给药
双膦酸盐的药代动力学与大多数口服药物有显著差异。这类药物极性强、脂溶性差,经胃肠道吸收的比例极低。在空腹条件下,常用药物的口服生物利用度通常低于 1%。食物以及白水以外的饮品会进一步减少其吸收。钙、镁、铁及其他多价阳离子可与这类药物形成难以吸收的复合物。
这也解释了常规口服制剂为何要求空腹服用,并与进食或服用其他药物间隔一定时间。药品说明书通常规定,应在进食或服用其他药物前用白水送服,并在服药后等待一段时间再进食。对于普通的阿仑膦酸盐和利塞膦酸盐制剂,这一间隔通常至少为 30 分钟;对于口服伊班膦酸盐,通常至少为 60 分钟。利塞膦酸盐延迟释放制剂对服药与进食时间的要求则有所不同。这些要求取决于具体制剂,并非适用于所有双膦酸盐产品的统一规则。
口服制剂可能刺激食管。因此,其说明书要求服药后保持直立体位,并对存在某些食管异常或无法保持直立体位的人群作出使用限制。这些要求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因为服药方法不当既可能降低药物吸收后的暴露量,也可能增加局部黏膜损伤。用药依从性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即使药物本身有效,若反复漏服,或在几乎无法吸收的条件下服用,也难以对骨骼产生持续的保护作用。
进入血液循环后,双膦酸盐要么被骨骼摄取,要么经肾脏排泄。常用治疗药物基本不经肝脏代谢。药物在循环中停留的时间相对较短,但在骨骼内可长期滞留,因为药物会嵌入矿化组织,并可能在随后的骨重塑过程中释放出来。药物的终末滞留过程难以用单一半衰期概括:它取决于具体药物、骨骼中的分布部位、治疗史以及骨转换速率。某些药物的一部分可在骨骼中滞留多年。
静脉给药绕过了肠道吸收过程,可以采用较低的给药频率。例如,唑来膦酸用于治疗骨质疏松症时,常按每年一次、每次 5 mg 给药;静脉用伊班膦酸盐在获批地区通常每三个月给药一次。肿瘤治疗所用的剂量和给药方案则不同;唑来膦酸治疗骨转移病变的典型方案为每次 4 mg,给药间隔明显更短,并根据肾功能调整用药,部分适应证也可采用延长给药间隔的方案。
肾功能十分重要,因为清除率下降可能增加药物暴露量,使患者更容易出现毒性反应。各产品的使用限制不同,不能用适用于全类药物的单一阈值来概括。例如,美国药品说明书规定,采用骨质疏松症治疗剂量的唑来膦酸,禁用于肌酐清除率低于 35 mL/min 或存在急性肾功能损害的患者。输注时长,以及肾功能损害属于稳定的慢性损害还是急性肾损伤,也会影响用药安全性。
骨质疏松症与预防骨折的证据
在骨质疏松症的治疗中,核心目标是减少脆性骨折,而不只是提高骨密度。双膦酸盐的研究对象包括绝经后女性、患有骨质疏松症的男性,以及因使用皮质类固醇而发生骨量丢失的人群。某些药物针对特定骨折结局的证据最为充分;这类药物都能抑制骨吸收,并不意味着它们对脊柱、髋部及其他骨骼部位的骨折具有同等的预防效果。
骨折干预试验为阿仑膦酸盐提供了重要证据。该试验于1996年发表的一项研究纳入了已有椎体骨折的女性。在三年内,阿仑膦酸盐组约有8%的受试者出现新的影像学椎体骨折,安慰剂组则约为15%。髋部骨折也有所减少,但其绝对发生率低得多。这些结果既表明治疗具有显著的相对效果,也说明基线风险对于确定实际能预防多少例骨折十分重要。
