肽是由两个或更多氨基酸残基主要通过肽键连接而成的分子。肽的大小不一,既包括仅含两个残基的简单二肽,也包括由数十乃至数百个残基组成的链。“肽”与“多肽”和“蛋白质”的概念有所重叠:这些类别之间并没有公认的链长界限,不过,“肽”通常指相对较短的链,而“蛋白质”一般指具有有序结构和生物学功能的生物大分子。
肽在小分子化学与蛋白质生物学之间占据着核心位置。它们可充当激素、神经递质、抗微生物物质、毒素、代谢中间产物以及免疫系统使用的信号分子。有些肽由核糖体直接合成;另一些则从较大的前体中切割释放,或由专门的酶组装而成。肽的性质不仅取决于氨基酸序列,还受到立体化学、环化、化学修饰以及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影响。
肽研究帮助人们理解了生物序列如何决定分子功能。如今,化学合成与现代分析方法使系统地制备、鉴定和修饰肽成为可能,为基础研究、诊断、药物开发和生物材料等领域的应用提供了支持。
化学定义、命名与分类
在普通肽中,一个氨基酸的羧基通过酰胺键与另一个氨基酸的氨基相连。参与构成肽的氨基酸称为残基,这一称呼反映了将游离氨基酸表示为形成肽的过程时,形式上会失去组成水的元素。含有 个残基的线性肽通常具有 个主链肽键。不过,生物合成并不是简单地将游离氨基酸聚集在一起并脱去水,而是利用活化的底物和相互偶联的化学反应来完成。
大多数生物肽主要由α-氨基酸组成,这类氨基酸的氨基和羧基连接在同一个中心碳原子上。其主链的重复结构为 ,而化学性质的多样性则主要来自侧链。常规线性肽具有一个氨基末端,即N端,以及一个羧基末端,即C端。肽序列采用氨基酸的三字母或单字母代码,按从N端到C端的方向书写。因此,在使用标准代码的前提下,Gly–Ala–Ser和GAS表示同一个由三个残基组成的序列。
二肽含有两个残基,三肽含有三个残基,寡肽则含有相对较少的残基。多肽这一术语强调肽链较长,但不同学科的用法有所差异。实际分类时,有时会将约50个残基作为分界,但这并不代表根本性的化学区别。例如,胰岛素含有51个残基,分布在两条通过二硫键连接的肽链上,既被称为肽类激素,也被称为小蛋白质。反过来,一条较长、无规整结构的合成链也可能被称为多肽,却不被视为通常意义上的蛋白质。
肽也可以按结构形式分类。线性肽具有开放的主链;环肽则含有共价闭合的环。支链肽的连接可能涉及侧链上的氨基或羧基,而不仅限于α-氨基和α-羧基。这类非标准的酰胺连接称为异肽键。例如,谷胱甘肽含有一个通过谷氨酸侧链羧基形成的γ-谷氨酰连接。缩酯肽则含有一个或多个取代酰胺键的酯键。
附加的化学基团还衍生出糖肽、脂肽和磷酸肽等类别。这些名称表明肽上连接了糖、脂质基团或磷酸基团,而非指明某种特定的长度或生物学功能。因此,按功能划分的类别——如激素、毒素或抗生素——与按结构和来源划分的类别存在交叉。两种大小相近的肽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结构形式和生物活性,而结构上互不相关的肽也可能作用于同一靶标。
成键、构象与理化性质
肽键具有独特的性质,这是因为电子在羰基与酰胺氮之间发生离域。这种共振使碳—氮键具有部分双键性质,限制了键的旋转,并使肽基团近似呈平面结构。大多数肽键采用反式构型。当后一个残基为脯氨酸时,顺式构型出现的频率较高,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反式构型仍然很常见。顺反构型之间的相互转化可能相当缓慢,足以影响折叠和生物活性。
常规肽骨架的柔性主要来自α碳两侧化学键的旋转。这些旋转用二面角 和 描述。原子之间的空间位阻限制了这两个角度的允许组合,这一关系可用拉马钱德兰图表示。因此,即使不考虑长程相互作用,序列本身也已对构象形成约束。甘氨酸的侧链是氢,因此具有格外大的构象自由度;脯氨酸则通过其环状结构限制骨架的几何构型。
