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分泌系统由腺体、产生激素的细胞及靶组织构成,通过称为激素的化学信号协调身体各项功能。在人体中,内分泌系统调节代谢、生长、生殖、对生理性应激的反应,以及内环境的组成。其主要器官包括垂体、甲状腺、甲状旁腺、肾上腺、胰岛和性腺,但心脏、肾脏、胃肠道、脂肪组织、骨和胎盘也能发出内分泌信号。
与通过导管将消化酶或其他分泌物输送至体表或体腔的分泌方式不同,内分泌组织通常将其产物释放到周围的液体中,随后进入血液循环。激素只对具备相应受体和信号传导机制的细胞产生作用。因此,一种遍布血液的物质也能产生高度选择性的效应。内分泌活动与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紧密协同,并非一个孤立的解剖学网络。
对内分泌系统组织方式的描述通常以人类和其他脊椎动物最为详尽,但激素介导的信息传递广泛存在于动物界。要理解这一系统,需要将分子层面的信号传导与器官生理、发育变化、生物节律及疾病联系起来。激素产生过多或不足、激素作用发生改变,或正常情况下协调这些过程的反馈关系遭到破坏,都可能导致疾病。
组织结构与化学通讯方式
内分泌腺主要依据其分泌方式来定义,而非某一种显微形态。许多内分泌组织中的分泌细胞呈簇状或索状排列,与血管紧密相邻。其毛细血管常为有窗型,有利于血液循环与周围组织之间高效地交换物质。甲状腺具有独特的滤泡结构,将激素前体储存在细胞外;肾上腺则由解剖上彼此分明的区域组成,各区域的发育来源和分泌产物均有所不同。
内分泌信号传导是细胞间通讯的一种形式。在旁分泌信号传导中,分泌的物质主要作用于邻近细胞;在自分泌信号传导中,分泌物则作用于释放它的细胞本身。神经内分泌细胞是向血液循环中释放激素的神经元。这些分类描述的是作用途径,而非彼此排斥的分子类别。例如,生长抑素既是下丘脑激素,也在胰岛内发挥局部调节作用,还是胃肠道中的信号分子。某些化学信使在神经接点处释放时,也可作为神经递质发挥作用。
靶器官在解剖位置上不必靠近激素的来源。胰腺释放的胰岛素影响肝脏、肌肉和脂肪组织,而甲状腺激素则作用于全身多种组织。另一方面,激素在循环中的含量并不能单独决定其生物学效应。血流量、激素的结合状态、组织摄取、局部转化、受体数量以及细胞内信号传导,都会影响组织对激素的反应能力。因此,即使两种组织接触到相同浓度的某种激素,该激素在两者中也可能产生不同的效应。
内分泌与外分泌功能的区别在胰腺中尤为清楚。胰腺的外分泌腺泡细胞将消化酶释放到导管中,而其内分泌胰岛则将激素释放到血液中。其他器官也同样兼具多种功能:肾脏既过滤血液,也产生激素;肠道既吸收营养物质,也释放调节肽。因此,与其将内分泌系统视为一组固定的特化腺体,不如将其理解为一个分布式的生理网络。
内分泌系统的核心任务是维持稳态,但这并不意味着让每个变量都保持恒定。激素调节也会在进食、禁食、睡眠、运动、妊娠和发育过程中,使生理状态以可预测的方式发生变化。适宜的调节状态取决于具体情境:餐后适宜的血糖浓度不同于长时间禁食时的血糖变化模式,而生殖激素的分泌也会在生命历程中发生显著变化。
激素的化学性质、合成与运输
大多数激素按化学性质可分为三大类:肽类和蛋白质类、类固醇类,以及氨基酸衍生物。肽类激素的大小不一,从短肽链到大型糖蛋白都有,包括胰岛素、胰高血糖素、生长激素,以及调节甲状腺和性腺功能的垂体激素。它们的合成遵循基因表达的一般途径:转录产生信使RNA,核糖体将其翻译成前体,随后经内质网和高尔基体加工。
许多肽类激素最初合成为前激素原。信号序列被切除后形成激素原,随后再经切割,形成一种或多种活性产物。例如,胰岛素原经加工形成胰岛素和C肽。这些产物储存在分泌颗粒中,直到刺激触发胞吐作用才被释放;这一过程通常由细胞内钙浓度升高介导。一种前体可产生多种具有生物活性的肽:阿片黑素促皮质素原会根据特定组织中所含加工酶的不同,形成不同的产物。
类固醇激素以胆固醇为原料合成,包括皮质醇、醛固酮、睾酮、孕酮和雌激素。其合成涉及的反应分别在线粒体和内质网中进行。与大多数肽类激素不同,类固醇激素不会以成品形式大量储存在分泌颗粒中,因此合成速率的变化是决定其释放量的重要因素。组织中表达的酶决定了该组织能合成哪些类固醇产物;肾上腺组织与性腺组织的部分合成途径相同,但最终产物不同。
