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性巨结肠是一种先天性疾病,其特征是从肛门开始、向上延伸长度不等的一段连续肠管内缺乏称为神经节细胞的神经细胞。受累肠管无法协调正常的舒张与推进运动,从而造成功能性梗阻。病变通常累及直肠和乙状结肠,但也可累及整个结肠,极少数情况下还会累及部分小肠。梗阻肠段上方的肠管扩张,因此该病在历史上被称为“先天性巨结肠”;扩张的肠管通常并非发育缺陷的原发部位。
该病在活产儿中的发生率约为五千分之一,是新生儿肠梗阻的重要病因。多数患儿在新生儿期或婴儿早期出现症状,但少数患儿因持续性便秘、腹胀或生长障碍而在较晚阶段才得到诊断。先天性巨结肠相关性小肠结肠炎是一种可能十分严重的并发症,手术前后均可发生。
确诊需要在规范采集的直肠组织标本中证实神经节细胞缺失。根治性治疗是切除或绕过无神经节细胞的肠段,并将神经支配正常的肠管下拉至肛门。现代诊疗已显著改善患者的生存率和肠道功能,但手术并不总能恢复正常的肠道生理功能。因此,该病涉及发育生物学、遗传学、诊断病理学、小儿外科学以及长期肠道功能管理等多个领域。
发育基础与肠道功能障碍
肠神经系统由肠壁内相互连接的神经元及起支持作用的胶质细胞组成。其主要网络包括位于纵行肌层与环行肌层之间的肌间神经丛,以及位于肠黏膜下方的黏膜下神经丛。这些网络协调肌肉收缩、分泌、局部血流,以及肠道与其内容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肠神经回路虽然受到自主神经系统的影响,但仍可在不依赖脑和脊髓的情况下,自主协调大部分肠道活动。
大多数肠神经元起源于神经嵴细胞;这些细胞迁入发育中的胃肠道后,继续增殖并分化。其中,来自迷走神经嵴区域的细胞是主要来源,它们从消化道上段向远端肠道逐步迁移。骶部神经嵴细胞也参与远端肠道神经系统的形成。在人类,这些细胞向肠道的定植主要发生于妊娠早期。当这一细胞群的迁移、增殖、存活或分化受损,导致其发育受阻时,就会形成先天性巨结肠。由于细胞最后才到达远端肠道,因此这种缺陷通常从肛门端开始。
在无神经节细胞肠段,两大肠神经丛均缺乏神经节细胞。外源性神经纤维仍然存在,且常有增粗,但无法替代缺失的内源性神经回路。抑制性运动通路的缺失,包括以一氧化氮和血管活性肠肽为信号分子的通路,是平滑肌无法正常舒张的原因之一。肛门内括约肌也无法在直肠扩张时出现正常的反射性舒张。由此造成的梗阻属于功能性梗阻,而非由膜性结构、肿块或肠腔闭锁所致的机械性堵塞。
病变肠段近端的肠管起初会试图将内容物推过这个舒张不良的出口。随着时间推移,潴留的粪便和气体会导致肠管扩张、肌层增厚和动力改变。这些继发性变化解释了为什么肉眼可见扩张的结肠内可能仍有神经节细胞,而较狭窄的远端肠段才是原发病变所在。正常的蠕动依赖兴奋与抑制活动的协调,而不只是强有力的收缩;仅增强不舒张肠段近端的推进作用,并不能可靠地解除梗阻。
明确缺乏神经节细胞的肠段与神经支配正常的肠段之间存在一个移行区。该区域可能有神经节细胞数量减少、神经分布异常,或沿肠壁周径的神经支配不均等情况。术中必须重视这一区域,因为仅发现少量神经节细胞,并不总能确认该肠段适合用于重建。反过来,仅凭肠管严重扩张,也无法确定病变在显微镜下的确切界限。
发生频率、遗传与伴随疾病
先天性巨结肠的出生发病率通常估计约为五千分之一,但不同人群及病例识别与登记系统所报告的数据存在差异。总体而言,男性与女性患者之比约为四比一。在常见的直肠乙状结肠型中,男性占优势的现象最为明显;随着无神经节细胞肠段的延长,这种性别差异逐渐缩小。多数病例此前并无已知家族史,但本病的家族聚集现象已得到充分证实,在长段型患者中尤为明显。
