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AAS)**是由酶、信号肽和激素构成的网络,调节动脉血压、钠钾平衡及细胞外液容量。其经典反应序列始于肾脏释放肾素,后者启动血管紧张素Ⅱ的生成。血管紧张素Ⅱ使血管收缩,改变肾脏对钠的处理,刺激口渴感,并促进肾上腺皮质分泌醛固酮。醛固酮则增强远端肾单位对钠的重吸收和对钾的分泌。这些作用相互配合,有助于在血容量减少或肾灌注不足时维持血液循环。
该系统对维持正常稳态至关重要,但持续或不适当的激活会促成高血压、心力衰竭及进行性慢性肾脏病的发生与发展。因此,它是心血管及肾脏疾病药物治疗的重要靶点。人们熟知的循环级联反应只是该系统的一部分:组织中还存在其他参与血管紧张素加工的酶、受体亚型以及局部信号通路,其作用因器官和生理状态而异。
组成成分与生化级联反应
经典级联反应的起始底物是血管紧张素原,这是一种主要由肝脏产生、存在于血液循环中的蛋白质。肾素是一种天冬氨酸蛋白酶,可切割血管紧张素原,释放出含有10个氨基酸的肽——血管紧张素I。血管紧张素I本身的直接生物活性较弱,主要作用是作为血管紧张素II的前体。血管紧张素转换酶从其羧基末端切除两个氨基酸后,便形成含有八个氨基酸的血管紧张素II。经典反应顺序可表示为: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CE)是一种膜相关的含锌金属肽酶,表达于血管内皮细胞以及包括肾近端小管在内的多种上皮表面。肺循环为这一转化过程提供了大面积的内皮表面,但ACE并非仅存在于肺部。它还可降解缓激肽,后者是一种参与血管舒张及血管通透性调节的肽。这种双重功能解释了为何抑制ACE的作用不止于减少血管紧张素II的生成:它还会增加可发挥作用的缓激肽及相关肽的量。
血管紧张素II通过细胞表面受体发挥作用,并会迅速被代谢。其氨基末端的天冬氨酸残基被切除后,形成血管紧张素III;后者仍保留生物活性,包括刺激醛固酮分泌。进一步加工可生成血管紧张素IV及其他片段。这些肽并非只是没有活性的代谢废物,其中一些具有独特的结合位点或生物学效应。它们在循环血液和各个组织中的相对重要性并不相同,血浆中测得的浓度也未必能反映肾脏、血管或某一脑区内部的实际情况。
另一条主要的加工途径涉及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CE2)。它是一种羧肽酶,其底物特异性和药理学特性均与ACE不同。ACE2可将血管紧张素II转化为血管紧张素-(1–7),后者是由七个氨基酸组成的肽,与经Mas受体介导的信号传导有关。ACE2还可将血管紧张素I转化为血管紧张素-(1–9),后者随后可进一步被加工。常规ACE抑制剂并不直接抑制ACE2。其他酶,包括脑啡肽酶、氨肽酶和糜蛋白酶,也为这些肽的形成或降解提供了额外途径。因此,与其将RAAS视为一条没有分支的反应链,不如将其理解为一个受到调控的网络。
肾素的分泌及其调控
肾素主要由肾小球旁器中的颗粒细胞合成,这些细胞通常位于入球小动脉接近肾小球入口处的管壁内。它们具有特化的血管平滑肌细胞的特征,胞内含有分泌颗粒。肾素最初以肾素原前体的形式合成,经加工形成肾素原,再通过切除前肽片段转化为有活性的肾素。活性肾素和肾素原均可存在于血液循环中,但肾素活性测定与肾素浓度测定反映的是不同的指标。
肾素的释放主要受三类信号调节。首先,肾脏入球小动脉区域的压力降低或管壁牵张减弱,会通过肾内压力感受器机制刺激肾素分泌。其次,致密斑是毗邻髓袢升支粗段末端的特化上皮区域,通过涉及 NKCC2 同向转运体的转运过程,感知肾小管液中氯化钠的递送量。氯化钠递送量减少时,会促进由环氧合酶-2 生成的前列腺素及其他局部介质参与的信号传导,从而刺激肾素释放;递送量增加时,则更有利于依赖腺苷的抑制性信号发挥作用,限制肾素释放。第三,肾交感神经可刺激颗粒细胞上的 β₁ 肾上腺素能受体,通过依赖环磷酸腺苷的通路增加肾素分泌。