利塞膦酸盐治疗椎体骨折疗效试验显示,利塞膦酸盐可减少椎体骨折。其髋部干预研究也表明,受试者的选择很重要:在因患有骨质疏松症而入选的70~79岁女性中,研究证实髋部骨折有所减少;而在主要因存在与跌倒有关的非骨骼风险因素而入选的80岁及以上人群中,髋部骨折的减少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能够增强骨强度的药物,并不能直接消除导致骨折的所有其他原因,包括平衡能力受损、环境危险因素或神经系统疾病。
2007年发表的HORIZON关键性骨折试验研究了每年给药一次的唑来膦酸用于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效果。三年内,治疗组约有3.3%的受试者发生形态计量学椎体骨折,而接受安慰剂的受试者中这一比例为10.9%,相对风险降低了70%。两组髋部骨折的发生率分别约为1.4%和2.5%,相对风险降低了41%。这些数据适用于该试验纳入的人群及其随访期,不能直接套用于每一位接受治疗的人。
伊班膦酸盐预防椎体骨折的疗效已得到证实,但其关键性研究并未证实它具有与阿仑膦酸盐、利塞膦酸盐或唑来膦酸相当的髋部骨折预防效果。在描述证据时,这一区别十分重要:骨密度或骨转换标志物的变化,不能自动替代针对某一特定骨折终点已得到证实的疗效。
一项在髋部骨折手术修复后开展的随机对照试验——HORIZON再发骨折试验——发现,唑来膦酸可减少后续临床骨折的发生。该研究还报告了全因死亡率下降,但这一发现背后的机制仍不明确,也不能据此将降低死亡率视为整类药物的普遍适应证。纵观骨质疏松症研究,初始骨折风险较高的人群,例如既往有椎体或髋部骨折者,通常能获得最大的绝对获益。
骨佩吉特病及其他非恶性骨骼疾病
骨佩吉特病是一种局灶性疾病,骨重塑显著加速,导致形成结构异常的骨组织。受累部位可出现膨大、畸形、疼痛或力学强度下降。双膦酸盐可抑制推动这一过程的破骨细胞过度活跃。治疗效果可通过生化标志物进行监测,尤其是血清碱性磷酸酶,但前提是其总活性升高反映的是骨骼疾病,而非肝脏疾病。
唑来膦酸在治疗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单次静脉输注5毫克即可使生化指标获得长期缓解。一项将其与口服利塞膦酸两个月疗程进行比较的重要研究显示,唑来膦酸的生化应答率更高,抑制作用也更持久。不过,仍须区分不同的治疗目标:实验室指标恢复正常,并不必然意味着能够预防所有远期并发症。强化抑制生化指标的试验尚未证明,将碱性磷酸酶维持在正常水平就一定能改善骨折、骨科手术需求或听力损失等结局。
由活动性骨佩吉特病引起的骨痛可能随双膦酸盐治疗而改善,但受累区域的疼痛也可能源于继发性骨关节炎、畸形、神经受压,或与本病无关的肌肉骨骼疾病。这一区别解释了为什么生化指标改善与症状改善可能并不同步。过去使用的依替膦酸和降钙素等药物,在许多临床情境中已基本被疗效更强的含氮双膦酸盐取代。
双膦酸盐也用于成骨不全症,尤其是中重度患儿,以减少过度骨吸收并提高骨矿物质密度。20世纪90年代,周期性静脉输注帕米膦酸的方案开始得到广泛研究,随后又出现了其他治疗方案。骨密度增加和椎体形态改变已有充分记录,但对于减少骨折和改善功能的证据,不同试验、年龄组及疾病亚型之间的一致性较差。这些药物不能纠正根本的胶原缺陷或其他遗传缺陷。
