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是由酶、肽类信使和受体组成的网络,参与调节动脉血压、钠平衡及细胞外液容量。其经典的循环通路始于肾脏释放肾素,这种酶启动血管紧张素Ⅱ的生成过程。血管紧张素Ⅱ是一种肽,可使血管收缩,改变肾脏对钠的处理,并刺激醛固酮分泌。将依赖醛固酮的效应一并考虑时,这条通路通常称为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AAS)。这两个术语的含义有所重叠,但“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还涵盖不依赖醛固酮的组织内通路及肽类物质的作用。
在机体缺盐、失血和肾灌注减少时,该系统对维持循环稳态至关重要。持续或不适当的激活会促成高血压、心力衰竭及进行性肾损伤。其重要性并不限于血管收缩:血管紧张素信号还会影响口渴感、自主神经活动、细胞生长、炎症和纤维化。因此,靶向这条通路不同环节的药物已成为心血管疾病和肾脏疾病治疗的重要支柱。
人们熟悉的线性级联反应只是该系统的一部分。其他酶促途径可生成和降解多种具有生物活性的血管紧张素肽,而受体和局部组织环境则决定这些肽的作用。因此,理解RAS需要区分循环中的激素浓度与组织内的信号活动、短期代偿反应与慢性疾病机制,以及经实验证实的通路与已确立的临床应用。
发现与概念的发展
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的实验研究起源可追溯至1898年。当时,罗伯特·蒂格施泰特和佩尔·贝里曼报告,将兔肾提取物注入其他兔体内,可使其血压升高。他们将这种升压物质命名为“肾素”。他们使用的制剂未能区分肾素这一酶与注射后生成的产物,但这项研究证实,肾脏不仅能通过神经或体液排泄影响循环,还能通过血液介导的机制发挥作用。
第二项重大进展出现在1934年,哈里·戈德布拉特及其同事通过使犬的肾动脉狭窄,诱发了持续性高血压。这些实验将肾灌注减少与全身血压升高联系起来,并建立了肾血管性高血压的实验模型。血流供应不足的肾脏能够启动一种反应,使整个循环系统的血压升高,即使由此造成的全身血压对其他器官而言已经过高。
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阿根廷的爱德华多·布劳恩-梅嫩德斯团队和美国的欧文·佩奇团队各自独立研究并鉴定了肾素作用于血浆底物后生成的一种升压物质。阿根廷团队将其命名为“hypertensin”,而佩奇及其同事则使用“angiotonin”一名。1958年采用的“angiotensin”(血管紧张素)一名,融合了这两个名称的部分构词成分。后续的生物化学研究区分了血管紧张素Ⅰ与血管紧张素Ⅱ,并明确了两者之间的酶促转化过程。20世纪50年代初醛固酮的发现,又为这一生理学框架加入了肾上腺这一环节。
对血管紧张素转换酶的研究还揭示,这条通路与缓激肽的降解有关;缓激肽是一种具有舒血管作用的肽。对巴西蝮蛇(Bothrops jararaca)毒液中缓激肽增强肽的研究,包括塞尔吉奥·恩里克·费雷拉所做的工作,为确立抑制该酶的可行性提供了依据。20世纪70年代,具有口服活性的卡托普利研制成功,随后于1981年在美国获批,使RAS从一个生理学模型转变为重要的治疗靶点。
后来的发现拓展了最初的内分泌模型。血管紧张素受体被划分为不同亚型,研究人员在多个器官中发现了局部表达的系统组分,并于2000年报道了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这些发现并未取代经典的级联反应,而是表明,其效应取决于相互竞争的代谢途径、受体分布以及所在组织的具体环境。因此,现代观点将RAS视为一个相互作用的网络,而非一条以血管收缩为终点的单一反应链。
分子组分与肽的加工
肾素是一种天冬氨酸蛋白酶,主要由肾小球入球小动脉处的颗粒细胞合成。其最初合成的形式为前肾素原,随后转变为肾素原;去除前肽片段后,即形成具有活性的肾素。肾素和肾素原均可进入血液循环,但在经典内分泌通路中,受到严格调控的起始切割步骤由活性肾素完成。与血管紧张素Ⅱ不同,肾素主要发挥酶的作用,而不是通过激活受体发挥升压作用的肽。
