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管炎是一组以血管壁发生炎症为特征的疾病。它可累及动脉、微动脉、毛细血管、微静脉或静脉,受累范围可从皮肤内的微小血管延伸至主动脉及其主要分支。炎症可使血管狭窄或阻塞、管壁薄弱,或通透性增加,从而导致组织缺血、出血或形成动脉瘤。有些类型仅局限于单个器官,另一些则累及多个器官系统,并可能危及生命。
血管炎并非具有单一病因或治疗方法的一种疾病。不同类型的血管炎在发病年龄分布、组织病变特征、免疫机制,以及与感染、药物和其他疾病的关联方面各有特点。其分类主要依据受累血管的主要管径,以及特征性的病理学或免疫学表现。临床评估需综合考虑器官受累的分布与表现、实验室检查和影像学检查结果,并在适当情况下进行组织检查。现代治疗已显著改善若干重症类型的预后,但复发、不可逆的器官损伤及治疗毒性仍是重要问题。
定义、命名与分类
血管炎的特征性病变是血管壁内的炎症,通常伴有结构性损伤。仅有炎症细胞围绕血管分布,并不一定能确立血管炎的诊断:感染、炎症性皮肤病及其他疾病也可出现类似改变。反之,曾发生炎症的血管在活动性炎症消退后,仍可能遗留瘢痕或狭窄。这些区别将临床诊断与病理学联系起来,也解释了为何仅凭症状或单一组织学特征无法对所有病例进行分类。
2012年修订的国际教堂山共识会议命名法,主要根据受累血管的主要管径对血管炎进行分类。大血管炎主要累及主动脉及其主要分支。中血管炎主要累及内脏的主要动脉及其分支。小血管炎累及器官实质内的动脉、微动脉、毛细血管和微静脉。这些类别之间存在重叠:归类为小血管炎的疾病也可能累及中等大小的动脉,而大血管病变也可能延伸至较小的分支。
小血管炎进一步分为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相关性血管炎和免疫复合物性血管炎。前者包括肉芽肿性多血管炎、显微镜下多血管炎和嗜酸性肉芽肿性多血管炎。后者包括IgA血管炎、冷球蛋白血症性血管炎和低补体血症性荨麻疹性血管炎。教堂山命名法也将抗肾小球基底膜病归入免疫复合物性小血管炎,尽管该病特征性的抗体沉积呈线状,而非颗粒状。
其他类别用于涵盖无法简单按血管管径层级归类的疾病。变异性血管炎以白塞病为代表,可累及不同大小的动脉和静脉。单器官血管炎指局限于一个器官,且无证据表明其为系统性血管炎局限表现的疾病。另有类别用于指明与系统性疾病(如类风湿关节炎)相关的血管炎,以及与可能病因(如丙型肝炎病毒感染或用药)相关的血管炎。
命名法、分类标准和诊断标准各有不同用途。命名法提供名称和定义。分类标准旨在为研究建立相对同质的群体,通常在已确立血管炎诊断并排除类似疾病后使用。2022年美国风湿病学会/欧洲风湿病协会联盟标准,依据临床、实验室、影像学和病理学特征,对若干主要类型的血管炎进行加权评分。这些标准并非用于筛查原因不明症状的规则,也不能取代临床诊断。
流行病学及相关病因
血管炎的流行病学特征因疾病类型、年龄、族裔背景、地理区域和病例确认方法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将所有类型的血管炎合并估算发病频率,会掩盖具有重要临床意义的差异。巨细胞动脉炎主要发生于50岁以上人群,在具有北欧血统的人群中尤为常见。IgA血管炎和川崎病是儿童期的重要血管炎类型,而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相关性血管炎最常在中老年人中确诊,但也可发生于其他年龄段。