这些机制使肾素释放能够对不同形式的循环应激作出反应。失血、脱水以及心输出量降低均可激活该系统。肾素分泌反映的是肾脏所感知的循环状态,而不只是全身水分总量。在心力衰竭或晚期肝硬化患者中,细胞外液量可能增加,但有效动脉充盈却不足。因此,即使存在外周水肿或腹水,肾脏仍可能激活促进钠潴留的通路。区分这两种状态,是理解液体潴留性疾病的关键。
负反馈会限制该系统的激活。血管紧张素 II 作用于 AT1 受体,可直接抑制肾素分泌;灌注压和钠递送量的恢复也会进一步抑制肾素分泌。因此,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CE)抑制剂和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虽然会减弱下游信号传导,却通常会因阻断负反馈而增加肾素释放。同样,直接抑制肾素可在抑制其催化活性的同时,使测得的肾素浓度升高。因此,治疗期间肾素浓度升高,并不一定意味着血管紧张素 II 的生成增多。
肾素水平还会随体位、钠摄入量、一天中的时段、年龄及用药情况而变化。直立体位和限制钠摄入通常会使肾素水平升高,而高钠摄入则会抑制肾素。这些变化符合生理调节的需要,但也使不同条件下取得的实验室检测结果更难直接比较。
血管紧张素受体与细胞信号转导
血管紧张素 II 已明确的心血管和肾脏作用,大多由血管紧张素 II 1 型受体介导,该受体通常简称为 AT1。它属于 G 蛋白偶联受体家族。在许多靶细胞中,受体激活后与 Gq/11 蛋白偶联,刺激磷脂酶 C,生成三磷酸肌醇和二酰甘油,并使细胞内钙浓度升高。在血管平滑肌中,这些过程可促进收缩。AT1 受体还参与其他信号通路,包括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通路和 β-抑制蛋白相关通路,从而影响细胞生长、物质转运和基因调控。
其对血管的即时作用是增加小动脉阻力。在肾脏中,血管紧张素 II 可使入球小动脉和出球小动脉均发生收缩;在中等浓度及灌注减少时,出球小动脉的收缩尤为重要。这有助于在肾血流量下降时维持肾小球毛细血管压力。在浓度较高或其他生理条件下,血管收缩与系膜收缩的共同作用则可能降低滤过。在近端肾小管,血管紧张素 II 还可通过刺激钠氢交换体 NHE3 等机制增加钠重吸收,并影响肾单位更远端各节段的转运。
AT1 信号转导的作用并不局限于短期血压调控。持续激活可促进活性氧生成、炎症信号转导、细胞外基质沉积和细胞肥大。这些过程有助于解释 RAAS 慢性激活与心脏、肾脏及血管纤维化之间的关系。其影响取决于具体情境:同一通路在急性容量不足时可支持组织灌注,但在高血压或心力衰竭中长期激活时,也可能促成结构性损伤。
血管紧张素 II 也可与 AT2 受体结合。AT2 在发育期间表达较高,而在成人不同组织及疾病状态下,其表达水平各不相同。AT2 信号转导常涉及磷酸酶、一氧化氮和环磷酸鸟苷,许多实验中观察到的效应与 AT1 介导的收缩或生长作用相拮抗。然而,将 AT2 一概描述为具有保护作用过于简单;受体丰度、组织分布及实验条件均会影响其反应。对于血管紧张素-(1–7) 和 Mas 受体信号转导,也需保持同样的谨慎:它们常能促进血管舒张,并对 AT1 相关效应发挥反向调节作用,但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与经典通路完全相反。
血管紧张素 IV 有一个历史上称为 AT4 的结合位点,与胰岛素调节氨肽酶相关。研究已探讨其对认知、血流及细胞信号转导的影响,但与 AT1 介导的生理作用相比,这些机制在常规临床实践中的确证程度较低。因此,在决定生物学反应时,受体的种类和分布位置与肽的浓度同样重要。
醛固酮合成与肾脏电解质转运
醛固酮是一种类固醇激素,主要由肾上腺皮质最外层的球状带细胞产生。其合成以胆固醇为起始原料,经线粒体和滑面内质网中的一系列反应完成。最后几个步骤依赖于由 CYP11B2 编码的醛固酮合酶。血管紧张素 II 通过 AT1 受体刺激这些细胞,使细胞内钙浓度升高,并促进类固醇合成。细胞外钾浓度升高也可独立刺激醛固酮生成,其机制是使球状带细胞去极化,开放电压依赖性钙通道。促肾上腺皮质激素也有刺激作用,但在长期调节中的重要性通常较低。