肾素的底物血管紧张素原是一种主要由肝脏产生的糖蛋白。肾素从其氨基端切下一个由十个氨基酸组成的肽,即血管紧张素Ⅰ。在经典通路中,血管紧张素Ⅰ的直接生物活性较弱。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CE)是一种锌依赖性肽酶,可切除血管紧张素Ⅰ末端的二肽,生成由八个氨基酸组成的血管紧张素Ⅱ。主要反应顺序如下:
ACE大量存在于血管内皮表面,包括分布广泛的肺毛细血管床,但这一转换过程并不限于肺部。该酶也存在于其他组织中,并有可溶性形式。除了生成血管紧张素Ⅱ,ACE还会降解缓激肽及其他肽类。这种双重活性解释了为什么抑制ACE所产生的作用,无法仅靠阻断血管紧张素受体来完全重现。
血管紧张素Ⅱ的代谢迅速,在循环中的存留时间仅为数秒至数分钟。氨肽酶可将其加工为更短的肽,包括血管紧张素Ⅲ和血管紧张素Ⅳ。血管紧张素Ⅲ仍能作用于血管紧张素受体,并可参与肾上腺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反应。血管紧张素Ⅳ具有不同的结合特性,其结合对象包括胰岛素调节氨肽酶;不过,对于许多已提出的生理功能,实验模型中的证据仍比临床医学中的证据更为充分。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CE2)是一种与ACE相关、但功能不同的酶。它可切除末端的单个氨基酸,将血管紧张素Ⅱ转化为血管紧张素-(1–7)。它还可将血管紧张素Ⅰ转化为血管紧张素-(1–9),后者可进一步接受加工。脑啡肽酶及其他肽酶为血管紧张素-(1–7)的生成提供了其他途径,而在某些组织环境中,糜蛋白酶等酶可不依赖ACE生成血管紧张素Ⅱ。因此,阻断某一种酶并不一定能完全阻止所有血管紧张素的生成。肽的丰度取决于底物可用性、酶活性、所处的细胞区室及降解过程之间的平衡,而非仅由肾素的释放量决定。
肾素分泌的调节
肾脏整合三类调控肾素释放的主要信号:肾循环内的压力、到达致密斑的氯化钠量,以及交感神经活动。在有效循环血容量减少时,这些信号通常会共同发挥作用。出血、缺盐或肾灌注减少时,肾素分泌增加;血容量和灌注恢复后,肾素分泌则减少。这种调节方式使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成为一种代偿机制,其激活取决于肾脏感知到的状态,而不只是全身体液总量。
第一类信号通常称为肾内压力感受器机制。入球小动脉内压力降低、管壁牵张减弱,会促进附近颗粒细胞释放肾素。这一过程是肾脏血管系统的内在机制,不应与起源于颈动脉窦和主动脉弓的动脉压力感受器反射混淆。血管壁力学特性和细胞内信号传导的变化均参与其中,但压力感知机制较为复杂,并不能归结为某一种已确定的受体。
第二类信号来自肾小球旁器,其中远端肾单位的致密斑靠近其所属肾小球的血管极。致密斑细胞主要通过钠–钾–氯同向转运体 NKCC2 感知管腔内的氯化钠。到达致密斑的氯化钠量减少,会促进涉及环氧合酶-2和前列腺素 E₂ 的信号传导,进而刺激肾素分泌。氯化钠到达量增加,则有利于产生与 ATP 和腺苷相关的信号,抑制肾素分泌。这些通路与调控入球小动脉阻力和滤过的管球反馈机制有所重叠,但并不完全相同。
第三类主要信号是肾交感神经激活肾素分泌细胞上的 β₁ 肾上腺素能受体。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 β 受体阻滞剂抑制肾素分泌的作用。在颗粒细胞内,环磷酸腺苷是促进肾素合成和分泌的重要刺激信号。钙在此处发挥一种不同寻常的抑制作用:细胞内钙浓度升高通常会抑制肾素释放,这种现象有时被称为肾素分泌的“钙反常现象”。
