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肌炎是心肌(构成心脏肌肉层的组织)的炎症。它涵盖一组疾病,其共同特征是感染、免疫介导的损伤或其他有害因素损害心肌细胞,并引发炎症反应。其临床表现差异很大,可仅有无明显症状的异常,也可出现胸痛、心力衰竭、危及生命的心律失常及心源性休克。心肌炎不同于心肌梗死,后者通常由冠状动脉血流中断所致,但两者在发病初期可能表现相似。
心肌炎之所以值得重视,部分原因在于其病程难以预测。许多患者能够康复,有些甚至完全恢复;但另一些患者则会出现持续性心室功能障碍、反复发作的炎症,或形成电活动不稳定的瘢痕。诊断需要综合评估症状、血液检查、心电记录和心脏影像学检查,部分患者还需进行组织学检查。不同病因和病理类型对治疗的指导意义各不相同,因此,确认存在炎症只是明确疾病性质的一个环节。
定义、疾病界限与流行病学
心肌组织包含具有收缩功能的肌细胞、血管、结缔组织以及常驻免疫细胞。发生心肌炎时,炎症细胞浸润或聚集于这一组织内,通常伴有肌细胞损伤的证据。心肌炎这一术语描述的是一种病理过程,而非某一种单一病因。近期呼吸道感染、接触某种药物或伴有自身免疫性疾病,都可提供判断疾病的背景信息,但仅凭其中任何一项,都不能确定存在心肌炎症。
心肌炎与心包炎存在交叉;心包炎是包绕心脏的囊状结构发生的炎症。心包心肌炎通常指以心包受累为主、伴有心肌损伤证据,但未出现新发心室功能受损的综合征。心肌心包炎则常用于心肌受累和心室功能障碍占主导的情况,不过不同临床诊疗体系中的术语用法有所差异。这些区分很重要,因为心包性疼痛、心肌泵血功能衰竭和室性心律失常是炎症造成的不同后果,并不一定需要相同的处理方式。
心肌炎也与心肌病存在交叉,后者是一组影响心肌结构和功能的疾病。炎症性心肌病是指伴有心脏功能障碍的心肌炎。炎症发作后可能继发扩张型心肌病,但心室扩大和收缩无力本身并不能证明炎症仍在持续。反过来,即使心腔大小和左心室射血分数仍然正常,也可能发生心肌炎。
心肌炎的真实发病率难以测定。轻症患者可能从未就医,而重症患者更有可能接受先进影像学检查或活组织检查。医疗行政数据库依赖诊断编码,尸检研究考察的则是特定人群,而非具有代表性的存活人群样本。因此,已发表的估计值会因病例定义、地理区域、年龄以及诊断技术的可及性而有所不同。记录病例数的增加,既可能反映疾病识别能力的提高,也可能反映实际发病频率的变化。
从婴儿期到老年期,各年龄段均可发生心肌炎。临床识别出的急性病例中,许多发生于较年轻的成年人,而且在众多队列中,男性所占比例较高。这种性别差异可能与激素、免疫、行为及病例识别等因素有关,而非由某一种已明确的机制所致。儿童心肌炎可能表现为喂养困难、呼吸窘迫或休克,而不是易于辨认的胸痛。在老年人中,合并存在的冠心病及其他疾病可能增加临床判断的难度。由于患者群体之间差异显著,从伴休克的住院患者中得出的结局估计,不能直接套用于病情较轻且无并发症的患者。
感染性、免疫介导性及暴露相关病因
与心肌炎相关的感染性病原体包括病毒、细菌、寄生虫,以及较少见的真菌。肠道病毒,尤其是柯萨奇B组病毒,曾长期在临床和实验研究中占据核心地位。心肌样本中也曾检出腺病毒、人疱疹病毒6型和细小病毒B19。所报告病原体的分布随地理区域、实验室检测方法和研究人群而有所不同。检出病毒遗传物质并不总能证明该病原体导致了炎症:某些病毒序列可持续存在,却未必有明确证据表明其具有致病活性。
有些感染与特定的心脏病变密切相关。白喉毒素可损伤心肌细胞并干扰心脏电传导。莱姆病的主要病原体伯氏疏螺旋体可引起心脏炎,尤其以房室传导异常为特征。克氏锥虫引起查加斯病,其中急性感染和长期炎症损伤可导致传导障碍、室性心律失常、心室瘤和心肌病。查加斯心肌病并非仅仅是一种类似急性病毒感染的综合征,而是感染、免疫与组织损伤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