骨架上的羰基氧和大多数酰胺氢参与形成氢键。合适的序列可以形成α螺旋、β折叠或紧凑的转角结构。短肽往往以多种构象存在,而非维持单一、稳定的折叠结构。其构象分布取决于溶剂、温度、浓度及结合对象。在溶液中呈无序状态的肽,与膜或受体结合后可能形成螺旋。因此,实验测定的结构反映的是特定分子环境下的状态,并不一定适用于该肽存在的所有条件。
肽所带的电荷取决于末端基团、可电离侧链、化学修饰以及酸碱度。对于孤立的酸性基团,其处于去质子化状态的比例可近似表示为
在肽分子内部,相邻电荷、溶剂暴露程度和氢键作用都可能使各基团的 值发生偏移。含有多个赖氨酸或精氨酸残基的序列,在接近生理pH时可能带有较强的正电荷;而富含谷氨酸或天冬氨酸残基的序列则可能带负电荷。电荷会影响溶解性、结合行为、与膜的相互作用,以及分析过程中的分离行为。
疏水效应可促进折叠、膜结合或聚集,具体取决于非极性侧链的排列方式。半胱氨酸残基之间的二硫键会提供额外的共价约束。环化和D-氨基酸的引入,既能改变构象偏好,也能改变肽被酶切割的难易程度。尽管核糖体合成的肽最初主要含有L-氨基酸,但特殊的生物途径和化学合成也产生了许多例外。这些结构细节解释了为何残基组成相同、但序列、立体化学或交联方式不同的肽,其性质和行为可能大相径庭。
生物合成、成熟与降解
大多数由基因编码的肽,其合成始于核糖体上的翻译(生物学)过程。氨基酸连接到各自对应的转运RNA上,核糖体则读取信使RNA中的密码子序列。在肽链延长过程中,正在生长的肽链从一个tRNA转移到下一个氨酰-tRNA的氨基上。负责形成肽键的催化中心主要由核糖体RNA构成。肽链从N端向C端延伸,而底物活化所需的能量,最终来自tRNA氨酰化过程中消耗的三磷酸腺苷。
许多具有生物活性的肽并不是直接以最终形式翻译出来的,而是作为较大前体蛋白的一部分合成的。分泌型肽类激素通常起源于前原蛋白,其中含有一段信号序列,可引导新生肽链进入内质网。信号序列被切除后形成原蛋白,后者在经过分泌途径时还可能进一步发生切割和修饰。胰岛素就是这一过程的典型例子:前胰岛素原先转变为胰岛素原,随后折叠并形成二硫键,最后经加工释放出胰岛素和C肽。
蛋白水解切割通常具有选择性,而非无差别地进行。专门的酶能够识别特定的序列特征,包括许多激素原中成簇出现的碱性氨基酸残基。进一步加工还可能去除末端残基、使C端酰胺化,或将N端的谷氨酰胺或谷氨酸转化为焦谷氨酸。这些修饰会影响肽与受体的结合能力及其抗降解能力。同一种前体可以产生多种活性产物:例如,由于加工酶和细胞环境不同,阿片黑素皮质素原可在不同组织中产生不同的肽类激素。
另一条生物合成途径利用非核糖体肽合成酶。这类大型模块化酶系统能够活化氨基酸,并将中间产物系留在载体结构域上。各模块依次选择底物并形成肽键,常会引入D-氨基酸、非常规残基、脂质基团或环状结构。免疫抑制剂环孢素和抗生素达托霉素都是非核糖体生物合成的产物。另一些天然产物最初是由核糖体合成的前体肽,但随后会经历广泛的酶促修饰,形成仅凭未经修饰的序列无法推断出的结构。
肽在不断生成的同时,也在不断被清除。蛋白酶切断肽链内部的肽键,而氨肽酶和羧肽酶则从两端逐个去除残基。降解能够控制信号持续时间、回收氨基酸,并清除受损或不再需要的物质。肽从循环系统中消失,还可能涉及肾脏滤过、组织摄取及细胞内分解。切割位点周围的序列及其可接近性至关重要:埋藏在受限结构内部的切割位点,可能比伸展肽链中的相同序列更不易被切割。因此,肽在生物体内的丰度反映了合成、加工、分布与清除之间的平衡。
生理信号传递与代谢功能
肽类激素通过与特定受体结合,协调不同组织的生理过程。胰岛素由胰腺β细胞释放,通过受体酪氨酸激酶发挥作用,调节葡萄糖代谢以及更广泛的合成代谢。胰高血糖素是由胰腺α细胞释放、含有29个氨基酸残基的肽,主要作用于肝脏,在禁食期间促进葡萄糖生成。两者相互拮抗的作用说明,肽类信号参与的是整体性的协调调控,而非充当彼此孤立的开关。分泌量、受体丰度、细胞内信号传递及反馈机制都会影响生理反应。