醛固酮主要通过细胞内的盐皮质激素受体(MR)发挥作用。该受体与配体结合后,会影响基因表达,从而改变参与电解质转运的蛋白质的数量或活性。在对醛固酮敏感的远端肾单位节段(包括连接小管和集合管),醛固酮可增强钠经上皮钠通道(ENaC)进入细胞的能力,以及钠经基底外侧膜上的钠钾 ATP 酶排出细胞的能力。血清和糖皮质激素调节激酶 1 通过作用于调节蛋白 NEDD4-2,减少 ENaC 从细胞表面移除,从而参与这一过程。
钠经 ENaC 重吸收会使肾小管管腔内的电位变得更负,从而有利于钾经 ROMK 等顶端膜钾通道分泌。钾的排泄还取决于到达远端肾单位的钠量、肾小管液流量以及可供排泄的钾量;尿钾丢失量并非仅由醛固酮浓度决定。醛固酮还可促进远端肾单位分泌氢离子。因此,盐皮质激素活性过强可引起钠潴留、钾耗竭和代谢性碱中毒,但这些表现未必会同时出现在每一位患者身上。
MR 也可与皮质醇结合,而循环中皮质醇的浓度远高于醛固酮。上皮靶组织中的选择性主要由 2 型 11β-羟类固醇脱氢酶维持,该酶将皮质醇转化为可的松,后者与 MR 的结合能力要弱得多。该酶的遗传性缺乏,或甘草来源的化合物对其产生抑制,均可导致表观盐皮质激素过多症:尽管 MR 激活增强,却表现为高血压、肾素受抑和醛固酮受抑。
持续暴露于醛固酮通常不会导致钠无限积聚。随着压力依赖性排钠增加及其他代偿机制发挥作用,会出现一种称为醛固酮逃逸的现象。然而,钾的过度丢失仍可能持续。这解释了为什么无并发症的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常引起高血压,却不伴有明显的外周水肿;而在有效循环受损的疾病中,大量液体潴留则可能持续存在。
与循环、神经调控及组织系统的整合
RAAS 与交感神经信号、血管加压素、利钠肽及肾脏自身调节机制协同发挥作用。动脉压与心输出量、全身血管阻力之间的关系可简化表示为:
血管紧张素 II 可在数分钟内增加血管阻力,而钠潴留则在较长时间内扩张细胞外液容量,并影响静脉回流和心输出量。该公式描述的是一种血流动力学关系,而非完整的调控模型:其中一个变量的变化可能引起其他变量的代偿性变化。
血管紧张素 II 还作用于调控口渴、盐欲、交感神经活动及血管加压素释放的神经环路。循环中的血管紧张素 II 可影响穹隆下器官和终板血管器官等室周器官;这些器官的血管结构使其能够接收不易穿过血脑屏障的信号。这些区域与下丘脑及其他自主神经中枢相互联系。血管加压素通过调节水通道蛋白-2 的转运,提高集合管对水的通透性,与 RAAS 介导的保钠作用相辅相成。因此,钠平衡与水平衡相互协调,但在生理上仍是不同的过程。
反向调节系统可限制体液容量扩张。心房利钠肽和 B 型利钠肽响应心脏壁应力,发挥促进尿钠排泄、舒张血管以及抑制肾素或醛固酮分泌等作用。压力性利钠,即肾灌注压升高时肾脏钠排泄随之增加,是另一项重要的长期制约机制。在慢性高血压和肾脏疾病中,压力与钠排泄之间的关系可能发生偏移,以致需要更高的压力才能维持钠平衡。
肾脏、心脏、血管壁、肾上腺、脂肪组织和神经系统中均存在 RAAS 的组成成分。组织 RAAS 一词指的是系统组成成分在局部的生成、加工、摄取或作用,并不意味着每个器官内都存在一套完全独立、微缩版的循环级联反应系统。在肾脏中,即使循环中的测定水平未明显升高,局部生成或积聚的血管紧张素 II 仍可影响肾小管转运和血管功能。对循环肽类的摄取及其细胞内转运,进一步增加了区分局部来源与全身来源的难度。
细胞内血管紧张素信号传导和肾素原受体也得到了研究。通常称为肾素原受体的蛋白质由 ATP6AP2 编码,除与肾素和肾素原相互作用外,还具有与液泡型质子 ATP 酶相关的细胞功能。这些功能彼此交叠,使人们难以将所有实验效应都归因于传统的激素–受体机制。因此,血浆激素测定只能反映这一分布广泛的调控网络的部分特征。
在心血管、肾脏及内分泌疾病中的作用