本病的遗传基础既涉及罕见但影响较大的变异,也涉及常见易感变异的组合。其中最重要的基因是 RET,其编码一种受体酪氨酸激酶,参与肠神经嵴来源细胞的存活、增殖和迁移。编码区变异和影响 RET 表达的调控区变异均可增加患病易感性。一种被广泛研究的增强子变异会改变转录因子的结合,并降低发育过程中 RET 的活性。因此,与疾病相关的突变可能通过改变蛋白质的表达量或表达时机发挥作用,而不一定改变其氨基酸序列。
其他相关基因包括 EDNRB、EDN3、SOX10、GDNF 和 PHOX2B。这些基因的产物参与多种信号网络,维持发育中的肠神经前体细胞、引导分化或支持神经元存活。内皮素-3–内皮素受体 B 通路对于维持前体细胞完成肠道定植的能力尤为重要。这些通路相互作用,因此某个变异的效应可能取决于其他遗传因素。不完全外显和表现度差异有助于解释,为何携带同一变异的亲属,其病变肠段长度可能不同,甚至完全没有肠道症状。
多数先天性巨结肠为孤立性疾病,但其伴随疾病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患儿中有相当一部分伴有唐氏综合征,具体比例因临床病例系列而异。瓦登伯格–沙阿综合征表现为先天性巨结肠合并色素异常和先天性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常涉及 SOX10、EDNRB 或 EDN3。莫瓦特–威尔逊综合征通常与 ZEB2 致病性变异有关,具有一组特征性的发育异常和先天畸形。PHOX2B 相关先天性中枢性低通气综合征也可与先天性巨结肠并存,这种组合过去称为哈达德综合征。
家族内再发风险无法用一个统一的百分比概括。风险取决于患者性别、无神经节细胞肠段的长度、家族史,以及是否已获得明确的分子诊断。因此,遗传咨询需要区分多因素易感性与特定遗传综合征。RET 的结果解读尤其值得注意:许多与先天性巨结肠相关的变异会减弱信号传导,而另一些 RET 变异则会增加 2 型多发性内分泌腺瘤病的易感性。某些变异可能与这两种表型均有关,但仅凭先天性巨结肠这一诊断,并不能认为每位患者都具有内分泌肿瘤易感性。
解剖累及范围与临床表现
先天性巨结肠通常根据无神经节细胞肠段向近端延伸的范围进行分类。直肠乙状结肠型约占病例的75%–80%。长段型的病变延伸至乙状结肠以上,而全结肠型无神经节细胞症累及整个大肠,并可延伸至末端回肠。全肠道无神经节细胞症极为罕见。不同文献对“短段型”和“长段型”的定义略有差异,因此,与单纯的分类名称相比,对解剖累及范围的描述更具参考价值。
新生儿的典型表现包括胎粪排出延迟、进行性腹胀和胆汁性呕吐。足月儿出生后48小时内未排胎粪是一条重要的诊断线索,但既非诊断的必要条件,也不足以单独确诊。部分患病新生儿可自行排出胎粪,而其他疾病也可导致胎粪排出延迟,早产儿尤其如此。随着肠内容物在梗阻部位近端积聚,患儿可能出现喂养不耐受、排便量减少和腹胀加重。
体格检查所见取决于梗阻程度和检查时机。腹部可膨隆,叩诊呈鼓音;尽管近端有大量粪便潴留,直肠内的粪便却可能很少。直肠检查或置入肛管后,可能突然排出大量粪便和气体。这一体征支持存在梗阻,但本身不能作为确诊依据。病情严重时,可表现为肠穿孔、全身性病症或小肠结肠炎,而非单纯便秘。
较晚确诊的儿童通常自出生后早期即有便秘,并伴有反复腹胀、食欲不振和体重增长不良。粪便潴留可十分严重,慢性梗阻还可能导致营养不良。与典型的功能性便秘不同,这类患儿的病史往往始于婴儿期,而不是在一段正常排便期后或如厕训练前后才出现。不过,两者的临床表现仍有较大重叠。两种疾病均可出现粪便污裤,因此不能据此可靠地排除先天性巨结肠。