已发表的估算数据显示,在不同人群中,50岁及以上人群的巨细胞动脉炎年发病率从每10万人不足1例到超过20例不等。在许多欧洲人群中,主要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相关性血管炎的合计年发病率估计约为每百万人10~30例。这些只是大致范围,并非普遍适用的发病率。随着时间推移而观察到的发病率上升,除可能反映疾病实际发生情况的变化外,也可能与人口老龄化、疾病识别能力提高、抗体检测应用扩大以及分类方法改变有关。
遗传易感性参与多种血管炎的发生,但通常并不单独决定是否发病。巨细胞动脉炎、高安动脉炎和白塞病与人类白细胞抗原(HLA)的关联尤为突出。在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相关性血管炎中,蛋白酶3抗体相关疾病与髓过氧化物酶抗体相关疾病的遗传关联并不相同。这一发现提示,抗体特异性所反映的生物学差异,并未被传统临床分类名称充分涵盖。
部分血管炎与感染存在明确关联。乙型肝炎可引起部分结节性多动脉炎,而丙型肝炎与混合型冷球蛋白血症性血管炎密切相关。乙型肝炎疫苗的广泛接种及病毒传播的控制,已改变了许多地区乙型肝炎相关疾病的发生频率。感染也可表现出类似原发性血管炎的症状:例如,感染性心内膜炎可导致紫癜、肾脏炎症,偶尔还会出现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阳性。
药物及其他暴露因素构成另一类相关因素。肼屈嗪和丙硫氧嘧啶可引起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相关综合征。掺有左旋咪唑的可卡因与特征性皮肤损伤及自身免疫相关实验室检查异常有关。其他药物也可诱发皮肤小血管炎。仅有时间上的关联并不能确立因果关系,因为感染、正在接受治疗的疾病,以及偶然同时发生的自身免疫性疾病,都可能提供其他解释。
大多数原发性血管炎尚无已确定的单一起始病因。被提出的环境促发因素包括吸入二氧化硅粉尘和接触微生物,但支持这些因素的证据强度因疾病而异。因此,较为恰当的理解是:血管炎是一组由遗传易感性、免疫调节失常和环境暴露以不同组合共同作用而发生的疾病,其中部分病例还存在可识别的继发病因。
血管损伤的机制
免疫系统可通过多种不同途径损伤血管。血管壁并非只是被动受损的靶组织:内皮细胞、血管平滑肌细胞、组织内固有的免疫细胞以及周围结缔组织均参与炎症信号传导和修复。损伤可能呈节段性分布,而非连续累及血管,且不同阶段的炎症与瘢痕形成可同时存在。这种斑片状分布有助于解释,为何即使同一血管供血区域内的其他部位存在病变,组织取样检查仍可能呈阴性。
在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相关性血管炎中,抗体识别的靶标通常为蛋白酶3或髓过氧化物酶,这两种蛋白均与中性粒细胞颗粒有关。炎症预激使中性粒细胞表面的这些靶标更易被抗体接触。抗体结合后,可促进中性粒细胞活化、黏附于内皮、释放具有损伤作用的酶和活性氧,以及形成胞外诱捕网。这些过程可损伤小血管并放大炎症反应。
补体系统可增强这一反应,尤其是通过旁路途径和炎症介质C5a发挥作用。C5a可募集并预激更多中性粒细胞,形成放大环路。实验模型以及C5a受体阻断治疗在部分患者中取得的临床疗效,均支持这一机制。寡免疫性一词描述的是受累组织中免疫球蛋白沉积相对稀少,并不意味着抗体或补体不参与致病过程。
免疫复合物性血管炎的机制则有所不同。抗原–抗体复合物在血管壁内积聚,激活补体并募集炎症细胞。在IgA血管炎中,IgA1的异常以及针对IgA1的抗体共同促成含IgA的沉积物形成,尤其是在皮肤和肾脏组织中。在冷球蛋白血症相关疾病中,循环内可在低温下沉淀的免疫球蛋白可参与血管炎症。这些机制解释了直接免疫荧光检查和补体测定为何有助于区分不同疾病类别。