许多较短的肽类信号分子通过G蛋白偶联受体发挥作用。催产素和血管加压素均含有九个氨基酸残基,以及一个由二硫键连接形成的环状结构,但序列和受体识别上的差异使它们具有不同的功能。催产素参与子宫收缩和排乳;血管加压素调节水分平衡,也能影响血管张力。血管紧张素II是一种含八个氨基酸残基的肽,由前体经过连续切割生成,参与血压调节和醛固酮分泌。这些例子也表明,肽的活性取决于生成和灭活这些信号分子的酶。
在神经系统中,与起效迅速的小分子递质相比,神经肽往往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和更长的时间尺度上调节神经元活动。P物质参与伤害性感受信号的传递,而脑啡肽等内源性阿片肽则作用于阿片受体。肽通常储存在致密芯分泌囊泡中,并可与常规神经递质一同释放。其效应取决于受体亚型、解剖位置和释放模式。肽无需直接打开离子通道,也能改变细胞膜的兴奋性、递质释放或基因表达。
肽还在细胞内承担代谢功能。谷胱甘肽是由谷氨酸、半胱氨酸和甘氨酸组成的三肽。其中半胱氨酸的巯基参与抗氧化防御,以及由谷胱甘肽依赖性酶催化的反应。其还原型和氧化型通常分别记为GSH和GSSG,两者通过以下半反应相互转化:
这一体系的生物学行为取决于浓度、细胞内区室分布和酶活性,而不仅仅取决于该方程式。谷胱甘肽还参与多种亲电子化合物的结合与代谢处理。
膳食蛋白质在消化过程中产生肽,肠道转运蛋白可吸收许多二肽和三肽,随后这些肽在细胞内水解,释放出组成它们的氨基酸。食物来源的肽在实验体系中也可能与酶或受体相互作用。然而,仅凭纯化体系中测得的活性,并不能确定摄入后会产生生理效应。消化、吸收、组织中可达到的浓度及代谢转化,共同决定某一完整肽序列能否到达相关靶点。在评估有关食物中生物活性肽的说法时,区分这两者十分重要。
免疫、宿主防御与生态相互作用
肽在适应性免疫识别细胞内外蛋白质的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细胞通过蛋白质降解不断产生肽片段,其中一部分被装载到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分子上,并呈递于细胞表面。T细胞受体识别的是肽与呈递分子共同形成的表面,而通常不是溶液中的游离肽。细胞表面呈递的肽谱发生变化,可以反映感染、细胞蛋白质的改变或组织特异性表达。
MHC I类分子通常向CD8 T细胞呈递肽。许多与I类分子结合的肽含有约8–11个氨基酸残基,但也存在更长的肽。这些肽通常以两端锚定于结合槽内的方式结合,其特定侧链嵌入具有等位基因特异性的口袋中。MHC II类分子通常向CD4 T细胞呈递肽。其结合槽的两端开放,因而允许较长的肽伸出中央结合区之外;这类肽通常含有约13–25个残基。这些只是典型范围,并非绝对界限。
抗原加工决定了哪些序列可供呈递。胞质中的蛋白质降解以及向内质网的转运,为I类分子提供了许多配体;内体和溶酶体中的加工则为II类分子提供了许多配体。交叉呈递使某些抗原呈递细胞能够通过I类分子呈递源自细胞外物质的肽。肽呈递也参与免疫耐受:发育中的T细胞和成熟T细胞通过有助于限制有害自身反应的机制,接触自身来源的肽–MHC复合物。
抗菌肽是肽与免疫之间的另一重要交汇点。人防御素和源自组织蛋白酶抑制素家族的肽LL-37,是与固有免疫相关的例子。许多抗菌肽带正电荷,并具有两亲性,因此能够与微生物表面及膜相互作用。有些会破坏膜的结构,有些则进入细胞或干扰特定的分子靶标。它们的活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盐浓度、周围的蛋白质、膜的组成以及局部肽浓度。因此,膜破坏是一种重要机制,但并不能解释所有抗菌肽的作用。