心肌炎也可发生于全身性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包括系统性红斑狼疮和某些类型的血管炎。心脏结节病是一种肉芽肿性炎症疾病,与心肌炎谱系存在交叉,但有其自身的诊断和治疗体系。嗜酸性粒细胞性心肌炎症可伴随药物超敏反应、寄生虫感染、嗜酸性肉芽肿性多血管炎或高嗜酸性粒细胞综合征出现。有些病例即使经过广泛检查,仍无法确定诱因。
药物可通过多种机制引起心肌炎。氯氮平相关心肌炎是一种已知的药物不良反应,常发生于开始治疗后的早期。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癌症,可解除对免疫激活的抑制,并在少数情况下引发严重心肌炎。这类心肌炎可与骨骼肌炎症及重症肌无力并存。某些物质造成的直接毒性损伤也可累及心肌,但不应将中毒性心肌病一概归类为炎症性心肌炎。
2019冠状病毒病及某些针对该病的疫苗均与心肌炎有关。mRNA疫苗接种后发生心肌炎的关联,在青少年和年轻成年男性中证据最为确切,尤其是在接种第二剂后;其风险因疫苗产品、接种间隔、年龄及监测系统而异。许多已识别病例的住院时间较短,但影像学异常可能持续存在。在2019冠状病毒病患者中,心肌损伤标志物升高远比确诊心肌炎常见;缺血、危重病状态、血栓形成及应激相关心功能障碍也可解释这些表现。比较感染相关风险与疫苗相关风险时,需要采用相匹配的人群、一致的定义以及明确规定的时间窗。
细胞损伤、免疫反应与重构
导致心肌炎的生物学通路因病因而异,但最终都会造成心肌细胞损伤并激活免疫系统。有些病毒能够进入易感的心脏细胞,干扰细胞内部的运作。另一些病毒则可能影响血管细胞或支持细胞,部分通过炎症信号传导或微血管功能障碍造成心肌损伤。因此,直接感染心肌细胞只是可能的机制之一,并非所有感染性心肌炎都必须经历这一过程。
早期反应始于先天免疫系统对微生物产物或受损组织释放的分子的识别。这些信号会激活组织内的驻留免疫细胞,并招募循环中的白细胞。炎症介质改变血管通透性,促使心肌内出现水肿。在发生大范围永久性细胞丢失之前,组织肿胀、细胞内钙调控紊乱、细胞能量生成受损以及收缩蛋白功能障碍,就可能使心脏泵血能力下降。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随着急性炎症消退,心室功能有时能够迅速改善。
适应性免疫可能放大或延长这一过程。T细胞可以识别来自病原体或受损心脏组织的抗原,而抗体也可能参与某些特定的致病机制。实验模型支持分子模拟以及对心脏蛋白免疫耐受丧失在其中发挥作用;所谓分子模拟,是指微生物与宿主的结构具有相似的免疫学特征。不过,这些机制并非在所有人类病例中都得到了同等充分的证实。有助于控制感染的免疫反应也可能造成组织损伤,因此,不加区分地抑制免疫在生物学上存在问题。
愈合可以使功能恢复,但也可能导致纤维化。心肌细胞丢失的部位会形成替代性瘢痕,而范围更广的细胞外基质重构则可能改变心室的形态和僵硬度。持续损伤可能导致心腔扩张、室壁变薄以及泵血效率下降。另一些患者即使心室收缩看似正常,仍有瘢痕残留。受损组织的数量和位置、持续的免疫活动以及根本病因,都会影响最终的临床表型。
心脏电活动不稳定可通过多种途径产生。急性炎症和水肿会干扰电传导及细胞兴奋性;到了后期,分布不均的瘢痕则会形成供电冲动异常折返的通路。因此,室性心律失常既可能发生在疾病活动期,也可能发生在提示心肌损伤的生化指标恢复之后。传导系统附近的炎症可引起房室传导阻滞。遗传易感性又增加了一层复杂性:与心肌病相关的致病变异,包括与某些桥粒相关疾病有关的变异,可能引发类似心肌炎的发作。在这类病例中,炎症与遗传性的结构脆弱性可能相互作用,而非彼此排斥的两种解释。