大血管炎更多以动脉壁内的细胞免疫反应为特征。活化的树突状细胞、T细胞和巨噬细胞参与肉芽肿性炎症。白细胞介素-6、干扰素-γ等细胞因子参与炎症细胞募集和组织重塑。内膜增厚可阻碍血流,而弹性结构和肌性结构的破坏则可削弱血管壁,使血管发生扩张。
最终后果取决于受累的血管和组织。真皮浅层血管渗漏可形成紫癜;肺毛细血管破坏可引起肺泡出血。动脉狭窄或血栓形成会减少下游组织的灌注,而血管壁破坏则可导致血管破裂或动脉瘤形成。即使免疫活动已得到控制,修复过程仍可能遗留固定性狭窄或纤维化。因此,活动性炎症与累积的结构性损伤是血管炎性疾病中相互关联、但又有所区别的两个组成部分。
大血管和中血管炎
巨细胞动脉炎累及大、中动脉,尤其是颈外动脉的分支;许多患者的主动脉及其分支也会受累。颅部表现包括新发头痛、头皮触痛和下颌跛行,后者指咀嚼时下颌肌肉出现疼痛或疲劳。供应视神经的动脉受累可导致缺血性视力丧失。该病常与风湿性多肌痛重叠,后者可引起肩部和髋部周围的炎性疼痛及僵硬。
该病的名称源于发炎的动脉组织中可能出现的多核巨细胞,但未发现巨细胞并不能排除诊断。炎症常呈不连续分布,使颞动脉标本中出现“跳跃性病变”。部分患者以颅外病变为主,表现为全身症状、上肢跛行、两侧脉搏不对称,或主动脉影像学异常。主动脉扩张和动脉瘤可能在较晚阶段才显现,包括在首次炎症发作之后。
大动脉炎同样累及主动脉及其主要分支,但通常在更年轻时起病。受累血管可包括锁骨下动脉、颈动脉、肾动脉、肠系膜动脉和肺动脉。进行性狭窄可导致脉搏减弱、肢体间血压差异、血管杂音或肢体跛行。肾动脉病变可引起高血压,而主动脉根部受累可促成主动脉瓣反流。由于受累血管通常难以通过常规活检取材,影像学检查在诊断中至关重要。
结节性多动脉炎是一种累及中、小动脉的坏死性动脉炎;按定义,该病不引起肾小球肾炎,也不累及毛细血管、微静脉和微动脉。肾动脉病变可导致缺血和高血压,但如果肾脏的滤过单位出现炎症,则提示应考虑其他诊断。典型表现包括腹痛、皮肤结节、网状青斑、肌痛和不对称性周围神经损伤。血管造影可发现动脉狭窄和小动脉瘤,尤其见于肾动脉或肠系膜动脉的分支。与乙型肝炎相关的病例构成一个病因独特的亚型。
川崎病是一种儿童急性血管炎,尤其容易累及冠状动脉。其临床表现包括持续发热、结膜充血、口腔改变、皮疹、四肢末端改变和颈部淋巴结肿大,但也有表现不完全的病例。冠状动脉扩张或冠状动脉瘤是其主要血管并发症。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于20世纪80年代被纳入标准治疗后,冠状动脉并发症的发生率显著下降。
这些疾病说明,仅凭受累血管的大小不足以作出临床判断。对于累及血管部位相互重叠的疾病,年龄、受累血管分布、组织病理及伴随表现有助于加以区分。它们的并发症也各不相同:缺血性视力损害是颅部巨细胞动脉炎尤为需要关注的问题,肾血管性高血压在大动脉炎和结节性多动脉炎中具有重要意义,而冠状动脉损伤则是川崎病后长期评估的重点。
小血管炎与变异型血管炎
ANCA相关性血管炎通常简称为AAV,包括三种主要综合征。肉芽肿性多血管炎兼有坏死性肉芽肿性炎症与中小血管炎,前者常累及呼吸道。其特征性表现包括慢性鼻窦病变、耳炎、鼻部损伤、肺结节和肾小球肾炎,但并非每位患者都必须具备所有表现。蛋白酶3抗体阳性较为常见,但也有抗体阴性或髓过氧化物酶抗体阳性的病例。
显微镜下多血管炎可引起坏死性小血管炎,但不具有肉芽肿性多血管炎所特有的呼吸道肉芽肿性炎症。肾脏病变和肺毛细血管炎是其主要表现。髓过氧化物酶抗体阳性较常见,部分患者还伴有间质性肺病。在临床上区分显微镜下多血管炎与肉芽肿性多血管炎仍有意义,而抗体特异性还能提供有关遗传背景、复发模式和临床表型的信息。