氨基酸衍生激素表明,化学来源并不能完全决定激素的特性。儿茶酚胺类——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均由酪氨酸衍生而来,通常具有水溶性。甲状腺激素同样由酪氨酸衍生而来,但含有碘,在血液循环中主要与蛋白质结合。褪黑素则由色氨酸经血清素转化而来。这些差异会影响激素的储存、分泌、运输及其受体所在的位置。
激素在血液中可以游离形式循环,也可以与载体蛋白质结合。皮质醇结合球蛋白、甲状腺素结合球蛋白和性激素结合球蛋白分别运输特定类别的激素,而白蛋白可与多种激素结合,特异性较低。与载体结合会影响激素的分布,并防止其被迅速清除。载体浓度的变化可能改变激素总量的测定值,而游离部分并不发生相应变化。激素通过酶促分解、组织摄取以及肝脏和肾脏的清除作用从血液中移除。激素在循环中存留的时间差异很大:许多肽类激素和儿茶酚胺仅存留数分钟,甲状腺素则可存留约一周,因此其反应速度和持续时间也存在显著差异。
受体与细胞内机制
激素通过与受体结合,开始对靶细胞发挥作用。受体能够识别特定的分子特征,但这种选择性并非总是绝对的:结构相关的激素可能与结构相关的受体相互作用,尤其是在浓度较高时。受体的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激素的组织特异性。细胞的反应还取决于下游有哪些信号蛋白和基因参与,因此,激素与受体结合并不一定会在所有细胞中产生相同的结果。
许多肽类激素和儿茶酚胺通过细胞膜上的受体发挥作用。其中一大类是G蛋白偶联受体,这类受体通过异源三聚体G蛋白传递信号。一些通路激活腺苷酸环化酶,使环磷酸腺苷水平升高,进而激活蛋白激酶A。另一些通路则刺激磷脂酶C,生成三磷酸肌醇和二酰甘油;这些信号分子促使细胞内储存的钙释放,并激活蛋白激酶C。这类级联反应能够放大微弱的细胞外信号,因为每个被激活的组分都可以影响多个下游分子。
其他膜受体采用不同的作用机制。胰岛素受体属于受体酪氨酸激酶:胰岛素与其结合后,会促进受体及相关蛋白的磷酸化,从而启动调节营养物质转运、代谢和生长的通路。生长激素受体和催乳素受体会募集细胞内激酶,尤其是JAK家族成员,并激活STAT转录因子。利钠肽受体可凭借鸟苷酸环化酶活性生成环磷酸鸟苷。这些通路表明,通常将激素作用分为“膜介导”和“核介导”两类,虽然有助于理解,却并不全面。
类固醇激素和甲状腺激素通常通过细胞内的核受体发挥作用。与激素结合的受体通过与DNA调控序列相互作用,并募集能够改变染色质及转录活性的蛋白质,来调节转录。有些受体在激活前主要位于细胞质中,另一些则已与细胞核相联系。由此引起的蛋白质合成变化通常需要数小时才逐渐显现,不过类固醇激素和甲状腺激素也能通过其他信号机制产生更迅速的效应。
机体对激素的反应性可以调节。持续刺激可能使受体数量减少,或促进受体内化,而另一些条件则会增加受体表达。即使受体仍然存在,细胞内的抑制因子也可以中断信号传导。不同激素之间还可能存在允许作用、协同作用或拮抗作用。甲状腺激素可增强某些组织对儿茶酚胺的反应性,而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对肝脏代谢的调节方向往往相反。这些相互作用意味着,激素的作用取决于具体的生理背景,而不只是信使与其受体之间一对一的关系。
反馈、节律与整合调控
大多数主要内分泌轴通过负反馈发挥调控作用。下游激素会抑制刺激其自身生成的信号,使相关活动稳定在随具体生理状况而变化的范围内。在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轴中,下丘脑分泌的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刺激垂体分泌促甲状腺激素,后者促进甲状腺激素的合成与释放。随后,甲状腺激素会同时抑制下丘脑和垂体的活动。因此,任何一个环节发生紊乱,都可能同时改变多种激素的浓度。
并非所有反馈都经过脑。胰腺β细胞可直接对循环血液中的营养物质作出反应,甲状旁腺细胞则通过钙敏感受体感知细胞外钙浓度。肾上腺的醛固酮分泌对钾以及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的反应十分显著。这些机制使激素释放与受调节的变量紧密关联。神经输入和其他激素会调节这些反应,但直接的化学感知仍居于核心地位。