少数患者直到青春期或成年后才首次确诊。这些患者通常有长期严重便秘史,且常伴明显的结肠扩张。较晚才被识别的病例更可能是受累肠段较短,而不是新生儿期即有广泛梗阻,但受累肠段长度并非决定确诊年龄的唯一因素。“超短段型”的定义尚不统一,需格外谨慎:如果仅有括约肌不松弛,却未能证实神经节细胞缺如,则可能实际上是肛门内括约肌失弛缓症。
全结肠型的影像学表现可能不如直肠乙状结肠型典型,因为狭窄远端肠段的近端未必有明显扩张的结肠。两者的临床后果也有所不同:广泛病变不仅可引起梗阻,还可能在消化道重建术后造成液体吸收、粪便性状调控及营养维持方面的重大困难。
诊断检查与组织学判读
诊断过程需结合新生儿期或儿童期病史、体格检查、影像学检查、肛门直肠生理功能检查及组织检查。确诊依据是在取材充分的直肠活组织检查标本中发现神经节细胞缺失。在常规诊断流程中,任何单一症状、腹部X线平片表现或对比剂灌肠表现都不能取代这一要求。检查结果的判读还取决于年龄:长期梗阻的较大儿童可出现特征性的近端肠管扩张,而新生儿可能尚未出现这种变化。
腹部X射线摄影平片可显示肠袢扩张、直肠内气体减少,但这些表现缺乏特异性。对比剂灌肠可显示远端肠段狭窄、近端肠段扩张,以及两者之间的移行区。典型的直肠乙状结肠型病变中,直肠可能比乙状结肠更细,与正常的粗细关系相反。对比剂排出延迟也可提供进一步的支持证据。然而,出生早期可能尚未出现移行区;在长段型和全结肠型病变中,移行区表现也可能产生误导。影像学对病变范围的估计不能决定最终的手术切除平面。
肛门直肠测压用于评估直肠和肛管的压力反应。正常情况下,直肠内球囊扩张会引起肛门内括约肌短暂松弛,称为直肠肛门抑制反射。先天性巨结肠患者通常缺乏这一反射。技术条件、受检者活动、球囊扩张不足,以及小婴儿检查结果的判读难度,均可影响结果。反射缺失并不等同于神经节细胞缺失,因为肛门内括约肌失弛缓症即使保留了神经节细胞,也可出现相同的生理学表现。
直肠吸引活检可获取黏膜和黏膜下层组织,无需切取全层肠壁。取材位置通常需距齿状线足够远,以避开正常情况下神经节细胞较少的远端区域,并且常在多个高度取材。标本中含有足量的黏膜下层组织至关重要。对于较大儿童,或吸引活检结果不能明确诊断时,可采用切开活检或全层活检。组织病理学检查旨在寻找神经节细胞,以及可支持诊断的神经异常;若标本取材不足,即使未见神经节细胞,也不能可靠地确诊。
除常规染色外,还可辅以乙酰胆碱酯酶组织化学染色或钙视网膜蛋白免疫组织化学染色。乙酰胆碱酯酶阳性神经纤维增多支持神经节细胞缺失的诊断,而正常黏膜神经纤维的钙视网膜蛋白阳性染色模式消失,也是有用的诊断特征。判读需要适当的对照和经验,对早产儿标本及因技术原因质量受限的标本尤其如此。鉴别诊断包括功能性便秘、胎粪栓塞综合征、小左结肠综合征、肠闭锁、囊性纤维化相关胎粪性肠梗阻、甲状腺功能减退症,以及其他肠道神经肌肉疾病。术中还需追加活检,以确定病变的近端边界,并帮助避免将移行区肠段用于肠道重建。
先天性巨结肠相关性小肠结肠炎
先天性巨结肠相关性小肠结肠炎是一种肠道炎症性并发症,可发生于确诊前、等待根治手术期间或肠道重建术后。由于各项研究在诊断标准、病情严重程度、随访时间和患者选择方面存在差异,所报告的发生率相差很大。它是先天性巨结肠患者发生严重病情的主要原因之一,即使切除了无神经节细胞肠段,仍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典型表现包括腹胀、发热、嗜睡、呕吐,以及爆发性或恶臭的腹泻。腹泻可与梗阻性疾病同时存在;若误以为有腹泻就能排除肠梗阻,可能延误识别。严重发作时可出现血便、循环灌注不足、意识改变或脓毒症。有些发作的表现不那么明显,仅表现为排便情况改变、腹胀加重或进食减少。临床表现可从轻微症状到迅速进展的全身性重症不等,这既增加了临床分级的难度,也使不同研究之间的比较更加复杂。
