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崎病是一种急性、全身性血管炎,主要累及五岁以下儿童。该病可引起持续发热,并在眼部、口腔、皮肤、四肢末端及颈部淋巴结出现特征性改变。其最重要的并发症是为心肌供血的冠状动脉受损。冠状动脉扩张及动脉瘤形成可导致血栓形成、血管狭窄和心肌缺血,这些后果有时会在初次发病数年后出现。
川崎病的病因尚不明确。流行病学和实验室研究结果支持以下观点:具有遗传易感性的儿童对一种或多种环境诱发因素产生异常免疫反应,但尚未确定任何单一感染性病原体或暴露因素是其病因。诊断以临床表现为依据,并结合实验室检查和心脏影像学检查;目前没有能够确诊该病的血液检测方法。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治疗可显著减少冠状动脉并发症,而冠状动脉受累程度则决定后续监测和抗血栓治疗方案。
疾病的识别与概念的演变
日本儿科医生川崎富作在1961年诊治一名患儿时,识别出了这种疾病的特征。1967年,他以日文发表报告,描述了50名患有急性发热综合征的儿童,其病变累及皮肤、黏膜和淋巴结。1974年发表的一篇英文报告推动了国际医学界对该病的认识。在其心血管后果尚未得到充分认识之前,皮肤黏膜淋巴结综合征这一描述性名称反映了该病最显著的临床特征。
早期描述着重指出,这种疾病似乎具有自限性。随后,对猝死病例和病理标本的研究发现了冠状动脉炎、动脉瘤及冠状动脉血栓形成。这些发现改变了对该病的认识:它不再被视为一种伴有发热的皮肤黏膜综合征,而是一种可能造成持久心脏损害的全身性血管疾病。二维超声心动图的引入,使医生能够以无创方式识别存活患儿的冠状动脉异常,而不再主要依靠血管造影或尸检。
在日本以外地区识别出川崎病,表明该病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国家或具有特定血统的人群。历史记载提示,在这一综合征获得现名之前,可能就已出现过与之相符的疾病,但临床记录不完整且缺乏现代影像资料,限制了回顾性识别。该病在20世纪得到识别,并不能据此确定它最初出现的时间。
川崎病的治疗是在日本临床经验与国际对照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阿司匹林因其抗炎和抗血小板作用而被用于治疗。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确立,在急性期给予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可减少冠状动脉异常。1986年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证明,在阿司匹林治疗的基础上加用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具有益处;后续试验则支持采用单次大剂量输注,而非分多日给药的方案。
此后,川崎病被公认为高收入国家儿童获得性心脏病的主要病因之一。它与许多儿童发热性疾病的重要区别在于:外在症状通常会消退,但动脉损伤可能持续存在。因此,现代疾病分类将急性炎症发作与康复后可能遗留的长期冠状动脉病变区分开来。
流行病学与人群分布特征
川崎病在世界各地均有发生,但其发病率因地理区域和族裔背景而存在显著差异。在拥有详尽全国性数据记录的国家中,日本的发病率最高;在COVID-19大流行前的近年调查中,部分调查显示,5岁以下儿童的年发病率超过每10万人300例。韩国和台湾的发病率也较高。在美国本土,常见报告估计5岁以下儿童的年发病率约为每10万人15至25例,但估计值取决于调查时期、研究人群及病例识别方法。