血管紧张素 II 通过抑制肾素的进一步释放,形成负反馈环路:它既可通过血管紧张素受体直接发挥作用,也可通过改变压力以及钠的转运和排泄间接发挥作用。细胞外液容量恢复后,最初的刺激会进一步减弱。相反,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CE)抑制剂和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会阻断这一反馈,因此通常会使测得的肾素水平升高。所以,解读肾素浓度时不能脱离用药情况。钾、体位、膳食钠摄入量、采样时间和生理性应激,也会直接或通过相关的肾上腺、神经及肾脏反应,影响测量时该系统所处的状态。
受体信号传导与替代性调节轴
血管紧张素 II 的大多数已知作用由 血管紧张素 II 1 型受体介导,通常简称为 AT₁。这是一种具有七个跨膜结构域的 G 蛋白偶联受体,表达于血管平滑肌、肾上腺皮质、肾脏、心脏及神经组织。在血管平滑肌中,该受体的激活通常会启动涉及 Gq/11 蛋白、磷脂酶 C、三磷酸肌醇及细胞内钙释放的信号通路。由此增强的收缩活动会使阻力血管变窄,并可在数秒内升高动脉血压。
AT₁ 的信号作用并不限于引起收缩。它还会激活蛋白激酶、影响转录,并刺激 NADPH 氧化酶产生活性氧。这些过程可促进细胞肥大、细胞外基质沉积、炎症信号传导及内皮功能改变,具体取决于细胞类型和作用持续时间。β-抑制蛋白的募集既可调节受体内化,也可支持其他信号通路。下游反应的多样性有助于解释,为何长期暴露于血管紧张素 II 不仅会改变血管张力,还会改变器官结构。
血管紧张素 II 2 型受体,即 AT₂,具有不同的分布和信号传导特征。它在胎儿发育期间表达较为显著,也表达于部分成人组织中,其表达有时会在损伤后发生变化。在许多实验条件下,AT₂ 信号传导可促进一氧化氮相关的血管舒张和钠排泄,并产生拮抗 AT₁ 所介导生长的作用。然而,将 AT₂ 描述为始终具有保护作用并不准确:它的作用取决于组织、发育阶段、疾病模型,以及可与之相互作用的信号分子是否存在。
另一条分支涉及血管紧张素-(1–7) 和 Mas 受体。在实验研究中,这条通路常与血管舒张以及炎症或纤维化信号减弱相关。由于 ACE2 既能清除血管紧张素 II,又能生成血管紧张素-(1–7),ACE2–血管紧张素-(1–7)–Mas 轴常被视为该系统中发挥反向调节作用的分支。这一模型很有用,但并不意味着仅凭血管紧张素 II 与血管紧张素-(1–7) 的简单比值,就能预测所有生理反应。
肾素原和肾素还可与一种由 ATP6AP2 编码、称为(前)肾素受体的蛋白结合。研究人员已探讨这种结合能否增强局部酶活性并启动细胞信号传导。然而,该蛋白还具有与液泡质子泵及细胞稳态相关的必需功能,这些功能不能简单归结为循环 RAS 的作用。因此,在实验中干扰该蛋白所产生的效应,不能直接归因于血管紧张素生成受阻。在将培养细胞或基因改造动物中的受体研究结果外推至人类疾病时,这些区别尤为重要。
循环与体液平衡的整合调控
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的作用涵盖多个时间尺度。血管紧张素 II 可迅速升高血管阻力,而肾脏对钠的潴留及体液容量的变化则在数小时至数天内逐渐形成。循环变量之间的关系可简化为:
血管紧张素 II 可影响这一关系式的两侧:血管收缩使阻力增加,而钠和水的潴留则可增加静脉回流和心脏充盈。实际反应取决于心脏功能、自主神经反射以及血管收缩的分布。
在肾脏内,血管紧张素 II 可使入球小动脉和出球小动脉均发生收缩,两者的相对收缩程度取决于其浓度和生理条件。在中等程度的激活下,其作用相对偏向于维持出球小动脉阻力,有助于在肾灌注下降时维持肾小球毛细血管压力。不过,肾血流量仍可能减少。在更高水平下,更广泛的血管收缩和肾小球滤过装置的变化可使滤过减少。因此,血管紧张素 II 并不总是提高肾小球滤过率;其作用取决于初始血流动力学状态及激活强度。
血管紧张素 II 还可直接促进肾单位各段对钠的重吸收,包括刺激近端肾小管钠氢交换体 NHE3。这会减少输送至下游的钠量,有助于维持细胞外液容量。在肾上腺皮质球状带,AT₁ 受体的激活可刺激醛固酮的合成与分泌。醛固酮通过远端肾单位中的盐皮质激素受体发挥作用,提高钠转运装置的活性,包括上皮钠通道和钠钾泵。随之发生的电学及转运变化可促进钾的分泌。