儿童用药涉及的问题与成人骨质疏松症有所不同。骨塑建、骨骼生长、畸形、外科手术及骨折愈合都会影响对治疗结局的解读。生长期骨骼的骨密度增加,与老年人骨密度出现相同数值的变化,其意义并不完全相同。不同国家和专科诊疗环境中的治疗方案及获批情况也有所差异。
此外,双膦酸盐还被研究用于或有选择地用于骨纤维异常增殖症、制动相关骨丢失,以及某些与恶性肿瘤无关的重度高钙血症。相关证据的质量和预期治疗终点差异很大。有关疼痛缓解、生化指标受到抑制或骨密度改善的报告,本身并不能证明能够预防畸形或骨折。因此,不能仅将骨质疏松症的试验结果外推至另一种骨骼疾病,便据此理解双膦酸盐在这些疾病中的应用。
恶性肿瘤、高钙血症与骨相关事件
癌症可通过多种机制扰乱骨重建。骨内的肿瘤细胞可直接刺激破骨细胞活性,也可通过周围基质细胞和免疫细胞传递的信号发挥这一作用。骨吸收会释放储存在骨基质中的生长因子,进而促进肿瘤活动。这种相互作用常被描述为肿瘤生长与骨破坏之间的恶性循环。双膦酸盐可阻断其中的骨吸收环节,但不能替代全身性抗肿瘤治疗。
静脉用帕米膦酸和唑来膦酸用于多发性骨髓瘤及某些累及骨骼的实体瘤,包括乳腺癌和前列腺癌。在这些情况下,用药的主要目的是减少骨相关事件,包括病理性骨折、脊髓压迫,以及需要对骨骼进行放射治疗或手术的情况。一些研究还显示,这些药物可改善骨疼痛,但镇痛效果存在差异,且可能随时间逐渐显现,而非立即起效。
转移灶的影像学表现并不能全面反映其生物学特征。前列腺癌骨转移灶在影像上往往以成骨性改变为主,但仍可能存在破骨细胞活性增强,并由此促成骨骼并发症。另一方面,在某一癌症阶段证实的获益,也不能自动推及其他阶段。对于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激素敏感性前列腺癌,以及无骨转移的治疗相关性骨质疏松症,相关证据和适应证各不相同。
双膦酸盐也用于治疗恶性肿瘤相关高钙血症。在这种情况下,骨吸收增加、肿瘤来源的体液性信号或其他机制会导致血钙升高。由于抑制骨吸收需要时间,药物起效存在延迟;血钙通常在数天内开始下降,而非数分钟内。控制效果可持续数周。高钙血症的整体治疗取决于严重程度、肾功能、容量状态及病因,而双膦酸盐针对的是钙进入血液循环的一个主要来源。
肿瘤治疗方案中的累积用药量通常高于骨质疏松症治疗方案,这也是两者不良事件发生率不同的原因之一。对于转移性骨病,唑来膦酸通常每三至四周给药一次;也有试验支持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每12周给药一次。延长给药间隔的证据取决于癌症患者人群、既往治疗及所研究的结局,不能据此为所有恶性肿瘤相关骨病确定统一的给药间隔。
另一种独立用途是用于早期乳腺癌的辅助治疗。2015年发表的一项个体患者数据荟萃分析发现,在开始治疗时已绝经的女性中,双膦酸盐可降低骨复发风险和乳腺癌死亡率;这一人群也包括所纳入试验中因相关治疗而进入绝经状态的女性。这与治疗已经存在的肿瘤转移不同。这种效果并不意味着双膦酸盐具有适用于所有肿瘤类型、年龄或内分泌环境的普遍抗癌作用。
胃肠道不良反应、急性期反应、肾脏毒性及矿物质代谢异常
不良反应因具体药物、给药途径、剂量及基础疾病而异。口服双膦酸盐可引起消化不良、腹部不适和食管刺激。食管炎和食管溃疡是已知的并发症,尤其容易发生在药片持续接触食管黏膜时。因此,既存的食管排空延迟性疾病是限制处方使用的重要因素。严重损伤并不常见,但这种局部毒性是口服给药与静脉给药的区别之一。