约五分之四的患儿年龄不足5岁。发病高峰在婴幼儿期,男孩的发病率约为女孩的1.5倍。青少年和成人病例较少见,但已有记录。低月龄婴儿是一个尤其需要关注的亚组,因为他们可能缺乏典型的外在体征,却仍面临较高的冠状动脉损伤风险。
与族裔背景相关的差异在东亚以外地区也持续存在。例如,在夏威夷,日裔儿童的发病率高于居住在同一地区的其他几个族裔群体的儿童。这一现象连同家族聚集现象,支持遗传易感性在发病中发挥一定作用。患儿的兄弟姐妹发病风险高于一般人群,也有家族中连续数代患病的报道。不过,大多数病例没有已知家族史,川崎病也不遵循简单的单基因遗传模式。
季节性分布因地理区域而异。在北半球温带地区的人群中,发病高峰常出现在冬春季,但也存在其他模式。日本曾在1979年、1982年和1986年记录到大规模流行。病例在时间上的聚集、地理分布差异和季节性波动,促使研究人员探索感染性及环境诱发因素。但仅凭这些模式,无法确定某一具体病因,也不能证实该病可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复发并不常见,但已得到明确证实;在部分队列中,有百分之几的患儿出现复发。所报告的复发率因研究人群和随访时长而异。因此,既往患过川崎病并不能完全防止再次发病。
比较各国数据时需要谨慎。医院出院数据库、全国性医师调查及主动公共卫生监测采用不同方式识别和收集病例。儿科心脏专科诊疗的可及性,以及对不完全型病例的识别能力,也会影响记录到的发病率。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多个地区报告常规川崎病病例减少,同时出现了一种不同的感染后炎症综合征。社会接触、环境暴露、医疗服务利用及诊断分类的变化,使这些观察结果的解读更加复杂。
易感性、免疫激活与血管损伤
川崎病尚无明确的单一病因。目前占主导地位的解释模型认为,环境诱因作用于易感个体,继而引发失调的免疫系统反应。患者的年龄分布提示,免疫系统发育过程中的变化或接触外界因素的模式可能具有重要作用。季节性聚集和偶发的流行现象与感染因素参与致病的假说相符,但大量研究尚未发现一种能够一致解释该病发生的病原体。
遗传关联研究提示,多条免疫调节通路可能参与其中。在特定人群中,ITPKC、FCGR2A、BLK、CD40 和 CASP3 内部或附近的遗传变异与易感性或疾病相关结局存在关联。ITPKC 参与细胞内钙信号传导及淋巴细胞活化的调节;FCGR2A 编码一种受体,参与机体对含抗体免疫复合物的应答。这些关联揭示的是相关生物学通路,而非某个可用于诊断的单一基因,且其效应因人群而异。
急性期病程涉及先天免疫和适应性免疫的激活。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巨噬细胞和淋巴细胞均参与炎症反应,水平升高的细胞因子包括白细胞介素-1、白细胞介素-6 和肿瘤坏死因子。内皮细胞活化、炎症细胞募集及结构蛋白降解可削弱动脉壁。因此,川崎病属于免疫介导性疾病,但尚未被确认为针对某一明确自身抗原的传统自身免疫性疾病。
病理学研究描述的是相互重叠的多种过程,而非单一、均一的病变。急性坏死性动脉炎可在发病后的最初数周内损伤动脉壁。亚急性或慢性血管炎则可能持续更长时间。另一种过程是管腔内肌成纤维细胞增生,表现为肌成纤维细胞样细胞及细胞外物质在血管内积聚,促使管腔逐渐狭窄。管壁破坏、修复与管腔内增生之间的平衡,会影响后期冠状动脉的解剖形态。
尽管川崎病主要被归类为中等血管炎,但炎症也可累及冠状动脉以外的血管和组织。心肌、心包及心脏瓣膜均可能受累,而全身性炎症可解释许多心脏以外的表现。冠状动脉之所以在临床上尤为重要,是因为其容易形成动脉瘤,且心肌血液供应中断可造成严重后果。