正反馈只在特定情况下出现。在月经周期的卵泡晚期,雌二醇的持续作用有助于形成黄体生成素峰,进而触发排卵。分娩时,宫颈受到牵拉可增加催产素释放,催产素又增强子宫收缩,使宫颈进一步受到牵拉。这类反馈环通常通过某个明确事件(如排卵或胎儿娩出)而终止,而不是无限期地调节某个变量。
激素常以脉冲方式分泌。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必须以适当的脉冲模式释放,才能维持垂体正常分泌促性腺激素;持续作用反而可能抑制这一系统。生长激素呈脉冲式释放,深睡眠期间分泌尤为明显。皮质醇既有约以一天为周期的变化,也有周期更短的脉冲。因此,单次血液检测可能恰好捕捉到峰值、谷值或过渡状态,而不能反映平均分泌水平。
每日的时间节律部分由昼夜节律系统组织,其主要的中枢生物钟位于下丘脑的视交叉上核。来自视网膜的光照信息使这一生物钟与外界的昼夜变化保持同步。睡眠、进食、活动以及外周组织的生物钟也参与塑造内分泌节律。皮质醇水平通常在惯常睡眠时段接近结束时升高,而褪黑素分泌则在生物学夜间增加。这些节律的相位取决于个体的睡眠—觉醒时间安排及其所处的环境条件。
激素浓度不仅反映分泌情况,也反映清除情况。在简化的单室模型中,循环血液中激素浓度的变化取决于分泌速率减去其从循环中被清除的速率。因此,即使腺体活动本身未发生原发性改变,肝功能、肾功能、结合蛋白或组织代谢的变化也可能改变测得的激素浓度。在解读实验观察结果和内分泌疾病时,区分这两方面至关重要。
下丘脑与垂体
下丘脑将内分泌调节与反映机体内外环境的神经信息联系起来。它接收与营养物质供应、渗透压状况、体温、应激及生物节律有关的信号,并通过输出信号影响垂体。垂体是位于脑底部蝶鞍内的一个小器官,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由腺组织构成的垂体前叶,即腺垂体;以及由神经组织构成的垂体后叶,即神经垂体。
垂体前叶由胚胎口腔外胚层向外生长形成的拉特克囊发育而来。下丘脑分泌的释放激素和抑制激素通过垂体门脉循环到达垂体前叶。这一血管系统将信号从正中隆起附近的毛细血管网输送至垂体前叶的另一毛细血管网,使这些信号不必先进入全身循环而被稀释,便能发挥强效调节作用。参与这一调控的物质包括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生长激素释放激素、生长抑素和多巴胺。
垂体前叶的不同细胞群分别产生促甲状腺激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黄体生成素、卵泡刺激素、生长激素和催乳素。其中一些激素主要调节其他内分泌腺,而生长激素和催乳素则对靶组织具有显著的直接作用。生长激素还会刺激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的生成,尤其是在肝脏中,也可在其他组织局部促进其生成。多巴胺持续抑制催乳素分泌,因此,催乳素的调控方式不同于那些主要由释放激素驱动的内分泌轴。
垂体后叶由神经组织延伸发育而成。它储存并释放血管加压素和催产素;这两种激素在下丘脑神经元中合成,随后沿轴突运输至垂体后叶。血管加压素又称抗利尿激素,可增加水通道蛋白2向肾脏集合管细胞膜的嵌入,从而促进水分保留。其分泌受血浆渗透压调节,在特定条件下也会对有效循环血容量的减少作出反应。催产素参与促进子宫收缩和乳汁射出。
将垂体称为“主腺”体现了它的影响力,但也可能造成误解。垂体本身受到下丘脑、循环中的激素、神经传入信号及代谢状态的调控。包括胰岛和甲状旁腺在内的若干主要内分泌组织,并不主要受垂体促激素支配。因此,垂体是更大调控网络中的重要协调节点,而非整个内分泌系统唯一的指挥中心。
甲状腺激素与代谢调节
甲状腺位于颈前部,主要由内壁衬有上皮细胞的滤泡组成。各滤泡内的胶质含有甲状腺球蛋白,这是一种大分子蛋白质,为甲状腺激素的合成提供支架。滤泡细胞通过钠–碘同向转运体摄取碘离子。甲状腺过氧化物酶参与碘离子的氧化、酪氨酸残基的碘化,以及生成甲状腺素(T4)和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3)的偶联反应。合成的激素仍与甲状腺球蛋白相连,直到甲状腺球蛋白被细胞摄取并经蛋白水解后,激素才得以释放。