其发病机制涉及多种因素。肠内容物淤滞和排空障碍可促使细菌过度生长,并延长肠内容物与黏膜的接触时间。此外,还发现了黏液分泌异常、上皮屏障功能受损、黏膜免疫反应改变及肠道微生物群变化。术后出现机械性或功能性梗阻,可再次形成有利于小肠结肠炎发生的条件。然而,单凭梗阻并不能解释所有病例,也没有任何一种微生物能够始终解释这一综合征。因此,它并非只是便秘患儿发生的普通感染性胃肠炎。
与风险升高相关的因素包括既往发生过小肠结肠炎、唐氏综合征,以及部分病例系列研究中所见的较长受累肠段,但各项研究对风险的估计并不一致。肠道重建术后,吻合口狭窄、拖出肠段扭转、肌鞘造成梗阻、残留无神经节细胞肠段或移行区肠段,以及持续存在的出口功能障碍,都可能促使疾病反复发作。在未能查出机械性异常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小肠结肠炎,这表明先天性巨结肠对机体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已切除的肠段。
临床治疗根据病情严重程度安排,通常包括肠道减压、经直肠灌洗、补充液体和电解质,以及使用抗生素。严重发作需住院治疗;循环或器官功能受损时,应给予重症监护与支持。发生穿孔或其他治疗措施无效时,可能需要手术或肠道转流。反复发作时,应检查是否存在持续性梗阻及其他促发异常。尽管有关微生物组的研究结果引发了人们对益生菌及相关干预措施的关注,但现有研究尚未确立一种普遍有效的预防方案。
手术原则与术式
根治性外科手术将无神经节细胞的肠段排除在粪便通路之外,并将神经支配正常的肠管与远端肛管连接,同时保留括约肌功能。这种重建手术通常称为拖出术。其核心原则并非仅仅切除肉眼可见的扩张结肠,而是确定具有正常神经节细胞的合适肠段,并建立通畅的排便出口。术中病理评估有助于确定切除平面,但石蜡切片对于全面评估标本仍然十分重要。
重建前,肠道减压和纠正生理紊乱是诊疗中的关键环节。直肠冲洗可帮助许多婴儿排空梗阻的结肠。营养缺乏、脱水以及活动性小肠结肠炎都会影响手术计划。部分患者可直接接受一期拖出术,无须预先造口;另一些患者则先行回肠造口术或结肠造口术。对于病情严重、发生穿孔、减压不充分、肠管显著扩张或病变范围广泛等特定情况,可采用分期治疗。定位性肠造口应设在经活检证实神经节细胞分布正常的肠段。
三种经典术式奠定了现代治疗的基础。Swenson术沿紧贴直肠壁的平面进行分离,切除无神经节细胞的直肠,并建立低位吻合。Duhamel术将具有正常神经节细胞的肠管拉至保留直肠的后方,使两者形成共同通道。Soave术在剥除直肠黏膜后保留肌鞘,再将具有正常神经节细胞的肠管从肌鞘内拖出。各术式均旨在解除梗阻,同时尽量减少对盆腔结构的损伤,但也各有其特有的潜在并发症。
现代改良术式包括经肛门直肠内拖出术,以及采用腹腔镜技术辅助的术式。对于部分病变局限于直肠和乙状结肠的患者,经肛门入路可避免腹部大切口。腹腔镜可用于探查腹腔、游离肠管,并通过活检确定病变范围。术式选择取决于解剖情况、病变范围、既往手术史、生理状态以及医疗机构的技术经验。比较研究尚未证实任何一种术式对所有患者都具有一致优势,尤其是因为各研究中的术式改良方式及功能恢复成功的定义并不相同。
全结肠无神经节细胞症在重建方面存在特殊难题。小肠必须承担通常由结肠协助完成的功能,包括水和电解质的重吸收。回肠拖出术可恢复肠道连续性,有时需先行回肠造口并维持一段时间,再进行拖出术,但术后排便次数仍可能较多,体液丢失量也可能较大。若病变累及更广泛的小肠,则可能导致肠衰竭,并需依赖肠外营养。无论病变肠段长短,保留肛门感觉、括约肌完整性和盆腔神经都十分重要:如果解除了梗阻却未能保留控便机制,就只是以一个严重的功能问题替代了另一个。
