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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兰氏阴性菌

革兰氏阴性菌是一类多样的细菌,其特征在于革兰氏染色表现,以及通常具有外膜的细胞包被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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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兰氏阴性菌是指经革兰氏染色后通常呈粉红色或红色,而不保留紫色初染剂的细菌。这类细菌大多具有独特的细胞包被结构,由内膜、薄薄的一层肽聚糖和外膜组成。外膜是一道重要的生物屏障:它调控细胞与环境之间的物质交换,参与细菌与其他生物的相互作用,并限制许多抗微生物物质进入细胞。

这一名称描述的是依据染色表现和结构特征划分的类别,而非单一的演化谱系。革兰氏阴性菌包括肠道定居菌、土壤分解菌、能进行光合作用的水生微生物、固氮共生菌,以及多种病原菌。它们的活动在养分循环、与动植物的关联、工业生物技术和感染性疾病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要理解“革兰氏阴性”这一名称意味着什么、又不意味着什么,就必须了解染色表现、细胞包被结构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

革兰氏染色与分类区别的起源

1884年,丹麦医生汉斯·克里斯蒂安·革兰在研究组织切片中的细菌时创立了革兰氏染色法。这种方法能快速区分细菌的主要类群,同时显示细胞的形态和排列方式,因此成为微生物学的基础实验方法之一。最初,这一区分依据的是可观察到的实验室染色反应;直到后来,生物化学和显微研究才确立了染色反应与细胞包被结构之间的关系。

在标准操作中,先用结晶紫对固定后的细菌涂片染色,再加入碘液,形成染料—碘复合物。随后使用脱色剂,通常为乙醇或丙酮与乙醇的混合液。最后,用番红等复染剂使失去初染颜色的细胞着色。革兰氏阳性细胞通常保持紫色,而革兰氏阴性细胞则呈粉红色或红色。在显微镜下,同一份标本还可显示杆状、弯杆状、球状、成对排列的细胞,或更不常见的形态。

染色结果取决于细胞包被在脱色过程中的变化。在典型的革兰氏阴性细胞中,溶剂会破坏富含脂质的外膜,或提取其中的成分,而较薄的肽聚糖层无法有效保留染料复合物。在典型的革兰氏阳性细胞中,厚得多的肽聚糖壁则能在适度脱色时保留该复合物。因此,这并不是一项简单检测有无细胞壁的试验:这两类细菌通常都具有肽聚糖,只是其含量、组织方式及周围结构有所不同。

技术条件会影响结果的判读。脱色过度可使通常呈革兰氏阳性的细胞表现为阴性,而脱色不足则可使革兰氏阴性细胞仍呈紫色。老龄培养物、受损的细胞包被、过厚的涂片以及某些固定方法,也会导致染色结果不一致。因此,染色反应描述的是细胞在特定条件下的表现,而不是某个物种所有成员都必然具有的属性。

对某些细菌而言,常规革兰氏染色无法提供有意义的分类依据。分枝杆菌具有富含脂质的细胞包被,通常采用抗酸染色法检查;没有细胞壁的支原体则缺乏这一传统区分所依据的结构。非常纤细的螺旋体在常规革兰氏染色标本中难以通过明场显微镜观察。这些例外促成了细菌特征鉴定中一项核心原则的确立:染色反应、细胞结构、生物化学特性和进化关系提供的是不同类型的证据,不应将它们视为可以相互替代。

细胞包被的结构与力学功能

典型的革兰氏阴性菌细胞包被含有两层脂质膜,两者之间由周质隔开。周质是一个含有肽聚糖和多种蛋白质的水性区室。内膜又称细胞质膜,包围着细胞质。与其他生物的细胞膜一样,它是一道选择性通透屏障,其中含有转运蛋白、感知蛋白和酶。在许多革兰氏阴性菌中,内膜还含有呼吸链复合体,这些复合体建立起用于能量保存的电化学梯度。