目前仍在研究多种病因假说,包括常见的感染性诱因、毒素介导的免疫激活,以及经吸入进入人体的环境因子。该病与大气条件或空气传播之间的关联催生了一些可检验的假说,但尚无任何特定的风传播物质被确认为病因。同样,在患儿体内检出呼吸道病原体或其他病原体,既不能解释川崎病的普遍病因,也不一定能排除川崎病的诊断。
临床表现与病程
本病通常以持续发热和明显烦躁起病。若未得到有效治疗,发热通常持续一至两周,也可能更久。主要临床表现包括双侧非化脓性结膜炎、口腔和口唇改变、多形性皮疹、手足改变以及颈部淋巴结肿大。这些表现往往先后出现,因此,某次检查时未发现某项表现,并不意味着整个病程中都没有出现过。
眼红通常累及双侧球结膜,不伴脓性分泌物。口腔改变包括口唇发红或皲裂、口腔和咽部弥漫性充血,以及舌乳头突出的“草莓舌”。散在的口腔溃疡、明显的渗出性咽炎和化脓性结膜炎并不典型,出现这些表现时应考虑其他诊断。皮疹可呈斑丘疹样、猩红热样或其他形态;没有任何一种特定的皮疹形态能够界定本病。
急性期可出现掌跖发红,手足可发生紧实性水肿。手指甲和脚趾甲周围的脱皮通常在随后的两至三周内出现,此时发热及部分其他体征可能已经消退。颈部淋巴结肿大常为单侧,至少有一个肿大的淋巴结最大径达到或超过1.5厘米。在五项主要临床表现中,颈部淋巴结肿大的出现率最低。
其他表现反映了广泛的炎症反应。患儿可能出现呕吐、腹泻、腹痛、肝炎、胆囊积水、关节炎或无菌性脓尿。无菌性脑膜炎症可引起或加重烦躁。既往卡介苗接种部位发红或出现硬结也是一种已知表现,尤其见于常规接种卡介苗国家的低龄患儿。这些附加表现均不能单独作为确诊依据。
通常将临床病程分为急性期、亚急性期和恢复期。急性发热期一般为起病后的最初一至两周。亚急性期可出现甲周脱皮、血小板计数升高,冠状动脉瘤也可能在这一时期显现或增大。恢复期内,临床表现逐渐消退,炎症指标逐渐恢复正常,这一过程通常持续六至八周。各期之间有所重叠,且病程会受到治疗的影响。
部分患儿出现心血管功能不稳定,称为川崎病休克综合征。另一些患儿会发生严重的炎症性并发症,包括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婴儿可能主要表现为原因不明的持续发热,而年龄较大的儿童偶尔会以明显的颈部肿胀或腹部表现作为早期的主要临床表现。肉眼可见的皮肤黏膜改变程度,并不能可靠地反映冠状动脉受累的严重程度。
临床诊断与鉴别诊断
川崎病的诊断以临床表现为基础,实验室检查和影像学检查结果可提供支持。经典诊断标准为发热持续至少五天,同时具备以下五项主要临床表现中的至少四项:双侧非渗出性结膜充血、口腔改变、多形性皮疹、四肢末端改变和颈部淋巴结肿大。对于表现足够典型的患儿,有经验的临床医生可以更早作出诊断;五天这一界限并非绝对的生物学分界。
不完全型川崎病是指主要临床表现不足,但整体证据支持川崎病诊断的情况。它并不等同于轻症。婴儿出现不完全型表现时尤其值得重视,包括原因不明的长时间发热、但外在体征很少的婴儿。诊断流程综合考虑发热持续时间、临床表现、炎症指标、辅助性实验室异常及超声心动图结果。
实验室检查通常显示全身性炎症。C反应蛋白和红细胞沉降率常升高。血常规可显示以中性粒细胞增多为主的白细胞增多、贫血,以及血小板增多,其中血小板增多尤其常见于病程第一周之后。白蛋白降低、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升高,以及在没有常见细菌性尿路感染的情况下尿中出现白细胞,均可为诊断提供进一步支持。血小板计数在早期可能正常;重症患儿可出现血小板减少,这并不能排除川崎病的诊断。