在原发性高血压中,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AAS)的活性存在个体差异。有些人的肾素水平相对较高,有些人较低,还有许多人的数值处于实验室参考范围内。即使浓度“正常”,相对于当时的血压、体内钠状态或细胞外液容量而言,也可能并不适当。因此,不能仅凭循环血液中的RAAS相关指标是否升高,就对高血压作简单分类。遗传变异、交感神经活动、肾脏对钠的处理以及血管结构,都会影响该系统与持续性血压升高之间的关系。
肾动脉狭窄则体现了一种更明确的机制。狭窄远端的压力降低可刺激受累肾脏释放肾素,使血管紧张素II和醛固酮水平升高。在单侧病变中,另一侧肾脏可因全身动脉压升高而增加钠排泄。在双侧重度病变或病变累及唯一有功能的肾脏时,肾小球滤过功能的维持可能更加依赖血管紧张素II所介导的出球小动脉张力。不过,仅有解剖学上的狭窄,并不能确定它就是患者高血压的病因。
在心力衰竭中,前向心输出量减少和动脉充盈状态改变,会激活肾脏及交感神经机制,增加肾素分泌。最初,血管收缩和钠潴留有助于维持灌注压。但如果持续存在,则会增加后负荷、加重淤血,并增加心脏做功。血管紧张素II和醛固酮还参与重构与纤维化。RAAS阻断药物对某些类型心力衰竭的益处,既来自其对血流动力学的影响,也来自其对疾病长期进展的影响,而不只是排出多余液体。
在糖尿病性肾病及其他蛋白尿性肾脏疾病中,肾小球内压升高和肾小球屏障功能改变会促使白蛋白漏出。RAAS激活可加剧这些过程,并促进炎症性及纤维化损伤。减弱血管紧张素II信号传导可降低肾小球内压、减少白蛋白尿,这有助于解释此类药物为何能在适宜人群中发挥肾脏保护作用。治疗早期出现的滤过功能下降可能源于血流动力学变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药物具有直接毒性;但变化幅度较大时,可能提示存在具有临床意义的灌注或容量问题。肾脏疾病也会改变机体对钾的处理,从而影响RAAS阻断治疗的安全性。
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不同于继发性激活,其醛固酮分泌具有相对自主性,而肾素受到抑制。病因包括双侧肾上腺病变和分泌醛固酮的肾上腺腺瘤。低钾血症是公认的表现之一,但许多患者并不出现低钾血症。相反,醛固酮合成减少或作用减弱可引起高钾血症,并使机体倾向于发生代谢性酸中毒。低肾素性低醛固酮症尤其常见于糖尿病和肾脏疾病患者,而原发性肾上腺功能不全可直接损害醛固酮的生成。累及肾素、血管紧张素原、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CE)或AT1受体的罕见遗传性异常,可干扰胎儿肾脏发育,并导致肾小管发育不全。
实验室评估与诊断解读
对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AAS)的评估通常是测定循环中选定的组分,而非整个系统的活性。血浆肾素活性用于估计样本在规定的实验室条件下生成血管紧张素Ⅰ的速率。直接肾素浓度则采用经浓度校准的检测方法,测定具有免疫反应性的肾素。这两种检测结果不能互换:肾素活性部分取决于底物的可用量及检测条件,而直接测定法定量的是酶本身,并非其净催化产出。直接肾素抑制剂尤其能体现这种差异,因为它们可以抑制肾素活性,同时通过反馈作用使肾素浓度升高。
醛固酮可通过血液检测,在某些特定检查中也可通过尿液检测。其一项重要用途是在评估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时计算醛固酮与肾素的比值。只有结合醛固酮和肾素的绝对值、检测方法及临床背景,比值升高才具有意义。肾素水平极低时,即使醛固酮并未明确升高,也可能使这一比值在数值上偏高。对于血浆肾素活性、直接肾素浓度、免疫测定法测得的醛固酮以及质谱法测得的醛固酮,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单一数值界值。