甲状腺分泌的T4多于T3,但循环中的T3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外周组织对T4的转化。脱碘酶决定甲状腺激素在局部被活化还是失活。1型和2型脱碘酶可生成T3,而3型脱碘酶则通过不同的脱碘反应使甲状腺激素失活。这种组织层面的调控,使局部甲状腺激素信号的实际水平可能不同于仅根据循环激素浓度所作的推断。血液中的T4和T3大多与蛋白质结合。
甲状腺激素主要通过核受体发挥作用,影响参与能量消耗、能量底物利用及发育的基因表达。它们影响线粒体功能、离子转运、心脏活动和产热。其作用与交感神经信号相互影响,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激素过多会引起心动过速、震颤和产热增加。甲状腺激素对代谢的影响因组织而异,包括改变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脂质的合成与分解。
在胎儿期和出生后早期发育过程中,甲状腺激素对神经系统和骨骼尤为重要。它影响神经元的分化、迁移以及髓鞘形成。在胎儿甲状腺功能尚未完全成熟之前,母体甲状腺激素有助于胎儿的早期发育。因此,碘的供应状况不仅与腺体大小或成人代谢有关,也关系到发育过程中的生理功能。历史上,人群碘缺乏一直是甲状腺肿和可预防性发育损害的重要原因。
促甲状腺激素调节碘离子摄取、甲状腺激素的合成与释放,以及腺体生长。在原发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中,甲状腺激素分泌减少,通常会因负反馈减弱而使促甲状腺激素升高。在原发性甲状腺功能亢进症中,过量的甲状腺激素通常会抑制促甲状腺激素的分泌。累及下丘脑或垂体的中枢性疾病则可能呈现不同的变化模式。甲状腺还含有分泌降钙素的滤泡旁C细胞;这些细胞在功能上与滤泡系统不同,而且在成人正常的钙调节中,降钙素的作用比甲状旁腺激素和维生素D更为有限。
肾上腺激素与生理应激
成对的肾上腺位于两侧肾脏的上方。每个肾上腺都由外层的皮质和内层的髓质组成,两者在胚胎起源、显微结构和分泌产物上均有差异。皮质产生类固醇激素:最外层的球状带产生醛固酮,束状带主要产生皮质醇,最内层的网状带产生肾上腺雄激素前体。髓质主要由源自神经嵴的嗜铬细胞组成,释放儿茶酚胺。
皮质醇是人体主要的糖皮质激素。其分泌受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调控: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促进垂体释放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后者刺激肾上腺产生类固醇激素。皮质醇可在下丘脑和垂体两个层面发挥反馈作用。其分泌具有昼夜节律,并在感染、损伤、低血糖等多种生理挑战下增加。应激反应随刺激的性质和持续时间而变化,并非一概表现为皮质醇持续升高。
糖皮质激素通过影响糖异生、蛋白质周转和脂肪代谢,帮助动员供能物质。它们还维持血管反应性,并调节炎症和免疫信号传导。其作用取决于激素浓度、作用持续时间、组织敏感性及局部代谢。11β-羟类固醇脱氢酶家族的酶可使皮质醇与可的松相互转化。在远端肾单位等对盐皮质激素敏感的组织中,2型酶的活性有助于防止含量远高于盐皮质激素的皮质醇激活盐皮质激素受体。
醛固酮增加远端肾单位对钠的重吸收,并促进钾的分泌。其合成主要受血管紧张素Ⅱ和细胞外钾浓度升高的刺激,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的调节作用则较为有限。醛固酮通过改变钠平衡和细胞外液容量,参与血压调节。它在肾脏中的作用还会影响氢离子的处理,进而影响酸碱平衡。这些作用表明,内分泌调控将电解质组成、体液容量和心血管功能联系在一起。
肾上腺髓质直接接受交感神经刺激。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可迅速改变心血管活动和供能物质的动员,以满足机体急性需求。由皮质局部输送至髓质的皮质醇,可促进将去甲肾上腺素转化为肾上腺素的酶的表达,从而在肾上腺的这两个区域之间建立解剖和生化联系。肾上腺雄激素前体包括脱氢表雄酮及其硫酸酯,有助于维持雄激素的供应,并可在外周组织中转化为具有活性的性类固醇激素。它们的重要性随年龄、性别和性腺功能而变化。
胰岛与能量平衡