临床表现与主要并发症
常见表现之一是急性胸痛,有时发生于伴发热的呼吸道或胃肠道疾病之后。疼痛可能类似心肌梗死所致的疼痛,尤其是在同时出现心肌肌钙蛋白升高和心电图改变时。如果心包也发生炎症,疼痛可能呈锐痛,并随呼吸或体位变化而改变。此前有感染史提示可能存在感染背景,但这既不是诊断的必要条件,也不足以确立诊断,而且感染与心脏症状出现之间的时间间隔并不固定。
另一种表现是新发或加重的心力衰竭。患者可能出现呼吸困难、运动耐量下降、疲劳、肺淤血或外周组织液体潴留。心室功能障碍可主要累及左心室,也可累及右心室或双心室。有些患者的症状并非突然出现,而是在数周或数月内逐渐发展。在这些情况下,初期临床表现可能类似于原因不明的扩张型心肌病;若不进行进一步检查,可能仍无法确定其是否源于炎症。
心律失常是第三类主要表现。即使心室整体功能相对保留,也可能出现心悸、头晕、晕厥、室性心动过速,或发生心脏骤停后经抢救复苏。房室传导阻滞在巨细胞性心肌炎、心脏结节病和莱姆心脏炎中尤为值得关注,但并非仅见于这些疾病。心房颤动及其他室上性心律失常可伴随心房压力升高、全身性疾病或炎症的直接作用而发生。
暴发性心肌炎是指急性、严重的临床表现,伴有血流动力学障碍,需要强化循环支持。它是一种临床综合征,而非单一的显微病理诊断。患者可能从非特异性症状迅速进展为严重心室功能障碍、低血压和心源性休克。部分患者的心脏相对未见扩张,但水肿可使心室壁看起来增厚。尽管心脏功能可能显著恢复,但这并不意味着发病初期病情轻微;死亡和需要心脏移植的风险仍不容忽视,尤其是某些病理类型的病变进展尤为凶险。
其他并发症包括严重心室功能障碍引起血流淤滞时形成的心腔内血栓及体循环栓塞。持续的功能障碍可导致慢性心力衰竭,而残留瘢痕则可能成为心源性猝死的病理基础。症状和并发症发生率随年龄及病因而存在显著差异。婴儿可能出现喂养不佳、烦躁、呼吸急促或灌注不足的体征。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心肌炎可表现为传导异常,或伴有肌无力;射血分数正常也不能排除病情严重。
无创诊断与心脏影像学
心肌炎的诊断始于识别与之相符的临床表现,并评估其他可能的病因。病史采集包括近期感染、用药情况、全身性炎症性疾病、心肌病或猝死家族史,以及相关旅行史或流行病学暴露史。体格检查评估淤血、灌注状况、心律异常及伴随疾病的体征。这些发现均不具特异性,因此,临床上怀疑心肌炎时,必须以客观的心脏检查结果作为支持。
心肌肌钙蛋白是反映心肌损伤的生物标志物,并非心肌炎的特异性检测指标。其水平升高可支持诊断,但正常值并不能排除所有类型或各个阶段的心肌炎。利钠肽反映心肌壁应力,在出现心力衰竭时可能升高。炎症指标和血常规可提示全身性炎症或嗜酸性粒细胞增多,但诊断价值有限。常规病毒抗体谱检测通常无法证实心脏内存在病毒,也无法确定心脏炎症由某种病毒引起。
心电图可显示ST段或T波异常、窦性心动过速、室性早搏、传导延迟或房室传导阻滞。其表现可能与急性冠状动脉闭塞相似,而心电图正常也不能排除心肌炎。超声心动图是超声成像的一种应用,可用于评估心腔大小、心室功能、室壁运动、心包积液及血流动力学影响。心肌炎也可出现局部异常,因此,仅凭局灶性功能障碍无法可靠地区分心肌炎与缺血性损伤。
心脏磁共振成像可无创评估心肌组织特征。最初的路易斯湖标准于2009年发布,并于2018年更新。更新后的诊断框架要求同时具备至少一项基于T2的水肿指标和至少一项基于T1的心肌损伤指标,后者包括原生T1值升高、细胞外容积分数增大或非缺血性钆延迟强化。典型的强化常累及心外膜下或心肌中层,而非心肌梗死所典型累及的心内膜下区域。不过,强化模式存在差异,任何单一的强化部位都不能证实某种特定病因。