肽聚糖囊在细胞周围形成连续的网状结构。其聚糖链由交替排列的 N-乙酰葡萄糖胺和 N-乙酰胞壁酸残基组成,链与链之间通过短肽链形成交联。在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等研究较为充分的生物中,肽聚糖层仅厚数纳米,但其厚度和组织方式会因物种及生长条件而异。肽聚糖囊虽然很薄,却对维持细胞形状、防止细胞因渗透压而破裂至关重要。

外膜位于这一支撑网的外侧。与常规的磷脂双分子层不同,外膜内外两个单分子层的组成通常差异显著:内层以磷脂为主,而外层的大部分通常由脂多糖占据。外膜含有大量蛋白质,包括通道蛋白和结构组分。在大肠杆菌(E. coli)中,布劳恩脂蛋白将外膜与肽聚糖相连;OmpA 和 Tol–Pal 系统等其他蛋白质也参与维持细胞包被的组织结构。并非所有革兰氏阴性菌都采用相同的结构连接方式。

周质并非空隙,而是一个生化活动活跃的区室。其中含有底物结合蛋白、处理营养物质的酶、辅助蛋白质成熟的因子,以及参与肽聚糖合成的蛋白质。许多输出蛋白的二硫键在此形成。周质与细胞质相互分隔,使一些可能造成损伤的反应,例如某些复杂底物或抗生素的分解,能够在细胞内部的主要区室之外进行。

在生长和细胞分裂过程中,细胞包被的构建必须保持协调。新的膜脂、细胞壁材料和包被蛋白质不断被整合进去,同时细胞仍需维持完整的屏障。分裂时,内膜收缩,新的隔膜肽聚糖被合成,外膜也随之向内收拢。这种协调一旦受到破坏,就可能导致膜泡状突起、细胞形态异常或细胞裂解。外膜也有助于维持力学稳定性,因此,细胞包被是作为一个整体结构发挥作用的,而不是由细胞壁独立承重、周围膜结构仅起被动作用。

脂多糖与细胞表面的变异

脂多糖通常缩写为 LPS,是许多革兰氏阴性菌外膜的标志性成分。典型的 LPS 分子包含三个区域:脂质 A、核心寡糖,以及向外伸出的 O 抗原多糖。脂质 A 将分子锚定在膜中,核心寡糖则将这一锚定部分与 O 抗原相连。O 抗原由重复的糖单元组成,这些单元在不同菌株之间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并非所有革兰氏阴性菌都具有这种形式的完整三部分结构。

LPS 分子有助于形成排列紧密有序的细胞表面。其带负电荷的基团与二价阳离子相互作用,尤其是镁离子和钙离子,从而帮助稳定相邻的分子。由此形成的外膜外层可限制许多疏水性化合物的渗入。细胞表面的化学性质还会影响细菌对去污剂、抗菌肽、干燥及环境胁迫的敏感性。细胞可响应镁缺乏等条件或与宿主环境相关的信号,改变脂质 A 或其他 LPS 组分。

O 抗原的变异对细菌鉴定及其与宿主的相互作用具有重要影响。不同的表面结构可被抗体识别,并用于血清分型。例如,在大肠杆菌(E. coli)O157:H7 中,“O157”表示一种 O 抗原类型,而“H7”表示一种鞭毛抗原。O 抗原可影响细菌对噬菌体及补体介导的杀伤作用的敏感性,但具体影响取决于 O 抗原的化学性质及细菌表面的其他结构。某些细菌具有荚膜,荚膜是独立的细胞外结构,不应与 LPS 的 O 抗原部分混淆。

某些细菌,如奈瑟菌属(Neisseria)和嗜血杆菌属(Haemophilus)的细菌,通常产生脂寡糖,缺少典型光滑型 LPS 所具有的长链重复 O 抗原。另一些细菌与标准模型的差异则更大。鞘氨醇单胞菌属(Sphingomonas)细菌以鞘糖脂取代典型的 LPS,而一些经实验筛选获得的鲍曼不动杆菌(Acinetobacter baumannii)突变株在丧失 LPS 合成能力后仍可存活。这些例子表明,“外膜”与“含 LPS 的膜”并不是完全等同的类别。