肽还在各类生态系统中介导竞争、通信与捕食。细菌产生能够抑制其他细菌的细菌素,有些细菌还利用肽信号调控依赖种群密度的行为。植物产生肽类防御分子和发育信号。芋螺、蜘蛛及其他有毒动物利用肽,以高度特异性的方式作用于离子通道或受体。芋螺毒素尤以其受二硫键约束的多样结构而著称。这类分子表明,相对较短的序列也能演化出精确的分子识别能力,同时也为区分彼此高度相似的生理靶标提供了实验工具。
化学合成与序列工程
肽的化学合成需要在含有多个潜在反应基团的分子之间选择性地形成化学键。如果偶联过程不受控制,就会产生混合物,因为氨基酸既可以通过氨基反应,也可以通过羧基反应,而某些侧链还带有额外的反应位点。因此,合成方法会使用临时保护基和活化的羧基衍生物,目的是在形成所需酰胺键的同时,尽量减少消旋和非预期支化等副反应。保护和脱保护条件也必须与正在组装的序列相容。
一项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进展是 R. 布鲁斯·梅里菲尔德于1963年提出的固相肽合成。不断延长的肽链连接在不溶性载体上,因此可以通过洗涤去除过量试剂和副产物。在一个典型的合成循环中,先脱除临时氨基保护基,再偶联一个经过活化和保护的氨基酸,随后洗涤载体,再重复这一过程。常规组装从C端残基向N端进行,与核糖体延长肽链的方向相反。最后的切割步骤将肽从载体上释放出来,通常也会脱除剩余的侧链保护基。
两种主要的保护策略分别采用Boc和Fmoc化学。Boc基团在酸性条件下脱除,而Fmoc基团在碱性条件下脱除。基于Fmoc的合成方法应用广泛,因为脱除临时N端保护基所用的条件,与脱除许多侧链保护基及将肽从树脂上切下所用的条件不同。不过,任何策略都无法消除特定序列带来的困难。肽链在树脂上的聚集可能妨碍偶联,某些残基或序列基序也容易发生副反应。试剂选择、溶剂、温度和载体性质都会影响产物质量。
随着肽链长度增加,逐步合成的难度也随之上升。如果每一步偶联的效率均为99%,且各步相互独立,那么成功完成49步偶联的比例约为
这还没有计入切割过程中的损失和其他反应的影响。这一简化计算说明了微小的效率损失为何会不断累积。对于较长的目标肽,也可以先分别制备片段,再将其组装起来。1994年报道的天然化学连接方法,将肽硫酯与含有N端半胱氨酸的片段连接起来,经过一系列中间体,最终形成天然的酰胺键。相关方法进一步拓宽了可用连接位点的范围。
序列工程并不局限于复制天然分子。环化、二硫键形成、骨架N-甲基化、D型氨基酸残基替换,以及通过共价连接稳定螺旋结构,都可以改变肽的构象和稳定性。某种设计改造可能提高肽抵抗蛋白酶降解的能力,却也可能削弱其与受体的结合、降低溶解度,或增加合成难度。肽库和展示技术可以对大量序列进行筛选,以寻找具有结合能力或活性的序列。筛选得到的候选肽仍需进行独立的化学表征和功能测试,因为在某一筛选体系中得到富集,并不一定能证明其在另一种生物环境中的表现。
鉴定、结构分析与研究方法
肽分析必须区分几个不同的问题:样品中是否存在某种肽,其序列和修饰是什么,含量有多少,以及它采取何种构象。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同样出色地回答所有这些问题。生物样品中的各种肽浓度跨度很大,而且往往伴有盐、脂质、蛋白质和降解产物。样品的采集和储存条件十分重要,因为取样后蛋白酶可能继续发挥作用,而氧化及其他化学变化则可能生成原始样本中并不存在的产物。
色谱法广泛用于分离肽混合物。反相液相色谱通常采用非极性固定相,并通过逐渐提高有机溶剂浓度进行梯度洗脱。肽的保留行为取决于它与固定相和流动相的相互作用,而不只是分子大小。离子交换法依据与电荷有关的相互作用进行分离,尺寸排阻法则依据流体动力学行为进行分离。在肽键吸收区附近测量紫外吸收有助于检测,但其灵敏度和特异性会随波长及样品组成而变化。
质谱法测量离子的质荷比,是现代肽鉴定的核心技术。电喷雾电离常产生多电荷肽离子,使质量较大的分子也能在仪器可测量的质荷比范围内接受分析。串联质谱将选定的前体离子碎裂,并利用所得的碎片谱推断序列。基于碰撞的方法常产生 b 型和 y 型碎片离子,而基于电子的方法则产生与之互补的碎裂模式。序列指认可以通过与序列数据库生成的预测谱图进行比对,也可以通过直接解析碎片之间的关系来完成。