静脉使用含氮双膦酸盐可引起急性期反应,表现为发热、肌肉酸痛、关节痛、头痛和乏力。这类反应通常在输注后的最初几天内出现,并在数天内消退。首次用药后最为常见,后续输注时发生的频率通常会降低。某些间歇性口服方案也可引起类似症状,但这些症状与静脉给药的关联尤为突出。
这种反应与免疫激活有关,而非感染所致。甲羟戊酸途径受到抑制后,代谢产物蓄积,可激活γδ T细胞,促使其释放炎症介质。这一机制有助于解释,为何这种特征性的短期全身反应与抑制破骨细胞作用涉及同一条生化途径。它不同于速发型超敏反应,不过过敏反应也可在极少数情况下发生。
肾脏毒性在静脉治疗中尤其值得关注。风险取决于具体化合物、剂量、输注速度、既存的肾功能损害、脱水情况,以及是否同时接触其他肾毒性因素。唑来膦酸与急性肾损伤有关,尤其是在易感情况下。帕米膦酸也与肾损伤有关,包括在肿瘤治疗中大量使用后有报道的少见肾小球病变。针对不同药物制定的肾功能使用限制和输注方案,正是为了反映这些差异,而不是假定所有双膦酸盐都具有相同的肾脏毒性。
抑制骨吸收可降低循环血液中的钙和磷酸盐水平。当钙或维生素D供应不足、肾功能受损,或治疗前骨转换显著增高时,更容易发生具有临床意义的低钙血症。严重者可出现神经肌肉症状或心脏电活动异常。其机制在于:当肠道吸收或激素代偿不足时,骨骼向血液提供的钙又因骨吸收受抑而减少。
罕见的眼部炎症反应包括葡萄膜炎、巩膜外层炎和巩膜炎。除通常短暂的急性期反应综合征外,也有严重肌肉骨骼疼痛的报告。一项大型唑来膦酸骨质疏松症试验曾出现严重心房颤动的安全性信号,但后续证据尚未证实这类药物整体与心房颤动之间存在一致的因果关系。同样,关于食管癌的观察性研究结果相互矛盾,并未证实这类药物会明确导致食管癌风险升高。区分已确立的不良反应与证据不一致的安全性信号,是药物警戒的核心工作。
颌骨坏死与非典型股骨骨折
药物相关性颌骨坏死是强效抗骨吸收治疗的一种少见但重要的并发症。一项广泛采用的病例定义要求:患者有相关用药史,颌面部出现骨暴露或可经瘘管探及骨组织,持续超过八周,且既往未接受过颌骨放射治疗,受累颌骨也无转移性病变。一些分期系统还将临床表现和影像学所见符合该病、但尚无骨暴露的情况列为一个阶段。
肿瘤强化治疗方案所带来的风险远高于骨质疏松症治疗。对于使用骨质疏松症治疗剂量双膦酸盐的人群,专业机构通常估计其总体风险为每万名接受治疗者中数例或更少,但估计值会因病例识别方式及治疗持续时间而异。在反复接受高效力治疗的肿瘤患者中,累积风险可达百分之几。这些人群在肿瘤负荷、合并治疗、免疫功能和牙科疾病方面也存在差异,因此,剂量本身并不能完全解释风险差异。
在病灶被发现之前,患者常有拔牙或局部感染,但也有病例并无明显的诱发性操作。提出的机制包括骨重建受抑制、感染与炎症、软组织损伤,以及局部血管或免疫反应改变。颌骨骨转换率高、频繁接触微生物且反复承受机械应力,这些特点可能使其更易受累。没有任何单一机制能够完全解释所有病例。
非典型股骨骨折是一种具有特征性表现、与应力相关的骨折,发生于股骨转子下区或股骨干。典型特征包括骨折线起始于外侧骨皮质、起始部附近大致呈横行、骨折粉碎程度很轻,以及局部骨皮质增厚。其定义不包括发生于股骨颈或转子间区的常见骨质疏松性髋部骨折。部分患者在骨折前出现大腿或腹股沟疼痛,双侧股骨均可能出现异常。