嗜酸性肉芽肿性多血管炎与哮喘、血液及组织中嗜酸性粒细胞增多,以及富含嗜酸性粒细胞的炎症有关。其表现包括慢性鼻腔鼻窦病变、肺浸润、周围神经损伤、皮肤病变及心脏受累。仅少数患者可检出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通常为针对髓过氧化物酶的抗体。抗体阳性患者更常出现肾小球肾炎及某些血管炎表现,而在许多抗体阴性病例中,嗜酸性粒细胞相关的组织病变和心脏病变更为突出;这些只是总体倾向,并非绝对的划分。
IgA血管炎通常表现为按压不褪色的可触性紫癜,尤以腿部多见,并可伴有程度不一的关节症状、腹部受累及肾脏病变。该病最常见于儿童,但成人也可能发生严重的肾脏并发症。冷球蛋白血症可引起紫癜、关节痛、神经病变和肾小球肾炎。评估时需考虑丙型肝炎病毒感染、自身免疫性疾病及B细胞疾病。皮肤白细胞碎裂性血管炎是指在评估全身受累情况和特定病因后,确认局限于皮肤的一种小血管炎症模式。
白塞病可累及任何大小的动脉和静脉,因此被归入变异型血管炎。其临床表现涵盖反复发作的口腔溃疡、生殖器溃疡、眼部炎症、皮肤损害,以及血管或神经系统受累。静脉血栓形成是常见的血管表现,肺动脉瘤则是其一种具有特征性的严重并发症。血管炎症直接参与血栓形成,因此该病不同于单纯的遗传性或获得性高凝倾向。
并非所有伴有肺出血和肾脏炎症的疾病都属于AAV。抗肾小球基底膜病由针对基底膜成分的抗体引起,肾组织中可见特征性的线状染色模式。将其与寡免疫性血管炎及免疫复合物性疾病区分开来十分重要,因为这些疾病的发病机制、伴随表现和治疗策略各不相同。
器官受累表现与临床模式
血管炎起病时可出现发热、体重减轻、盗汗、肌肉酸痛和疲劳等全身症状。这些症状反映了炎症的存在,但并非血管疾病所特有。另一些患者则以某一器官的突出问题就诊,如皮疹、突发视力障碍、肾功能异常或局灶性神经功能缺损。这些表现如何组合、出现的时间以及所涉及的血管供血区域,对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皮肤表现尤为直观,但会因受累血管的深度和大小而有所不同。小血管炎症常引起可触性紫癜,即血液外渗至皮肤后形成的隆起、压之不褪色的皮损。较大血管受累可引起结节、溃疡、指趾缺血,或呈分支状、网状分布的皮肤颜色改变。非炎症性血管闭塞也可产生类似表现,因此仅凭肉眼观察无法确诊血管炎。皮损出现的时间及其深度会影响皮肤活检的诊断价值。
肾脏受累初期可能几乎没有症状。血尿和蛋白尿可先于血清肌酐明显升高出现。在坏死性肾小球肾炎中,炎症对肾小球毛细血管壁的破坏可导致滤过功能迅速下降。活检中出现新月体,反映了机体对肾小球损伤的强烈反应。相比之下,肾动脉血管炎可能主要表现为缺血或高血压,而非炎症性尿沉渣改变。
肺部受累表现包括结节、空洞、间质异常和弥漫性肺泡出血。肺泡出血可导致呼吸困难、血红蛋白下降及弥漫性肺部阴影,但不一定出现咯血。感染、肺水肿及其他原因引起的肺损伤也可能有类似表现。肺肾综合征是指肺出血与肾小球肾炎同时存在,并非某一种特定病因的诊断。
供应周围神经的血管发生炎症,可引起多发性单神经炎,表现为多条独立神经不对称受累。疼痛、感觉丧失、足下垂或腕下垂可先后出现。在许多全身性血管炎中,中枢神经系统受累较少见,但可引起脑卒中、癫痫发作或认知改变。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炎是一种独立的罕见疾病,许多其他疾病可表现得与之相似。
其他表现包括肠缺血、腹部出血、眼部炎症、听力障碍和心脏病变。腹痛可由肠系膜动脉受累或肠壁内小血管损伤引起。眼部病变可源于缺血,也可由炎症直接累及眼部组织所致。这些表现的临床重要性不仅取决于炎症累及的范围,还取决于受累组织可能发生多大程度的不可逆损伤。