脂质 A 也是产生传统上所称内毒素活性的主要成分。在哺乳动物中,LPS 的识别通常涉及 LPS 结合蛋白、CD14 和 TLR4–MD-2 受体复合物,并激活固有免疫信号传导。不过,不同脂质 A 结构的酰基链数目、磷酸化程度及其他特征各不相同,其生物活性也存在显著差异。不能因为典型的大肠杆菌 LPS 具有很强的活性,就推定所有革兰氏阴性菌的 LPS 都具有同样的活性。LPS 可在细菌生长、膜囊泡形成及细胞破裂过程中释放,并非只有在细菌死亡时才会释放。

物质转运、能量代谢与蛋白质分泌

革兰氏阴性菌细胞必须将营养物质运过两层膜,同时维持对内部组成的调控。小分子亲水性物质可以通过外膜上的孔蛋白穿过外膜,这类蛋白质可形成水相通道。通用型孔蛋白部分依据分子大小和电荷进行筛选,而专一性更强的通道则优先转运特定底物。在大肠杆菌中,OmpF 和 OmpC 是主要的通用型孔蛋白,LamB 则有助于麦芽糖及相关糖类进入细胞。孔蛋白的表达随环境条件而变化,从而调整营养物质摄取与防御保护之间的平衡。

对于浓度极低的化合物,细胞往往需要更复杂的摄取机制。铁是一个典型例子:许多酶都离不开铁,但在许多含氧环境中,可利用的铁却很少。许多菌种会释放铁载体,这类小分子能以很高的亲和力结合三价铁。特异性的外膜受体可识别由此形成的复合物。TonB 依赖系统将内膜的能量传递至这些受体,使仅靠被动扩散无法解释的摄取过程得以进行。随后,周质结合蛋白和内膜转运蛋白共同完成物质的输送。

外膜通常不是细菌进行能量保存的主要部位。在许多菌种中,呼吸作用的电子传递链位于内膜,电子传递在此与离子移动相耦联。由此形成的离子梯度驱动ATP合酶,生成三磷酸腺苷。不同细菌的代谢方式差异很大:不同的革兰氏阴性菌可以利用氧、硝酸盐、硫酸盐或其他物质作为电子受体,也有一些通过发酵或依赖光的过程获取能量。蓝细菌的光合作用装置主要分布在特化的细胞内部类囊体膜上。

向细胞外输出物质则面临相反的问题。大多数运往周质或外膜的蛋白质首先通过 Sec 途径穿过内膜;Tat 途径则转运另一类特定蛋白质,其中包括已经折叠的蛋白质。随后,外膜 β 桶蛋白由 BAM 复合体完成组装。脂多糖(LPS)通过 Lpt 转运装置到达外膜,而许多脂蛋白则由 Lol 途径分配至相应位置。这些系统将细胞内部的合成过程与细胞最外层边界处的组装过程衔接起来。

特化的细菌分泌系统可将蛋白质运送至细胞包被之外,或直接送入其他细胞。II 型分泌系统将已先行进入周质的蛋白质输出。III 型和 IV 型分泌系统可将效应蛋白递送至宿主细胞内,不过 IV 型系统也包括参与 DNA 转移的装置。VI 型分泌系统利用可收缩的装置,将抗菌效应蛋白注入邻近细菌。这些机制有助于营养获取、共生、竞争及致病过程;仅凭一种生物具有分泌系统,并不能断定它能够致病。

多样性、分类与演化解读

革兰氏阴性菌并不构成细菌演化树上的单一分支。在现代分类学中,分类日益依赖核糖体 RNA 序列、完整基因组及保守的分子特征,而不再仅凭染色结果。革兰氏阴性表型见于多个主要谱系,这些谱系的成员在代谢、细胞结构、生境和演化历史上存在显著差异。因此,这一术语在显微观察和医学中仍有实用价值,但并不代表正式的分类阶元。