长期使用双膦酸盐与这类骨折密切相关,但未使用此类药物者也可能发生。一种假说认为,骨重建长期受抑制会损害骨微损伤的修复能力,并与股骨几何形态、负荷模式及其他生物学因素共同作用。观察性研究一致表明,风险随用药时间延长而升高,停药后则下降。
在经过恰当筛选的高风险人群中,与常见的脆性骨折相比,这类骨折的绝对风险仍然较低。已发表的估计值通常为每十万人年数例至数十例,长期用药后的估计值更高。因此,评估这种并发症时,需要兼顾风险比较的两端:声称其不存在并不准确,但若不结合髋部和椎体骨折的背景风险来描述,也会歪曲其实际意义。颌骨坏死与非典型股骨骨折是两种不同的病症,其解剖学分布、危险因素和证据基础各不相同。
治疗时长、监测及与其他疗法的比较
双膦酸盐可长期留存于骨内,因此在临床上,用药时长与生物学效应的持续时间并不相同。经过数年治疗后,仍有部分药物留在骨内,继续抑制骨转换。由此产生了双膦酸盐药物假期的概念:即完成一个疗程后有计划地暂停用药,而非永久放弃骨折预防。这一概念适用于骨质疏松症的某些特定情形,并不能直接套用于恶性肿瘤相关骨骼疾病的强化治疗。
长期证据部分来自延伸试验。在 FLEX 研究中,已接受约五年阿仑膦酸治疗的女性被分组,在随后的五年内继续或停止治疗。继续治疗降低了临床确诊椎体骨折的发生率,但两组总体非椎体骨折发生率无显著差异。HORIZON 延伸研究比较了每年一次唑来膦酸治疗持续三年与六年的效果,发现继续治疗者的形态计量学椎体骨折更少,而其他若干结局的差异则不太明确。
这些发现支持定期重新评估风险,而不是为所有人设定统一的最长治疗期限。许多临床管理方案建议,在口服治疗约五年后,或每年一次静脉输注唑来膦酸治疗三年后,重新进行评估。对于风险较高的人群,例如髋部骨密度极低、既往发生过重要部位骨折或治疗期间发生骨折者,通常更倾向于考虑继续治疗。风险已降低时,则更倾向于考虑暂停用药。不同药物的残余效应持续时间各不相同;利塞膦酸的作用通常比阿仑膦酸或唑来膦酸消退得更快。
监测内容包括是否出现新发骨折、临床风险因素的变化、治疗依从性,以及通过双能X线吸收测定法测得的骨密度。血清 C 端肽和Ⅰ型前胶原 N 端前肽等骨转换标志物,可早于骨密度变化显示生物学反应。然而,标志物本身的波动、检测方法的差异、近期骨折及其他因素都会使结果的解读更为复杂。没有任何一种标志物的单一阈值能够普遍用于决定何时必须停止或重新开始治疗。
治疗期间发生骨折并不一定意味着药物治疗失败:骨折风险可以降低,但不会降至零。判断时还需考虑实际用药情况、药物吸收、导致骨骼脆弱的继发性原因,以及开始治疗后经过的时间。在晚期慢性肾脏病患者中,低骨密度可能与某些类型的肾性骨病并存,而这些骨病的骨转换和矿化情况与普通绝经后骨质疏松症不同,因此不能简单套用标准临床试验的结论。
其他骨质疏松症药物的作用机制和停药后的变化有所不同。地舒单抗是一种靶向 RANK 配体的单克隆抗体,不会留存在骨内;停药可引起骨转换迅速反跳和椎体骨折,这与双膦酸盐通常缓慢消退的作用不同。特立帕肽等促骨合成药物,以及抗硬化蛋白抗体罗莫佐单抗,可通过不同途径促进骨形成。序贯治疗研究表明,后续抗骨吸收治疗对于维持这些药物带来的获益十分重要,因此双膦酸盐不仅可用于初始治疗,也是较长期序贯治疗中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