诊断性检查与类似疾病的排除
诊断性检查首先要确定临床表现是否可能由血管炎症引起,以及是否存在威胁器官功能的病变。详细采集病史时,应了解症状的演变、用药情况、物质接触史、感染史及伴随的炎症性疾病。体格检查包括皮肤和神经系统表现、脉搏、相关肢体的血压、血管杂音,以及眼部、呼吸系统或心脏疾病的体征。没有任何一项检查能够可靠地确诊或排除所有类型的血管炎。
初始实验室评估通常包括血常规、肾功能和肝功能相关指标、炎症标志物及尿液分析。尿液显微镜检查可发现畸形红细胞或红细胞管型,为肾小球损伤提供依据。红细胞沉降率和C反应蛋白是有用的炎症指标,但缺乏特异性。某些疾病处于活动期时,这些指标仍可能正常;感染或其他炎症过程也可使其升高。
当临床表现提示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相关性血管炎(AAV)时,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检测最具参考价值。抗原特异性检测可识别针对蛋白酶3和髓过氧化物酶的抗体。检测阳性并不等同于确诊:感染、药物反应和其他炎症性疾病也可能伴有这些抗体。检测阴性也不能排除局限型肉芽肿性多血管炎、嗜酸性肉芽肿性多血管炎或其他血管炎。补体水平、冷球蛋白、肝炎相关检测及抗肾小球基底膜抗体检测,则有助于评估其他可能的诊断。
活组织检查可显示血管壁炎症、坏死、肉芽肿或特征性免疫沉积物。应根据病变的临床分布选择取材组织,并权衡获得诊断依据的可能性与操作风险。肾活检通常既能提供诊断信息,也能提供预后信息。皮肤活检有助于区分炎症性病变与闭塞性病变,并可进行直接免疫荧光检查。颞动脉活检可为巨细胞动脉炎的诊断提供支持,但病变呈节段性分布时,活检结果可能出现假阴性。
影像学检查对大、中血管病变尤为重要。超声成像可显示动脉壁增厚,包括在适宜检查的血管区域发现晕征。磁共振成像及磁共振血管成像可评估血管壁异常和血管解剖结构,而X射线计算机断层成像血管造影可显示狭窄、动脉瘤及其他结构性改变。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可发现发炎的大血管壁代谢活性增高,但示踪剂摄取并无特异性,结果解读也会受到治疗及其他血管疾病的影响。
鉴别诊断包括感染、动脉粥样硬化、栓塞性疾病、胆固醇结晶栓塞、血栓性微血管病及非炎症性动脉病。可逆性脑血管收缩综合征在血管造影上的表现可类似于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炎。恶性肿瘤和系统性自身免疫病也可出现与血管炎相似的全身症状、皮肤表现或肾脏异常。因此,可靠的诊断应建立在临床、实验室、影像学和病理学证据相互印证的基础上,而不能仅凭某一项检查阳性。
治疗原则与针对不同疾病的治疗
治疗取决于血管炎的具体类型、受累器官、当前疾病活动程度,以及发生不可逆损伤的可能性。治疗中的一项核心区分是:在疾病活动期诱导缓解,以及在病情得到控制后维持缓解。另一项区分则是治疗炎症与处理已经形成的损伤。即使进一步加强免疫抑制治疗已无太大益处,存在瘢痕的动脉、受损的神经或功能长期受损的肾脏仍可能处于异常状态。
皮质类固醇中的糖皮质激素具有快速抗炎作用,在许多系统性血管炎的治疗中仍占有重要地位。其累积毒性包括感染、糖尿病、骨质疏松、白内障及心血管不良影响,因此,减少用药暴露一直是治疗优化的方向。重症肉芽肿性多血管炎和显微镜下多血管炎通常采用糖皮质激素联合利妥昔单抗或环磷酰胺治疗。利妥昔单抗可清除CD20阳性B细胞,而环磷酰胺则对增殖中的免疫细胞产生更广泛的抑制作用。对于器官受威胁程度较低的疾病,以及维持治疗阶段,则采用不同的方案。