许多常见的革兰氏阴性菌属于假单胞菌门(Pseudomonadota),传统上称为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这个多样性丰富的门包括埃希氏菌属(Escherichia)、沙门氏菌属(Salmonella)、弧菌属(Vibrio)、假单胞菌属(Pseudomonas)、奈瑟菌属(Neisseria),以及许多与植物有关联的细菌。其他革兰氏阴性类群包括拟杆菌门(Bacteroidota,旧称 Bacteroidetes),其成员是复杂碳水化合物的重要降解者;螺旋体门(Spirochaetota),包括呈螺旋形的螺旋体;以及弯曲菌门(Campylobacterota),包括弯曲菌属(Campylobacter)和螺杆菌属(Helicobacter)。蓝细菌具有总体上属于革兰氏阴性型的细胞包被,同时进行产氧光合作用。因此,熟知某一类群的形态或临床作用,并不能据此推断其他所有类群的特性。

“单膜型”(monoderm)和“双膜型”(diderm)这两个结构术语,有助于将细胞包被的结构与染色反应区分开来。单膜型细菌具有一层主要的细胞膜,双膜型细菌则有两层。传统意义上的革兰氏阴性菌大多属于双膜型,但这两套分类并不完全对应。例如,奇异球菌属(Deinococcus)具有复杂的双膜型细胞包被,却通常呈革兰氏阳性染色反应。芽孢杆菌门(Bacillota,传统上称为厚壁菌门 Firmicutes)的某些成员具有外膜,尽管人们通常将这个门与革兰氏阳性菌联系起来。这些实例对研究细胞包被的演化尤其具有启发意义。

比较基因组学研究参与外膜组装、脂质合成、细胞壁构建及物质转运的基因在不同类群中的分布。研究者可以结合更广泛的系统发育学关系,重建这些基因的演化历史。不过,解读这些分布模式时,必须考虑基因丢失、序列分化和水平基因转移的影响。细菌外膜的起源及其后续变化仍是活跃的研究领域,仅凭染色类别无法确定哪一种细胞包被结构属于祖先状态。

这种区分的意义也不限于细菌。正如内共生学说所阐述的,线粒体和叶绿体均起源于细菌祖先。线粒体的祖先属于 α-变形菌的一个谱系,而叶绿体则源自蓝细菌。它们的膜系统保留了这段历史的证据,但现代细胞器已经发生了广泛改变,并整合进真核细胞之中。因此,将它们简单地称为革兰氏阴性菌,会掩盖内共生之后发生的演化及细胞层面的转变。

环境作用及与其他生物的关联

革兰氏阴性菌广泛分布于海洋、淡水、土壤、沉积物、植物表面、动物消化道以及众多极端环境中。它们的丰度和活动随营养物质的可用性、氧气、温度、盐度以及与其他生物的相互作用而变化。有些以自由悬浮的细胞形式生活,另一些则定殖于颗粒表面,或形成生物膜,即包埋在胞外物质中的有组织群落。外膜、表面附属结构和分泌的聚合物会影响它们在这些环境中的附着与持续存留。

它们的活动在碳循环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交替单胞菌属(Alteromonas)和玫瑰杆菌类群等海洋细菌,会利用浮游植物释放或分解过程中产生的有机化合物。拟杆菌门细菌通常专门分解复杂多糖,包括藻类和植物来源的物质。某些海洋谱系,如 SAR11,适应了营养物质浓度极低的环境,并具有精简的基因组。这些不同的生存策略使微生物活动分布于溶解态底物、较大颗粒以及局部富含营养的区域。

革兰氏阴性菌还参与氮循环中几个不同的阶段。根瘤菌属(Rhizobium)、慢生根瘤菌属(Bradyrhizobium)及其近缘细菌可与豆科植物建立固氮共生关系。在根瘤中,细菌的固氮酶将大气中的氮转化为可参与生物代谢的形式,而植物则提供碳化合物,并维持适合这种氧敏感酶发挥作用的条件。其他类群会氧化氨或亚硝酸盐,反硝化细菌则通过可能产生氮气的途径还原硝酸盐。固氮、硝化和反硝化是彼此独立的过程,由不同但有时相互重叠的类群完成。