胰腺的内分泌部分由胰岛组成,这些小型细胞团散布于胰腺的外分泌组织中。β细胞产生胰岛素,α细胞产生胰高血糖素,δ细胞产生生长抑素,胰多肽细胞产生胰多肽。胰岛细胞通过局部化学信号以及共同接受的血管和神经输入相互沟通。不同物种的胰岛组织结构有所差异,因此,实验啮齿动物中所描述的细胞排列方式并不完全适用于人类胰岛。
在β细胞内,葡萄糖代谢使三磷酸腺苷(ATP)与ADP的比值升高。这会使ATP敏感性钾通道关闭,引起细胞膜去极化,进而使电压依赖性钙通道开放,触发胰岛素颗粒的胞吐。其他代谢途径可进一步增强这一分泌反应。氨基酸、脂肪酸、自主神经信号和胃肠激素也会影响胰岛素的释放。因此,胰岛素分泌并非仅仅直接反映葡萄糖浓度,而是对营养状态的综合反应。
胰岛素促进营养物质的利用和储存。在骨骼肌和脂肪组织中,胰岛素促进GLUT4葡萄糖转运蛋白向细胞表面转位。在肝脏中,它抑制葡萄糖生成,促进糖原合成和脂质合成。它还抑制脂肪组织中的脂肪分解,并促进蛋白质合成。并非所有葡萄糖摄取都需要胰岛素:例如,葡萄糖进入脑和红细胞主要依赖其他转运蛋白,这些转运蛋白并不像GLUT4那样受胰岛素急性刺激而转位至细胞表面。
胰高血糖素主要作用于肝脏,在空腹期间促进糖原分解和糖异生。在适宜的代谢条件下,它还促进肝脏生成酮体。低血糖、某些氨基酸及自主神经输入可刺激其分泌,而胰岛内的信号则有助于调节α细胞的活性。生长抑素在局部抑制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的释放。这些相互作用使胰岛能够协调餐后营养物质的储存,以及两餐之间能量底物的供应。
能量平衡还涉及来自脂肪组织、胃肠道和脑的信号。瘦素主要由脂肪细胞产生,传递与能量储备有关的信息,并影响参与摄食和神经内分泌功能调节的下丘脑神经回路。可利用能量不足会抑制生殖活动,并改变甲状腺及生长相关的信号传导。常见的肥胖往往伴有机体对瘦素反应减弱,而非单纯缺乏这种激素。脂联素是另一种由脂肪组织分泌的激素,也参与代谢调节。
肠促胰素,尤其是胰高血糖素样肽-1和葡萄糖依赖性促胰岛素多肽,可在摄入营养物质后增强葡萄糖依赖性的胰岛素分泌。这是口服葡萄糖所引起的胰岛素反应强于静脉给糖所致等效葡萄糖暴露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激素的作用将肠道对营养物质的感知与胰腺分泌联系起来,也有助于解释为何不能仅通过研究胰腺来理解葡萄糖调节。
钙、磷酸盐与矿物质代谢
钙兼具结构支撑和信号传递功能。人体内的钙大多储存在骨骼中,细胞外的钙含量则少得多,参与维持神经肌肉功能、凝血和细胞间通信。其中具有生物活性的离子钙受到严格调控。血清总钙还包括与蛋白质结合的钙,因此白蛋白浓度的变化可使总钙发生改变,而离子钙不一定出现相应变化。磷酸盐同样不可或缺,是骨矿物质、核酸和细胞膜磷脂的组成成分,也参与能量代谢。
甲状旁腺激素由甲状旁腺产生,其分泌通过钙敏感受体对细胞外钙水平作出响应。离子钙下降通常会使其分泌增加。在肾脏中,甲状旁腺激素促进钙的重吸收,同时减少磷酸盐的重吸收。它还可促进活性维生素D的生成。甲状旁腺激素对骨的作用涉及经成骨细胞谱系细胞传递信号,从而可增加破骨细胞的形成并增强其活性。持续暴露和间歇性暴露对骨骼产生的效应有所不同。
维生素D在一条内分泌通路中发挥前体的作用。皮肤经中波紫外线照射后可形成维生素D3,维生素D也可从食物中摄入。肝脏将其转化为25-羟维生素D,而循环中的活性形式——1,25-二羟维生素D,即骨化三醇——大部分由肾脏生成。骨化三醇通过核受体发挥作用,促进肠道对钙和磷酸盐的吸收,并调节矿物质代谢的其他方面。某些组织也会生成骨化三醇,供局部发挥作用。
骨本身也是内分泌器官。骨细胞和成骨细胞谱系细胞产生的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23(FGF23),可减少肾脏对磷酸盐的重吸收,并降低骨化三醇的生成。其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相关靶组织中的共受体Klotho。FGF23、甲状旁腺激素、维生素D、肾功能以及骨骼矿物质交换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多器官参与的调节系统,而非简单的钙调控环路。