磁共振检查的敏感性取决于检查时机、病变分布和临床表现;在某些慢性病例或以心律失常为主要表现的病例中,其提供的信息可能较为有限。根据临床表现,必要时可采用冠状动脉造影或冠状动脉X射线计算机断层成像排除阻塞性冠状动脉疾病。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在评估疑似心脏结节病的炎症活动性方面具有独特作用,但检查前需要充分准备,以抑制正常心肌的葡萄糖摄取。鉴别诊断还包括肺栓塞、应激性心肌病、遗传性心肌病,以及非炎症性原因所致的心肌损伤。
心内膜心肌活检与病理亚型
心内膜心肌活检通过导管获取少量心肌组织样本,通常取自右心室室间隔,但在某些情况下也会从左心室取样,或同时从左右心室取样。这项检查可确立组织学诊断、识别特定的炎症模式,并为免疫组织化学和分子检测提供材料。由于该操作具有侵入性,且炎症可能呈斑片状分布,因此并非所有疑似病例都会接受活检。当组织检查结果可能改变治疗方案,或有助于明确高危临床表现的病因时,其临床价值最大。
1986年提出的达拉斯标准将活动性心肌炎定义为:存在炎性细胞浸润,同时伴有邻近心肌细胞损伤或坏死,且这种损伤或坏死不符合缺血性损伤的典型特征。这套标准为研究提供了统一的判定依据,但也存在重要局限,包括取样误差和观察者间的判断差异。因此,现代组织病理学检查往往还会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对炎性细胞进行鉴定和定量。分子检测可能检出微生物基因组,但解读结果时需关注样本质量、相关情况下的病毒量,以及检出结果是否能够合理地提示存在具有致病作用的活动性感染。
淋巴细胞性心肌炎是最常见的病理类型,通常与推测由病毒感染或免疫介导的疾病有关。组织中的炎性细胞以淋巴细胞为主,并伴有数量不等的巨噬细胞及程度不一的心肌损伤。仅凭显微镜下的形态可能无法确定最初的病因。嗜酸性粒细胞性心肌炎以显著的嗜酸性粒细胞浸润为特征,其病变范围可从相对局限的超敏反应相关炎症,到严重的坏死性病变。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增多有助于诊断,但也可能不出现,尤其是在发病早期。
巨细胞性心肌炎是一种罕见且进展迅猛的类型,以伴有多核巨细胞的广泛炎症性损伤为特征。它可引起快速进展的心力衰竭、室性心律失常和传导阻滞。识别这一类型尤为重要,因为其采用的联合免疫抑制治疗不同于无并发症的疑似病毒性心肌炎的处理方式。心脏结节病也可出现巨细胞,但通常位于非干酪样肉芽肿内;区分这两种疾病,需要结合完整的组织病理形态和临床背景,而不能仅凭是否存在巨细胞。
对于原因不明的重度心力衰竭,若伴有血流动力学障碍、严重室性心律失常、重度传导障碍,或怀疑存在可治疗的特定亚型,活检尤其有价值。影像学检查或电解剖标测有时可帮助定位异常区域,提高诊断阳性率。活检结果阴性并不一定能排除疾病,因为少量样本可能未取到受累组织。操作风险包括穿孔、心脏压塞、心律失常和血管并发症,因此,诊断获益与操作风险之间的权衡取决于具体临床情况和操作者的经验。
根据严重程度和病因进行治疗
治疗需围绕血流动力学稳定性、心室功能、心律失常及潜在病因展开。没有一种疗法适用于所有心肌炎患者。病情稳定、伴有胸痛且心室功能保留的患者,与发生心源性休克或经活检证实为巨细胞性心肌炎的患者,在治疗需求上有很大差异。常规处理多借鉴成熟的心力衰竭和心律失常治疗方案,而针对特定疾病类型的干预措施则适用于较小范围的患者群体。
