β-内酰胺酶是一类酶,通过催化β-内酰胺类抗生素的β-内酰胺环发生水解,使抗生素失活。多种细菌都能产生这类酶,这是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重要机制。不同的β-内酰胺酶对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碳青霉烯类和单环β-内酰胺类抗生素具有不同的作用谱。它们由多个各具特点的酶家族组成,而不是一种底物范围一致的单一酶。
生物学功能与作用机制
β-内酰胺类抗生素会干扰细菌的细胞壁合成。其主要靶点是青霉素结合蛋白,其中包括催化肽聚糖交联的酶;肽聚糖是细菌细胞壁的结构成分。抗生素的β-内酰胺环一旦被打开,通常就无法再有效抑制这些靶点。
β-内酰胺酶通过加水反应,催化环上的碳—氮酰胺键断裂。其催化机制主要有两种:
- 丝氨酸β-内酰胺酶利用活性位点的丝氨酸残基进攻抗生素,形成共价的酰化酶中间体。随后,水将这一中间体水解,释放开环产物,并使酶恢复原状。
- 金属β-内酰胺酶利用一个或两个锌离子促进水解,具体数量取决于酶的种类和反应条件。它们不经过丝氨酸β-内酰胺酶所特有的共价丝氨酸中间体。
在革兰氏阴性菌中,β-内酰胺酶通常在周质空间,即内膜与外膜之间的区域发挥作用。位于这一区域,使它们能够在抗生素到达靶点之前将其截获。在革兰氏阳性菌中,β-内酰胺酶可被分泌到细胞外,也可保持与细胞包膜结合。
耐药性不仅取决于是否存在某种酶,还取决于该酶的含量、催化特性及其所处的细胞环境。抗生素进入减少或药物外排增加,都可与β-内酰胺酶的产生共同发挥作用。
分类
目前广泛采用两种互为补充的分类体系。Ambler分类法主要依据氨基酸序列的亲缘关系,将β-内酰胺酶分为A、B、C、D四个分子类别。Bush–Jacoby功能分类法则根据其底物谱和抑制剂作用谱进行分组。分子类别与功能特征相互关联,但不能等同。
| Ambler类别 | 催化机制 | 代表性酶 | 特征性活性 |
|---|---|---|---|
| A | 活性位点丝氨酸参与催化 | TEM、SHV、CTX-M、KPC | 包括青霉素酶、多种超广谱β-内酰胺酶及部分碳青霉烯酶 |
| B | 依赖锌的水解反应 | NDM、VIM、IMP | 金属β-内酰胺酶;其中许多能水解碳青霉烯类抗生素 |
| C | 活性位点丝氨酸参与催化 | AmpC型酶 | 通常为头孢菌素酶,包括对头霉素类有活性的酶 |
| D | 活性位点丝氨酸参与催化 | OXA型酶 | 包括苯唑西林酶及若干重要的碳青霉烯酶家族 |
同一家族内的酶,其活性也可能存在显著差异。例如,某些TEM和SHV变体具有扩展的底物谱,而另一些则没有。同样,仅凭OXA这一名称,并不能断定某种酶能够水解碳青霉烯类抗生素。
超广谱β-内酰胺酶
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通常按功能定义,指能够水解扩展谱头孢菌素和氨曲南的酶。最常见的ESBL属于A类,尤其是CTX-M酶及某些TEM和SHV变体。在实验室条件下,其中许多可被克拉维酸抑制。
经典ESBL通常不能高效水解头霉素类或碳青霉烯类抗生素。不过,产生这些酶的细菌仍可能通过其他机制对这些药物产生耐药性。此外,不同分类体系和实验室判定框架对ESBL术语的使用也略有差异。
AmpC β-内酰胺酶
AmpC酶属于C类,其基因可位于细菌染色体或质粒上。它们通常能水解多种青霉素类和头孢菌素类抗生素,包括头霉素类,而克拉维酸对它们的抑制作用通常较弱。
在某些菌种中,染色体编码的AmpC酶可被诱导产生。调控变化也可使酶持续高水平产生,这种现象通常称为去阻遏。因此,即使酶的氨基酸序列没有相应变化,基因表达的改变也能导致耐药性变化。
碳青霉烯酶