降钙素由甲状腺C细胞分泌,可抑制破骨细胞介导的骨吸收。然而,在成人中,降钙素分泌缺失通常不会引起甲状旁腺功能丧失时出现的严重矿物质代谢紊乱。矿物质失衡的临床后果取决于浓度和持续时间:离子钙快速变化可改变神经肌肉兴奋性,而钙、磷酸盐或维生素D代谢的长期紊乱则可损害骨矿化或骨重塑。慢性肾脏病会同时扰乱这一调节网络中的多个环节,包括磷酸盐的处理和骨化三醇的生成。
生殖内分泌与妊娠
生殖内分泌功能以下丘脑—垂体—性腺轴为核心。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以脉冲方式分泌,刺激黄体生成素和卵泡刺激素的分泌。在睾丸中,黄体生成素作用于间质细胞,促进睾酮合成;卵泡刺激素则作用于支持细胞,支持精子发生。支持细胞还释放抑制素B,参与卵泡刺激素的反馈调节。睾丸内局部的高浓度睾酮对正常精子生成十分重要。
在卵巢中,促性腺激素协调卵泡发育和类固醇激素合成。黄体生成素促进卵泡膜细胞产生雄激素,卵泡刺激素则增强颗粒细胞内芳香化酶的活性,使雄激素得以转化为雌激素。生长中的卵泡产生雌二醇和抑制素。排卵后,黄体产生孕酮和雌二醇,维持子宫内膜的分泌期状态。若未建立妊娠,黄体功能便会衰退,类固醇激素水平下降,促使月经来潮。
雌激素和睾酮的作用并不限于生殖道,还会影响骨转换、肌肉和脂肪的分布、皮肤以及脑功能的多个方面。睾酮可以直接通过雄激素受体发挥作用,也可在某些组织中转化为效力更强的雄激素——双氢睾酮,或经芳香化转化为雌二醇。对不同性别的人而言,雌激素信号传导都对骨骼的成熟和维持具有重要作用,这也说明,将这些物质视为某一性别专属的“男性”或“女性”激素存在局限。
妊娠期间,内分泌调控由母体组织、胎儿及胎盘重新分担。滋养层组织产生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在妊娠早期维持黄体功能。随后,胎盘成为孕酮和雌激素的主要来源。部分胎盘雌激素的生成依赖胎儿组织与胎盘组织协作提供的类固醇前体,这种协作体系通常称为胎儿—胎盘单位。
胎盘激素有助于调整母体生理状态,以支持胎儿生长。人胎盘催乳素和胎盘生长激素参与改变母体对营养物质的利用与调配,而妊娠后期的胰岛素抵抗通常会增强。这些适应性变化会改变葡萄糖和其他供能物质的可利用性。妊娠还会改变结合蛋白浓度、血容量和甲状腺生理状态,因此,解读激素测定结果时需要考虑相应的生理背景。
哺乳涉及内分泌功能的进一步分工。催乳素支持乳腺生成乳汁,而催产素引起肌上皮细胞收缩,使乳汁排出。吸吮产生的神经传入信号会促进这些反应。分娩后,胎盘类固醇激素水平迅速下降,使乳腺能够在催乳素及其他辅助激素的作用下大量分泌乳汁。因此,生殖内分泌涵盖了配子生成、妊娠、分娩和出生后营养供给之间相互协调的阶段转换。
经典内分泌腺以外的内分泌功能
肾脏既是激素作用的靶器官,也是重要的内分泌器官。特化的球旁细胞会响应肾脏灌注、氯化钠递送和交感神经活动的变化,释放肾素。肾素通过裂解循环中的血管紧张素原,启动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随后形成的血管紧张素Ⅱ会影响血管张力、醛固酮分泌、口渴感和钠潴留。这一通路将肾脏的局部感知与全身循环调节联系起来。
成人体内的促红细胞生成素大部分由肾间质细胞产生,这种激素可刺激骨髓生成红细胞。其表达通过缺氧诱导的转录通路对氧供应状况作出响应。肾脏还产生骨化三醇,将自身的滤过和转运功能与全身矿物质代谢联系起来。因此,肾功能丧失除了导致通常经尿液排出的物质在体内蓄积,还可能引发内分泌异常。
心脏会响应心肌壁应力而释放利钠肽。心房利钠肽和B型利钠肽可促进肾脏排钠,并影响血管功能,从而抵消保钠系统的部分作用。它们的作用说明,器官的力学状态可以转化为循环中的化学信号。肝脏也具有重要的内分泌功能:它产生循环中很大一部分的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血小板生成素和铁调素,以及多种激素结合蛋白和激素前体。
胃肠道内散布着肠内分泌细胞,可感知消化道腔内及已被吸收的营养物质。胃泌素刺激胃酸分泌;促胰液素促进胰腺分泌富含碳酸氢盐的胰液;胆囊收缩素则刺激胰酶释放和胆囊收缩。胃饥饿素主要由胃产生,可影响生长激素的释放及与食欲相关的神经回路。肽YY和胰高血糖素样肽1参与餐后信号传递。这些激素通过血液循环、局部通路和神经联系共同发挥作用,其中尤以涉及迷走神经的联系为重要。