持续症状与术后评估
成功切除无神经节细胞肠段,并不意味着排便功能会立即恢复正常。拖出术后早期,排便频繁、大便稀薄、肛周刺激以及排便规律不断变化都很常见。另一些患者则会出现持续便秘、反复腹胀、污便或小肠结肠炎。这些症状可能源于不同机制,需要分别查明。粪便潴留并伴有溢出性漏便的患者,与肠道转运过快、频繁排稀便的患者,虽然都可能被描述为存在大便失禁,但两者的生理问题并不相同。
机械性梗阻是一大类原因。可能的病因包括吻合口狭窄、拖出肠段扭转或成角、Soave术后保留的肌鞘过紧,或Duhamel重建术后残留的盲袋或隔嵴引发问题。评估可结合造影检查、麻醉下检查,以及特定情况下的内镜检查。从解剖角度,需要明确重建后的肠道是否形成了一条从近端肠道通向肛门、通畅且走行正常的通道。
第二类原因是残留的神经支配异常。残留无神经节细胞肠段,或将移行区肠段用于拖出重建,都可能导致功能性梗阻持续存在。可能需要复核原始病理结果并再次活检,才能将这些情况与解剖性狭窄区分开来。在明确存在可纠正的结构性或病理性原因时,可考虑再次手术;但仅凭症状持续存在,并不能证明初次切除范围不足。再次手术本身也可能造成瘢痕或损伤,因此准确判断病因十分重要。
第三种机制是功能性出口梗阻,即使重建在技术上令人满意,且远端肠段存在神经节细胞,也仍可能发生。由于拖出术无法重建远端肠道原有的生理功能,肛门内括约肌通常仍缺乏正常的直肠肛门抑制反射。对于部分患者,向肛门内括约肌注射肉毒毒素可暂时降低出口阻力。其作用持续时间有限,疗效也因人而异。近端肠道动力障碍也可能参与其中,尤其见于术前肠道长期扩张或肠道运动功能异常范围更广的患者。
评估排便控制问题时,需要综合考虑粪便性状、粪便潴留、肛门感觉及括约肌功能。排空不全可导致溢出性污便,而真正的大便失禁则可能反映括约肌控制能力或感觉受损。系统化的肠道管理方案可包括药物、定时灌肠、经肛门肠道冲洗,或通过手术建立的通道实施顺行性控便灌肠。专科肠道动力检查有时有助于区分出口功能障碍与范围更广的结肠动力障碍。这些评估说明,不能仅凭粪便能否通过重建后的肠道来判断术后结局。
长期结局与成人期照护
大多数接受治疗的先天性巨结肠患儿能够存活至成年,许多人也能获得令人满意的排便控制能力。然而,长期研究始终发现,部分患者存在便秘、粪便污裤、反复发作的小肠结肠炎,或需要依赖排便管理措施。已发表研究中这些情况的发生比例差异很大,取决于患者年龄、病变范围、手术方式、随访完整程度以及所采用的结局评估工具。即使患儿因很少发生意外排便而被归为具有控便能力,仍可能需要每日治疗,并围绕排便问题作出周密安排。
排便模式往往随生长发育而变化。婴儿起初可能排便频繁,而便秘或排空不全的问题在日后才逐渐明显。如厕训练可能暴露出使用尿布时不易察觉的困难。便意急迫、肠道灌洗时间安排或对意外排便的担忧,都可能影响上学、如厕、出行、睡眠及体育活动。因此,健康相关生活质量不仅涉及排便频率:治疗带来的实际负担以及排便功能的可预测性也可能同样重要。
对于病变范围广泛的患者,营养和生长情况尤其需要关注。结肠切除或旷置后,水和钠的吸收减少,可导致粪便排出量增大及脱水。小肠广泛受累的患者还面临营养物质吸收不良和肠功能衰竭的额外风险。这些后果取决于剩余肠管的长度和功能,而不能仅凭诊断名称判断。伴有发育障碍或其他先天性疾病的患儿,也可能出现与肠道神经节细胞缺失无直接关系的喂养或生长问题。
泌尿功能和性功能结局也是长期关注的问题,因为盆腔手术分离操作的部位邻近自主神经和生殖结构。许多患者的泌尿功能和性功能正常,但一些队列研究报告了相关障碍,值得单独评估。针对接受过先天性巨结肠治疗的女性开展的研究还发现,其生育力可能下降,但盆腔粘连、手术史、肠道症状及其他因素使这些结果的解读更为复杂。不应将这些发现视为每位患者都必然会出现的后果。