体液的保留也有神经系统参与。血管紧张素 II 作用于能够感知循环信号的脑区,包括室周器官,以促进口渴并促进血管加压素的释放。血管加压素通过调控水通道蛋白-2 的转运,提高集合管对水的通透性。血管紧张素信号还与下丘脑、脑干神经回路及交感神经传出活动相互作用。这些作用共同协调行为、水分保留和心血管反应,而非彼此独立的激素效应。
多种机制可抑制这一保钠系统。心脏受到牵张时释放的利钠肽,可抑制肾素和醛固酮的分泌,并促进钠排泄。动脉压升高通常通过压力性利钠作用增加肾脏排钠。一氧化氮、肾脏前列腺素以及局部血管反馈会进一步调节这一反应。因此,长期血压调节是 RAS 与肾脏排泄能力、神经调控及其他内分泌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不能仅凭血浆血管紧张素 II 浓度来解释。
组织系统、发育与遗传变异
许多器官都含有血管紧张素原、加工酶、血管紧张素受体和肽降解酶中的若干成分。肾脏、心脏、血管、脂肪组织、肾上腺及大脑中的局部信号传导已得到广泛研究。在组织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中,肽类物质可能作用于邻近细胞,或在局限的细胞区室内发挥作用,而不一定引起外周血中容易测得的变化。不过,循环通路与局部通路仍可通过对底物和肽类物质的摄取相互联系。
肾脏尤能清楚地体现这种相互作用。肾组织,尤其是近端肾小管细胞,能够合成血管紧张素原;在某些条件下,经肾小球滤过或来自循环的成分也可参与其中。血管紧张素II可通过受体介导的摄取及局部生成,在肾内各区室中积聚。因此,肾内肽类物质的浓度和受体活性不一定与血浆测定结果同步变化。若要认定某一组织具有完全自主的RAS,还需要额外证据,因为仅检测到一种酶或受体,并不能证明每一步反应都在局部以具有生理意义的速率进行。
在中枢神经系统中,血脑屏障限制了循环中的肽类物质进入大脑的大部分区域。室周器官是血源性血管紧张素II影响神经环路的特殊部位,而RAS各组分在局部的表达则为其他信号传导方式提供了可能。实验表明,中枢血管紧张素通路与口渴、盐欲、血管加压素释放和交感神经调节有关。局部合成与循环输入的相对贡献因脑区和实验条件而异。
RAS还参与发育,这一作用不同于其广为人知的成年期血压调节功能。AGT、REN、ACE或AGTR1中的罕见双等位基因致病变异,可引起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肾小管发育不全,其特征为近端肾小管发育严重受损及胎儿肾功能障碍。胎儿尿量减少可导致羊水过少,进而引发肺部和骨骼并发症。这些疾病表明,完整的通路不仅是维持成人血压所必需的,也是胎儿肾脏正常发育和灌注所必需的。
研究还探讨了较常见的遗传变异是否会造成酶活性、高血压易感性及治疗反应的差异。例如,ACE插入/缺失多态性与循环中ACE水平的差异有关。然而,它与复杂临床结局的关系并不那么明确,因此尚未成为选择RAS阻断治疗时常规采用的独立检测项目。血压及心肾疾病受众多基因共同影响,也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某个变异与一种组分的浓度相关,本身并不足以证明它能够成为具有临床实用价值的指标,用于预测整个系统的活性或药物获益。
在高血压和心肾疾病中的作用
在高血压中,即使循环肾素水平未超过实验室参考范围,相对于机体的钠平衡状态或肾灌注情况,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的活性仍可能过高。某些类型的高血压明确由肾素驱动,尤其是影响肾灌注的肾动脉狭窄所致的高血压。另一些类型则因钠潴留和血压升高抑制肾素释放,表现为循环肾素水平偏低。因此,低肾素型高血压并不意味着不存在血管紧张素相关机制,但也不能据此认定组织RAS激活是其主要病因。