松果体在与昼夜节律钟相关的神经调控下产生褪黑素。它每晚发出的信号传递着环境黑暗状况及生物节律时间信息。在许多季节性繁殖的动物中,褪黑素分泌的持续时间有助于表征日照时长并调节生殖活动。人类褪黑素的生理作用与昼夜节律的时相密切相关,但不应将其作用等同于简单的睡眠开关。
内分泌系统与免疫系统之间的通信同样分布广泛。细胞因子可改变下丘脑和垂体的活动,而糖皮质激素、性类固醇激素及其他激素则会影响免疫细胞的行为。一些传统上仅被视为靶组织的组织,也能在局部合成和代谢激素。这些发现拓宽了内分泌学的研究范围,使其从研究形态上独立可辨的腺体,扩展到研究跨器官系统、受调控的化学通信。
发育、生长与衰老
内分泌器官源自不同的胚胎细胞谱系,而非共同的腺体前体。垂体前叶和后叶分别起源于不同的外胚层结构;肾上腺皮质和髓质的起源各不相同;胰腺内分泌细胞则由前肠内胚层发育而来。转录因子引导这些组织分化为特定类型的细胞。因此,影响发育调控因子的遗传变异可能同时损害多种激素的功能,或同时改变内分泌与非内分泌结构。
胎儿的激素生成在母体—胎盘—胎儿环境中进行。胰岛素是促进胎儿生长的重要信号,甲状腺激素则支持神经系统和骨骼的发育。胎儿肾上腺产生的类固醇前体参与胎盘雌激素的合成。激素也参与生殖系统的分化:胎儿支持细胞分泌的抗缪勒管激素以及睾丸产生的雄激素,会影响内、外生殖结构的发育。这些激素的作用取决于作用时机、受体功能以及组织特异性的代谢过程。
出生后的生长受到营养、生长激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甲状腺激素、糖皮质激素和性类固醇激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生长激素促进肝脏及局部组织产生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后者可促进组织生长。甲状腺激素是骨骼正常成熟所必需的,而糖皮质激素长期过多则可能抑制生长。促进生长的系统需要充足的营养供应才能正常运作;激素信号无法替代缺失的能量或必需营养素。
青春期涉及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脉冲式分泌的重新激活,以及性腺类固醇激素生成的增加。下丘脑的亲吻肽信号是这一调控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肾上腺雄激素分泌增加的过程称为肾上腺初现,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性腺的青春期发育。性类固醇激素水平升高促进第二性征的出现和青春期生长突增。雌激素信号最终会促进骨骼的骨骺融合,即使在主要循环性腺雄激素为睾酮的个体中也是如此。
在生殖衰老过程中,卵巢卵泡耗竭导致绝经,卵巢雌二醇和孕酮的生成持续减少,反馈抑制减弱,促性腺激素浓度随之升高。睾丸内分泌功能的衰老则更为渐进,个体差异也更大,并不存在与卵巢周期骤然终止完全对应的过程。衰老还会改变身体组成、肾功能、睡眠结构及激素清除,这些变化均可在腺体分泌不变的情况下影响内分泌检测结果。
内分泌系统终生保持可塑性。妊娠会使多种内分泌组织增大或改变其活动,长期能量不足可能抑制生殖信号传导,严重疾病则会改变甲状腺激素的转化及其他内分泌通路。这些反应的机制和生物学意义各不相同。仅凭激素浓度超出参考区间,无法确定其原因究竟是原发性腺体疾病、调控改变、激素结合状态变化,还是对另一种生理状态的适应。
内分泌疾病及其检查
内分泌疾病可按激素分泌过多、分泌不足、激素作用抵抗或激素代谢异常分类,也可按解剖部位描述。原发性疾病起源于产生终末激素的腺体,而继发性和三发性疾病则分别涉及垂体和下丘脑的调控。这套术语最适用于具有明确层级关系的内分泌轴,并非对所有激素系统都同样适用。
自身免疫性疾病是内分泌功能障碍的重要病因。在格雷夫斯病中,刺激性自身抗体会激活促甲状腺激素受体。在桥本甲状腺炎中,免疫介导的甲状腺损伤可导致激素生成减少。胰岛β细胞遭到自身免疫性破坏,是大多数1型糖尿病病例的病因。2型糖尿病涉及胰岛素作用受损与β细胞代偿不足的共同影响,而非单纯的胰岛素绝对缺乏。自身免疫性损伤还可累及肾上腺皮质及其他内分泌器官。