它们与植物的关系既可能有益,也可能具有破坏性。有些根系相关细菌能促进养分活化、与病原体竞争,或改变植物的生长发育。根癌农杆菌(Agrobacterium tumefaciens)可将 DNA 转移至植物细胞中,引起根癌病;黄单胞菌属(Xanthomonas)和假单胞菌属(Pseudomonas)中也有重要的植物病原菌。宿主受到的影响取决于细菌菌株、植物基因型、环境条件,以及双方交换的分子。仅凭“革兰氏阴性”这一宽泛分类,既不能判断其有益,也不能判断其有害。

在动物体内,许多革兰氏阴性菌是微生物群落的常见成员。拟杆菌门细菌在人类大肠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一些物种具有庞大的系统,能够降解膳食来源和宿主来源的碳水化合物。某些大肠杆菌(E. coli)菌株也栖居于肠道而不引发疾病。它们所处的位置至关重要:一种在肠腔内可被宿主耐受的微生物,一旦进入血液或其他正常情况下受到保护的部位,就可能引起感染。因此,生态功能和致病潜力取决于具体情境,而不仅仅取决于物种身份或染色反应。

致病机制与宿主反应

致病性革兰氏阴性菌通过定植、组织侵袭、毒素产生、营养获取和逃避宿主防御等机制的不同组合引发疾病。没有任何一种机制适用于整个类群。霍乱弧菌(Vibrio cholerae)可在不广泛侵袭组织的情况下引起肠道大量分泌液体,而志贺菌属(Shigella)细菌则会侵入肠上皮细胞。脑膜炎奈瑟菌(Neisseria meningitidis)可经血流播散并到达脑膜。即使在同一物种内,致病菌株也可能携带某些毒力决定因子,而亲缘关系密切、却不引起同种疾病的菌株则不具备这些因子。

黏附往往是定植的早期步骤。细菌菌毛、纤毛和外膜黏附素等表面结构能够识别宿主分子,或帮助细菌抵抗物理性清除。一些细菌随后会利用分泌系统递送效应分子,改变宿主的信号传导或细胞结构。沙门菌属(Salmonella)细菌在侵袭和胞内存活过程中利用Ⅲ型分泌系统。嗜肺军团菌(Legionella pneumophila)则利用Ⅳ型分泌系统,改造其在宿主细胞内赖以复制的区室。

分泌性蛋白毒素的作用机制不同于脂多糖(LPS)。霍乱毒素通过修饰一种宿主信号蛋白,提高细胞内环磷酸腺苷(cAMP)水平,促进肠道电解质和水的分泌。志贺毒素则损伤核糖体RNA,抑制蛋白质合成。这些毒素是特定细菌的特有产物,并非革兰氏阴性菌的普遍特征。内毒素与外毒素的传统区分在此具有实用意义:内毒素主要指与脂质A相关的活性,而外毒素则是经输出或释放、具有特定分子靶点的蛋白质。

宿主对细菌组分的识别可启动具有保护作用的炎症反应。活化的巨噬细胞和其他细胞释放细胞因子,募集白细胞,并促进抗微生物反应。补体系统可包被细菌,促进其被吞噬;对于易感的革兰氏阴性菌,补体系统还能组装膜攻击复合物,破坏细胞包被。荚膜、长链表面多糖以及与宿主调节蛋白的结合,都可削弱这些防御作用。这些特征因物种和菌株而异。

当感染引发宿主反应失调及器官功能障碍时,这一临床综合征称为脓毒症。革兰氏阴性菌感染是其重要病因之一,但脓毒症并非仅由这类细菌引起,也不能单靠内毒素来解释。疾病的严重程度取决于感染部位、细菌负荷、毒力因子、宿主生理状况,以及免疫反应的时机和性质。反过来,仅检出革兰氏阴性菌本身也不能确诊感染:必须结合临床和实验室证据,将定植、标本污染及无症状携带与疾病区分开来。