采样条件会显著影响检测结果。体位、采样时间、钠摄入量、血钾浓度、肾功能以及多种药物均会影响肾素或醛固酮。低钾可抑制醛固酮分泌,掩盖其生成过多的生化证据。β受体阻滞剂通常会抑制肾素,而利尿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CE)抑制剂及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则可使其升高。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会改变反馈系统,可能使结果解读变得复杂。这些影响本身就是检测结果所反映的生物学意义的一部分,而不只是实验室技术层面的干扰。
在排查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时,可通过抑制试验评估:在正常情况下会减少醛固酮分泌的干预措施下,其水平是否仍不适当地维持在高位。此类试验的选择与解读取决于具体临床情况。肾上腺X射线计算机断层成像可以显示解剖结构,但无法可靠地确定哪一侧肾上腺分泌了过量醛固酮。影像上可见的结节可能没有分泌功能,而体积较小的功能性病灶则可能无法显现。当有必要确定分泌过多来自哪一侧时,肾上腺静脉采血可用于比较两侧腺体的分泌情况。
利用质谱法分析血管紧张素肽谱,拓展了对该系统多个分支的研究。这类测量仍面临较高的技术要求,因为这些肽会迅速生成和降解,采血后也不例外。样本处理方式、酶抑制措施及分析方法均可能改变所检测到的肽谱。因此,循环中某种肽的浓度并不能直接反映受体活化程度、组织暴露水平或全身RAAS的活性。
药物阻断与临床证据
多类药物可在不同环节阻断这一系统。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抑制剂),包括卡托普利、依那普利和赖诺普利,可减少由ACE介导的血管紧张素II生成,并减少缓激肽的降解。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ARB),包括氯沙坦、缬沙坦和坎地沙坦,可选择性阻断AT1受体,而不直接抑制ACE。阿利吉仑可抑制肾素的催化活性。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包括螺内酯、依普利酮和非奈利酮,作用于下游的醛固酮受体,而不是阻止血管紧张素II生成。因此,这些药物类别在生理效应和不良反应方面均有差异。
ACE抑制剂和ARB是治疗高血压的成熟药物,并可在特定心血管疾病和肾脏疾病中发挥改善病程的作用。1987年的CONSENSUS试验证实,依那普利可提高重度心力衰竭患者的生存率。1991年的SOLVD治疗试验进一步提供了其用于左心室射血分数降低的症状性心力衰竭患者的证据。在与2型糖尿病相关的肾脏疾病中,均于2001年报告结果的RENAAL和IDNT试验,分别支持氯沙坦和厄贝沙坦对各自研究人群具有肾脏获益。这些发现针对的是明确界定的临床人群,不能据此认为其同样适用于所有类型的肾脏疾病或心力衰竭。
阻断盐皮质激素受体提供了不同的干预靶点。1999年发表的RALES试验表明,在当时的标准治疗基础上加用螺内酯,可降低符合特定入选条件的重度心力衰竭患者的死亡率。后续试验确立了依普利酮在其他射血分数降低的临床情境中的作用。2020年报告的FIDELIO-DKD试验和2021年报告的FIGARO-DKD试验证实,非甾体类拮抗剂非奈利酮可使符合特定入选条件的2型糖尿病合并慢性肾脏病人群获得肾脏及心血管获益。这些试验也证实,高钾血症是一项重要的不良反应。
联合干预不同通路并不一定有益。沙库巴曲缬沙坦将脑啡肽酶抑制作用与AT1受体阻断作用相结合,在增强利钠肽相关效应的同时阻断血管紧张素II信号传导;2014年报告的PARADIGM-HF试验证实,在其研究的射血分数降低型心力衰竭人群中,该药的获益优于依那普利。相比之下,在高危人群中,同时使用ACE抑制剂和ARB进行阻断,或在其他RAAS阻断治疗基础上加用直接肾素抑制剂,总体上未能在临床获益与危害之间取得有利的平衡。ONTARGET、ALTITUDE和VA NEPHRON-D等试验记录了高钾血症、低血压或肾损伤方面的安全性问题。