没有任何一种实验室检查结果组合具有足够的特异性,可以取代临床评估。病毒检测阳性可能提示同时存在病毒感染;无论是出现呼吸道症状,还是检出病毒,都不能据此自动排除川崎病。反过来,仅凭发热、皮疹和炎症指标升高,也不足以确立诊断。早期超声心动图正常同样不能排除本病,因为冠状动脉改变可能在之后才出现。
需要重点鉴别的疾病包括腺病毒感染、麻疹、猩红热、细菌性颈部淋巴结炎、中毒性休克综合征和药物超敏反应。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及其他炎症性疾病的表现也可能与之重叠。明显的渗出性结膜炎、水疱性皮损,或支持其他诊断的确凿微生物学证据等,有助于缩小鉴别诊断范围,但仍须结合完整的临床表现及其演变进行判断。
与SARS-CoV-2相关的儿童多系统炎症综合征是一种尤其重要的、与川崎病表现重叠的疾病。与典型川崎病相比,其患儿年龄通常更大,也更常出现明显的胃肠道症状、休克、心肌功能障碍、淋巴细胞减少和血小板减少。两者均可出现川崎病样的皮肤黏膜表现。与2019冠状病毒病的时间关系、实验室检查结果特征、年龄及器官受累情况,有助于区分这两种综合征;两者不能作为可相互替代的诊断。
当临床表现不全、不同表现先后出现,或合并其他疾病时,诊断的不确定性最大。因此,记录先前出现的症状并反复进行临床评估,是确立诊断的重要环节。
心脏影像学检查与冠状动脉受累分级
超声心动图是川崎病急性期最主要的心脏影像学检查方法。它无需使用电离辐射,即可评估冠状动脉内径、心室功能、瓣膜反流及心包积液。冠状动脉评估通常重点关注右冠状动脉近段、左冠状动脉主干和左前降支,但观察更远端的血管节段也可能很重要。图像质量取决于患儿体型、配合程度、设备以及操作者的经验。
冠状动脉内径的绝对值需通过 z 分数结合体型进行解读。统计学中,z 分数的一般定义为:
其中, 为测量值, 为参考人群的预期值, 为相应的标准差。在冠状动脉评估中,经过验证的模型将预期内径及其变异程度与体表面积联系起来。不同模型可能得出略有差异的结果,尤其是在接近分级界值时,因此采用一致的方法十分重要。
美国心脏协会一套广泛使用的分级标准将 z 分数小于 2 定义为无受累,z 分数为 2 至小于 2.5 定义为单纯扩张。小型动脉瘤的 z 分数为 2.5 至小于 5。中型动脉瘤的 z 分数为 5 至小于 10,且绝对内径小于 8 毫米。大型或巨大动脉瘤的 z 分数至少为 10,或绝对内径至少为 8 毫米。这些分级将解剖学表现与随访安排及血栓形成风险联系起来,而不只是描述血管外观。
由于冠状动脉异常可在首次检查后继续变化,因此必须进行连续影像学检查。对于无并发症的病例,常用的检查时间安排包括确诊时、约一至两周内,以及治疗后约四至六周。对于已存在或仍在进展的异常,则需进行更频繁、个体化的评估。最初动脉看似正常的患儿,之后可能出现血管扩张;而动脉瘤的内径也可能在随访期间缩小。
对于超声心动图无法充分解答的问题,可采用其他影像学方法。冠状动脉X射线计算机断层成像血管造影可提供详细的解剖信息,包括远端血管、血栓、钙化及狭窄情况,但涉及辐射暴露和含碘对比剂的使用。心脏磁共振成像无需使用电离辐射,即可评估心室功能、心肌瘢痕及灌注情况。对于某些复杂病例,以及考虑进行介入治疗时,有创冠状动脉造影仍具有重要作用。
怀疑存在心肌受累或缺血时,心电图和心脏生物标志物检测可作为影像学检查的补充。心电图正常或发热消退,都不能证明冠状动脉未受累。长期分级需同时考虑既往记录中最严重的冠状动脉受累程度和当前的解剖状况,因为管腔内径恢复正常并不一定意味着动脉壁也恢复正常。
初始抗炎与抗血小板治疗