抗生素耐药性与细胞包被相关的存活机制

外膜构成了抵御许多抗生素的固有屏障。大分子可能被阻挡在外,疏水性化合物可能难以穿过,而亲水性化合物往往依赖孔蛋白进入。这也是在通常条件下,万古霉素等药物对大多数革兰氏阴性菌普遍缺乏活性的原因之一。外膜对药物进入的限制并不一致:不同物种的通透性有所不同,也会随孔蛋白丰度、表面组成及生理状态而变化。

耐药性常由限制药物进入与主动外排共同形成。外排泵将化合物运出细胞,一些革兰氏阴性菌的外排系统会形成横跨内、外两层膜的复合体。例如,大肠杆菌的 AcrAB–TolC 系统由内膜转运蛋白、周质衔接蛋白和外膜通道组成。铜绿假单胞菌中的相关系统则是其具有广泛固有耐药性的原因之一。摄取减少与外排增强可协同作用,比任一机制单独作用时更有效地降低细胞内药物浓度。

药物灭活酶是另一类重要的防御机制。位于周质中的β-内酰胺酶可在相应抗生素有效到达靶点之前,水解其 β-内酰胺环。不同酶家族的底物范围各不相同。超广谱 β-内酰胺酶通常可作用于扩展谱头孢菌素,而碳青霉烯酶则可削弱碳青霉烯类药物的疗效。相关酶的例子包括 KPC 酶、NDM 金属 β-内酰胺酶及 OXA-48 样酶。耐药性也可能源于药物靶点的变化,例如 DNA 旋转酶的改变可降低细菌对氟喹诺酮类药物的敏感性。

编码这些机制的基因可以在细菌之间转移。一个质粒可能携带多个耐药决定因子,而转座子和整合子则参与这些因子的组织与转移。抗生素暴露可通过自然选择使耐药变异株获得优势,但遗传变化的产生与传播是不同的过程。染色体突变可在某一谱系内部产生,而可移动耐药元件则可跨谱系或跨物种传播。mcr 家族便是一类可转移基因的例子,它们能修饰脂质 A,并可赋予细菌对多黏菌素 E 的耐药性;此外,还有许多染色体相关途径会影响细菌对这种药物的敏感性。

耐药性还必须与耐受性和持留性区分开来。耐药菌能够在足以抑制敏感菌的药物浓度下生长。耐受菌群在药物暴露下可能存活更久,但抑制其生长所需的药物浓度并未相应升高;持留性则通常指某一亚群通过处于可逆的生理状态而存活。生物膜生长还可进一步改变药物渗透、代谢及应激反应。在实验中,这些区分十分重要,因为基因序列、生长抑制测量和杀菌试验描述的是细菌行为的不同方面,并非可以相互替代的存活指标。

实验室鉴定与监测

实验室检测将染色与培养、生化特征分析、质谱法及分子方法相结合。革兰氏染色可以提供初步的形态描述,例如革兰氏阴性杆菌或革兰氏阴性双球菌,但通常无法据此确定菌种。染色结果的解读还取决于标本类型。在正常情况下无菌的体液中直接观察到细菌,与在肠道混合样本中发现类似细菌,其意义并不相同,因为后者本就可能含有多种革兰氏阴性菌。

培养基根据微生物的生长需求和代谢特征对其进行分离。麦康凯琼脂可选择性培养多种革兰氏阴性肠道细菌,同时区分发酵乳糖与不发酵乳糖的菌落。但它并不能培养出所有革兰氏阴性菌:有些菌种需要营养更丰富的培养基、特殊营养物质、低氧环境或更长的培养时间。菌落外观、氧化酶活性、底物利用情况及其他生化反应有助于缩小鉴定范围,但单项试验均可能存在例外,因此需要结合整体反应模式进行解读。

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法,通常缩写为 MALDI-TOF MS,通过将培养分离株的蛋白质质谱图与参考数据库进行比对,可鉴定多种分离株。分子方法则可以更直接地检测特定微生物或遗传标记。聚合酶链式反应检测可扩增选定的 DNA 靶序列,而核糖体基因测序有助于鉴定常规方法难以识别的分离株。鉴别能力取决于所选靶标:亲缘关系密切的物种可能具有几乎完全相同的标记序列。