仅凭质量无法唯一确定每一种肽。亮氨酸和异亮氨酸的残基质量相同,不同序列也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总体组成。如果获得的碎片无法区分可能的修饰位置,修饰位点也可能无法明确。因此,数据库检索需要进行统计评估,包括控制假发现。定量测量可使用同位素标记的内标,以校正提取、色谱分离和电离过程中的变异。在蛋白质组学中,通常先将蛋白质酶解成肽,再以这些肽作为衡量其来源蛋白质的替代指标;当不同蛋白质含有相同的肽序列时,必须将所测序列唯一地归属于其来源蛋白质。
结构分析需要使用互补的技术。核磁共振可揭示溶液中原子的局部环境、分子内接触以及构象交换。X射线晶体学可确定结晶肽或肽—靶标复合物的精细结构,而圆二色光谱则提供平均二级结构倾向的信息。结合测定、酶活性测定和细胞实验用于确定活性,而不只是结构。例如,受体结合实验的结果本身并不能说明某种肽是激活、抑制该受体,还是以其他方式调节它。可靠的表征需要结合化学身份、结构证据以及定义明确的功能测量。
治疗应用、递送与生物材料
肽类药物利用氨基酸序列与生物靶点高度特异性结合的能力发挥作用。胰岛素于1922年开始用于临床,证明了肽类生物制品可以替代体内不足的生理信号。此后出现的药物包括天然激素的类似物、酶抑制剂、受体拮抗剂以及源自毒素的肽。这些产品在大小、结构、给药途径和作用持续时间上差异很大;“肽类药物”指的是一类化学物质,而非单一的药理学策略。
一些实例可以说明其多样性。奥曲肽是一种环状生长抑素类似物,旨在保留某些激素效应,同时比天然肽具有更长的作用时间。恩夫韦肽是一种由36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的HIV膜融合抑制剂。齐考诺肽是一种芋螺肽的合成版本,可阻断特定类别的电压门控钙通道。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包括经过工程化改造的肽,其修饰可减缓酶促失活或延长全身暴露时间。这些药物各自依赖特定的分子相互作用,而不是所有肽共有的某种普遍性质。
递送是肽类药物应用的一大限制。许多肽容易在胃肠道中降解,难以跨越上皮屏障,进入血液循环后又会被迅速清除。其极性骨架和分子大小往往限制了它们被动穿过脂质膜的能力。因此,许多已广泛应用的肽类药物采用注射给药,但也存在成功的替代途径。口服司美格鲁肽将经修饰的肽与促进吸收的制剂相结合,表明特定分子配合特定制剂可以实现口服递送,但这并不意味着肽类药物普遍都容易实现口服给药。
化学和药剂学策略分别针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环节。连接脂质基团可促进肽与血清白蛋白结合,延长暴露时间;长效储库制剂可减缓药物从注射部位释放。环化、末端修饰以及特定残基的替换可减少蛋白水解。这些变化也可能影响靶点亲和力、分布或消除,因此,在体内存留更久并不必然意味着临床效果更好。纯度和生产一致性同样重要:结构高度相近的残基缺失产物、差向异构体和氧化变体,可能需要灵敏的分析方法才能检出。
除常规的全身性药物治疗外,肽还有其他用途。经放射性标记的受体结合肽可以将用于成像或治疗的放射性核素递送至表达适宜靶点的组织。合成肽可用作检测底物、研究探针以及诊断试剂的组成部分。在材料科学中,经过设计的序列可通过氢键、疏水相互作用和静电吸引,自组装成纤维、凝胶或表面涂层。这类材料可以呈现细胞结合基序,或对酶促切割产生响应。它们的性质取决于序列、组装条件和力学组织方式,从而将肽化学与组织工程以及细胞和人工表面相互作用的研究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