临床试验进一步完善了这些治疗策略。2010年的RAVE试验证实,在重症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相关性血管炎(AAV)的诱导治疗中,利妥昔单抗可有效替代以环磷酰胺为基础的方案,尤其对复发性疾病疗效突出。MAINRITSAN系列试验为以利妥昔单抗为基础的维持治疗策略提供了支持。2020年的PEXIVAS试验发现,在其纳入的重症AAV研究人群中,常规血浆置换并未显著降低死亡或终末期肾病的复合风险;该试验也支持采用减量糖皮质激素方案。这些发现并不意味着无需考虑血浆置换的其他特定适应证,尤其是抗肾小球基底膜病。
靶向治疗针对特定的炎症通路发挥作用。阿伐可泮可阻断C5a受体,已有研究将其作为肉芽肿性多血管炎和显微镜下多血管炎治疗方案的一部分。在巨细胞动脉炎方面,2017年的GiACTA试验显示,白细胞介素-6受体抑制剂托珠单抗可提高持续无糖皮质激素缓解的比例。靶向白细胞介素-5的美泊利珠单抗在复发性或难治性嗜酸性肉芽肿性多血管炎中也有疗效证据。这些药物在各类血管炎中的作用并不能相互替代。
继发性血管炎可能需要针对其根本诱因进行治疗。直接抗病毒药物改变了丙型肝炎相关冷球蛋白血症性疾病的治疗格局,但存在严重器官受累时,可能还需要针对免疫机制的治疗。乙型肝炎相关结节性多动脉炎的治疗思路与非病毒相关疾病不同。对于药物诱发的疾病,停用相关药物是治疗的关键;而感染相关血管损伤需要抗微生物治疗,不能不加区分地采用免疫抑制治疗。
支持治疗旨在处理器官损伤和治疗并发症,可包括控制血压、预防感染、骨骼保护、康复及肾脏替代治疗。对于部分动脉瘤、重度狭窄或其他结构性并发症,可能需要采用外科学中的手术方法或血管内介入治疗。干预时机部分取决于炎症活动程度,因为在存在活动性炎症的血管上进行干预,其风险可能不同于对病情稳定的残余病变进行干预。
病程、监测与长期结局
血管炎的病程差异很大,既可仅有一次自限性发作,也可呈慢性反复发作。某些局限于皮肤的血管炎可在感染消退或停用相关药物后缓解。系统性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相关性血管炎(AAV)、巨细胞动脉炎、大动脉炎和白塞病通常需要长期观察,因为疾病可能再次活动,也可能逐渐出现结构性并发症。缓解是指根据规定的临床评估标准,疾病已无活动性;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症状已经消失、治疗已经停止,或既往的器官损伤已经消除。
不同疾病类别之间,以及同一类别内部,复发风险均有所不同。蛋白酶3相关性AAV通常比髓过氧化物酶相关性AAV更容易复发,但个体病程存在差异。既往复发、呼吸系统受累及治疗史也可能影响复发风险。抗体浓度升高可为评估提供参考,但并不能可靠地预测复发的时间或部位。因此,仅依据抗体水平作出治疗决策,可能会误判患者的病情。
监测的目的在于区分活动性炎症、已形成的不可逆损伤及其他无关疾病。持续血尿可能提示肾小球炎症仍在持续,但也可能在严重损伤愈合后仍然存在。气促可能由活动性肺部病变、慢性瘢痕形成、感染、贫血或心功能障碍引起。连续的临床评估、尿液检查、肾功能检查及适当选择的影像学检查可提供互补信息。伯明翰血管炎活动度评分用于衡量疾病活动度,而血管炎损伤指数记录的是持续存在的损伤,而非当前的炎症。
疾病本身和治疗都会影响长期结局。严重肾损伤可进展为慢性肾脏病,或导致患者需要接受透析。周围神经损伤可能无法完全恢复。大血管病变可遗留动脉瘤或狭窄,即使炎症指标恢复正常,这些病变仍具有临床意义。在强化免疫抑制治疗期间,感染是导致患病的重要原因;而糖皮质激素的累积使用及其他某些治疗,还会额外带来代谢、骨骼、生殖方面的并发症或恶性肿瘤。