急性期治疗的核心是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通常以 2 g/kg 的总剂量一次性输注。一般在确诊后、发病十天内给予。超过这一时间窗口后,如果发热、持续炎症或冠状动脉异常提示疾病仍处于活动期,也会给予治疗。临床诊疗方案强调及时识别疾病,而不是等到所有典型表现都出现后才采取行动。
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具有多种免疫调节作用。可能的机制包括改变 Fc 受体信号传导、调节细胞因子活性、中和炎症介质,以及影响免疫细胞活化。没有任何单一机制能够完全解释其疗效。历史上未经治疗的患者队列中,冠状动脉瘤的发生率约为 20%–25%;及时采用以免疫球蛋白为基础的治疗,可将这一比例降至约 3%–5%,但具体估计值会因患者风险及冠状动脉异常的定义而异。
阿司匹林通常与免疫球蛋白联合使用。在发热期,不同方案采用每日 30–50 mg/kg 的中等剂量,或每日 80–100 mg/kg 的较高剂量,通常分次给药。退热后,一般改用每日 3–5 mg/kg 的抗血小板剂量。目前尚无充分证据表明,与较低剂量的抗炎方案相比,急性期使用较高剂量的阿司匹林能够改善冠状动脉结局,各国及各医疗中心的做法也有所不同。
低剂量阿司匹林的使用依据不同于急性期抗炎治疗。阿司匹林通过抑制血小板生成血栓烷,在血小板增多且冠状动脉血流可能异常的阶段减少血小板聚集。对于没有冠状动脉异常的患儿,通常在随访确认恢复后停止抗血小板治疗,时间多为发病后六至八周。若动脉瘤持续存在,则需采取另一种基于风险分层的抗血栓策略。
部分冠状动脉并发症高风险患儿从治疗之初就会接受额外的抗炎治疗。皮质类固醇通常按明确疗程使用,而非仅给予单次剂量,已在某些高风险人群中显示出改善冠状动脉结局的效果。2012 年发表的日本 RAISE 试验发现,对于根据日本风险评分筛选出的患儿,在免疫球蛋白治疗基础上加用泼尼松龙,可减少冠状动脉异常。在日本开发的风险评分在其他一些人群中的预测表现较差,因此其阈值难以直接照搬。
治疗也会影响其他方面的医疗安排。免疫球蛋白可能干扰机体对某些活疫苗的免疫应答;美国指南一般建议,在接受川崎病所用剂量的免疫球蛋白后,间隔 11 个月再接种含麻疹或水痘成分的疫苗,但某些特定情况除外。免疫球蛋白的不良反应包括输注反应,以及较少见的溶血或无菌性脑膜炎。这些注意事项与持续评估炎症及冠状动脉损伤是否得到控制,是不同层面的考量。
持续性炎症与严重并发症
约有10%~20%的患儿在初次接受免疫球蛋白治疗后仍持续发热或再次发热,具体比例因人群和定义而异。免疫球蛋白抵抗的一种常用定义是:在本次急性病程内,输注结束至少36小时后仍持续发热或再次发热。对此时出现的发热需要仔细判断,因为川崎病可同时合并感染或其他引起发热的情况。
免疫球蛋白抵抗型川崎病与较高的冠状动脉异常风险相关。治疗选择包括再次输注免疫球蛋白、使用糖皮质激素,以及采用靶向免疫调节药物。具体选择取决于既往治疗、冠状动脉检查结果、病情严重程度和临床诊疗方案。这些治疗方法在不同结局指标上的证据支持程度并不相同,尤其是在预防少见的严重冠状动脉事件方面。
英夫利西单抗是一种靶向肿瘤坏死因子的单克隆抗体,已被用于持续性病情的研究。2021年发表的KIDCARE随机试验显示,与第二次输注免疫球蛋白相比,英夫利西单抗在退热相关结局方面表现更好,住院时间更短,溶血性贫血也更少。然而,该研究并未证实其在预防冠状动脉瘤方面更具优势。这一区别说明,不能直接将快速退热等同于长期冠状动脉结局的改善。
环孢素可抑制依赖钙调神经磷酸酶的信号传导,已有研究探索其在高危患儿初始治疗及难治性病例中的应用。阿那白滞素可阻断白细胞介素-1受体,也已在治疗抵抗或重症病例中开展研究。这些药物的应用反映了人们对炎症通路认识的不断深入,但不同药物的证据基础各不相同,其监管批准状况也因国家或地区而异。对于各种治疗抵抗的临床表现,并不存在一种始终应当优先选用的附加药物。