肿瘤可能产生激素,也可能损害正常组织,或兼有两者。分泌激素的垂体肿瘤可因生长激素过多而引起肢端肥大症,也可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过多而导致库欣病。无功能性肿块可能压迫正常垂体组织或邻近的视觉通路。内分泌肿瘤不一定是恶性的,恶性肿瘤也不一定具有激素分泌活性。一些发生于传统内分泌腺体以外部位的癌症会产生激素或激素样物质,引起异位内分泌综合征。
激素抵抗可由受体缺陷、下游信号传导异常或更广泛的生理过程引起。雄激素不敏感由雄激素受体功能受损所致。某些遗传性假性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涉及甲状旁腺激素靶组织中的信号传导受损。影响酶的遗传变异可改变激素合成,例如在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中,类固醇激素合成的特定步骤受阻,既会改变皮质醇的生成,也会改变前体物质的蓄积模式。
实验室检查取决于所考察的调控关系。将靶腺激素与调控该激素分泌的垂体激素一并测定,往往比单独测定其中任一种提供更多信息。当基础浓度所提供的信息不足时,可通过动态试验评估刺激或抑制后的反应。结果解读还须考虑一天中的检测时点、脉冲式分泌、妊娠、结合蛋白、用药及伴随疾病。免疫测定法应用广泛,而质谱法在测定多种类固醇及小分子物质时具有较高的分析特异性。检测干扰可能导致误导性结果。
影像学检查可识别结构异常,但仅凭影像无法确定激素功能。超声是评估甲状腺解剖结构的重要手段,磁共振成像则广泛用于下丘脑—垂体区域的检查。功能成像可识别某些产生激素的组织或肿瘤。因此,临床内分泌检查需要结合解剖与生理信息:偶然发现的结节可能并无分泌功能,而显著的激素功能障碍也可能在没有明显结构性病变的情况下发生。
历史发展、比较生物学与研究
现代内分泌学起源于一系列实验,这些实验表明,器官可以通过血液运输的物质影响远处的组织。1849年,阿诺德·阿道夫·贝特霍尔德报告了在小公鸡身上进行的实验:移植的睾丸虽然失去了原有的神经连接,却仍能维持雄性特征。这些结果支持了经血液介导的作用机制,但当时尚未确定发挥作用的化学物质。19世纪,克洛德·贝尔纳提出了内分泌的概念,并研究了肝脏在维持血糖水平中的作用。
1902年,威廉·贝利斯和欧内斯特·斯塔林证明,肠道释放的促胰液素能够通过血液循环刺激胰液分泌,而不依赖完整的神经通路。斯塔林于1905年引入了“激素”一词。这些发现帮助确立了化学协调作为一项独立生理学原理的地位。1921年胰岛素的发现及其在1922年的首次临床应用表明,鉴定一种内分泌物质可以彻底改变人们对某种全身性疾病的认识与治疗方式。
20世纪,测量技术改变了这一领域。20世纪50年代末,罗莎琳·耶洛和所罗门·伯森开发了放射免疫测定法,使极低浓度激素的定量测量成为可能。以罗杰·吉耶曼和安德鲁·沙利为代表的研究者开展了下丘脑释放激素研究,阐明了脑与垂体之间信息传递的化学基础。此后,分子生物学研究鉴定出了激素前体、受体、转录调节因子以及信号通路中的遗传性缺陷。重组技术使人类激素的生产成为可能,其中包括1982年投入使用的重组人胰岛素。
比较内分泌学揭示了内分泌系统的保守性与多样性。脊椎动物共享许多主要的激素家族和调节轴,但这些激素和调节轴的功能与解剖布局各不相同。鱼类具有一些在人体解剖结构中找不到确切对应物的内分泌组织,以及人体中没有完全对应形式的钙调节机制。在两栖动物中,甲状腺激素统筹变态发育,协调器官与组织的大规模重塑。在昆虫中,蜕皮甾体和保幼激素调节蜕皮、变态发育及生殖。因此,相似的生理任务可以由不同的分子系统控制。
当前研究正以越来越精细的分辨率考察内分泌组织。单细胞RNA测序能够区分腺体内的不同细胞群及其短暂状态,而受体结构研究则揭示了配体如何引发选择性的信号传导反应。干细胞来源的胰岛和类器官模型为研究发育与分泌提供了实验系统。遗传关联研究能够识别影响激素浓度和疾病易感性的变异,但仅有关联并不足以确立因果机制。
环境研究关注内分泌干扰物,即能够干扰激素合成、运输、代谢、受体作用或清除的化学物质。其影响取决于具体物质、暴露情况、发育阶段以及所考察的生物学终点。由于人们往往同时暴露于多种物质,而且某些后果会在相关发育期结束很久之后才出现,因此确立其在人类中的因果关系可能十分困难。其他正在积极探索的问题包括:激素脉冲如何编码信息,局部组织代谢如何改变全身性信号,以及内分泌回路与神经回路如何共同调节行为和能量分配。