一些重要的药物类别效应直接源于其生理作用。醛固酮信号减弱可使血钾升高,而血管紧张素II维持肾小球内压力的作用消失,则可使滤过减少。ACE抑制剂可通过涉及缓激肽及其他肽类的通路引起咳嗽,较少情况下还可引起血管性水肿。螺内酯也会与性类固醇激素受体相互作用,因此可产生男性乳房发育等效应。ACE抑制剂和ARB与胎儿毒性有关,尤其会影响胎儿肾功能,因此怀孕是用药时必须重点考虑的安全性因素。这些差异意味着,不能将各类药物视为同一种干预手段中可相互替换的形式。
历史发展与持续研究
这一系统的实验研究始于1898年。当时,罗伯特·蒂格施泰特和佩尔·贝里曼报告称,兔肾提取物能够引起升压反应,并将其中的活性成分命名为肾素。这一发现证实,肾脏可以通过血液中的某种物质影响血压,但具体的生化反应过程当时仍不清楚。1934年,哈里·戈德布拉特及其同事证明,收窄犬的肾动脉可导致持续性高血压。这项研究将肾灌注不足与一种可重复建立的高血压模型联系起来,重新激发了人们对肾性升压机制的研究兴趣。
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阿根廷由爱德华多·布劳恩-梅嫩德斯领导的研究团队,以及美国由欧文·佩奇领导的研究团队,各自独立研究并确定了肾素作用于血浆底物后所生成的升压物质的性质。此前使用的名称hypertensin和angiotonin,最终统一为血管紧张素(angiotensin)。后续研究区分了血管紧张素I和血管紧张素II,并确定了二者之间的转化步骤。20世纪50年代初,西尔维娅·辛普森、詹姆斯·泰特、塔德乌什·赖希施泰因及其合作者参与的研究分离出了醛固酮,并确定了其性质。1955年,杰罗姆·康恩对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的描述,将肾上腺激素的自主性分泌与一种可识别的高血压疾病联系起来。
随着生物化学与药理学方面的发现相互汇合,这一系统成为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治疗靶点。对巴西矛头蝮(Bothrops jararaca)蛇毒中肽类物质的研究,为证实抑制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CE)的可行性提供了重要依据。20世纪70年代,具有口服活性的抑制剂卡托普利研制成功,将这一原理转化为可广泛使用的药物;该药于1981年在美国获批。此后,选择性AT1受体拮抗剂的开发,使人们能够在不抑制缓激肽降解的情况下阻断血管紧张素II信号传导。随后,大型随机对照试验确立了哪些分子层面的干预措施能够改善临床结局,而不仅仅是改变血压或实验室检测指标。
2000年发现的ACE2是一种能够加工血管紧张素肽的独特酶,这一发现拓展了该系统的生化模型。由于ACE2也是SARS-CoV和SARS-CoV-2进入细胞所利用的受体,人们对它的关注进一步增加。它在病毒感染中的受体作用与在肽代谢中的酶作用虽然属于同一种蛋白质的功能,却并不是同一过程。ACE抑制剂并不直接阻断ACE2,仅凭对这一系统的机制推测,也无法确定其对2019冠状病毒病的临床影响。
当前的研究涉及器官特异性信号传导、非甾体类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选择性更高的醛固酮合酶抑制策略,以及减少肝脏血管紧张素原生成的长效方法。基于RNA的干预方法体现了一种转变:从每日抑制受体或酶,转向对上游底物的长期抑制。对这些方法的评估,除了考察其对血压的影响,还必须考虑作用持续时间、可逆性,以及机体应对急性疾病或血容量不足的能力。对于组织特异性和替代性血管紧张素通路,如何将实验揭示的机制与可重复验证的人体结局联系起来,而不是仅依赖肽浓度、细胞研究或动物模型,仍是一项持续存在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