肾血管疾病说明了代偿反应如何转变为适应不良的反应。位于动脉狭窄下游的肾脏可能作出如同全身血压不足时的反应,释放肾素,促进血管收缩和钠潴留。由此引起的动脉压升高可以维持狭窄远端的灌注,却使其他血管床承受高血压。如果仍有功能的肾脏高度依赖血管紧张素II介导的出球小动脉收缩,阻断这一机制就可能使肾小球滤过发生显著变化。具体影响取决于血管病变的分布与严重程度,以及另一侧肾脏的功能。
在心力衰竭中,心输出量减少和肾灌注改变会激活交感神经及RAS反应。尽管全身钠和水的总量可能已经增加,肾脏仍可能接收到有效动脉充盈不足的信号。进一步的钠水潴留随之加重淤血和水肿,而血管收缩则增加心脏泵血时需要克服的阻力。血管紧张素II和醛固酮还参与心肌肥厚和纤维化重构。这些机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长期神经激素阻断治疗能够改善射血分数降低型心力衰竭患者的预后,而不只是降低血压。
在慢性肾脏病中,残存肾小球内压力升高和血管紧张素信号传导改变,可促使白蛋白漏出,并导致结构损伤持续进展。RAS阻断治疗能够降低肾小球内压和尿白蛋白排泄,尤其适用于伴蛋白尿的肾脏疾病。治疗后早期出现的滤过功能变化,与疾病长期进展变化的机制不同:初期轻度下降可能反映肾小球内压降低,而非直接的毒性损伤。不过,临床判断仍需结合下降幅度,以及伴随的血流动力学和生化情况。
这一通路在糖尿病相关肾脏疾病中也十分重要;在这类疾病中,代谢性损伤、肾小球血流动力学改变,以及炎症和纤维化过程相互作用。另一方面,醛固酮分泌异常并不一定源于肾素过多。在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中,肾上腺醛固酮分泌与机体钠状态不相称,且相对独立于肾素,而肾素通常受到抑制。这一区别将肾上腺驱动的钠潴留,与上游RAS激活所引起的继发性醛固酮反应区分开来。
实验室评估与结果解读
最常用的实验室检测指标是血浆肾素活性、直接肾素浓度和醛固酮浓度。血浆肾素活性测定的是在规定的实验室条件下,样本孵育期间血管紧张素 I 的生成速率。因此,它反映的是同时受肾素水平和底物可用量影响的酶活性。直接肾素浓度则通过免疫测定法测量肾素蛋白的含量。这两项指标相互关联,但不能互换,尤其是在浓度极低或使用直接肾素抑制剂治疗期间。
醛固酮和肾素通常通过醛固酮与肾素比值结合起来解读,尤其是在评估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时。比值升高可能源于醛固酮升高、肾素受到显著抑制,或两者兼有。其意义取决于两者的绝对浓度,以及具体检测方法所采用的单位和阈值。以血浆肾素活性计算的比值,不能直接替代以直接肾素浓度计算的比值。仅凭肾素受到抑制,不能认定存在自主性醛固酮分泌。
由于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会对生理变化作出响应,采样条件十分重要。直立体位、钠摄入量、血容量状态、钾浓度和采样时段均可改变检测结果。低钾血症可抑制醛固酮分泌,从而可能掩盖肾上腺异常。肾功能也会影响结果解读。不同检测方法和实验室采用不同的参考区间;当比值以肾素为分母时,检测方法在低值范围内的性能可能对比值产生格外显著的影响。
药物的影响尤其重要。利尿剂通常通过促进钠和体液丢失来刺激肾素分泌;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CE)抑制剂和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则通过解除负反馈作用,使肾素升高。β受体阻滞剂通常会抑制肾素分泌。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会改变钠平衡及反馈调节,往往使肾素升高。直接肾素抑制剂阿利吉仑可使测得的肾素浓度升高,同时降低血浆肾素活性。因此,检测到的肾素量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其酶作用增强。