从儿科向成人医疗服务的过渡可能面临困难,因为许多成人科临床医生很少接诊此病患者。转诊时所需的相关记录包括最初的无神经节细胞肠段范围、手术方式、病理结果、既往小肠结肠炎病史、再次手术情况,以及当前的排便管理方案。成年期持续存在的症状可能源于原有疾病、特定重建术式相关的问题,或无关的胃肠道疾病。长期患者报告结局正日益成为手术结局指标的补充,涵盖控便能力、信心、治疗负担、社会参与及对医疗照护的满意度,而不再仅以存活或避免再次手术来判断治疗是否成功。
历史发展与研究方向
本病以丹麦儿科医生哈拉尔德·赫希施普龙的名字命名。他于1886年报告了两名患儿,并于1888年发表了这两例病例。两名患儿均有严重便秘和显著的结肠扩张。当时,扩张的结肠被视为病变部位,因而受到关注。在此之前已有关于先天性巨结肠的描述,但赫希施普龙的报告帮助确立了这一具有明确临床特征的疾病。直到研究重点从肉眼可见的肠管扩张转向远端狭窄肠段的显微结构异常,病因才最终得到解释。
20世纪上半叶,病理学研究确立了远端肠道神经节细胞缺失与近端肠管扩张之间的关联。1948年,奥尔瓦尔·斯文森和亚历山大·比尔报告了一种根治性切除重建术,为针对无神经节细胞肠段的治疗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伯纳德·杜哈梅尔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经直肠后方的手术入路,弗兰科·索阿韦则于20世纪60年代开发了直肠内拖出术。这些术式提供了不同的途径,可在尽量减少周围盆腔结构损伤的同时,绕过或切除病变直肠。
此后的进展包括直肠吸引活检、酶组织化学技术的改进、术中病理评估,以及创伤更小的手术。路易斯·德拉托雷-蒙德拉贡和豪尔赫·奥尔特加-萨尔加多于1998年报道了经肛门直肠内拖出术,使部分适宜患者得以减少对经腹入路的需要。遗传学发现,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发现的RET与先天性巨结肠之间的关联,将这一临床疾病与发育信号传导联系起来。因此,本病成为理解迁移中的祖细胞如何在生长中的器官内定植的重要模型。
当前的生物学研究正探究:为何看似具有神经节细胞的肠段仍可能功能异常,肠神经元如何与胶质细胞及免疫细胞相互作用,以及为何在充分切除病变肠段后仍会发生肠炎。肠道微生物组研究正在探索其与炎症和术后并发症之间的关联,但区分因果关系仍然困难。肠内容物淤滞、抗生素暴露、饮食、手术和年龄均会影响微生物群落。因此,与肠炎相关的微生物特征并不一定就是有用的诊断标志物或治疗靶点。
再生治疗策略旨在利用干细胞或祖细胞生成肠神经元,并将其引入无神经节细胞肠段。包括动物模型在内的实验体系已在细胞存活、神经元分化、迁移及功能整合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果。尚未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如何可靠地覆盖长段肠管、获得适当的神经元亚型、与肌肉及现有神经建立稳定连接,以及确保免疫相容性和长期安全性。这些方法仍处于研究阶段,尚未成为可替代拖出术的成熟治疗方案。临床研究还面临结局衡量方面的问题:只有各项研究对肠炎、梗阻、控便能力、治疗依赖性及生活质量采用一致的定义,研究间的比较才能提供最有价值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