抗微生物药物敏感性试验用于在标准化条件下测定分离株对特定药物的反应。肉汤微量稀释法可测定最低抑菌浓度,即在试验条件下能够阻止可见生长的最低受试药物浓度。纸片扩散法则测量含抗生素纸片周围的抑菌圈大小。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欧洲抗微生物药物敏感性试验委员会等机构会发布结果判读标准。这些标准针对特定的微生物与药物组合以及检测条件制定;仅凭革兰氏阴性这一特征,并不能判断药物敏感性。

DNA测序中的全基因组测序技术通过高分辨率比较分离株并识别耐药基因或毒力基因,为暴发调查提供支持。然而,携带某个基因并不一定意味着该基因会表达,而分离株在遗传上相似,本身也不足以证明存在直接传播。要重建患者、医疗机构、动物、食品及环境来源之间的联系,仍需流行病学信息。因此,监测工作需要将实验室结果与流行病学相结合,区分局部聚集性传播与广泛流行的谱系,并追踪不同环境中的耐药机制。

模式生物、生物技术与当前研究

革兰氏阴性菌在实验生物学中一直占据核心地位。大肠杆菌(E. coli)的许多菌株在实验室条件下易于培养,且可进行遗传操作,因此成为研究基因、酶、复制和细胞调控的重要模式生物。弗朗索瓦·雅各布和雅克·莫诺围绕乳糖操纵子开展的实验,帮助确立了基因表达调控的基本原理。对细菌病毒及其宿主的研究,也促进了人们对 DNA 作为遗传物质、遗传重组以及基因活性调控的理解。

在生物技术领域,大肠杆菌被广泛用于扩增 DNA 构建体和生产重组蛋白。其应用价值依赖于经过充分研究的菌株、载体、启动子和培养方法。然而,外源蛋白能够表达,并不意味着产物一定能正确折叠,或具备其发挥活性所需的修饰。有些蛋白会聚集形成包涵体;另一些则被导向周质空间,那里的条件有利于二硫键形成。因此,所选生物及蛋白在细胞内的定位都会影响最终产物的性质。

其他革兰氏阴性菌具有不同的能力。农杆菌属(Agrobacterium)介导的 DNA 转移是植物基因工程的重要工具。恶臭假单胞菌(Pseudomonas putida)既被作为生产化学品的宿主加以研究,也因其能够代谢多种有机化合物而受到关注。富养贪铜菌(Cupriavidus necator)能够积累聚羟基脂肪酸酯;这是一类细胞内储存聚合物,可用于生物可降解材料。这些应用利用的是各自不同的天然特性,而不是所有革兰氏阴性生物共有的某种普遍技术优势。

细胞包被的生物学特性既带来机遇,也构成限制。在以革兰氏阴性菌为宿主生产的产品中,脂多糖是需要控制的重要污染物,尤其是拟用于非肠道给药的产品。内毒素检测传统上使用来源于鲎的试剂,而基于重组 C 因子的方法则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另一个独立的研究方向是将外膜囊泡用作递送平台和疫苗抗原来源;这些囊泡是许多革兰氏阴性菌释放的、由膜包裹的小颗粒。外膜囊泡制剂也已用于脑膜炎球菌疫苗,其组成和促炎活性需要经过仔细表征。

当前的结构研究采用冷冻电子显微术和冷冻电子断层成像等方法,研究膜蛋白复合物及细胞包被的组织结构。主要研究对象包括负责外膜蛋白组装的 BAM 装置,以及负责脂多糖(LPS)运输的 Lpt 系统。遗传筛选和生化重构揭示了这些系统的运作方式,以及它们与包被应激反应之间的相互作用。另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关注细胞包被不同于常见大肠杆菌模型的细菌:对这些生物进行表征,有助于区分广泛保守的原理与特定谱系所具有的适应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