直接测量血管紧张素肽在技术上要求很高,因为这些分子的浓度很低,而且在采样后可迅速生成或降解。采集流程、酶抑制措施、处理时间和分析方法都可能显著改变结果。质谱法可以区分多种肽类分子,但专门测得的肽谱并不等同于对各器官受体信号活动的常规测量。对于尿血管紧张素原等拟用于反映肾内活性的生物标志物,也需要结合滤过屏障损伤和蛋白排泄情况加以解读。任何单一的血液或尿液检测指标,都无法反映整个循环和组织网络的全貌。
药物干预与尚待解决的问题
多类药物可在不同环节阻断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CE)抑制剂,如卡托普利、依那普利和赖诺普利,可减少依赖 ACE 的血管紧张素 II 生成,并抑制缓激肽的降解。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如氯沙坦、缬沙坦和坎地沙坦,可选择性阻断 AT₁ 受体,而不直接抑制 ACE。阿利吉仑则抑制肾素的催化活性。这些药物的降压效果虽有重叠,作用机制却各不相同:受体阻滞剂并不能阻止所有血管紧张素 II 的生成,而 ACE 抑制剂也无法阻断组织中生成血管紧张素 II 的所有途径。
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作用于血管紧张素信号通路的下游。螺内酯和依普利酮可抑制醛固酮依赖性的受体激活;非奈利酮是此类药物中的非甾体类药物,已在包括合并慢性肾脏病的 2 型糖尿病患者在内的研究人群中显示出心肾获益。沙库巴曲缬沙坦将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与脑啡肽酶抑制作用相结合,因此除影响血管紧张素信号外,还会影响利钠肽及其他肽类系统。这一药物体现了如何将针对 RAS 的治疗与作用相拮抗的激素通路相结合。
来自随机对照试验的证据确立了这类治疗在单纯高血压之外的获益。1987 年报告的 CONSENSUS 试验表明,依那普利可改善重度心力衰竭患者的生存。1991 年报告的 SOLVD 治疗试验进一步提供了其用于有症状的左心室收缩功能障碍患者的证据。均于 2001 年报告的 RENAAL 和 IDNT 试验表明,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治疗对伴有肾病的 2 型糖尿病患者具有肾脏保护作用。2014 年报告的 PARADIGM-HF 试验表明,在经筛选的射血分数降低型心力衰竭患者中,沙库巴曲缬沙坦相较于依那普利可改善临床结局。
阻断得更彻底并不一定更好。包括 ONTARGET 和 VA NEPHRON-D 在内的 ACE 抑制剂与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联合治疗试验显示,在所研究的人群中,联合用药增加了肾脏不良事件或高钾血症的发生,却未带来足够的额外临床获益。从机制上看,抑制 RAS 可降低肾小球滤过压并减少钾排泄。ACE 抑制剂还可引起咳嗽,较少情况下也可引起血管性水肿,部分原因在于肽类降解发生了改变。在怀孕期间使用 ACE 抑制剂和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可损害胎儿肾功能,尤其是在妊娠较晚阶段接触这些药物时。
关于选择性受体信号传导、组织特异性肽代谢,以及以治疗为目的调控 ACE2 或血管紧张素-(1–7) 的研究仍在继续。ACE2 也是 SARS-CoV-2 进入细胞的受体,由此将该通路与2019冠状病毒病的生物学机制联系起来,但其酶学作用与病毒受体功能并不相同。实验研究中一个长期存在的难题,是区分肽浓度与功能性信号传导:物种差异、样本处理方式、受体表达,以及各个蛋白质在血管紧张素系统之外的功能,都可能改变对结果的解读。证明某条通路能够改变培养细胞或动物的生理活动,与确立靶向该通路能够改善人类临床结局,仍是证据层面上的两个不同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