碳青霉烯酶是能够水解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β-内酰胺酶。具有临床重要性的碳青霉烯酶分布于A、B、D三类:
- **KPC酶:**A类丝氨酸碳青霉烯酶。
- **NDM、VIM和IMP酶:**B类金属β-内酰胺酶。
- **OXA-48样酶及与不动杆菌属相关的若干OXA家族:**D类丝氨酸碳青霉烯酶。
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并不一定说明细菌产生了碳青霉烯酶。其他β-内酰胺酶与外膜通透性降低共同作用,也可造成这种耐药性。
遗传、进化与传播
β-内酰胺酶基因可以是某一菌种固有的,也可以从其他生物获得。这些基因可位于染色体、质粒及其他与遗传物质移动有关的遗传结构上。水平基因转移可使它们在不同菌株之间传播,有时也能在不同物种之间传播。转座元件和整合子有助于耐药决定因子的移动或组装。
基因所处的位置会影响其传播潜力,但“染色体上的”与“获得性的”并不是互斥的类别:获得性耐药基因也可整合到染色体中。
突变可改变酶的底物识别能力、催化效率、稳定性或对抑制剂的敏感性。调控区或基因拷贝数的变化可增加酶的产生量。抗生素暴露可通过自然选择,使携带有利耐药决定因子的细菌获得优势;但它不会引导细菌产生某一种有用的突变。
环境微生物中也存在β-内酰胺酶及相关耐药决定因子。它们的进化历史早于抗生素的临床应用,不过,抗生素的广泛使用已对耐药细菌的选择和传播产生了强烈影响。
β-内酰胺酶抑制剂
β-内酰胺酶抑制剂是能阻断特定β-内酰胺酶作用的化合物,从而保护与其联用的抗生素免遭降解。主要例子包括:
- **克拉维酸、舒巴坦和他唑巴坦:**较早开发的β-内酰胺类抑制剂,对多种A类酶有活性,但对许多C类和D类酶的活性有限。
- **阿维巴坦和雷利巴坦:**二氮杂双环辛烷类抑制剂,对部分丝氨酸β-内酰胺酶有活性。两者的作用范围不同;阿维巴坦可抑制部分D类酶,包括OXA-48样酶。
- **伐硼巴坦:**一种含硼抑制剂,对A类KPC酶具有重要的抑制活性。
这些抑制剂并不能全面覆盖所有酶变体。上述抑制剂均不能可靠地抑制B类金属β-内酰胺酶。许多金属β-内酰胺酶不能高效水解氨曲南,但携带这些酶的细菌往往还会产生能够水解氨曲南的丝氨酸β-内酰胺酶。
酶本身的变化、酶产生量的增加或其他细胞耐药机制,都可能导致对抑制剂耐药。因此,抑制剂对分离酶的活性,并不等同于整个细菌对药物的敏感性。
实验室检测
实验室检测需区分是否存在耐药性、是否具有β-内酰胺酶活性,以及具体耐药决定因子的身份。
- 抗微生物药物敏感性试验测定细菌在抗生素存在时的生长情况,确定实际观察到的药物敏感性谱。
- 活性测定检测抗生素的水解。硝基头孢菌素是一种显色头孢菌素,水解后会变色,广泛用于证实β-内酰胺酶活性。
- 表型鉴别试验利用底物作用模式、抑制剂效应或碳青霉烯水解试验,探查特定的耐药机制。
- 分子方法包括聚合酶链式反应和DNA测序,用于检测β-内酰胺酶基因或分析其特征。
- 免疫层析检测通过抗体识别,检测特定的酶家族。
每种方法都有局限。靶向分子检测无法排除其靶标范围之外的基因,而检出某个基因也不能确定其表达水平。反过来,一种耐药表型可能是多个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由某一种β-内酰胺酶单独造成。
历史与意义
1940年,在青霉素尚未广泛用于临床之前,爱德华·亚伯拉罕和恩斯特·钱恩就报道了一种能够破坏青霉素的细菌酶。此后,β-内酰胺酶介导的耐药性成为限制历代β-内酰胺类抗生素应用的重要因素。
β-内酰胺酶至今仍是微生物学、抗生素研发和公共卫生监测的重要研究对象。其临床意义取决于酶的变体、细菌宿主、伴随的耐药机制以及所涉及的抗生素。因此,仅凭酶家族名称,不足以预测某一分离菌株的完整耐药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