对于持续存在收缩性心力衰竭的患者,可根据临床状况及既定的心力衰竭治疗适应证,采用能够改善疾病进程的标准治疗,包括作用于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的药物、有循证依据的β受体阻滞剂、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以及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抑制剂。利尿剂可缓解淤血,但不能直接消除心肌炎症。在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低心排血量状态下,慢性心力衰竭药物的使用时机及患者对这些药物的耐受性,与病情稳定时有所不同。抗凝治疗应依据心腔内血栓或心房颤动等适应证,而非仅因患有心肌炎就使用。
暴发性心肌炎可能需要重症监护、静脉用药支持循环,以及临时性机械循环支持。可选措施包括静脉-动脉体外膜肺氧合和特定类型的心室辅助装置。这些措施可在等待心肌恢复,或评估是否需要更长期支持或心脏移植期间,维持器官灌注。恶性心律失常和传导阻滞可能需要电复律、抗心律失常治疗或临时起搏。是否植入永久性装置,部分取决于心脏电活动异常在可能逆转的炎症期过后是否仍然存在。
对于某些免疫介导的类型,尤其是巨细胞性心肌炎,以及部分嗜酸性粒细胞性心肌炎或与系统性自身免疫病相关的心肌炎,免疫抑制治疗具有重要作用。当病理亚型提示有必要时,通常将皮质类固醇与其他免疫抑制剂联合使用。发生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心肌炎时,通常需暂停相关治疗,并在肿瘤心脏病学诊疗框架下及时开展免疫抑制治疗。相比之下,现有证据并不支持对所有疑似病毒性心肌炎患者常规使用免疫抑制治疗。是否可能存在活动性感染,以及支持免疫介导性损伤的证据强度,都会影响治疗选择。
明确存在可治疗的病原体时,应采用针对性的抗微生物治疗,例如莱姆病性心脏炎或白喉;但对于尚未明确病原体的疑似病毒性心肌炎,常规抗病毒治疗尚无确立的普遍适用价值。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已被用于治疗,尤其是在儿科临床中,但目前缺乏一致且充分的证据来证实其具有普遍获益。对于部分无并发症的病例,非甾体抗炎药可用于缓解伴随的心包性疼痛,但这类药物不能改善心肌炎症的病程,并且用于心力衰竭患者时可能带来问题。限制运动是急性期处理的一部分,因为在疾病活动期进行剧烈运动可能增加心律失常风险。
恢复、预后与纵向评估
心肌炎的病程差异很大,可表现为临床上完全恢复,也可发展为慢性心室功能障碍、反复发作,乃至需要心脏移植或死亡。预后取决于病因、血流动力学受损的严重程度、心室受累情况、心律异常和组织损伤。以往将所有病例按固定比例划分为恢复、持续不愈和恶化的说法,过度简化了这种异质性很强的疾病。转诊中心、心肌活检队列、疫苗安全性监测以及社区胸痛人群的结局数据,不能直接相互套用。
以胸痛为表现、无并发症且心室功能保留的患者,其短期病程通常比出现心源性休克或持续性室性心律失常的患者更为良好。然而,症状消退并不一定意味着所有组织异常均已消失。心肌肌钙蛋白水平可能在影像学异常消退前就恢复正常;即使仍残留钆延迟强化,左心室射血分数也可能恢复。反之,持续存在的症状可能由多种病理过程引起,不能仅凭症状就认定心肌炎症仍在持续。
影像学表现有助于风险评估。在观察性队列研究中,持续存在或范围广泛的钆延迟强化,尤其是某些室间隔或心肌中层分布模式,与不良结局有关。这类关联并不能为每位患者提供精确的预后判断,其意义还取决于心室功能、心律失常及整体临床背景。复查超声心动图或磁共振成像可以记录恢复情况或病变是否持续存在,而动态心电监测能够发现短时间心电图检查未能捕捉到的异常。