严重的心血管受累可包括心肌功能障碍、心脏瓣膜反流、心包积液和休克。在川崎病休克综合征中,心脏功能受损、血管扩张和血管通透性增加可能同时参与发病。这种临床表现可类似于脓毒症或中毒性休克综合征,除治疗炎症性疾病本身外,通常还需要严密监测和器官功能支持。
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是一种少见的过度炎症反应并发症。其表现可包括持续发热、血细胞减少、肝功能障碍、凝血功能障碍,以及铁蛋白浓度显著升高。这些表现不同于无并发症的川崎病通常在病程较后阶段出现的血小板增多。识别这一综合征需要依据整体临床和实验室表现,而不能仅凭铁蛋白水平。
急性冠状动脉血栓形成是另一种需要紧急处理的情况,尤其容易发生于巨大冠状动脉瘤内。即使在幼儿中,也可能因此发生心肌梗死。根据冠状动脉解剖情况和具体临床状况,治疗可能包括抗凝、溶栓治疗、经导管介入治疗或心脏外科手术。年幼儿童可能无法描述典型的胸痛,因此心功能变化、心电图表现和其他体征尤为重要。
冠状动脉远期结局与成年期疾病
大多数患儿康复后不会遗留持续性的冠状动脉异常,尤其是在及时接受治疗的情况下。对于发生冠状动脉瘤的患儿,远期结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动脉瘤的最大尺寸、受累节段的数量和位置,以及是否出现血栓形成或狭窄。与巨大动脉瘤相比,小型动脉瘤的内径恢复正常的可能性要高得多。
表面上的消退并不一定意味着血管结构恢复正常。管腔缩小可能部分源于动脉壁的重塑和增厚,而非完全愈合。持续存在的异常可能包括弹性改变、内皮功能障碍、内膜增生以及后期钙化。这些过程有助于解释,为何曾经扩张的动脉在直径缩小后仍可能具有临床意义。
巨大动脉瘤带来的长期风险最高。较大的动脉瘤节段内,血流可能变得缓慢或紊乱,从而促进血栓形成。狭窄可发生在动脉瘤的入口、出口或经过重塑的血管节段内,导致心肌供血减少。急性血栓形成、进行性狭窄或多种机制共同作用均可引起心肌梗死。动脉瘤破裂较为罕见,主要见于严重的急性期病变,而不是常见的晚期并发症。
因此,长期抗血栓治疗需根据冠状动脉风险进行分层。持续存在的小型动脉瘤通常采用抗血小板治疗,而大型或巨大动脉瘤则常需联合抗血小板和抗凝治疗。华法林和低分子肝素在这类治疗中的作用已得到确立。出血风险、体格变化、药物相互作用以及监测的实际要求,都会影响治疗方案的制定。
随访可包括超声心动图、冠状动脉解剖影像检查,以及诱发性心肌缺血评估。严重的阻塞性病变可能需要导管介入治疗或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手术。实施这些操作时,必须考虑异常的冠状动脉解剖结构、动脉瘤节段、钙化及患者年龄;川崎病血管炎所致的病变,在解剖特征上并不等同于成人常见的动脉粥样硬化。
对于动脉瘤持续存在或既往有严重冠状动脉异常的患者,从儿科向成人医疗的过渡尤为重要。其病历应包含有记录以来冠状动脉的最大尺寸、既往血栓形成情况、影像学检查结果及接受过的干预措施。一些成年人在儿童期患病时未被识别,直到出现冠状动脉钙化、动脉瘤或心肌梗死才首次受到关注;不过,要将这些表现归因于川崎病,仍需考虑其他病因。
对于整个病程中冠状动脉始终正常的人群,现有证据总体上令人安心。这一人群中细微的血管变化,是否会在数十年后转化为具有实际意义的心血管事件风险升高,目前尚无定论。诊断标准的变化、治疗的改进,以及从幼儿期一直随访至成年中后期的人数相对较少,都增加了长期研究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