自糖皮质激素和环磷酰胺成为标准治疗以来,重症AAV患者的生存情况显著改善,后续进展又进一步拓宽了控制疾病的治疗选择。尽管如此,不能用一个统一的生存率数字来概括所有血管炎的预后。年龄、初始肾功能、肺出血、心脏受累、感染及累积损伤,在不同疾病中的重要性各不相同。例如,在嗜酸性肉芽肿性多血管炎中,心脏受累是决定不良结局的一个尤为重要的因素。
即使处于临床缓解期,患者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仍可能受损。疲劳、疼痛、感觉功能缺损、运动能力下降及重返工作岗位的困难,都无法通过血管影像学检查或实验室指标得到全面反映。因此,患者报告结局可补充疾病活动度和损伤指数所提供的信息,帮助区分炎症得到控制与日常生活功能得到恢复这两种情况。
历史发展与持续研究
早期对血管炎的描述源于临床观察和尸检病理学,而非免疫学。1866年,阿道夫·库斯毛尔和鲁道夫·迈尔描述了后来被称为结节性多动脉炎的疾病,将全身性疾病表现与动脉结节性病变联系起来。后续研究逐渐区分出多种疾病,这些疾病此前被笼统归入动脉周围炎或超敏性血管炎等类别。对小血管和肾组织检查能力的提高,是识别不同病理模式的关键。
20世纪,人们对累及呼吸系统和肾脏的肉芽肿性疾病、嗜酸性粒细胞性血管炎及儿童冠状动脉炎有了更清晰的描述。1951年,雅各布·丘格和洛特·施特劳斯描述了过敏性肉芽肿病和血管炎,即如今所称的嗜酸性肉芽肿性多血管炎。1967年,川崎富作报告了后来以其姓氏命名的儿童综合征。随着命名方式日益侧重病理特征,而非人名,疾病名称也在不断变化。
1982年,研究者在坏死性肾小球肾炎患者中发现了针对中性粒细胞的抗体,标志着免疫学研究的一项重大进展。1985年,研究证实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与如今所称的肉芽肿性多血管炎密切相关。随后,蛋白酶3和髓过氧化物酶被确定为主要靶抗原,使实验室发现与细胞机制建立了联系。1994年和2012年的教堂山命名共识会议,推动了不同临床研究和专业领域之间的术语标准化。
当前研究致力于建立在生物学层面更为精确的分类。传统疾病名称仍然有用,但无法充分反映抗体特异性、遗传易感性、组织炎症和复发特点等方面的差异。针对免疫细胞群体、基因表达及循环蛋白的研究,正在探索临床表现看似相近的综合征是否包含机制不同的亚组。其中一个核心难题是,如何区分反映一般性炎症的标志物,与能够特异性识别血管损伤或预测具有临床意义事件的标志物。
影像学研究关注另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持续存在的血管壁增厚或代谢性摄取,究竟代表炎症仍在持续、组织正在修复,还是已经形成的损伤。答案将影响对疾病缓解的评估,以及对治疗反应的解读。某些实验室生物标志物也存在类似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靶向治疗直接抑制所测炎症通路时。例如,白细胞介素-6阻断治疗会减少C反应蛋白的生成,从而改变该检测指标与疾病活动度之间的关系。
许多血管炎较为罕见,且异质性较大,因此难以开展具有充分统计效能的试验。国际协作网络、标准化结局指标和随机对照试验,使过去难以实施的比较成为可能。仍待解决的问题包括维持治疗的最佳持续时间、如何可靠地预测复发、如何减少糖皮质激素暴露,以及如何为临床试验中代表性不足的患者制定治疗策略。儿童、存在严重合并症者,以及具有少见器官表现的患者,仍是针对特定疾病开展研究时尤为重要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