恢复剧烈活动与恢复普通日常活动的评估方式不同。传统运动心脏病学指导通常建议限制运动三至六个月,随后重新评估症状、心室功能、生物标志物和心律失常。较新的评估方法更加重视个体的恢复情况和风险,而非仅看时间长短。这些评估框架反映的是临床实践,并不保证经过某一特定时限后风险就会消失。若炎症持续存在、有显著心室功能障碍或具有临床意义的心律失常,评估结果也会随之改变。
心肌炎反复发作时,需要考虑是否存在尚未消退的免疫介导性病理过程、反复暴露于致病因素,或潜在的遗传性心肌病。对于部分患者,心肌病或猝死家族史、反复心肌损伤发作,以及具有提示意义的影像学模式,可成为开展遗传学评估的依据。长期照护可能包括心力衰竭随访、心律监测,以及根据疾病活动程度和功能恢复情况调整的心脏康复。即使客观检查显示心脏功能已有改善,心理困扰以及对身体活动安全性的不确定感,也可能影响健康相关生活质量。
诊断标准的发展与当前研究
现代医学对心肌炎的认识,是在病理学、传染病研究、实验免疫学和心脏影像学的发展中逐步形成的。19世纪,在冠状动脉疾病与各类心肌病尚未得到明确区分之前,人们常笼统地用炎症来解释心肌疾病。20世纪的病毒学研究和实验性肠道病毒模型证实,感染既可直接损伤心肌,也可通过免疫介导机制造成损伤。这些模型至今仍有重要影响,但没有任何一种动物模型能够完整再现人类心肌炎的多样性。
1986年提出的达拉斯标准,旨在使当时差异较大的活检组织学诊断趋于规范。随着研究揭示不同观察者之间的判断分歧,以及病变呈斑片状分布所带来的取样局限,这套标准的不足逐渐显现。免疫组织化学使炎性浸润的特征得以更准确地描述,聚合酶链式反应则使微生物核酸的检测成为可能。然而,每一项进展也都带来了结果解读上的难题:发现更多炎症细胞或检出病毒基因组,并不自动意味着这些发现能够解释患者的病情。
1995年发表的心肌炎治疗试验是治疗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于经活检确诊心肌炎且心室功能受损的患者,该试验所研究的免疫抑制方案与常规治疗相比,未显示出明确的总体获益。这项研究有助于遏制不加选择地使用免疫抑制治疗,但并未解决所有亚型的治疗问题。后续研究,包括2009年的TIMIC试验,考察了界定更为严格的病毒阴性炎症性心肌病患者群体。这些研究说明,来自某一病理或分子亚组的证据,不能简单推广至所有心肌炎患者。
无创影像学的发展,使心肌炎的识别范围不再局限于最有可能接受活检的重症患者。2009年和2018年的路易斯湖诊断框架,提供了日益系统化的磁共振诊断标准,并纳入了定量参数成像技术。灵敏度的提高也改变了被诊断为心肌炎的人群构成,使新旧研究之间的比较更加复杂。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大型健康数据库和药物警戒系统进一步扩大了监测范围,同时也凸显出统一病例定义、掌握背景发生率以及对疑似病例开展独立审核的重要性。
当前研究致力于区分仍处于活动期、可治疗的炎症与残留瘢痕,识别能够从靶向免疫调节治疗中获益的患者,并阐明遗传性心肌病与炎症性损伤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人员正在探索利用组织分子特征分析、免疫细胞特征分析及改进的影像学技术,实现更精准的分类。试验设计面临的重要挑战包括特定亚型罕见、患者可自行恢复、诊断确定性不一,以及如何选择具有实际意义的终点指标。生物标志物或心室功能的改善固然具有参考价值,但其与生存、心律失常、功能恢复及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必须通过研究加以证实,而不能想当然地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